林华山 龚静阳

摘  要：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指各类主体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实践等的知识生产、认知建构及系统化表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需要阐明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机制，是官方、学界与社会在治理交往中建立的团结共识，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共通理念，以及阐明社会变革中统一战线形态升级的未来走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统一战线历经“以团结赢得斗争”“以团结安邦定国”“以团结富国利民”“以团结强国复兴”的主题话语演进，“法宝论”与“联盟论”的枢纽话语演进，各领域的专门话语演进；在叙事上则有张贴标语、开展宣讲、发布口号，撰写诗词、成立文化社团、演出话剧，兴办媒体、发表文章，发表白皮书等多种方式。当前，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美西方对华认知战恶化外部环境、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带来新变数、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存在改进空间等困境。加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要坚持内容建设、主体协同、方式改进、健全平台、完善环境等一体推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内含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拓展和统一战线形态变革的丰富意义。一方面，它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从“利益分析”“组织分析”传统视角拓展至“话语分析”新视角提供了启发。另一方面，它为信息社会统一战线形态在经历“物质的统战”“组织的统战”后向“话语的统战”复合上升创造了有力的连接，启发面向未来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创新思路。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将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深度体现统战话语与话语统战的辩证互转。

关键词：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统战话语；话语统战；统一战线形态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3378（2023）06-0126-19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构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重要论述的实践要求，是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明确要求“组织开展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的学习、研究、宣传和教育，把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和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教学内容，把统一战线工作纳入宣传工作计划，把统一战线知识纳入国民教育内容”［[2]］。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给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其中包括如何有效构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在国际上，美西方有关国家为了遏制我国发展，频繁在政党制度、民族宗教、民主人权和涉疆、涉藏、涉港、涉台、涉华侨华人、海外中资企业包括主要民营企业等统一战线相关领域制造污名话语，并借此实施一系列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极大干扰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国内，统一战线作为一门科学，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存在相对滞后问题，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和社会话语建设仍存在互不融通现象，社会各界对统一战线仍存在不太准确、不太全面的认知。着眼对外反对西方话语霸权、塑造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对内团结全体人民、凝聚广泛力量的需要，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重要价值，这项工作事关中西方人心之争、力量之争和制度之争。

近年来，学界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相关问题开展了一些研究。相关研究一开始主要从增强中国话语权视角关注统一战线话语问题。有研究认为，统一战线与中国话语权建设高度关联，既处在话语权争夺的第一线，又是争取中国话语权的重要源泉、增强中国话语自信的重要条件、服务中国话语权建设的重要力量［[3]］。还有研究提出，统一战线话语权是中国整体话语权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4]］。随着各方对中国话语问题认识的深化，学界对统一战线话语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开始触及统一战线话语的本体领域。有研究梳理了新时代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来源，认为其生成经历了以“合”为中心的革命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稳”为中心的建设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以“大”为中心的改革形态统一战线话语表达的演进历程［[5]］。另有研究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统一战线的性质、构成、范围、主题、任务、特征等作出相应话语表达——革命形态的统一战线、建设形态的统一战线和治理形态的统一战线［[6]］。与此同时，有些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的国际维度，认为统一战线强调多样性文化的共生共荣、以文化共和为指向，蕴含着伦理共和的普遍话语资源［[7]］；梳理美西方对华污名化框架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的具体挑战和应对举措［[8]］。更多研究则在新闻传播、国际政治研究中按议题划分，重点就美西方国家在新疆、台湾、香港、西藏、人权民主等涉统一战线领域的话语干预和舆论炒作开展了案例研究。除了对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的分析，统一战线话语研究文献还较多涉足历史研究，且主要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历史进行了广泛梳理。比如，有研究分析巴黎《全民月刊》促成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话语实践［[9]］，有研究分析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团结”战略叙事［[10]］，还有研究以话剧《屈原》为案例分析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对敌斗争的政治智慧［[11]］。此外，一些研究立足学科角度探讨统一战线话语的建设。比如，有学者专门探讨了新时代统一战线学科建设的理论基础、行动逻辑及路径选择［[12]］。

整体而言，鉴于美西方国家日益把统一战线作为干涉中国内政、遏制中国崛起的焦点议题，为了回应统一战线战略定位从“重要法宝”跃升为“强大法宝”的现实需要，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研究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专业学术期刊《统一战线学研究》自2022年第6期起便连续开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专题；在2023年6月召开该专题同名研讨会，组织全国多家单位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讨。2023年4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战基础理论上海研究基地召开“统一战线与话语权构建”学术研讨会。但是，学界既有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研究以及实务界的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构建的实践，存在“六多六少”的不足。已有相关研究和实践更多是直接使用“统一战线话语”等术语，而较少对核心概念进行界定；更多着眼于对统一战线话语内容构成的梳理，较少对统一战线话语内容的叙事层面进行关联分析；更多着眼于对统一战线话语的历史梳理，较少对统一战线话语建设的现实转化进行分析；更多着眼于对国内视野下统一战线话语的梳理，较少基于国际与国内话语互动语境展开研究；更多着眼于抽象意义上的学科话语建设讨论，较少对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的一体建设进行分析；更多着眼于对传统载体条件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能力建设的分析，较少对新技术条件下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能力建设进行分析。可见，深化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重点在破解上述相互割裂、貫通程度不高的问题。

本文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融通”要求，以“多维融通”为核心视角，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问题开展整体性研究。本文把统一战线话语内容生产和叙事传播相关联，把统一战线话语历史梳理和回应现实需要相结合，把统一战线话语国内建设与国际传播相统一，把统一战线政策话语、学术话语、社会话语一体化建设同关照，把统一战线话语叙事的传统载体与新兴载体相融合，主要讨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本概念、历史演进、现实挑战、建设路径等方面。本文的讨论也旨在对统一战线与新闻传播、政治传播等广泛学科的交叉融合进行尝试，为统一战线理论研究范式从“利益分析”“组织分析”传统视角拓展至“话语分析”新视角提供一定参考。

