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守亮,程本兴

(1.宜城市板桥店镇中心学校,湖北 襄阳 441400;2.宜城一中,湖北 襄阳 441400;3.湖北文理学院 宋玉研究中心,湖北 襄阳 441053)

孟浩然(689—740)与宋玉(前296—前222)同属于襄阳历史文化名人:前者是唐诗史上最早具有鲜明特征的流派——山水田园诗派的代表之一,又是唐代大量写作山水诗的第一人[1],是盛唐时期唯一获得李白与杜甫高度评价的著名诗人[2]1,孟浩然传说还被列为襄阳市级非物资文化遗产保护项目[3];宋玉是楚辞文学最优秀的继承者和散体赋的创立者[4],同时也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有政治见解、充满了悲悯情怀、对人生和社会有透彻感悟的哲人[5]。这两位大家相去近千年,成就、影响亦各有千秋,但孟诗中所流露的恋阙心结和宋辞中所蕴含的思君情怀则颇多相似、相近、相通之处。

一、恋阙之“频”与思君之“切”

所谓“阙”,原为皇宫门前两边供瞭望的楼,又指皇帝居处,后借指朝廷、京城;孟浩然诗作中曾多次提及“京”或“阙”,则主要是指当时的都城长安,这类作品或纪行,或追忆,或赠别,大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诗人那似乎挥之不去的恋阙情结。如唐开元十一年,因兵部尚书兼中书令张说举荐,孟浩然赴玄宗征召之命入京[2]131,路遇大雪,作《赴京途中遇雪》[6]362以记之:“迢递秦京道,苍茫岁暮天。穷阴连晦朔,积雪满山川……”此番进京,将近年关,天气阴冷,远望长安,路漫漫,雪茫茫,诗人也只能“客愁空伫立”,其孤独、彷徨的心境让人感同身受。在次年秋七月所写的《送袁太祝尉豫章》[6]412中,则表露了另一种心境:“何幸遇休明,观光来上京。”诗人感慨遇到政治清明的时代,深感荣幸,入得京来就是要观览国家的政教光辉以适宜将来从政追随君王。

开元十五年,孟浩然求仕失败离京之后第一次游历越剡,在此滞留已达三个年头,作《久滞越中贻谢南池会稽贺少府》[6]206以咏怀。诗人以陈平、仲尼自况,表白自己为求仕进而“负郭”“问津”的苦心,第三联“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则道出其空滞越地却贫居不甘,仍心念京都(“魏阙”)的失落感。开元十六年,孟浩然二入长安参加科举考试[7]33-34,在焦急等待发榜期间,于次年伊始创作了《长安早春》[6]177。诗人在万物复苏、生机盎然的太平景象描绘中寄予着自己仕进的期望,末二句更是直接坦露了渴求及第、荣归故里的急切心态:“何当遂荣擢,归及柳条新。”开元二十一年,孟浩然自洛至越,行经鄱阳湖时,作《自浔阳泛舟经明海》[6]58以纪行。诗人虽然屡经求仕的失败,且时年四十有五,但他抱负难忘,在描写旅途所见壮美景致的同时借古抒怀,似有重回故乡再图仕进之心:“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恒在,金门诏不忘。”

不过,在屡屡碰壁、仕途暗淡的残酷现实面前,孟浩然此类诗作表达更多的则是失望、悲戚、喟叹。如“回瞻魏阙路,空复子牟心。”[6]498“望断金马门,劳歌采樵路。乡曲无知己,朝端乏亲故。”[6]117“寄语朝廷当世人,何时重见长安道。”[6]141据不完全统计,孟浩然诗集[6]中诗题、诗句含“京”“秦”“京邑”“秦中”“都中”“长安”“魏阙”“青门”“金马门”等字眼且关涉京都长安的,举凡约20余篇次。

