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嘉怡,陶 庆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上海 200233)

新时代,公共管理学应不断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民族振兴,不断探寻新理论新方法以指导实践。田野调查是一种有温度的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入研究地参与观察、访谈并且收集资料来了解实情,挖掘问题。田野调查已逐渐被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融入到研究工作中并加以应用。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跨学科方法解决中国问题,进而生成中国治理的世界意义。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如何解决民之所急、满足民之所需、彰显中国智慧,田野调查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们给出的一致答案。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将公共产品适度且有温度地供给于民的路径中,一定要在问题治理工作中融入田野调查方法以及政治人类学的理论,通过情感注入探寻合理性,以此证明公共管理学除了从宏观上判断国情,还可以通过田野从微观中探寻治理奥妙。但是学术界更多强调的是田野调查对公共管理学科的重要性,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田野调查的研究路径究竟是什么样的,学术界尚未给出明确的答案。因此,探究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田野调查研究路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一)田野调查

1.概念及功能田野可以作为研究方法、研究场域、研究精神以及知识生长的沃土[1]。从研究方法论角度来看,田野调查是要通过资料搜集来寻找问题的切入点,运用资料不断将认知与实践进行碰撞以坐实现实。田野调查方法中包含走入、进入和融入三种沟通式行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动、交流与信任构建以联通“最后一米”的田野故事,通过沟通嵌入研究对象生活,使质性研究从入场转变为在场[2]。田野调查有两种进入现场的形式:实地田野调查和网络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早期的现场进入方式一般包括海外访谈、官方支持、选择家乡、运用私人网络以及匿名曲线闯入等形式[3]。随着时代发展,网络田野调查也逐渐出现在研究中,网络空间是一种新的人类生活空间的延伸,走进“虚拟田野”是一个适应时代发展的崭新机遇[4]。但是,线上调查无法完全取代线下调查,两种研究方法需要相辅相成以应对时代挑战。从研究场域的角度来看,当前进行与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密切相关的研究,必须确立田野调查的突出位置。田野作为研究场域是丰富多样且复杂的,田野地点一般存在于乡村或城市的四处等待研究者挖掘。乡村治理的问题意识来自于田野,通过田野调查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农村实际[5]。都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聚焦城市发展问题,田野调查作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不仅应该关注大城市的社会问题,也应该针对基层乡镇和中小城市进行研究[6]。当然,田野的场域还可以按专业领域划分为艺术、教育、体育等等。从研究精神的角度来看,田野是一种研究精神,坚持实地研究的使命感,在设身处地的交流中能够发现“活”的文化,探秘人的能动性,是深入研究对象的内心世界的诚挚研究[7]。从知识生成的角度来看,田野调查不仅是单纯的资料搜集活动,而是典型的实践和理论统一的理论生成活动,能够产生新知识和新学问[8],在资料收集的过程中寻求新范式的思考,而田野调查也是人类学家遵循范式的认识活动。

2.学科来源研究者们要想运用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就必须了解其来源以寻根探源。迄今为止,人类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多领域研究工作聚焦于治理研究中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不同的理解和多样的研究成果。

首先,人类学是田野调查的学科根源。人类学重大转折点就是出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类学家开始倡导“离开摇椅,走向田野”。在这之前,人类学家的研究工作是以“听说”为主,但是道听途说会给研究工作造成巨大误区,于是他们反思信息来源,开始坚持亲自走进田野。“现代人类学之父”马林诺夫斯基曾提出田野调查需要历经一年以上足够的时间捕捉他者群体的流动变化,探寻其组织结构和节奏所外显的社会和文化意义[9]。从野蛮社会回归文明社会,田野调查不再局限于观察与访谈,田野调查者重视田野历史文字资料,在时间延续中把握整个社会特征并辨明真伪[10]。知识来源于他者文化,田野调查者通过扎根学习新知识之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逐渐被吸纳进探讨问题根源的行动中去,作为解决治理问题的方法论。

其次,田野调查使得政治学本土化。田野调查帮助研究者发现现有理论的缺陷,直面政治世界的真问题,有效补充政治学研究方法,从而有助于生产出更多多面性的新知识[11]。将悬浮的政治学回归田野,将形成政治学田野研究方法,聚焦基层,逐渐形成“田野政治学派”[12]。以前中国政治学的研究内容偏向理论与制度的建构,缺少亲近的乡土气息,是村民自治研究工作真正将政治学带进田野。随着社会发展,田野调查逐渐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不再局限于村民自治研究之中,逐步趋向多领域研究。新时代的到来呼吁政治学的田野调查工作担当历史重任,聚焦城乡中国,关注中国之治的未来走向,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为世界提供“中国示范”[13]。同时也为其他学科特别是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发展田野调查研究的经验。