二、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概念界定

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下文简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中国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具体领域之一。从表达简洁考虑，“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的缩写。“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概念涉及话语、叙事及话语体系、叙事体系等元概念，其种属范围则是统一战线领域。基于研究需要，本文对这个概念作以下递进界定。

（一）话语与叙事的概念发展

“话语”的原意为“言语，说的话”［[13]］；“叙事”的原意为“叙述事情（指书面的）”［13］1471。《现代汉语词典》界定的这两个概念的基本含义与“话语”和“叙事”一开始作为语言学基本术语出场时的语义相似。语言学语境中的“话语”特指与书面文本相对应的口头语言延伸部分。类似这种情况，“叙事”概念一开始是从文艺理论中“叙述”的概念转移、发展而来。狭义的“叙事”特指书面文本的修辞、书写等。后经福柯的话语理论、热奈特的叙事理论等对这两个概念的学术拓展，“话语”和“叙事”从语言学领域拓展到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拥有了更为广泛、有更多附加内容的含义。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认为“话语是由一组符号序列构成的，它们被加以陈述，被确定为特定的存在方式”［[14]］。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它不只是‘说’和‘写’的问题，而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是一系列‘事件’”［[15]］。经由热奈特的理论演绎，叙事概念逐步超出语言学的界定，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叙事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用口语、书面语或辅之态势语、音像、图片等综合手段表述一件或一系列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行为过程或所有具有叙事性的言语成品。”［[16]］话语与叙事概念从语言学、文学领域向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拓展，使这两个概念开始具备了丰富的政治社会维度。“与语言学、叙事学着重形式的话语观相比，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和哲学的话语观则着重关注隐藏于话语深层次的政治权利和意识形态。”［[17]］通过前述简要梳理可发现，话语与叙事之间是一个互为存在前提、互动共生的协调整体，两者都包括“内容”和“传播”的环节——话语作为叙事的“里子”，叙事作为话语的“外衣”，两者互为一体。只不过，话语更加倾向内容生成，叙事更加倾向信息传播。

（二）话语体系与叙事体系的内在联系

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以“话语”和“叙事”为基本词根，形成拓展的词组。话语体系、叙事体系作为拓展的词组，事实上把话语与叙事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加密。这种关系加密有利于消解西方语境中话语理论、叙事理论存在的“话语”相对脱离实践、轻视物质的倾向。正如有研究认为，福柯话语理论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话语论以对表征的分析取代对在场直接经验的分析，这一转换隔断了真理、知识与主体的种种非话语实践或与现实的物质实践关系；话语与社会制度实践的关系也很薄弱［[18]］。中国语境下的话语和叙事体系反映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形成了丰富的中国内涵。体系即系统，话语和叙事体系即对话语和叙事的系统化。话语体系包括事实层次、逻辑层次、价值层次、表达层次的四位一体［[19]］，是“主体通过系统的语言符号，并按照一定的内在逻辑来表达和建构的结构完整、内容完备的言语体系”［[20]］。叙事体系包含“谁讲故事”（叙事者）、“讲什么故事”（文本）、“谁听故事”（接受者）、“如何讲故事”（方式）等关键环节。叙事体系是主体基于一定的逻辑和价值判断对故事、文本进行的系统表达。话语体系和叙事体系互为结构：话语体系为叙事体系创设主体内容和逻辑基础，叙事体系为话语体系提供传播场域和方法支撑。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基本含义

基于对相关基础概念的梳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指各类主体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方针政策、制度体系、工作机制和具体实践等的知识生产、认知建构及其系统化表达。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超出统一战线自身范畴，与广泛的政治社会系统发生紧密联系。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具有以下多个层次的含义。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中的“大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战略机制。中国共产党在团结救国、兴国、富国、强国以及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协同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统一战线方针政策、制度安排和理论思想、政策实践。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需站在世界人民珍重团结、中国人民热爱团结、中国共产党善于促进团结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政治秩序、治理之道高度进行认知、阐述和表达、传播。在这个层次上，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通过统一战线促进中华儿女大团结建构现代国家、开展国家治理、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的认知与表达。

其二，国家治理中的“多层次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官方、学界与社会在治理交往中建立的团结共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最核心主体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和发展壮大统一战线，促进重要领域的政治社会关系和谐，形成了以党的理论方针政策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话语和叙事风格，构成枢纽性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进行学术分析和研究，形成专业性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统一战线实践的参与者和统战工作对象包括统战成员、所联系群众等社会主体对统一战线形成的认知与表达，构成群众性的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是对政策性话语叙事、专业性话语叙事、群众性话语叙事的对接与融通，促进中国社会各部分各群体达成對大团结大联合的真正体认。

其三，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多类型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丰富发展人类文明的共通理念。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强大法宝，富有中国特色，富含中国理念。同时，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人类社会追求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同人类社会文明存在价值通约与共识因子。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既旨在对内促进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并致力于强国复兴，也旨在对外为全人类注入合作共赢的团结理念。特别是面对美西方国家基于对霸权秩序的维护、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布局，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更承担着斗争性回应的任务。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连接着社会主义中国与充满多样性的世界，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原则，通过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为人类社会共建命运共同体作出文明层次的贡献。由此，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包括主动宣介型、回应斗争型、文明塑造型等类型，面向建设更加团结的世界。