与孟浩然恋阙之“频”不同的是,宋玉思君之“切”则集中体现在其楚辞代表作《九辩》[8]25-45之中。据考证,大概在楚幽王三年(前235年)左右,宋玉早已失职,“因秋感触,追忆往事”[9]219写成《九辩》,主要是“抒发自己落拓不偶的悲愁和不平,在一定程度上也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的黑暗”[10]。正如朱熹所云,《九辩》所写之“秋”“有似叔世危邦,主昏政乱,贤智屏黜,奸凶得志,民贫财匮,不复振起之象”[11],导致忠臣志士遭谗放逐而感时兴怀。如诗人在第二章悲叹道:“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即便如此,诗人依旧思君、念君:“愿一见兮道余意,君之心兮与余异。”[8]27

既然宋玉在创作《九辩》之前即已失职,则新君楚幽王甫立,诗人当与之交际不多,更何况权臣当道,故对宋玉而言也就不存在“以为君独服此蕙兮,羌无以异于众芳”[8]31这类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再综合宋玉年世行迹以及《招魂》[12]176-185《九辩》等作品的相关内容,我们有理由推测,宋玉失职可能是在考烈王中后期的某一年,而《九辩》中所思之“君”也应该是考烈王,是对考烈王时期君臣交际及其他往事的追记。失职后诗人思君之心尤为痛切,念君之情就通过饱蘸的浓墨而诉诸笔端:“心闵怜之惨凄兮,愿一见而有明。……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8]31;“倚结軨兮长太息,涕潺湲兮下霑轼。”[8]27即使在在野草莽莽的郊外,诗人仍然一往情深地希望面见君王却又不知路在何方而无缘得见:“欲循道而平驱兮,又未知其所从。”[8]35而且君恩之念也时常萦绕脑际:“愿衔枚而无言兮,尝被君之渥洽。”[8]33如果宋玉失职不是在考烈王时期,所思之君不是考烈王的话,则前引诗句理解起来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似乎更像无病呻吟;反之,则顺理成章了。在《招魂》的“乱词”部分,诗人也是通过追忆叙事来表达思君之情:“与王趋梦兮课后先,君王亲发兮惮青兕。”[12]184还衷心希望上苍保佑考烈王:“赖皇天之厚德兮,还及君之无恙!”[8]43

二、恋阙之“源”与思君之“由”

(一)家学传承与遗教濡染

孟浩然诗作中频频流露出“恋阙”情结,与其家学传承有很深的渊源。据记载,孟浩然是孟子三十三代孙[13],他自己在《书怀贻京邑同好》[8]43中也明言:“维先自邹鲁,家世重儒风。诗礼袭遗训,趋庭沾末躬。”这里的“邹鲁”是偏义复词,实指孟子的故乡邹国,在今山东邹城,据此可知襄阳孟氏乃“亚圣”孟子之正统一脉。有学者考证,孟浩然自幼所接受的是一种家庭教育,而为其传授“诗礼”的学者实为其父,因为诗中所言“趋庭”就是指子承父教[7]80。既然孟子是襄阳孟氏的始祖,而孟浩然承袭的又是由父辈亲授的圣贤遗训,那么,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孟浩然的积极影响即可视为家学传承了。

孔子曾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14]168意谓君子求学与入仕贵在“谋道”,既可争取仕进机会而名利双收,又能实现治国安邦的远大政治理想。孟子继承了这一仕途观,他说:“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15]164在他看来,志能之士要是失掉了官位,就像诸侯失掉了国家。读书人出来做官就如同农夫需要耕种来谋生一样天经地义;而且不能因为是离开国界到另一个国度去耕种便放弃他必备的农具,实则隐喻求仕者还要时刻准备好相应的媒介、智谋或能力等;并强调“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15]339,而“社稷之臣”还必须“以安社稷为悦”,即国家安危所倚重的能臣应该积极协助君王推行“仁政”,务以安定社稷为要。

