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美君/文

日剧《坡道上的家》改编自日本作家河田光代的同名小说，自播出后数度引起社会热评。该剧集聚焦女性育儿的困境，以里沙子的家庭故事为主线展开剧情，同时穿插多个家庭普通日常的真实景象。这部日剧触碰传统的家庭结构对女性的要求与现代女性意识觉醒之后的分裂痛点，双关隐喻般的荧幕叙事手法一方面关照着里沙子的个体世界并与之发生重合，另一方面真切关照荧幕前“母亲”观众难以有效排遣身份撕裂的隐痛，最终形成一种时空上的多维度重叠。剧集随着案件的推进，缓缓抛出“丧偶式育儿”、家庭角色认知偏差、性别认同价值观等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问题。该剧从母亲犯罪引发的人性争执出发，剥茧抽丝般深入角色精神进入分析，依据角色的遭遇按图索骥，进而深刻指出女性压力和家庭矛盾的根源，白描出名为“男权”的大树下庞大而纠缠的根茎。它是一场围绕“母亲杀婴”开始的“审判”，主人公在审判中发现自己与被告人的镜像关联并逐渐实现自身的救赎。本文以日剧《坡道上的家》为研究对象，以镜像理论视阈、社会性别理论等为理论支撑，解构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角色刻板印象和地位边缘化的根源，管窥“以母之名”下的女性身份认同困境。

1 自我与镜像的对视：镜像理论解析角色建构

镜像理论认为，“自我”本质上是他人，因此“自我”本身是分裂的，“自我”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人的成长过程中，主体总是不可避免地卷入“他者”带来的自我建构模式。“他者”的概念既包括社会制度、道德规范等大范围，也包含镜像中虚幻的自我、父母和周围人等小范围。主体的成长可看作是自我认同的不断建构，即“他者”和“自我”在反复的镜像中不断往复。下文从拉康镜像理论出发，探究主体里沙子在“他者”影响下，从初期迷茫到“自我”觉醒、成长以及和解的自我建构过程。

1.1“自我”求索：“他者”伦理指控致使主体成长的失语困境

荣格认为，人们通常所说的“自知”，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有限的知识，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由仍然存活于人类的精神世界中的各种社会因素来决定的。在里沙子的人格主体最终形成之前，她对“自我”的认知狭隘。作为新手妈妈的里沙子在女儿刚出生的阶段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再加上婆婆隐形的插手管教、丈夫的冷漠指责，“丧偶式育儿”的压力如密不透风的围墙将她牢牢禁锢。对“自我”的强烈修复冲动使她试图进行无意识的“自我”求索，她向周围询问育儿经验，以求证自己育儿方法的对错，并渴望获得其他母亲的共情理解。然而日本伦理社会无处不在的道德凝视，致使新手母亲群体深陷于伦理的指控。

1.2 身份认同：“他者”镜像映照促使主体“自我”意识自觉

一个母亲杀婴案牵涉出身为陪审员的里沙子与人生中本来不可能产生交集的被告水穗之间的某种“特殊的关联”，她们之间形成互为镜像的关系，折射出日本社会以及整个东方社会中女性在社会家庭中的生存现状。庭审初始，里沙子也同大多数人一样，带着强烈的伦理道德感判定被告水穗的行为卑劣可耻。但随着审理推进，她逐渐发现水穗所经历的种种仿佛与自己的人生轨迹产生镜像重叠，这令她恍惚不已。剧集花费大量笔墨分别从“母亲”“妻子”“女儿”身份去描绘里沙子与被告水穗生活各层面的重合度。丈夫的不信任与不担当、婆婆看似关心实则处处管教、母亲过分强势的控制欲、主体自身敏感却极度依赖外界肯定等方面形成了二者间的镜像重叠，水穗作为“他者”的镜像映照迫使主体里沙子“自我”的意识觉醒。

