邸楚雯　高润之

关键词：元代章草；典型特征；赵孟頫；急就章

一、元代章草典型特征——程式化

（一）方折加强

孙过庭《书谱》曰：“草以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使，谓纵横牵掣之类是也；转，谓钩环盘纡之类是也”。[1]草书贵使转，通过连续的使转达到一种有质量的笔画形态。草书的用笔忌单一的横线或直线，否则就很容易使作品看起来沉闷、机械、没有活力。

从晋、隋章草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绞转笔法，线条庄重浑圆。元代章草囿于唐楷方折，章草的圆成了方折，呈现出棱角分明的特点，失于章草浑圆古雅之体。从书体演变角度审视这一现象，我们更应重视唐楷对其产生的作用，魏晋章草的用笔与字势，突出地体现了圆转的意味，到了元代突然变成方折，正是基于楷书的影响。概言之，元代章草不论方锐笔锋之直，或字势趋向方形，经归纳总结，“加强方折，使笔画棱角分明”是它的首要特点。

（二）提按明显

由于楷书对提按的强调，主要体现在笔画末端的“点”和“顿”大量运用，尤其在楷书的起收笔和转折地方得到广泛应用。当唐代楷书中的“点”和“顿”笔画端部被运用到章草的笔法中时，元代的章草无疑加强了楷书提按顿挫笔法，从而限制了线条的流畅，导致相对的章草的圆转之势逐渐向弱势方向发展。

元人章草单笔提按最突出，突出表现为长横用笔书写，几乎全部保持侧锋切入起笔，转以中锋运笔为主，末以重按回锋收笔之规律。其中，邓文原、宋克《急就章》比较突出，杨维桢次之，就连元代书坛领袖人物赵孟頫也表现出了典型楷书笔法。正因提压显明，以致线条粗线多变反差大。邓文原、宋克、杨维桢、康里巎巎等章草的书写均具有“两头粗、中间细”线型特征。

元人章草继承唐代的重起收笔、重提按，轻点画、轻线条中段处理的常规。反观汉代、魏、隋、唐时期的章草，其书多隶书古味，在笔法线条上表现出厚重的审美倾向。还因为这种“重复”“提按”写法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元代章草单根线条表现出单薄和中怯等不足。

（三）波磔趋同

在秦系古隶中，“波磔”作为一种常见的收笔上提的笔法，最初是为了实用性而设计的，后来经过书家的加工，逐渐演变成东汉晚期碑刻隸书中的规范用笔特点。它与篆书相比，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在草书的书写中，也融入了类似秦系古隶收笔时所使用的“波磔”这一独特的笔法。汉代时期，简牍章草的笔画形态呈现出明显的自然状态，未经过刻意的夸张和修饰。[2]

在魏晋时期，章草波磔并未呈现出整体上的夸张，只有极少数人表现得过于夸张。陆机在西晋时期创作的《平复帖》是一部纯正的章草作品，其篆隶之意浓郁，笔法含蓄巧敛，以笔圆转，但笔画波势含蓄，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字都不带此特征。明皇象的《急就章》松江本虽然采用刻帖的方式，但其表现出的古拙、质朴、浑厚之感，以及波挑笔画没有轻薄质感，无不彰显着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在《淳化阁帖》中，王羲之所创作的《豹奴帖》以波磔居多，然而并未过分夸张华饰，而隋人章草所创作的《出师颂》中的波磔则表现出较为含蓄的风格，趋向于《平复帖》。

元人章草凡“捺”皆有“挑”的手法，“波磔”笔画符号化并具有相当程度的统一写法，使其在元代形成了特有字体。这种特色不仅体现在章草《急就章》、多体合卷和多体千字文章草题跋中，也突出于带有章草色彩的今草书作品中，甚至是行书作品中。由此可知，章草“波磔”自汉、魏晋自然写意而来，至几经“夸大”之后，终于在元代通篇波磔。具体表现为章草用笔经历了从汉时篆隶笔意重到元时的质变，章草中的“波磔”笔法流畅轻浮，没有浓重的感觉，棱角犀利而不失内敛，没有中锋的裹实。