其四，技术社會形态演进中的“新形态统战话语叙事”——阐明统一战线在社会变革中形态升级的未来走向。从表面上看，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是符号的集合和传播。但是，统战工作中的话语和叙事也承担着对实践的引导功能，即相关主体发出相关话语并在不同主体间进行互动交流，各方围绕核心主体创设的话语达成共识，进而实现团结合作的目标。在前工业时代，受制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和通信条件的限制，统一战线的实施更多运用直接的利益照顾、人际关系调整等载体，更多表现为“物质的统战”。在工业时代，随着科层组织的发展，统一战线的实施主要依靠政治吸纳、组织吸纳等方式，更多表现为“组织的统战”。而在后工业时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全面普及与深度发展，技术社会形态发生变革，新技术为组织与个体、个体与个体的跨空间、跨时间连接创造了便利条件。由此，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生产、流通获得广阔空间，统一战线的实施开始更多运用话语和叙事来塑造连接、传递意义、团结个体与人群，逐步生成“话语的统战”。统战话语和叙事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

综上所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立足中国共产党开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阔场景，对嵌入中国现代国家治理中的统一战线、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统一战线、技术社会形态变革中的统一战线形成系统性认知与表达，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理论性与实践性、工具性与价值性、现实性与未来性高度统一的意义体系。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需要立足大历史、大空间、大视野，对统一战线进行长时空、多层次、多类型的融通构建，进而为把团结话语更好地转化为推动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全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实践力量作出积极贡献。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在源头上从团结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并对团结实践产生积极的能动作用，彰显了“统战话语”与“话语统战”的互转辩证法。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历史演进

从广义看，统一战线的话语叙事与自身的实践形影而生，人类社会中主张不同力量的团结合作的表达均可纳入其中。从狭义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叙事是党在推动“两个结合”中以团结取得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实践的表述集合，是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主张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人类文明中主张合作共赢思想对接中国实践等的综合表达。

（一）统一战线话语演进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根据相应历史时期中心任务和现实需要，经历前期酝酿、中期强调、后期宣传等过程而推出，可从主题话语、枢纽话语、专门话语的演进进行简要考察。

其一，统一战线主题话语演进。百余年来，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经历了“以团结赢得斗争”“以团结安邦定国”“以团结富国利民”“以团结强国复兴”的主题演进。在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党推动建立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党的理论方针政策话语中的“联合”话语从弱到强，回应了当时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的现实构成，反映了从一开始排斥统一战线到重视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的实践发展。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建立起了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并逐步将工作着眼点转向全面发动工农劳苦大众。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把工人、农民和士兵作为革命的基本力量，推动党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工农联盟，发展壮大工农红军，不断扩大根据地。这一时期统战话语覆盖链条主要是“中国共产党—工农劳苦大众”，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主张建立“工农共和国”。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了“中华民族”话语的深入人心，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把“工农共和国”调整为“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话语建构从之前的更加重视阶级分殊视野，纳入了更加广阔的中华民族视野，这与中国共产党从“工农的政党”转变为“全民族的政党”历程相一致。经由全民族合作抗战的实践交往，统一战线话语在中国社会得到空前传播，中国人民的团结意识得到空前加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主要描述中国共产党联合被压迫阶级阶层、民主力量共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统治的革命任务，政治纲领上的话语表现即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经过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中国共产党与党外力量协商建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包含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各阶级各阶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生动展示了统战话语交往的丰富成果。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发展，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实现了从阶级联盟到政治联盟的转变，建立了爱国统一战线。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建构高举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以是否爱国为标准，形成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鲜明话语，实现了凝聚建设社会主义广泛力量的作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对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方位，融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元素，把“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进统一战线性质，进一步丰富了统一战线的性质和使命任务，对促进“三个大团结”起到极好的话语构建作用。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的话语范式实现了从经典的“敌我友”范式到新型“共同体”范式的变迁［[21]］，有力动员更多的国内力量共建大团结局面。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看，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扩大到整个人类发展，实现了从两个范围联盟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转型［[22]］。

其二，统一战线枢纽话语演进。在主题话语演进的规定下，统一战线形成对理论与实践具有牵引作用的抽象性范畴，即枢纽话语。统一战线枢纽话语重在对自身的定位、性质进行描述和表达。一方面，创新提出和丰富发展统一战线“法宝论”。1939年10月，毛泽东发表《〈共产党人〉发刊词》，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3]］。统一战线的战略地位通过表意形象、通俗易懂的话语描述而得到很好的社会化传播和党内外认同。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对统一战线“法宝论”进行发展。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力量》一文中指出：“统一战线仍然是一个重要法宝，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应该加强，不是可以缩小，而是应该扩大。”［[24]］中国共产党通过重申统一战线的战略性而向全党全社会有力传达继续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坚决方针。此后，统一战线“法宝论”持续得到重申和发展。江泽民在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大重要法宝绝不能丢掉，作为党的一个政治优势绝不能削弱，作为党的一项长期方针绝不能动摇。”［[25]］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胡锦涛首次提出了统一战线“三个重要法宝”的论述，即“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夺取革命、建设、改革事业胜利的重要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26]］，进一步丰富统一战线“法宝论”的话语内涵。进入新时代，统一战线“法宝论”的表述从“重要法宝”跃升为“强大法宝”，实现了统一战线枢纽话语的标志性创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27]］统一战线从“重要法宝”到“强大法宝”论述的发展，不是简单的提法调整或者概念升级，而是对统一战线在新时代的战略定位更加重要、战略作用更加突出的理论反映和实践要求，突出地体现了统一战线法宝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28]］。另一方面，与时俱进表述统一战线联盟的范围。统一战线性质中“联盟”表述的调整与拓展，展现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追求的人民性和包容性。新中国成立前，统一战线性质主要从阶级结构话语进行表述，侧重传递出通过几个阶级联合反对特定“敌人”的话语意涵。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经历从“三者联盟”到“四者联盟”再到新时代丰富后的“四者联盟”的话语表述发展，传递出通过广泛调动各界力量激发人民共和的政治伟力。“法宝论”与“联盟论”的与时俱进，科学反映了统一战线的时代内涵、任务变迁和崭新价值，产生了极大的凝心聚力效能。