1.3“自我”和解：“他者”的镜像反思召唤主体建构与觉醒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里沙子渐渐回忆起自己育儿时经历过的崩溃，以及周围人对她施加的精神压力。她猛然意识到自己曾经失手将孩子摔在地上，也险些酿成悲剧。剧中回忆和现实的景象对比，投射出镜中与镜外迷惘的“自我”。镜像重叠之时，里沙子虽陷入痛苦的回忆，但也通过旁观者的视角在审视自我时实现了真正脱离深渊。里沙子与水穗达成精神上的共鸣与困境中的共情，于是发现过去的“自我”并进而释然。在社会伦理所营造和倡导的母爱光辉的背后，痛苦压抑的阴影始终与之共存。镜像映照着彼此，女性的“自我”意识慢慢觉醒，女性开始“自我”尊严的建构以及“自我”命运的救赎，最终与自己及周围世界达成和解。

2 追本溯源与人性反思：本土语境折射下的社会历史延伸

2.1 性别分工下的男性角色缺席

“丧偶式育儿”的背后是社会对于两性截然不同的期待和标准。绳纹时期的女性作为“母神”形象出现，日本男性尊重女性拥有繁衍、照顾生命的能力，形成了以女性为中心的社会形态。这种“母神信仰”一直到律令制时代渐渐衰弱，女性社会地位逐渐下滑。随着武士阶层的出现，日本成长为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男性社会。律令制时代的女性还能基本拥有的财产继承权被继承制蚕食殆尽，而此时出现的“嫁娶婚”被专家认为是日本的母权制度彻底败北于父权制的标志。这种婚姻形态中男性居于统治地位，而女性则从属于男性，处于被压迫地位[1]。从此，日本家长制确立，男尊女卑的思想日渐深化，男女性别分工越加明显。加上之后受到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性别分工越加被强化，女性被完全限制在照顾家庭的角色之中。女性这种被支配的地位，被日本男性美化为尊重自然分工的一种方式，他们单方面强调了女性养育子女与照顾子女的责任，将其定义为对女性尊重的一种极端反映，表面的合理掩盖了真实的不合理[2]。

二战后的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形象的追求逐渐消退，男女性别歧视有所改善，女性开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日本社会外部体制改革和女性自身维权运动的推动下，家庭模式由以“男外女内”为主发展到如今普遍的“男主外，女两立”。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工作，社会性别认同价值观的改变使男女的性别角色分工不再定格化，女性由单纯的家庭角色到社会与家庭两种角色承担，社会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提高[3]。然而，性别分工的固化意识仍然存在，传统思想仍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家庭中的主要事务仍由女性承担，女性反而因角色转变加重了自身负担。

2.2 性别压迫下的“母职”捆绑

密歇根大学的一项调查显示，近61%的母亲曾经受到了“羞辱”，被羞辱的原因中位列榜首的是孩子的行为准则和方法。70%的母亲表示自己因此受到了斥责。“精细化育儿时代”到来，社会上充斥着各种“高大上”的育儿理论，每个理论背后都是对母亲近乎苛刻的期望和要求。这种“普遍期望”折射出社会中的刻板性别观念，“母亲”之名意喻着女性的“天职”，社会认定每个母亲都善于照顾孩子，她们生来就有无私伟大的母爱。当一个母亲在育儿方面不熟练、选择工作事业而忽视家庭时，她将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不仅如此，女性需要额外承受来源于自身的精神压力。女性对育儿有一种超越男性的精神自觉，女性在生产后自我认知发生了极大转变，她们不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与孩子血脉相连的共同体存活于世。

男权社会中基于性别主义而形成的沉默策略强加给女性压迫性沉默，社会和他者对母亲的规范和结构性压迫使得被赋予“母亲”符号的人难以从中挣脱。“母亲”符号背后交织的社会权力关系如同蜘蛛网般将活生生的个体缠绕封锁直至奄奄一息。《坡道上的家》一剧中女性的丈夫们从未认真耐心倾听妻子的话，总是报以心不在焉、敷衍了事的态度。在面对育儿问题时，丈夫们又几乎是本能的第一时间搬出自己的母亲作为救兵。剧中女人们处在与丈夫“不对等”的家庭关系中，面临着来自丈夫、公婆的精神暴力。丈夫们明明一次次打压、否定甚至质疑她们作为母亲的能力，在她们身体和精神极度疲惫之际，却说“不要勉强自己”，表面关怀之下实则是令人心寒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