二、元代代表书家章草特征

（一）赵孟頫——古法羲献、托古改制

赵孟頫是元朝举足轻重的一代大儒，一直提倡书学古人，以扭转现代社会盛行的弊端。他和鲜于枢、邓文原一起专攻魏晋古法，并在“二王”今草以前，以求用更古朴的章草，以纠正不良风气。赵孟頫运用书学整体观，追根索源，能够“善学二王”，以章草振天下。

其章草素以笔力圆健，章法以雄奇见长。其章草《临急就章》，时人竞临，多倚重赵孟頫学章草。存世的传为赵孟頫的三本《急就章》及《六体千字文》都不是他的亲笔书，但以其真迹为底本，则不应有疑。在其后期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和《酒德颂》等草书中有许多章草体的字迹，可以作为学习章草章法的参照。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楷书、行书、今草、章草混杂一起书写，结字随书体的造型大小错落，用笔朴质劲健，某些字中强化章草波挑，如“很”“卜”等字，这与鲜于枢在草书作品的某些字强化波挑的方法如出一辙。赵孟頫此书有新意之处是多体混合、随体造势，但各体特征清晰明辨，过渡不能很自然地衔接，显得有些僵化。

赵孟頫的章草书法多源于刻帖《急就章》。刻帖由于摹刻、材料等，使法帖呈呆板、呆滞之貌。赵氏临习时注重突破这一死板格局，增加了灵动生动的笔法。这一实践，同时也使汉章草书法性情面貌为之一变。赵氏正处于新体书写时期，他的章草书法中带有鲜明的行草痕迹。元代陆友《砚北杂志》卷曰：“尝参看皇象章草及王右军，十得八九。”[3]赵氏章草书法无论是审美追求还是书法表现都有一种魏晋风度和帖学气质，为后世章草的发展奠定了新的基调。（图1）

从赵孟頫的章草创作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坚持自己倡导的“用笔千古不易”的思想，既要保持书法的古韵，又要在字有古意的同时力求学古思变，古为今用，不过，赵氏并没有完全推翻并重新构建章草的风格。他的创造力是有限的。赵孟所处的时代与王羲之笔法盛传的时代相距甚远，元代赵孟頫则只能欣赏到唐代书法家临摹作品或唐代碑拓，这是时代的影响，而非赵氏的才华所致。

虽然他的章草风格发生了变化，但没有达到章草的雄浑程度。赵孟頫的书学复古并非空穴来风，他毕生致力于为同时代的人树立一个书学的典范，并为他们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学书思路。在《急就章》中，赵孟頫所展现的古法认识成为一个典型的范例，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二）邓文原—笔法谨严、规整有序

赵孟頫比邓文原大四岁，两人交往密切，对书法看法相同，邓与赵的书法大体相当。邓文原于大德三年所撰章草《临急就章》是其早年精心之作，现藏故宫博物院，后有张雨跋道：“素履斋书此，蚤年大合作。”[4]

从图2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书法以楷法写章草，有的字略参今草形制，结字偏方形，笔力纤巧锐利；丝线细密而顺滑，自觉加剧波磔。此临书脱去了古章草的古拙、浑厚之气，趋向轻快、优美，而仍受《急就章》中成熟和规范法度的熏陶，字字独立，字形大小较为均匀，上下字之间不相连带，且几乎每一个字头的转折均为方折般的楷书转折，缺乏魏晋转折浑厚之韵。这主要是因为经历了唐朝楷书化洗礼后，邓文原求学时受唐楷的影响，着意于章草书写时，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取法已经是下魏晋书风一等。在章草独特的笔法雁尾中亦有千人一面之妙，每笔用力之猛，角度之大，收放之妙都近乎相同，承袭了皇象“相众而形一，万字皆同”之特点。纵观全篇，观者一眼便可捕捉到这种雷同现象。邓文原追摹赵孟頫，而赵氏于转折、雁尾用笔等方面亦存在相似现象，可见邓文原师赵氏而取之并不高明。