其三，统一战线专门话语演进。在不同时期，统一战线根据时空特点和工作任务形成各领域的专门话语。一方面，统一战线形成本领域宏观特色话语，即围绕“大团结大联合”这个“元话语”进行了一系列话语建构。在革命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话语富有动员革命力量的色彩，在历史上表现出由“联合”向“团结”的表述变迁。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就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系统论述了关于建立人民革命的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指出“历史上的运动无论是哪一种，无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联合”，“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联合战线”的主张。后来，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联合”是其中的高频词汇。新中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的大团结大联合话语更多转向国家建设与治理中的“合作”话语，旨在凝聚团结兴国富国强国的广泛力量。1949年10月24日，毛泽东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政府也是统一战线的，一定要合作好。你们要使同志们了解这种合作的必要性和意义所在，有什么好处，原因在哪里。应当说，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29]］党还提出用“团结—批评—团结”公式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坚持正确处理一致性与多样性关系的基本原则，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重大政治社会关系和谐，以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等。另一方面，统一战线形成本领域具体特色话语，即统战工作具体领域的重要方针、原则、要求等。它们包括：“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多党合作方针、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大论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民族工作、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知识分子政策，“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的重要论断，等等。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取得重大进展。“最大的政治”“最大工作”“同心圆”“石榴籽”“最大公约数”“有事好商量”等一系列统战特色话语在实践中焕发活力，体现了党的领导人对统一战线经典论述的政治传承［[30]］。经过历史发展和党的主动建构及其与各界的良性互动，统一战线专门话语库不断充实，话语质量不斷提高，形成显著的话语效应。

（二）统一战线叙事演进

相较于倾向内容生产的话语，叙事侧重言说任务的达成，涉及话语传播的目标、策略、手段。话语产生出来后，只有匹配相应的叙事，才能让话语抵达受众，在互动中提升话语权。在不同时期，统一战线的叙事体系随着时空环境和话语内容而变迁，在叙事方式和效果上得到发展。从赢取认同的角度看，统一战线叙事的展开过程也是统战工作的展开过程，在话语的交往实践中实现统战目标。

其一，张贴标语、进行宣讲、发布口号。这类叙事方式突出体现在革命时期尤其是在红军长征过程中。红军在长征沿途注重发表有关决议、布告、宣言和张贴标语、口号等，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极宣传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反对轻视少数民族。在云南官渡经过回民居住区时，朱德亲自到清真寺宣传红军的民族平等主张，次日就有几十名回民加入红军，并在红军中组成回民队伍。红军还请回族阿訇和藏族喇嘛将有关民族政策翻译成阿拉伯文、藏文，开展广泛的针对性宣传工作。这些统战宣传工作使长征中的红军得到了少数民族和宗教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为顺利北上实现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推动了民族地区的革命斗争。

其二，撰写诗词、成立文化社团、演出话剧。通过文学文艺传递统战话语，也是党开展统战话语叙事和增进团结的重要形式。比如，毛泽东与柳亚子的诗词往来谱写了一曲统战佳话。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柳亚子重逢并叙谈多次，柳亚子向毛泽东索诗，毛泽东手书1936创作并在此前未曾公开发表的《沁园春·雪》相赠，柳亚子和词“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表达了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奋斗的决心。1949年3月，柳亚子到京后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透露出自己的牢骚和退隐之意；毛泽东写《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作为答复，“以文化人”地做柳亚子的思想工作。又如，1938年4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和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第三厅建立了10个抗敌演剧队、4个抗敌宣传队和1个儿童剧团，编写抗日剧本，谱写抗日歌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传播。人民抗日剧社在争取东北军、农民群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1936年七八月间，剧社前往东北军驻地安寨区杨家沟开展演出，演出内容包括《统一战线舞》《抗日舞》等。这些剧目引发东北军官兵心中共鸣，现场形成“台上演抗日戏，台下呼抗日口号的动人场面”，推动了抗日思想的宣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的传播［[31]］。此外，革命时期国内还成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文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推动了左翼文化的发展，强化了党对文化战线的领导。

其三，兴办媒体、发表文章。延安时期，党就提出“全党办报”主张。1938年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相继在国统区公开出版发行，对推动爱国民主运动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作出了卓越贡献。1937年4月24日在延安创办的中共中央理论刊物《解放》周刊（1941年8月31日停刊，共出版了134期），刊发了毛泽东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等文章和《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中央文件，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32]］。《新华日报》代论（指用来代替社论的署名评论文章）承担着在国统区宣传和巩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主张的重要职责，1938—1947年《新华日报》的52篇代论文本的话语框架包括斗争实践、道理劝服和信念鼓舞［[33]］。中国共产党1941年4月在香港创办“统一战线报纸形式”的《华商报》，集中在“舞台与银幕”版面积极刊发倡导“抗日统一战线”的影评，相关影评紧扣“团结抗日”这一核心主题［[34]］。中共中央还在海外建立了舆论阵地，如1936年3月15日创刊于法国巴黎的《全民月刊》，便是以“巴黎华侨”身份宣传“抗日统一战线”思想的时政期刊。

其四，发表白皮书等权威文件。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以白皮书为重要叙事载体传播有关权威话语。自1991年发布首部白皮书，截至2023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已发布158部白皮书，其中涉统一战线各类白皮书有63部（见表1）。这63部涉统一战线各类白皮书中，综合性白皮书有24部，专题性白皮书有39部。39部统一战线专题性白皮书中，涉政党制度方面的有2部、民族方面的有3部、宗教方面的有2部、新疆方面的有13部、西藏方面的有14部、香港方面的有2部、台湾方面的有3部。新时代以来，美西方对我国政党制度、涉台、涉港、涉疆等议题不断加大攻击力度。作为对西方话语攻击的有力回应，我国已颁布30部相关议题的白皮书。此外，我国在近年来还注重通过发布清单类文件，比如《美国干预香港事务、支持反中乱港势力事实清单》《美国对华认知中的谬误和事实真相》《关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一些事实清单》等，反驳美西方涉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