正是在这种思想熏陶下,孟浩然青少年时期就发奋苦读:“吾昔与尔辈,读书常闭门。”[8]107“苦学三十载,闭门江汉阴。”[8]179“昼夜常自强,词赋颇亦工。”[8]43“少年弄文墨,属意在章句。”[8]65并立下了积极用世的雄心壮志:“吾与二三子,平生结交深。俱怀鸿鹄志,共有鶺鴒心。”[8]77“冲天羡鸿鹄,争食羞鸡鹜。”[8]117“擎来玉盘里,全胜在幽林。”[8]136“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8]231“余亦赴京国,何当献凯还。”[8]115“忠欲事明主”[8]96。“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8]101“迟尔为舟楫,相将济巨川。”[8]311据统计,在孟浩然260多首诗作中,明显反映其求仕愿望的就多达50首[16]。前引诗句中,既有诗人少年时期鸿鹄冲天之梦,又有青年时期欲济苍生无愧圣明之志,还有不惑之年赴京应试“献凯还”的热切期盼和“事明主”的美好心愿;即使进入知命之年,诗人希望张九龄能遇赦返京重掌朝纲,届时自己仍将鼎力支持合作:“散盐如可拟,愿糁和羹梅”[8]382,表达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用世情怀。

至于宋玉的师承关系,他在其辞赋中曾数次提及:“口多微词,闻之圣人”[8]130;“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8]100;“宋玉与登徒子偕受钓于玄渊”[8]134;“自压桉而学诵”“愿慕先圣之遗教”“窃慕诗人之遗风”[8]35。虽未明言其师具体为谁(“玄渊”仅是授钓而已),但有学者根据宋玉辞赋作品的全面分析,比较深入地考察了宋玉的思想嬗变轨迹、归属及价值,认为宋玉的思想出自与其同时代的荀子的新儒家思想系统[9]231-254。其中,宋玉的思君情怀受荀子忠君思想影响颇深,而荀子的忠君思想又是对孔孟君臣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当鲁定公问及君臣关系时,孔子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4]30到了孟子这里,则变成了“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15]326、“教人以善谓之忠”[15]147。而在荀子看来,“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从命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忠”[17]268-271,“请问为人臣,曰:以礼待君,忠顺而不懈”[17]244,强调的是“利君”“忠顺”“忠君”。宋玉创作《九辩》时虽已革职,甚至放逐远方,但他仍然君恩难忘而思君念君,更怀有忠君之志:“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8]33,“忠昭昭而愿见兮,然霠曀而莫达。……窃不自料而愿忠兮,或黕点而污之”[8]39,“纷纯纯之愿忠兮,妒被离而障之。……计专专之不可化兮,愿遂推而为臧”[8]43。

如何践行对君之“忠”呢?孟子曾云:“君有大过则谏。”[15]291荀子也说:“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17]271西汉刘向进一步阐释道:“谏有五:一曰正谏,二曰降谏,三曰忠谏,四曰戆谏,五曰讽谏。”并例举孔子赞成“讽谏”这种进谏方式[18]。在楚顷襄王时期,宋玉通过创作《风赋》《讽赋》《钓赋》《舞赋》《大言赋》《小言赋》《高唐赋》《神女赋》等作品,从不同角度屡屡向君王进言,提出了诸如“以贤圣为竿,道德为纶,仁义为钩,禄利为饵,四海为池,万民为鱼”的“大王之钓”策略[8]134,以及“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治国良方等[8]80;到了考烈王初年,又通过赋说《登徒子好色赋》据理自辩,并强调对女性应“扬诗守礼”、洁身自律[8]102,采用的也是“讽谏”的方法。尽管司马迁稍早在《史记》中批评宋玉等人作赋“终莫敢直谏”,但是宋玉“莫敢直谏”不等于不“谏”,更不等于未“谏”,而是通过“讽谏”来践行先圣遗教所倡导的“利君”“忠君”之志。