里沙子在意识觉醒前从未质疑丈夫阻拦她饮酒背后的性别贬抑，以及丈夫、公婆的质疑和漠视对她的价值的剥削压迫，她总是用力去维护“母亲”之名残存的价值。现代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压迫，使得弱势群体的部分性格或精神结构缺陷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是新手母亲，其他处于弱势地位的角色也受到了类似结构性异化的社会的制约。剧中两位年长的陪审员似乎就代表着某种社会共识——“因为她们深知，作为母亲，作为人，都低人一等”。这种共识形成了一种不自觉的恶意，渗透在剧中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压迫女性的帮凶。

2.3 耻感文化与服从意识

“耻感文化”是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给日本文化类型下的定义。所谓“耻感文化”是社会的人依照外人的观感和反应来行事，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4]。在日本民众的精神世界中，他们害怕犯错和被嘲笑拒绝，“知耻”“不丢脸”是他们判断自身行为是否妥当的准绳。剧中的里沙子对待外人始终保持着毕恭毕敬的客气，敏感谨慎的行为举止令观众印象深刻。里沙子羞于麻烦婆婆照看女儿，频频客气道谢，在与婆婆的对话中常常流露出不自在的神情。一些纠正女儿坏习惯的教育行为被丈夫冤枉为虐待儿童，里沙子立即对此羞愤不已。以上种种细节皆展露了里沙子强烈的“羞耻心”，佐证了她觉醒前期麻木状态的合理性。

集团主义的社会价值取向是日本人的主要思维和行为方式之一，这导致了日本人唯唯诺诺、盲目顺从的性格缺陷。弗洛姆在《逃避自由》中指出，有“受虐狂”特质的人倾向于随波逐流，接受他人的价值观和他人为自己做的决定，因为这样不用因选择的失败而承担风险。他们抛弃了现代社会为主体赋予的自由，成为顺遂潮流的盲目众人，成为具备了奴隶道德的人，成为社会规范的、他者（强者）的奴隶和附庸。在“集团主义”和“弱势群体性格缺陷”的双重影响下，里沙子从不试图突破他人界定的框架，未曾理智而独立地思考，才导致即使母亲和丈夫不断否定她，她也未想过反抗。

3 结语

《坡道上的家》的出现，将女性所处的私人空间的暗黑以生动的细节、群像式的叙事尽致展现，是所有女性从同类的苦难中照见和救赎自身的洞口。剧中无处不在的“重叠”“代入”，让剧外女性观众完成了一次次后知后觉的“对号入座”，惊恐之余反思现状，从而引发女性自我乃至整个社会对生育观、“丧偶式育儿”、家庭角色认知偏差、性别认同价值观等议题更深层面的反省讨论。

随着故事的推进，里沙子将周围的桎梏层层剥离，她在剧中的转变代表着一个时代觉醒的萌芽，是对作为母亲、女儿、儿媳等种种处于权力架构末端的人的呼吁号召。母爱是世界上最无私的爱，也是一种无形的枷锁，往往让她们陷入“母职惩罚”。从少女到母亲的这段上坡之路熟悉又荒芜，留给人的只是踽踽独行的背影。■

引用

[1] 冉光,肖志勇.被踩在脚下的“神”——解析日本女性的历史地位[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S1):134-137.

[2] 段云兰.试析当代日本女性修养与性别角色变化的关系[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92-95.

[3] 黄琪洪妹.日本女大学生羞耻观之分析——以京都女子大学为例[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0(4):121-125.

[4] 王俊英.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与文化性格特征[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9(5):2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