(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田野调查理论留白

提到田野调查,一般会想到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政治学的田野流派。近些年来,已有人类学家呼吁人类学要走进政治,走进公共管理。现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体系较为完善,政治学也出现了独特的田野学派,即田野政治学,而作为与国家治理息息相关的公共管理学科更加需要田野调查方法。田野调查是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积极探索,往往作为一种用以深入研究现象并探寻社会问题根源的研究方法针对热点、焦点和难点进行嵌入剖析。近年来,田野调查方法逐渐在公共管理学案例研究中得到推广,研究成效显著。第一,公共管理学吸纳政治学的田野调查。洛克认为人们通过建立共识并订立契约将自然法的执行权让渡给政治社会,以满足人类自我保护和延续的需要[14]。政治学田野离不开公共领域,孤立单独的个体是无法直接跟国家打交道,公民想要改变弱势局面需要聚集形成相同利益的团体,不同的共同体之间产生的摩擦就需要公共管理和政府善治来缓和。第二,焦点、难点问题需要深入探析。社会中焦点和难点问题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问题和永恒议题[15]。公共管理作为一种国家行为,伴随着权力与权利的摩擦与错位,如何将整个公共管理体系进行“正骨”,就需要田野调查找出发力点。公共管理学研究者进入田野需要“望闻问切”,望即观察,闻即听闻,问即访谈,切即实践。观察被研究者,关注公共舆论,深入交谈对象,将理论与实践结合,探究扎根理论及解决方法的度。

但是公共管理学田野调查理论呈现出留白的状态。公共管理学界一直存在对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之间的争论,孰优孰劣,各路专家各抒己见。为了加强学术探讨,公共管理学各大优质期刊开始刊登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内容,为质性研究提供新思路[16]。《公共管理评论》于2017年第三辑开启研究方法板块,为定量与定性研究搭建交流舞台,定性研究中的田野调查也逐渐被公共管理学者们眼熟,逐渐得到较好的反响。从人类学的学科视角,田野调查是一种关怀人文的方法,是各学科构建人文共识的平台,通过学科间的对话,公共管理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开始逐渐发展[10]。在政治学领域,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田野调查交融的产物,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田野研究路径[17]。人类学与政治学都具有特色的田野研究路径。而纵观公共管理学田野调查研究内容,多集中于田野调查的应用和案例研究,将田野调查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但是没有形成学科化的田野调查方法论和研究路径。所以,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田野调查理论还具有一定的留白,本研究希望凝练汇总中国特色公共管理的田野调查,为公共管理学科质性研究发展提供更加系统性的实践方法论。

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面临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复杂的,要对田野的空间、历史有很清晰的把握,要本着国情、本着传统。随着社会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面临着不同以往的时代背景,许多困境的解决需要田野调查的帮助并作出适宜的调整。中国公共管理学起步较晚,深受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影响,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问题也置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边缘,呈现边缘化的特征[18]。新时代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仍面临着缺乏本土化理论、缺少理论对话、理论与实际对接不足以及缺少新范式指引等困境。

(一)缺乏本土化理论生成及理论对话

早期西方科学化影响下,公共管理科学化成为以往中国公共管理发展的目标与原则,但是采用科学定量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来分析中国情景总会出现排斥反应。近年来,中国公共管理涌现出本土研究,但是目前缺乏中国特色的成熟理论及研究工具来与原有公共管理学理论进行对话。第一,中国公共管理学缺乏中国刻度和标准来判断中国问题。纵观中国公共管理学定量研究工具和测量标准是来源于西方公共管理学研究,但是不同国家应该设定不同的测量标准,中国公共管理学还没有形成优势走向世界,缺乏学术话语权。第二,中国公共管理学缺乏对话性。如果说舶来性与主体性的矛盾是中国公共管理学先天具有的话,那么主体性与对话性这对矛盾则是后天产生的,提出的概念无法与已有的公共管理理论进行对话,造成公共管理学知识体系的错乱[19]。而且这些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尚未上升至中国特色公共管理理论层面的高度与西方已有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交流。

(二)局部理论与实践对接不足

我国公共管理学在经验研究与规范研究中有所不足,理论对行政实践的指导能力较弱[20]。理论与实践对接不足导致解决问题的效果大打折扣,研究者往往会钻研前人研究而忽略客观情况与特殊条件,理论会脱离实际。