(二)盛唐气象与衰世乱局

促使孟浩然生发“恋阙”情结,除了孟氏家学传承这个内在因素外,还与贞观以至开元间逐渐形成的盛唐气象等外在因素密不可分。到了玄宗朝中前期,经济日益繁荣,政治也较为清明,尤其是王室的倡导和府衙的落实,用人机制得到进一步优化,如唐玄宗“及即位,数诏州县及百官荐举经通之士。又置集贤院,招集学者校选,募儒士及博涉著实之流。”[19]广大士子更是踊跃响应而勤学苦读,积极求取功名,“至于开元、天宝之中,太平君子唯门调户选,征文射策,以取禄位,此行己立身之美者也。父教其子,兄教其弟,无所易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资身奉家,各得其足。”[20]据记载,仅开元十六年即录取进士20人,次年又录取26人[21]。综观开元时代的著名诗人如王翰、王湾、王维、刘奋虚、崔颢、祖咏、丁仙芝、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卢象等,不是直接为二张(指曾担任过丞相的张说和张九龄——引者注)所赏拔,就是在严挺之等文儒知贡举时登第[22]。孟浩然“平生重交结”,仅据一部《孟浩然集》的目录即可知与其交游者达142人之多[7]127。上述诗人中,储光羲、崔国辅、綦毋潜、王昌龄、卢象等与之曾过从一时,均有诗赠答;王维、张九龄则与之结为“忘形之交”;张说更是因孟浩然投刺《望洞庭上张丞相》等诗作而向明皇举荐他。另外,与孟氏素为“通家之好”的张子容于景云三年进士及第,孟浩然“故交”陶翰也在开元十八年及第,而同乡好友辛之谔则于开元十七年因上《叙训》二卷而授长社尉……故旧好友的一些帮扶和鼓励,尤其是这个“朋友圈”中有很多人已先后成功上岸,对孟浩然的积极仕进无疑会是极大的示范和鼓舞,则孟诗中的“恋阙”情结就不难理解了。

与孟浩然“恋阙”的清明环境截然不同,宋玉“谏君”“思君”的时代背景则是楚国正处于衰世,君昏臣佞,上下离心,乱象丛生。如楚襄王中后期,“左州侯,右夏侯,辇从鄢陵君与寿陵君,饭封禄之粟,而戴方府之金,与之驰骋乎云梦之中,而不以天下国家为事”[23]320;而且“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楚人自战其地,咸顾其家,各有散心,莫有斗志”[23]657。进入考烈王时期,境况更糟,不仅楚王昏庸无能、奸佞擅权,如“夫人主年少而矜材,无法术以知奸,则大臣主断国,私以禁诛于己也,故弑贤长而立幼弱,废正适而立不义。”[23]324“君相楚二十余年矣,虽名相国,实楚王也。”[24]5134而且奢靡之风由王室贵胄盛行到士民阶层,如“赵使欲夸楚,为玳瑁簪,刀剑室以珠玉饰之,请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以见赵使,赵使大惭。”[24]5127尤其可恨且为人所不齿者是纲常沦丧,寡廉鲜耻,如“楚考烈王无子,春申君患之,求妇人宜子者进之,甚众,卒无子。……于是李园乃进其女弟,即幸于春申君。知其有身……楚王召之,幸之,遂生子男,立为太子,以李园女弟为王后。”[24]5131-5132难怪宋玉在《招魂》序词中一方面告诫楚王要“主盛德”,另一方面则毫不留情地指摘王室及佞臣“牵于俗而芜秽”[12]179,并在《九辩》中哀叹:“悼余生之不时兮,逢此世之俇攘!”[8]29

三、恋阙之“终”与思君之“果”