但与赵孟頫不同的是，邓文原运笔节奏更加迅疾鲜明。隶书对章草影响的痕迹很少。笔画粗细之差渐渐扩大，细线显著增加，呈细而弱的尖翘。折笔多而少满圆，字形以端正居多，罕见欹侧，具有鲜明的行草书印记，灵动轻巧有余，浑厚沉着不足。有的文字糅合楷书笔意，不断求新，代表了新章草风貌，笔法纯熟洗练，成就很高。从邓氏的书法风格来看，它传承了赵氏的复古精神，复古出新，但没有冲破皇象《急就章》的羁绊，入古远而新不深。

（三）康里巎巎—大刀斫阵、奇崛独出

康里巎巎，蒙古族人，元代少数民族著名书家。他的父亲不忽木官至平章政事，以儒家思想匡扶治政，闻名朝野。康里巎巎从小就喜欢书法，自幼随父习古，博览群籍，尤其喜爱章草艺术，并将它运用于书学之中，临摹了《临十七帖》《跋化度寺帖》等许多古帖。康里巎巎的章草宗“二王”，在深受孙过庭和怀素等人影响的基础上，又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康里的贡献在于将章草与今草巧妙地融合，最终塑造出独具特色的风格。因其杰出的书法成就，康里的书法作品受到元代奎章阁的青睐。

康里巎巎對章草、今草二体进行了突破性的合成，并创造了新的草体风格。他的作品在古雅的特点上增添了豪迈爽利的气质，并着意模糊章草和今草之界限，取得既古雅又流丽之效。他的这一特点，在《李白游古风诗卷》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此作从行草笔意入手，线条粗细变化极明显，末笔多采用上挑形式，堪称斩钉截铁。（图3）

他的代表作《致彦中尺牍》里虽然逸笔草草却合法度，为疏欹中正、随意所及之处。作品的前半幅轴线流畅，后半幅虽然轴线密集、字距较近，但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行气十足。纵观全文，轴之疏密及单字轴之倾向确立了疏密欹正的特色。

康里巎巎章草书法在研究中求新求变，已经不是简单地模仿古人了，而是拆解章草元素，将其融入作品中。纵观康里氏书作，其总体风貌主要是今草书，汹涌澎湃，但夹杂章草元素，显得性情高古。康里巎巎虽无临本章草《急就章》的著作流传下来，但就他学书渊源而言，肯定也曾涉猎章草《急就章》。

（四）杨维桢— 独抒性灵、激进破古

元代一朝章草复苏，文人也随之增多。然杨维桢章草之作，其独特性尤为突出。杨氏书法之所以别具一格，要从他的性格、生活经验等方面综合审视。性格方面杨氏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人正直，虽然清廉，但过多的是对权势的追逐和傲慢。杨维桢的一生，政治生涯一波三折，还经历了王朝更迭、战乱之灾。和赵孟深居简出的神态形成对比，杨维桢更有一种极端佯狂和放纵之状。杨氏虽受当时章法之陶冶，但是他作品的章法并不符合那个时代所流行的章法，他的写作具有浓厚的个人主义倾向。也正是因为杨氏一波三折的生活阅历及桀骜不羁的个性，杨维桢之章草，较之此前的赵孟，看起来更空灵、更野性、更厚重、更癫狂者，为其笔迹跌宕奔放。

杨维桢是在元朝复古的气氛下学习古法的，但他竭力疏离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元代的书法创作上，他不像其他书法家那样强调对传统经典的继承，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出现。他的章草与赵孟所提倡的章草风格迥异，杨氏章草狂放不羁，在元代章草中十分难得。他的作品有很强的个性特色，却有悖于时代发展规律，常常难以得到承认。李东阳《怀麓堂集》载：“铁崖不以书名，而矫杰横发，称其为人。”[5]杨氏章草《游仙唱和诗卷》（图4），是其章草作品中的代表。当时这一风格很有特色和代表性。他的章草用笔与康里巎巎极为相似，但是，他以一种固执的个性示人，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貌。在书写中，他把思想情感灌注于笔端，使得作品中洋溢着强烈的自我精神感并用这种精神感来感受身边的环境和人物。这样的作品章法杂乱无章，表面上是毫无章法可言，实际上是乱中有序。