（三）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经验

我国已经形成覆盖线上线下，形式包括期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的统战全媒体传播体系。统一战线借助统战部门官方网站、统战部门官方微信和统战团体、组织的网站、报刊、新媒体等，极大丰富了叙事方式。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得到深入推进，为中国共产党更好地实现政治社会动员发挥了重要作用，形成了一些实践经验。一是坚持正确的方向，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党的理论发展来更新和丰富统一战线的话语内容。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要全面反映和融入党中央的最新决策部署和理论创新内容，把党的整体话语有机嵌入统一战线领域。二是契合国情民情，反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和贴近人民群众的语言习惯。统一战线话语要在社会上有活力和有传播力，同样需要植根中华大地，善于以中国语言表述统战元素、传达统战意图，便于口口相传而实现良好效果。三是坚持严肃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创新运用丰富多样的话语类型和载体。要广泛结合运用联谊交友、国民教育、干部培训教育、政策文件解读、新聞宣传、理论研究、文艺活动、新媒体传播等载体，推进宣传性叙事、研究性叙事和斗争性叙事的一体运用，丰富统战话语叙事的内容结构，实现统战叙事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四是辩证看待统一战线“做”与“说”的关系，妥善处理统一战线“脱敏”问题。“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都是在阳光下堂堂正正开展的，这与一些敌对势力诋毁、中伤提出所谓的‘渗透’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35]］统一战线历来与国家治理、社会生活、广大人群关系密切，在稳妥可控前提下要加强统一战线领域的形象展示，通过加强话语传播塑造有利的国内外环境。

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构建困境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取得进展和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外部、新技术和内部等方面的困境。就外部而言，中国统一战线领域在近年来成为美西方对华认知战的首要对象，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就技术而言，新技术对意识形态和人群关系的负面影响加大了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难度。就内部而言，政策领域、学术领域、社会领域的统战话语尚未形成有机衔接。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有效融通国际与国内、传统与现代、政学社各界的迫切需要。

（一）美西方对华认知战恶化外部环境

在当前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认知战已经从传统的军事斗争范畴拓展至更加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范畴，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手段。美西方一些国家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护持自身霸权、遏制中国崛起发展的需要，运用自身话语和叙事优势，频频对中国统一战线领域进行话语攻击。事实上，西方自殖民扩张时期便开始在全球攫取各项资源，话语和叙事资源正是其中之一。美西方利用语言、渠道、技术优势，传播并强化其价值理念［[36]］，逐渐形成话语垄断。在这样的话语环境里，中国的形象被定义、塑造、格式化。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认知战表现出若干新动向。从内容看，美西方对华认知战已经全面覆盖中国统一战线所有领域。美西方攻击我国的人权、民主议题特别是政党制度、少数民族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等方面，构造“民主—专制”二元政治叙事话语；攻击我国治疆、治藏政策，妄图干扰中国边疆地区安全稳定、挑拨破坏我国民族关系；攻击涉台议题，妄图阻挠中国完全统一；攻击涉港涉澳议题，企图破坏“一国两制”实践。从主体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形成跨国联盟和国内“全政府-全社会”一体格局。西方有关国家组建的各种联盟机制如“七国集团”（G7）、“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民主联盟”、“民主科技联盟”等，时常以会议公告、声明等形式污名化中国，而中国统一战线领域几乎是它们每次炒作必提及的话题。从机制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认知战形成“流水线作业”模式。美西方对华话语攻击建构了相应行动框架：智库编码/政要发声—媒体传播—受众解码再传播。美国政要、智库、非政府组织、资本、媒介、社会等在污名框架的上下游各自充当角色，环环相扣，最终完成话语攻击。从资源看，美西方对中国统一战线的话语攻击形成较强的资源调取运用格局和复合动机。特别是除了政治动机外，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很强的经济动机。比如，涉新疆棉花发起的舆论战实际上也是一场“经济暗战”。其实质是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简称BCI）等在美国的操纵下通过发布所谓“强迫劳动”的不实说辞，来打压“中国棉花”和“新疆棉花”在全球棉花生产和消费环节中的份额，维护美国棉花产业链利益和掌握国际棉花定价权［[37]］。基于这种外部态势，我国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回应恶意攻击、主动开展有效对外叙事方面临紧迫的任务。

（二）新技术的负面效应带来新变数

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新技术迅速迭代更新，在给社会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存在负面效应。“政治-技术-社会”三方力量博弈的动态变化展现社会舆论场的新发展趋势——媒介技术不断对社会政治力量进行试探与边缘突破［[38]］。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也由此面临新变数。从技术影响意识形态的机制看，新技术往往带来话语碎片化、娱乐化、选择化趋势，对个体的思辨力和话语素养产生负面影响，加剧个体的原子化和群体的离散化。话语的碎片化趋势产生了“鸡毛蒜皮效应”［[39]］，网络舆情容易被一个个或猎奇或刺激的事件占据重心，而冲淡了真正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重点。部分强调情绪宣泄的反智内容反而容易受到追捧，而强调理性、科学的内容往往难以成为爆款。一些图片、短视频、短动漫等话语符号，呈现内容往往不够全面，甚至以短时记忆拆解整体语境［[40]］。算法推送按照受众习惯和兴趣选择性推送信息，加深了人群与人群之间的信息壁垒，权威叙事和整体性价值观可能进一步受到消解。外界的有效信息和重要信息如果与该群体缺乏领域重叠，则可能在该群体内形成信息真空地带。传统的统战话语运行机制一般是“党政部门、团体组织、权威媒体—党外代表人士—一般统战成員/所联系群众”，这种统战话语建构过程相对定向和清晰。而算法时代的话语传播呈现“去中心化—再中心化”的变革趋势，表达权力泛化，话语解释权在不同平台间争夺激烈，社会化传播主体与传统官方传播主体的对话、博弈能力不断增强［[41]］。传统统战话语以宏大叙事、定向叙事、科层组织—人的叙事为主的模式受到一定冲击。从新技术的局限性因素被一些主体恶意运用的情况看，新技术正成为统一战线领域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风险点。社交机器人、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靡全球，同样给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带来挑战。“大量由聊天机器人编撰的、带有明显目的性的真假信息涌入舆论场，很容易影响公众的认知，进而左右社会舆论。”［[42]］ChatGPT能够对用户就个人问题和公共问题同其建立交流时生产的内容进行收集和存储，这让部分信奉霸权主义和持有冷战思维的国家、组织和个人得以窥探和监视其他国家的公民隐私、社会热点、政治风向、群体心态和国家机密。这为其通过断章取义、恶意裁剪、歪曲抹黑等手段大兴舆论战，攻陷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阵地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性［[43]］。一项研究发现，在抓取358 656条推文、测量用户的机器人评分后发现，与中国相关的推文中有超过1/5即约占21.88%疑似由机器人用户发布；各涉华议题下均有一定自动化操纵的痕迹，其中澳门（34.87%）和香港（30.13%）议题中自动化操纵痕迹最重，民主（21.98%）、台湾（19.40%）和新疆（19.18%）议题次之，直接带人权相关标签的机器人最少（12.29%）［[44]］。基于新技术对意识形态的影响和被负面运用的现实风险，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面临流程优化和有效应对的突出紧迫性。