孟浩然虽有“恋阙”之情和入仕之意,甚或也有成功登岸的机会,但他似乎总是运交华盖,难偿所愿。对此,有学者曾做过较为客观的分析,认为孟浩然“应进士不第”主要与朝廷自开元十六年始试《左传》《周礼》等“平文”的考试改革相关,而他一生最为擅长者却只是诗,未见有一篇赋或“平文”传世,也未曾向朝廷献过赋,他自己也说:“北阙休上书”“犹未献甘泉”[7]119-121。另据《新唐书·孟浩然传》[25]记载,时任襄州刺史、山南东道采访使的韩朝宗欲向朝廷推荐孟浩然,邀其一同赴京,他竟因“会故人至,剧饮欢甚”而拒往,白白浪费了一次仕进的机会,事后竟还“不悔也”。……所有这些就导致了孟浩然仕途上的落寞:“十上耻还家,徘徊守归路。”[6]65“年年白社客,空滞洛阳城。”[6]447“犹怜不才子,白首未登科。”[6]156“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6]241“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6]235直至“才名日高,竟沦明代,终身白衣。”[6]530生活上的困顿:“甘脆朝不足,箪瓢夕屡空。”[6]43“岂直昏垫苦,亦为权势沈。二毛催白发,百镒罄黄金。”[6]179“授衣当九月,无褐竟谁怜。”[6]134还有精神上的痛苦:“三十既成立,嗟吁命不通。”[6]43“壮图哀未立,斑白恨吾衰。”[6]99“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6]347“士元多赏激,衰病恨无能。”[6]445综上,如果将突出表达孟浩然仕进之愿的诗作稍加归纳的话,我们发现,诗人“恋阙”的心路历程似可简括为孜孜以求、充满期待、苦闷彷徨、心有不甘、希望破灭等几个维度,而在其人生下半场这几个维度又相互交织、相互渗透,充满变数,不过最后的结局则是无果而终。

与孟浩然心恋“魏阙”而频用“恨”“衰”“不通”“未立”“无成”等词如出一辙,宋玉也是思君君“不知”——“专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8]27,见君又“不得”——“车既驾兮朅而归,不得见兮心伤悲”[8]27,绝君则不甘,也不敢——“忼慨绝兮不得”“欲寂漠而绝端兮,窃不敢忘初之厚德”[8]33,上达天听或谏君更是“不通”——“闵奇思之不通兮,将去君而高翔”“愿自直而径往兮,路壅绝而不通”“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8]27。在“却骐骥而不乘兮,策驽骀而取路”[8]32这样是非颠倒的乱世,尽管诗人满怀爱国忧民之情和忠君报国之志,但是,由于宵小当道,贤良弃逐,最终也只能在那风雨交加的荒芜沼泽地带孤独地望云长叹,甚至还难逃“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见乎阳春”的悲惨命运。

四、恋阙之“众”与思君之“遥”

有唐一代,诗家辈出。除了孟浩然,在万千诗人中同样怀有“恋阙”心结的则不胜枚举。例如“初唐四杰”之一杨炯:“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26]26盛唐边塞诗派代表之一岑参:“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27]中唐“韩孟诗派”代表之一韩愈:“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骑驴到京国,欲和熏风琴。”(1)全唐诗库(网络版www3.zzu.edu.cn/qts/)340卷026号,韩愈《孟生诗》。晚唐与李商隐齐名的杜牧:“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26]1063据笔者对网络版“全唐诗”(www.cgz.com.cn)收录的全唐2613位诗人、38074首诗的在线粗略统计,诗题中直接点明“长安”的有265条;含“京”字的达378条,其中“京邑”12条,“京国”“帝京”各3条,“京都”2条,等。诗句中提及“长安”的达641条,嵌入“北阙”“魏阙”等字眼的分别有124条、73条;含“京”字的达937条,其中“京华”“帝京”“京国”“京邑”“京都”分别有81条、45条、37条、23条、20条;而“帝都”则有22条,等等。面对京都长安,唐代诗人或赴或寄,或归或离,或望或思,或梦或忆,在诗作中流露出浓郁的恋京怀阙情愫,可说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深深地烙下了那个时代的印记。诚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唐代士人对长安的眷念,也即对功名的眷念。”“无论是唐代士子普遍怀有的‘长安梦’,还是贬逐、流寓士人的归阙之思,皆缘于唐人执着的事功追求,其背后的精神本质即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28]而孟浩然,便是其中怀有“长安梦”的一个典型代表。

