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乐妤

古往今来，关于昆山的志书非常多，昆山编纂地方志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期。《苏州全书》本次影印的《弘治昆山志》以苏州博物馆藏黑格稿本为底本影印，配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桂云堂抄本。本期“《现代苏州》访谈”对话昆山市档案馆副馆长苏晔和苏州市职业大学教育与人文学院副教授蔡斌，一起来为读者解读《弘治昆山志》的价值，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现代苏州》：在《弘治昆山志》之前，昆山都有过哪些方志类著述，与《弘治昆山志》都有哪些关联？

苏晔：昆山是方志之乡，代有编修。以志为名的首部方志为宋代《玉峰志》，后有《玉峰续志》。时至今日，宋代志书流传下来的，全国仅存30多种，而昆山就占其二，这是令人骄傲的文化现象，由此可见昆山人文渊薮，学术繁荣的地域特征。

昆山在宋代以来，历元明清，历代均有县志编修。从宋淳祐年间至清末民初，编修县志22部，其中宋代2部，元代1部，明代8部（存3部），清代10部（存5部），现存旧志11部。

《现代苏州》：《弘治昆山志》现在留存的有哪些版本？请从文献典籍的角度，评价一下《苏州全书》所选《弘治昆山志》藏本的价值。

蔡斌：在江苏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江苏旧志收藏整理普查总表》中，著录有三种《弘治昆山志》写本，一是现藏于苏州博物馆的稿本，目前已被列入“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古刻名抄经眼录》记载说：“《昆山县志》十四卷，明吴祺修，顾潜纂。明弘治间墨印文章格写稿本。现藏苏州博物馆。”二是国家图书馆藏桂云堂抄本，书心有“县志卷十二”及“桂云堂”字样。三是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湖北图书馆所藏抄本，均为存卷一至十二、缺十三、十四两卷，其中上海图书馆所藏抄本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录自今苏州博物馆藏稿本。

本次《苏州全书》出版的《弘治昆山志》即以苏州博物馆藏黑格稿本为底本影印，配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桂云堂抄本，既保留了稿本的样貌，也使该著得以完璧。

《现代苏州》：《弘治昆山志》缘何入选《苏州全书》第二批图书？

蔡斌：顾潜所纂辑的《弘治昆山志》，是我们今天仍能读到的存世最早的明代昆山志。《弘治昆山志》体现出了顾潜的儒学修养，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一种名臣干吏气度的修志，是大臣修志，因而在凡例取舍中表现出的是对前志基于尊崇政教立场的有选择的接受，善则从之，且做表彰。由于《弘治昆山志》主要是个人纂辑，而编纂者顾潜又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因此在历代昆山方志中是首尾贯通编纂者思想认知、有特点、有代表性的一部。

另外，《弘治昆山志》还具有较高的文学品质。顾潜在诗文创作时讲求文笔，在纂辑昆山志时则用史笔，且其文笔与史笔间有着内在的趣味、情性上的契合，这也使得《弘治昆山志》的文字读上去让人觉得朴而隽永，简而有味。

《现代苏州》：请您介绍下顾潜、吴祺其人。

蔡斌：顾潜(1471-1534)，字孔昭，昆山人，是弘治九年（1496）的进士。明代昆山名贤方鹏在嘉靖九年（1530）为顾潜诗文集《静观堂集》所作序言里，形容顾潜是文如其人、人与文一致的典型：“先生貌肃而礼恭，行方而言简，望之若孤崖峭壁，凛不可犯，即之若雨竹霜桧，寒色可掬。盖自蚤岁成进士、入翰林、授监察御史、典学京畿，以至谢政，其风神之峻整、气节之凌厉，犹一日也。”

明孝宗弘治年间，已出任监察御史的顾潜回到家乡养病，得到了时任昆山知县吴祺的支持，编纂完成了《弘治昆山志》这一部昆山县志。吴祺，《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名宦传》上有个人小传：“吴祺，字贵德，丰城人。尝为永平教谕，弘治壬戌(1502)进士，明年来知昆山，宽厚廉明，政务修举，利泽及民。延请御史顾潜修《昆山志》。后擢御史，仕至副都御史。”

《现代苏州》：作为我市重点文化工程推出的《苏州全书》第二批图书之一，请您具体介绍一下《弘治昆山志》史料价值。

蔡斌：首先昆山自江南开发以来，崇文重教，文风兴盛，很早即为文献之邦、人文渊薮，史料资源相对比较丰富。但顾潜在纂志时，仍对史料做了较为严苛的取舍。由于顾潜作为时任朝廷大臣的意识站位较高，他在史料遴选及内容表述的层面上十分追求能体现与政务教化攸关。比方说像南宋《淳祐玉峰志》里原本“祠庙”部分，有当时很多本地民间祭祀信仰的记录，而到了顾潜修《弘治昆山志》时，就对此做了比较多的删减；而在保留的王震故事里，恰恰是当事人以不怕鬼、不信邪的态度挫败了狐怪的锐气，风趣中自有儒者的价值取向。

在《弘治昆山志》中，顾潜还十分看重昆山历代的科举佳话，卷五单列“进士”一卷，基本做到了有其人必录名，有嘉言良行必彰示。而在卷六中，顾潜不仅列出了获得举人的昆山士子，包括岁贡、荐举、援例在内的一般认为非科举正途出身的也一一登入在案。顾潜在从事《弘治昆山志》的纂辑时，还十分留意保存历来郡邑旧志修纂者的相关情况。

《弘治昆山志》还有一个特殊的史料价值，就是该志在《卷六》逐一记录下了明初曾参与编纂国家的大型文典《永乐大典》的沈余庆、吕昭、夏昺、卫靖、周公冕五位昆山士人，从一个较为基层的县级层面，加深了我们对已整体散佚的《永乐大典》的认知。同时也可证当时昆山的文教事业昌明，人才济济。

《现代苏州》：可否谈谈《弘治昆山志》在文化传承上起了什么作用？

苏晔：古代方志凝聚着先贤的智慧。但毋庸讳言，旧志也有其时代局限性，然瑕不掩瑜，今天我们要正确对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前人优秀传统，学习前人编纂志书的担当精神，传承旧志所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往开来，在新一轮修志中把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记录好、留存好，当属新时代方志人神圣之职责。

昆山市档案馆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