在笔法上，多以侧笔为主，起笔方式多采用直接入锋的笔画，笔势变化多变。相比前人，更加凸显了其锋芒毕露、爽利迅捷的特点。对比杨维桢和赵孟頫的章草选字，发现杨氏所作捺脚后重按快挑的观感，比赵孟頫更为出色，甚至更加锐气十足，捺脚的姿态千姿百态，表现力十分丰富。这与他们各自对章法结构及笔法运用的不同理解是分不开的。对比可见，赵孟在传承古法方面颇有建树，其章草捺脚之时更显厚重饱满，呈现出一种相对单一的风格；杨维桢的笔锋犹如疾风骤雨，形态万千，然而有时又显得过于锐利。当真、行、草三者交织在一起时，不仅彰显了章草的波磔性，同时也将章草厚重的笔墨意境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

首先，在结构上，杨维桢的字形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倾斜状态。杨氏章草的构造与元代以前的主流章草书法家截然不同，他的章草构造异常夸张，“倾斜”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其次，杨氏字法中的对比要素涵盖了大小、长短、疏密等多个方面，这些要素相互交织，构成了文章的核心内容。最后，杨氏字与其他汉字在结构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这些都为他进行字理研究提供了可能和条件。杨氏对字法操作的娴熟程度得以体现在其字形的左右差异上，其中左部呈现出微小而狭窄的形态，而右部则呈现出宽大的形态。

在章法和布局上，杨维桢进行了巨大的变革，其字形错落有致的组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章法，仿佛是一幅“乱石铺街”的画卷，令人感受到其狂放不羁的创作风格，使得整幅书法作品呈现出一种全新的美感形态，无形中增强和扩展了章草的表现力和经典范式。这种变革不仅在当时掀起了广泛的波澜，同时也成了后来学习章草书写技法的模板，也是元代在章草探索上的重大发展。

在气息上，文人气降而乱世气升。杨氏的贡献还在于对章草书法表情达意上的探索与突破。他的书风主要体现在草书上。杨氏的書法风格在严格意义上更趋近于行书，不是真正的章草书法，而是行书和章草书法的混合产物，其独特之处在于将章草的笔意与作品融为一体。

结语

章草是由秦篆、汉隶中草化并逐渐规范的古体，经过了形成、兴盛、衰落的历程，到了元朝再一次得到了复兴。元代章草复兴，似乎和东汉魏晋草书有同有异，然其在于笔法，结体、线条中普遍存在程式化倾向。元朝时期，章草的“程式化”由士人自发形成，一方面纠正宋末今草腐朽的风气，另一方面则是排斥异族，维护汉学传统。元代书家临创《急就章》既能使汉字得以流传，能发扬汉人的文化，又能寄托士人对汉学传统精神的追求与归宿。元代章草的程式化现象，在技法的表现上，失去了章草源于篆隶的笔法而融入了楷法，使得笔法更为丰富，可以说是章草技法本身进化的一大表现，但同时也表明了书法艺术在发展过程中难以继承和保留其单纯的笔墨，它们始终处在变化之中，而且受到书法艺术发展的法则和美学倾向的影响。

元代的章草为中国草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为明清与近现代的草书大家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是明代宋克的章草直出赵孟，融入了温婉的圆笔气息，将狂草元素巧妙地融入章草中。沈曾植的章草在近代展现出了其锋芒毕露、坚定不移的个性，成为独具特色的存在。元代的章草在融合了复古元素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多种章草变体，这些变体不仅承载着时代的印记，同时也为后来的章草发展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崔尔平. 历代书法论文选[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126-128.

[2]启功. 古代字体论稿[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4：35.

[3]华人德. 历代笔记书论汇编[M].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98.

[4]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历代法书选集：第2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13.

[5]李东阳. 怀麓堂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61.

约稿、责编：金前文、史春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