其实,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恋阙”“思君”情怀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后期孔子编订的“诗三百”。例如:“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29]342诗前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意指成王将亲自主持政务之时,召康公用民事来训诫他,选文讲述的是公刘踏勘京师地段,并潜心指挥施工。又,“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29]271诗前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即本诗主要是讲文王受天命而使大周兴盛;其他诸如《生民》《皇矣》《大明》《绵》等《大雅》类篇什,大都追述部族历史,颂扬祖先功绩,具有诗史性质。再如:“四牡騑騑,周道倭迟。岂不怀归?王事靡盬,我心伤悲。”[29]6这是一首行役诗,讲述一个差吏勤劳王事而不能同时尽孝、事亲。诗前序曰“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诗中“周道”,即通往周的都城岐邑的道路。诗中“岂不怀归”重复了三次,而“王事靡盬”(“靡盬”当指王室差遣的公务没有止息——引者注)则复现了四次。又,“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夙夜匪解,以事一人……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29]404-405诗前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诗人通过描述仲山甫“王躬是保”“出纳王命”“赋政于外”“夙夜匪解”,甚至殚精竭虑为王“补阙”等德行贤才,来赞美宣王的选贤任能,并使周室中兴。综合来看,《公刘》《四牡》《烝民》等篇章既有“恋阙”“思君”“颂君”的情愫,又有忠君思想的萌芽。这一传统发展到战国中后期,经屈原发扬光大而在其创制的《楚辞》中表现得更为突出。例如诗题《哀郢》,诗句“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12]106其中“郢”“国门”“龙门”“故都”均指向楚国都城纪南城,这是“恋阙”的心结;又,“楫齐扬以容与兮,哀见君而不再得。”[12]106“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12]4-5这是诗人思君谏君情愫的真实流露。再如:“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贱贫。事君而不贰兮,迷不知宠之门。”[12]96“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12]4这是屈原忠君忧国情志的诚挚表达。据统计,屈原25篇作品中含“忠”字者达13条,而宋玉《九辩》全诗含“忠”字者有4条,含“思”字且以“君”为言说对象者有3条。可见,屈宋承袭了《诗经》的传统,并在“恋阙”“思君”之情中融入了鲜明的忠君爱国思想,为后世诗歌创作开启了直接表露恋阙思君、忠君爱国情怀的先声。

孟浩然生在盛唐,受儒风濡染和时代影响,他青少年时期就立下鸿鹄之志,并力图用世而发奋读书,孜孜以求,其积极进取精神值得肯定;而在仕进过程中孟浩然似过于率性,准备也稍显不足。当然,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不必苛求古人,但作为诗人的孟浩然,其求仕、落第的经历无疑会给后人提供一面镜子,尽管他满腹诗才,甚至诗名远播。作为孟浩然的先乡贤,宋玉也是“好辞而以赋见称”,并且同样受孔孟遗教浸润颇深,虽然彼时他已被革职而很难见容于世,更不可能重新见用于世,但面对风雨飘摇、大厦将倾的楚国危局,诗人首先想到的是国君、国家及黎民,在《九辩》中他心心念念的依旧是如何谏君,如何使昏聩的楚王有一丁点儿清醒,能够采用自己的建议或治国良策,给这个暗弱的世界投下一束微光,为世人展现的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儒家风范。要之,孟浩然、宋玉这两位大家,尽管所处时代不同,所遭境遇不同,但他们作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经世致用思想是相通的,在其诗、辞创作中沐浴圣贤遗风,各以“恋阙”“思君”的方式来表达对“用世”“用谏”的企盼和追求,为我们对比性地研习、评析古代作家、诗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