（三）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存在改进空间

整体而言，国内场域的统战话语叙事建设在内容和方式两方面存在可改进空间。一方面，统一战线的政策、学术、社会三类话语的构建不匹配、不衔接。统战政策话语宣传较多，学术话语构建不足，社会话语传播较弱，三者之间缺少融通。统一战线政策与实践经验的学理化阐释和提炼仍有很大空间，统战政策与实践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并实现更广泛的国际国内传播仍面临供给不足问题。在学术话语方面，统一战线理论研究的学理性仍然相对薄弱，话语风格与专业学术话语对接仍有差距。2023年8月，笔者在国家图书馆网站、孔夫子旧书网分别以“统一战线”为检索字段，结合人工辨别检索条目5 000余条（其中含重复书目），在此基础上统计汇总了统一战线学术专著列表。有关专著共计51种，其中统战基础理论类有40种，统战历史类有8种，统战工作类有3种。这一调研发现，以“统一战线”为题名的书籍，多是政策文件和经典文献汇编、一般统战知识教程或培训教材、统战实践调研报告汇编等，而引入专业学科研究统一战线宏观议题的专业性、专题性学术著作很少。此外，统一战线的政策话语生成后，相关部门和新闻媒体在相应的社会话语传播中，较多使用政策话语符号，这对于群众形成了走近、理解、认知统一战线的较高门槛，不利于统一战线话语的大众化传播和社会化叙事。有研究发现，当前涉统一战线题材的出版存在故事性不强、青少年读物比较少、呈现方式单一等不足［[45]］。可见，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建设面临多学科专业介入的任务，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存在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深度对接的需要；统一战线政策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统一战线学术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工作话语，实现这种话语的融通仍有较大空间。另一方面，统战叙事方式存在手段载体老化、平台占有率低的不足。与我国庞大的网民群体相比，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对新兴载体使用仍相对不足。例如，部分统战新媒体窗口已成“僵尸号”，已较长时间未更新内容。笔者在抖音以“统战”为搜索字段，发现主要内容还是统战基础知识科普，例如“什么是统战”“统战历史”，视频形式多为传统的字幕解说或主持人讲解，内容较为单一、形式较为传统，多数内容的评论、点赞、转发数据处在个位数。从一些统战新媒体账号的内容形式来看，缺乏长线议程设置，缺少与当下时事热点的对接，爆款内容欠缺。一些统战平台虽与新媒体实现连接，但内容形式未跟上，仍然以传统的图文叙事为主，缺乏使用新载体、有趣多元的新形式（H5、游戏、短视频、短剧、动漫等）。在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构建中，宏大叙事较多，而以讲故事为特点的微观叙事较少。在官方叙事、媒介叙事和公众叙事等不同场景中，针对不同受众应采取不同叙事方式，但目前统一战线话语在三种场景中均以宏大叙事为主。宏大叙事在记录信息、保存数据方面具有正面价值，但从抓取人心的感染力和影响力来看，微观叙事的传播效力不可替代。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在加强内容供给和改进方式上均存在迫切需要。

五、融通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的实践路径

推进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首先要打开视野，站在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价值高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高地、人心向背和力量对比的战略高地、建构自主性的中国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学理高地［[46]］。在具体路径上，要坚持“融通”的基本原则，坚持内容建设、主体协同、方式改进、健全平台、完善环境等一体推进。

（一）加强内容建设：多类型复调构建统一战线话语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前提是有相互衔接的内容，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在党政部门政策对外传递、学术部门理论建设、民间社会认知接受等环节的紧密衔接，实现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高效跨界生产与传播，“开创官方、精英、民间多层次话语圈同频共振、复调传播的新局”［[47]］。化解统一战线话语在官方、学界、社会等不同领域相对割裂的问题，要着重挖掘统一战线话语在这三个领域的通约之处（示例见表2）。官方话语是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主要来源和主导叙事者，需要对其中的代表性话语加强学理化阐释、学术化提炼，使统一战线的理论方针政策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下实现学理建构和更好的推广。相关学科应结合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交叉研究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着重提炼能够融通中外的统一战线标志性范畴。统一战线的不少制度化实践通过多学科介入，具有极大的透视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空间，蕴含诸多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可以创新构建的知识增量。官方类统战话语也需要以更加通俗易懂的社会语言走入社会，使人民群众更加容易了解和接受统一战线的理念和精神，更加了解统一战线工作的实际运转。