第一,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排斥。在学科建立之初,由于西方国家在公共管理研究上的相对先进性,中国公共管理在研究方法和研究理论上面一直积极学习西方模式。在科学与效率目标的指引下,短期内中国公共管理学得到了快速发展,解决了众多治理难题。时间推进,一些中国实践逐渐对来自西方的公共管理理论产生了排斥反应。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的局部不相融导致中国公共管理发展道路偏离“good life for all people”的宗旨,理论起不到治理效果,治理主体做“无用功”。缺乏中国理论与中国实践配套,将会导致中国公共管理学发展无法解决中国本土问题。

第二,中国理论缺乏实践指导性。中国公共管理学做到了引进来,但是无论是走向国内还是走向国际难度较大。首先,研究成果与地方政府治理实践具有一定差距。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缺少深入社会基层体会民情的研究惯习,基层干部反映理论实用性不强,不能很好地指导实践。其次,中国公共管理学的推广工作不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如何将中国公共管理学经验和结论推广出去是学术界亟待思考的问题。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只做到了研究者走出去,但是没有将中国公共管理学理论带出去,应该考虑如何将外国学者引进来以证明中国公共管理学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提高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结果的可借鉴性和可推广性。

(三)缺乏研究新范式

定性研究的发展能够帮助讲好中国治理故事,提高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话语权。但是,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受学术传统影响,较为依赖“定量研究“范式,缺少引入定性研究方法应用所需的科学指导。定量研究往往通过多样本来强化理论的一般性,过于强调因果关系机制往往会使得研究的理论价值被忽视,数据夺取理论光彩[18]。定量研究范式聚焦数据,具有理性色彩,“冰冷”的数据难以传达“人”的温度,特别是情感会影响焦点事件的发展动态,甚至会成为其发生动机。中国公共管理学要想特色创新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必须重视“定性研究”范式。缺少“定性研究”意味着缺少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的中国故事,如果中国故事无法被世界听到,无法被国际公共管理学界认可,那么中国公共管理学就会缺少学术话语权,理应避免这种“死循环式”的公共管理学研究现象。

三、田野中的研究路径

新时代下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应该探索出独特的研究路径。当代中国公共管理研究需要借鉴当代政治学研究的三种基本方式,即田野调查、理论生成和实践参与[21]。同时,也需要借鉴当代政治人类学研究的四要素,即田野工作、权力与权利的统一、民族志撰写和扎根理论[22]。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应该融合政治学与人类学的研究路径,聚焦社会问题,实现治理使命。

(一)走向田野:树立问题意识

开展田野调查需要树立问题意识。中国的社会具有内部多样性,变化之中会产生多种问题,在接触权力与权利的互动过程中能够激发问题意识,检查问题真伪。这也恰恰反应了中国社会的潜在创造力,创新方法以解决问题正是“中国之治”的体现。

1.田野调查培养并激发问题意识田野调查的研究议题是从社会问题中挖掘出来的,分析解决社会问题是田野调查的目的。田野调查与问题意识的关系有两种。第一种,在田野中发现问题。研究者在研究问题方面是一张白纸,不带有任何研究导向,能够避免先入为主,需要长时间在田野发现问题,在传统的田野调查流程间进行折返。但是,研究者以及真正需要研究的问题会被大量数据和细节淹没,这种在田野中发现问题的方法是早期田野调查者的做法,随着时代发展,逐渐被摒弃[23]。第二种,带着问题下田野。问题先于研究方法的挑选,不能陷入拿着方法找问题的陷阱,研究者往往会提出假设,思考研究方法和数据收集[24]。此种情况需要带着问题去调查,没有折返的过程,往往在调研节点间的运动是比较顺畅的。无论是带着问题去田野,还是在田野中发现问题都是寻找研究意义和研究价值的路径,所以田野调查需要培养问题意识,从田野调查中获得灵感,以问题意识为指引走向田野,接触鲜活的人与案例。问题往往经过田野调查会脱离研究者的认知,研究者需要保持高度集中的状态,不断注意研究问题的变形与研究事件的发展动态,及时发现新问题。这种问题意识一旦被激发就具有持续性,问题意识的觉醒可以有助于为研究者此后的研究奠定基础。

2.田野调查中检查问题真伪当确定田野地点,需要长期与研究对象进行接触,了解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并辨明其真伪。首先,需要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资料是对田野和研究对象具体情况的收集,具有历史性和延续性,起到证据的作用,帮助研究者进行判断。其次,需要寻找问题症状。挖掘潜在的爆点问题需要去发现问题症状,通过田野调查可以去发现基层中比较严重但尚未引起上级重视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不是社会热点或焦点问题,还未造成不良后果,但任其发展会阻碍基层治理和国家发展。最后,作出判断和抉择。通过田野调查后,研究者在了解局内人的感性输出后就可以以局外人的思考作出理性的判断,寻找平衡并且进行反思,进而对问题的真伪作出自己的判断以调整行为。

(二)从田野中来:扎根中创新

走进田野之后,研究者们带着问题意识进行调查,在探析中国独特的社会变革和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总结经验使其理论化。这种扎根理论最终会以公共政策的形式进行包装,使其成为主流理论进行对话。中国具有独特的田野现象,形成公共管理学特殊的中国符号,扎根本土研究,为制度创新作出贡献。

1.民族志撰写为理论提炼作准备从形式上来说,民族志是研究者调查研究写的一个文本,是通过访谈、问卷,深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中得到的。以前是以“道听途说”的方法来形成民族志,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学术界逐渐流行在线上世界寻找“自我”,再将“线上”延伸到“线下”,将网络民族志、虚拟田野调查和现实民族志结合。虚拟田野与现实田野结合后,研究者的田野范围将得到扩大,田野资料将得到丰富,调查研究的真实性得到增强[25]。民族志的真实性是其核心问题,是民族志主体对客观事物和规律的正确认识[26]。民族志的撰写是采用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方法,通过详尽的描述来呈现事件的细节以还原真相。民族志写文化是民族志的发展方向,需要众多利益主体间互相协商合作,这种不同以往强调协商合作的民族志新风格不失为实现公共管理学“good life for all people”宗旨的有效方法。民族志写文化能够催生扎根理论的科学性,促进公共管理科学化。

2.扎根理论升华研究意义扎根理论就是需要通过田野调查,围绕社会中的权力与权利的互动的关键内容,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来解决问题。政策人类学是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来获得公共政策的灵感和解决方法,研究者首先要树立一种创新观念就叫扎根理论,以产生公共政策。扎根理论能够通过政策建议反映出来,但是现存问题是许多研究者没有将扎根理论与政策建议分离。政策是一个理论的现实化,其意义在于提供问题治理的方法,优质的政策往往会蕴含着田野中扎根理论的踪影。将扎根理论与公共政策分离就需要研究者分清研究结论的目的和意义,为了丰富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理论要聚焦扎根理论的研究,而为解决治理问题提出对策的研究则需要将扎根理论包装为公共政策。

3.运用政治人类学新范式20世纪60年代,扎根理论是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民族志等领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研究方法,其将理论引入人类学的研究范畴,改变早期人类学无理论的研究传统[27]。田野调查要坚持新政治人类学的学科基质“五性统一”的文化整体观[28]。第一,内在问题导向性就是避免自己主观主义的倾向。在田野中,强调一种“他者”意识,打通对“自我文化”的反向反思渠道,改变单向度地对存在问题进行批评,旨在到遥远的“他者”寻找解决“自我文化”存在问题的良方。第二,参与观察性体现在田野调查需要到某地长期观察,形成对该地基本社会发展结构态势、人民群众基本心理趋势以及未来发展态势的了解与预测。第三,互为他者性是指符合历史发展规律或者符合人民群众的需求需要进行协商民主。政策制定者、政治领导者要把人民群众的想法和历史发展的趋势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政治领导和政治治理的重要政策来源。第四,利益公共性要求在确定政治目标之后,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提炼公共利益。第五,政策科学性主要是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借助田野调查的科学方法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公共政策呈现科学化的态势。公共管理学也要坚持政治人类学“五性统一”的标尺,运用田野研究法,以互为他者性的视角、参与观察性的态度,通过政治领导者、政策制定者的提炼,最终形成公共利益的基本形态,形成为人民所理解、所接受的“接地气”科学决策。

(三)到田野中去:发出正义的呼声

公共管理需要凝练出扎根理论,制定出一套实事求是的、最符合实际情况的公共政策,发出科学正义的声音,这便是公共管理学的历史使命和伟大任务。

1.凝练扎根理论并提出政策建议不同研究者的扎根理论是独一无二的,通过扎根理论的指导能够形成解决不同社会问题的公共政策。政治学科学化离不开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并关注人文价值,应用人类学家需要关注政策问题,需要将社会治理问题纳进研究视野中去。公共管理学作为专门研究社会治理的学科更应该积极吸纳人类学的知识与方法,不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公共管理学者在田野中得出的扎根理论都可以向政策建议方向发展。一方面,人类学家要关注政策问题。人类学家在进行人的研究时要关注政策制定与评估,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政策挂钩,得出具有跨学科意义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公共管理学要关注人。以善治为目标,关注微观视角和弱势群体,将脚步放缓,深入田野去与人交流。公共管理学需要人类学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制定出真正利民政策。无论是人类学还是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者们都要将扎根理论与政策建议对接起来,通过公共政策来解决民之所困。