（二）加强主体协同：多主体跨界塑造统一战线话语

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的言说主体涵盖各个方面与领域。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由于类型的复合性，更需要组建包含党政部门、专业机构、统战成员和一般民众的跨界讨论机制，形成统战话语的最大公约数。要构建以官方叙事为主导、学界叙事为支撑、民间叙事为补充的叙事主体联动体系，推进多主体合力构建与协同叙事，充分发挥各主体在构建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中的积极作用。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政策话语的权威构建者，在推进党的理论创新中历来注重把统一战线的具体实践上升为政策话语。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得到创新发展，不断把实践中好的做法进行政策提炼，可以在相关党政事务、会议活动等场合融入统一战线元素，加以广泛推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五路大军”可在课题研究、调研资政、学术交流等活动中，深度关注能与本学科进行交叉研究的统一战线议题。统一战线成员现身说法讲述中国统一战线的故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要进一步在日常履职、对外交往交流中传递统一领导、团结合作、民主协商等统一战线符号。在国际场域，要注重培养和发挥知华友华力量在传递中国团结合作价值、新型政党制度运行、民族宗教领域和睦和谐等方面的积极作用，通过举办国际会议、学术交流等活动，邀请有影响力的国际政要、专家学者，有针对性地加强与不同海外群体的交流对话，拓宽统一战线符号的国际传播渠道。探索用好“虚拟主体”开展统一战线话语叙事。融通传统载体与先进技术场景，在用好传统部门—人、人—人传播载体的同时，利用网络、新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和平台，借助图文、音视频、动漫等多模态符号增强统一战线的信息量和表现力。

（三）丰富叙事方式：多层次传递统一战线的鲜活故事

统一战线属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内容，具有较多的“高阶政治”符号和形象。但是，统一战线话语是多维的，其叙事方式也应该是多样的。整體而言，要在坚持领导权的前提下，从叙事“主体本位”转向“受众本位”，做好分众传播。要融通国际与国内的统一战线话语叙事，在做好国内场域统战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同时，加强统一战线话语的对外有效叙事，综合使用新闻外宣、影视传播、书籍外译出版等方式。要强化嵌入式表达，把统一战线相关符号、人与事等巧妙融入一般性的对外宣介活动中。比如，把统一战线历史与现实中的著名事件、典型人物、事迹等编成故事、拍成影视和短视频等进行传播；根据需要适时发布统一战线领域的白皮书、纪录片和专题片等，增加对各类受众特别是年轻受众的吸引力。一项覆盖100国受众（样本总量50 357个）的调查结果显示：在受众有意愿接触的中国媒体内容（新闻、纪录片、电影、电视剧、娱乐综艺、动画片、音乐以及中文教育等）中，电影（49.0%）是最受欢迎的内容，其次是新闻（47.9%），纪录片（46.9%）和电视剧（42.2%）分列第三和第四位，中文教育（38.9%）、娱乐综艺（37.9%）和动画片（36.6%）紧随其后［[48]］。要强化故事化表达，从涉统一战线的正面典型案例中挖掘小切口的叙事案例，按照叙事的基本规律编辑好文本，实现从政治叙事向生活叙事、从集体叙事向个体叙事的转化，形象化塑造与传播鲜活的统战历史与现实，更好达到与国内外受众共情的效果。比如，针对美西方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等谎言，我国知名插画师团队“乌合麒麟”以漫画《Blood Cotton Initiative》（中文名《血棉行动》，2021年3月27日发布）为介质，以细节呼应历史，揭露美西方自身在人权领域的诸多问题。画中展示了美国3K党（白人种族主义组织）残酷役使黑奴采摘棉花的情景。画面里，一个稻草人被捆绑在木桩上，接受手持BBC话筒的记者采访。截至2023年9月9日，该博文在新浪微博被转发12.4万次、留言2.5万次、点赞108万次。当然，优质的统战叙事对博主的人文社科知识、国际形势认知等有较高要求，新媒体平台上的此类博主还非常有限。此外，着眼应对美西方涉华认知战的需要，我国在加强宣介性、回应性的统战话语叙事的同时，还需要加强对美西方涉中国统一战线污名化和炒作的斗争性叙事。要主动前瞻塑造中国统一战线正当性的“标签化”叙事语境，打造有利于我国的叙事“标签”，进行议题设置和情节设计。

（四）健全叙事平台：多载体激发话语统战的实践效能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话语叙事为机制促进“统战宣传”向“话语统战”的转型升级具备扎实的社会基础。截至2023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7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6.4%；在上百万款互联网应用中，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的用户规模稳居前三；我国即时通信、网络视频、短视频用户规模分别达10.47亿人、10.44亿人和10.26亿人，用户使用率分别为97.1%、96.8%和95.2%［[49]］。随着新技术平台的全面普及，统一战线在开展话语叙事时既要用好传统的报刊、会议、活动等媒介，更需要进一步用好新型载体。在这个方面，各级统战部门已经做了一些实践探索。比如，中央统战部建立了覆盖即时通信、短视频、期刊网站等的线上线下宣传平台，包括中国统一战线新闻网、《中国统一战线》期刊及其新浪微博官方账号、统战新闻手机新闻客户端、“统战新语”微信公众号、“统战新语”头条号（西瓜视频、抖音等账号）等，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国家层面统战宣传体系。各民主党派通过微信公众号等渠道，积极创新民主党派宣传工作，讲好新时代多党合作故事。团结报社发布的一项统计显示，2022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微信矩阵8个公众号，平均发布天数为242天，共发文3 876次，共推送文章4 571篇，文章获得近846.6万次阅读、10万+次点赞、近4.9万次在看；8个公众号的微信传播指数WCI均值为720［[50]］。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要使新技术平台从一般的统战宣传功能衍生出话语统战功能，并在现有各地网络统战、数字统战平台建设中加强大数据分析、舆情研判、互动与回应功能。

（五）完善整体环境：多体系保障统战话语叙事的构建条件

要把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纳入我国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建设范畴，做到一体规划和一体建设。构建大统战话语叙事格局，运用大统战工作格局和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机制，整合使用统战部及统战系统各单位、宣传部、外交部、中联部和公共外交等领域的涉统战内宣和外宣职能，形成统战话语叙事合力。构建统战话语叙事力量提升机制，加强对官方媒体、专业媒体、民间媒体、新兴媒体等各类传播主体的培训和指导，提高他们的国际叙事能力和水平，形成具有国际协同效应的多元叙事主体。构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支撑机制，统一战线学术话语处于政策话语、社会话语的中间环节，承担着把政策话语学理化提升、把学术话语社会化普及的桥梁功能。要加强统一战线学科建设，探索统一战线学的交叉学科建设规律，比如探讨在“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中设立“统一战线”二级学科；支持各级各类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设立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专项，加大对统战专业研究的资助力度。

六、结语：从统战话语走向话语统战的图景展望

统一战线发展演进内在包括自身的形态变迁，话语统战反映统一战线形态变革的趋势。统一战线是不同社会政治力量为了达到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统一战线内含主体、客体、载体、场景、目标等要素。统一战线正是特定主体挖掘共同利益、运用相应载体来影响、团结客体并结成共同体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条件下，统一战线展现出各有侧重的形态特征。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农业经济占主体的时代，人们对物质利益等初级需求更加关注，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发挥物质利益的联结作用。相应地，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直接的“人—人（群）”的单点辐射的静态场景中，形成“物质的统战”形态。在近现代以来崛起的工业社会中，生产力获得快速发展，人获得进一步解放，人们对初级物质利益基础上的结社、参与等需求更加强烈，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发挥科层制组织的作用。相应地，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建制化的“组织—人（群）”的伞状辐射的稳定场景中，形成“组织的统战”形态。进入后工业社会时代，生产力获得极大发展，人们更加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精神认同等高层次需要，主体影响、团结客体时更加注重运用传递话语、影响认同的机制。新技术手段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更加广泛化、便利化的背景下，特定人群将更容易受到话语及其所携带价值观的影響，进而调整和建构自己的认知图谱。相应地，统一战线更多发生在“主体话语—人（群）”的网状辐射的动态场景中，形成“话语的统战”形态。统一战线的这三种形态本质上是经济基础变化带来的政治上层建筑领域的变革（见表3）。

统一战线历来注重发挥话语的团结功能，信息社会对弹性团结的突出需求赋予话语统战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是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问题。统一战线通过影响和改变特定人（群）的认同而达成团结联合的效果。从话语的角度看，这本质上也是主体的权威话语（一般有政策、主张、纲领等形式）为客体所接纳和践行。事实上，统一战线一直处在“主体话语生产—载体传递话语—场景交互话语—客体接收话语和形成认同”的链条之中。只不过在生产力发展的初、中级阶段，统一战线更多通过物质利益照顾、有形组织整合来实现话语传递与认同建构。在新技术崛起的时代，统一战线过程与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体系构建的过程日益融为一体。统一战线话语和叙事将日益从宣传手段意义上的“统战话语”发展为工作形态意义上的“话语统战”。话语统战密切贴合信息社会中弹性团结的需要。“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技术为个体成员赋权与增能，使个体的主体意识与自主能力迅速增长，社会团结愈来愈建立在主体的选择意志与主观认同的基础上；社会团结的刚性、固定性、稳定性在持续减弱，而呈现出弹性、高自由度、弱联结性的团结形态。”［[51]］

从统战话语走向话语统战，意味着统一战线形态的多方位变革。其一，话语统战适应客体新变化。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面嵌入人们的生活，带来生活方式巨变，进而引起个体量子化和群体离散化。数字时代的统战工作将日益面临个体量子化和群体离散式联结的情形［[52]］。这种背景下，统一战线需要更加注重通过话语的有效传递和互动来影响人、团结人。其二，话语统战蕴含主体变革。传统统战工作主体是掌握权威话语生产资源的核心力量，其身份和地位相对固定。而在信息社会中，统战工作主体发出权威话语并传递至相应客体后，不仅主体和客体在经历话语的交互后可达成共识，而且客体通过对话语的再传递，能够更加广泛地影响不特定的人群，实现统战客体的某种“主体化”，增强统战工作的主体间性。其三，话语统战指向场景变迁。传统统战工作更多运用科层制组织渠道传递话语信息，运用文件、会议、报刊等方式载体进行自上而下的单向传达。话语统战立基数字时代的技术发展，其工作载体鲜明呈现交互性、即时性、平台性、大体量等新特征，能够生成节点广泛互联的交往互动场景。随着统一战线与各种数字场景的深度有机融合，话语统战将成为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的重要实现形式。

对话语统战的图景展望也启发了当前统战工作实践的守正创新思路。一是牢牢掌握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不仅要加强对统战成员的政治领导和政治引领，同时需要强化塑造使中国共产党的权威话语为广大统战成员接收、接受和认同、践行的工作机制和载体场景。二是不断扩大团结半径，不仅要继续运用“组织起来”的有效经验和做法，通过组织吸纳加强对固定群体的团结，以及通过党外代表人士在统战团体中发挥辐射作用来团结相关群众；也要善于在数字场景中通过话语塑造和引导实现对更广泛的、不特定的个人或群体的团结。数字统战建设不应仅是相关统战工作事务上网和做好网上统战宣传，更应包括运用广泛的数字载体场景来发现、分析、影响和团结更多的对象。三是防范和化解统一战线领域风险，不仅要突出关注各种有形可见的隐患，也要更加关注美西方国家及其借助新技术实施话语霸权、价值观渗透等隐形话语风险，加强斗争性话语叙事的应对准备。未来，统一战线话语与叙事的团结功能将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统一战线形态将不断实现跃升，大团结大联合的局面将更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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