2.理论联系实际公共管理学要求把理论联系实际,能够深刻体会田野调查用处和功能,并将其运用于做学问的过程中,为以后学科发展提供方法论上的借鉴。一方面,研究者要保持自我意识。作为他者不能够完全被研究对象的意识所支配而应该在田野中保持清醒,找出病因。另一方面,研究者需要有他者意识。要在田野中去认识了解他者以解决社会问题。要积极追求自我塑造,学会在田野中反思,通过研究他者认识自己,以规避传统政治学领域“养尊处优”所惯有的那种在道德、理论、知识等方面先天性拥有某种居高临下“驾驭”与“指导”社会实践的历史超越感与现实优越感[23]。通过田野调查提出扎根理论是研究者的使命,是基于内心正义的呼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需要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互动,需要双方进行思考,凝练出扎根理论,将扎根理论运用于实践。田野调查得出扎根理论,但是不能保证扎根理论一定能化为现实,提出政策建议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是否采纳和执行则需要政府层面进行全面考量。

3.向公共管理学界发出正义的呼声研究者的使命是要以人为本,将好的理论和方法论进行创造和推广,为社会发展做贡献,进行正义的呐喊。公共政策扩散是指一种政策活动被新的政策制定主体采纳的双向互动的自然过程[29]。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将扎根理论包装成公共政策借以政策扩散路径进行传播扩散。

研究者可以运用政策扩散理论将扎根理论与政策扩散关联起来,以做出本土化解读,试图建构中国模式[30]。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成果要想走向世界,先要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从政策扩散的方向维度上看,政策扩散呈现不同的路径。第一,横向传导路径。政府间的横向政策扩散多呈现出自发型特征,是区域和部门之间的以及政策先进地区向政策跟进地区的扩散模式[31]。田野调查中的扎根理论需要通过公共政策建议的形式得到推广,从政策创新主体扩散至政策采纳主体后,并对其可行性不断检验与修正,总结出基层创新性治理理论方法并推广至全国以提升治理绩效。第二,纵向传导路径。纵向路径是政策创新经过层层理解、吸收、内化之后政策采纳者进行的本土化修整[32]。纵向传导路径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传导路径。自下而上的路径是地方创新政策吸引了中央注意并获得政策合法性,在效率治理目标驱动下,政策创新溢出效应将带来政府治理效率提高。自上而下路径是压力辐射路径,上级决策主体发出权威性指令要求地方政府对创新政策采取学习与跟进并且支持政策再创新。上级决策主体出台纲领性文件将会提炼出扎根理论进行推广与试点,地方在田野的过程中融合地方特色,导致扎根理论的政策爆发,呈现出波浪式层级吸纳扩散的特点[33]。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需要走出去就需要以政策理论形式为载体为世界提供中国经验,向国际公共管理学界发出正义的呼声是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走向世界的前言。因此公共管理者与学术研究者都将肩负重大使命,研究者作为田野调查的实践者和扎根理论的创造者更应该肩负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理论推广者的角色。

公共管理学与人民息息相关,需要具备科学性,需要进行跨学科交流学习。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需要吸纳田野调查这一种质性研究方法,通过访谈调研来认真考虑被忽视的非理性因素。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生长于田野,更离不开田野。目前中国公共管理学缺少本土化理论的生成以及理论对话、缺少理论与实践对接,缺少新范式的指引。弄清田野调查的概念来自人类学,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介绍了新政治人类学范式作为指引。田野调查有助于进行中国式研究,将理论想象力与实践前进力进行统一。当然,要想建造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就需要厘清一条中国特色的研究路径,使中国道路能够在国际范围得到推广。以田野为研究场域,树立问题意识走向田野,在田野中培养激发问题意识,辨明问题真伪。从田野中来就需要通过提炼扎根理论、撰写民族志、坚持新政治人类学的“五性统一”的文化整体观[29],以升华研究意义。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者到田野中去发出正义的呼声,凝练出扎根理论提出政策建议,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将中国之治推广到世界。

但是由于田野资料收集受限,强势主体资料具有保密性质而难以获取,目前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多集中于弱势群体,田野地点多集中于基层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民族志逐渐被应用,但是中国的网络民族志发展相对较缓,相关研究的进度、方法和对象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因此,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发展要取长补短,跟进时代潮流,将网络田野与实地田野相契合,发掘问题,丰富中国治理故事,构建中国特色公共管理学,促进中国式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