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清

元代文坛领袖赵孟頫，行年六十三岁时撰有《自警》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松雪斋文集》卷4）赵孟頫垂暮之年为何深深喟叹“一生事事总堪惭”？如果将诗中的“惭”解释为内负疚于心外愧悔于行，那么，赵孟頫究竟在“惭”什么？

揆诸元明笔记野史、文献载籍，赵孟頫之“惭”与其帝室血胤有莫大的关系。赵孟頫在元世祖忽必烈面前自认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元史·赵孟頫传》），南宋恭帝、谢太后降元的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赵孟頫23岁，而此时距离宋朝开国已有316年。在赵宋帝王家谱中，任南宋户部侍郎的赵孟頫之父赵与訔，只具三品官衔，远离皇族权力中枢之外，可以说只是皇宋赵姓的同宗，湖州赵家与皇宋王孙血缘关系非常疏远。但深刻的帝王观念与宗法血亲传统将儒士阶层的牢固思想指向高门帝族，因而赵孟頫之“今代王孙”就在儒士文人群体中的印象无可改移了。

赵孟頫之“今代王孙”没有问题，问题是赵孟頫以“王孙”身份出仕蒙元王朝。这就在南宋遗民与汉人儒士群体中引起腹诽、非议、讥诮与贬斥。这一腹诽、讥诮与贬斥的潜台词实际上牵涉一个“气节”、“操履”问题。比照文天祥忠贞赵宋皇帝的“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浩然之气，郑思肖耻事蒙古系念赵姓宋朝以画兰表明心迹的狷介之举，赵孟頫之品德高下，就判然分明了。这应该是赵孟頫之“惭”的原始起点。仔细分析赵孟頫出仕的因由，又不尽然表现在“气节”、“操履”这一道德制衡的深层次上。赵孟頫出仕元朝大抵不外三个原因。一是元朝江南侍御史程矩夫推举赵孟頫入朝为官，是看中了赵的书画诗文的卓越才学，这让赵孟頫既有内心尊荣也有颜面上的尊严；二是赵孟頫当时处于母老家贫的窘况，迫切需要摆脱或改变这一拮窘困顿的家境，饥驱而北觐，有不得不然之势；三是赵孟頫虽为宋宗室之后，但他只是“注真州司户参军”。所谓“注”就是拟任没有实授，即便实授职任，司户参军也只是一个正七品的小官。也就是说，赵孟頫出仕元朝，他只是一介遗逸之士，无前朝禄米之恩，自然就没有过多的所谓“变节”“大节有亏”的精神心理负担。

赵孟頫北上觐见元朝皇帝，如果说有着不得不然的些许自我精神安慰的话，但在友朋、亲戚的视野中的非议与讥诮就无可避免了。戴表元为宋朝进士，年长赵孟頫十岁，二人以诗文相知交。听说赵孟頫应召北上，戴表元写了《招之昂饮歌》，以“虚名何用等灰尘，不如世上蓬蒿人”劝诫，期望赵孟頫不要出仕。赵孟坚，字子固，系赵孟頫的从兄，宋亡后隐居不仕，以画墨兰、水仙遣有涯之生。赵孟坚十分鄙视从弟赵孟頫出仕元朝。赵孟頫从杭州苕溪到嘉兴拜访赵孟坚，赵氏闭门不纳，夫人力劝，赵孟坚即让赵孟頫从后门进宅院。赵孟頫落座后，赵孟坚问：“湖州的弁山笠泽近来还好吧？”，赵孟頫回答说好，赵孟坚继而问道：“你把这好山好水怎么办呢？”赵孟頫一时语塞，很羞愧地告退了。赵孟頫出门后，赵孟坚让仆人清洗赵孟頫的坐具，以憎恶赵孟頫“作宾朝家”。（姚桐寿《乐郊私语·赵子固》）诗友戴表元的挽留在前，从兄赵子固的嘲讽在后，这自然在赵孟頫的内心世界激起波澜，赵之羞惭就不言而喻了。赵孟頫死后，元文宗图帖睦尔在至顺三年追谥他为“文敏”。“非世皇有公平广大之度，而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元文宗这一谥文点明了赵孟頫的关键身份与地位，即赵氏以“胜国之贤”而为元朝“藻饰太平”。（《松雪斋文集》卷首《谥文》）赵孟頫“藻饰太平”很关键的是以《周易》之易象理论认定元朝国运系“北方之气将王”的“天命神授”。（《松雪斋文集》卷6《玄武启圣记序》）赵孟頫评鉴南宋降臣留梦炎、叶李功过优劣不中元世祖之意，赵即以“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表白心迹，以面谀世祖。（《元史·赵孟頫传》）所以，赵孟頫的“藻饰太平”的文字笔墨无以餍蒙古皇帝之意，委曲求全居其多。

备御皇帝左右的赵孟頫，并非志得意满，顺风顺水，他至少遭受了四大官僚群体或隐或显的攻讦、诋毁和排摈。这与元世祖至元时期初具形制的“四等人”制度是有关联的。赵孟頫作为地位最低的“南人”且为宋宗室之后居然被征聘到朝廷做官，自然就遭受到蒙古勋贵、西域重臣、辽金旧臣、北方汉人世侯明暗不一的排斥。首先跳出来反对赵孟頫的是契丹大臣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时任中书左丞相的耶律铸认为赵孟頫是“故宋宗室子”，不能出任皇帝左右的侍臣。（《松雪斋文集》附录《赵公行状》）长袖善舞的畏兀儿人桑哥为元世祖的敛财大臣，曾在尚书省命断事官要鞭笞迟到上朝的赵孟頫，以羞辱他。（《元史·赵孟頫传》）当面斥责赵孟頫议论至元钞法不善的“刑部郎中杨某”，可能是北方汉人权贵，杨某抨击赵孟頫就是因为他是“宋宗室少年。”（《松雪斋文集》附录《赵公行状》）元世祖拟让赵孟頫任尚书吏部侍郎，跳出来反对的是参议高明，这个高明应该也是北方汉人。即使到元仁宗时期，还有近臣以赵孟頫为“赵太祖子孙”在仁宗面前诽谤赵。征聘赵孟頫的元世祖也并非十分信任赵，他只是要赵孟頫起草诏书、聊聊赵宋皇朝掌故，更重要的是凭藉赵孟頫入朝为官，以安抚归属大元的南宋域境人心。元仁宗汉化程度比元世祖要高，以赵孟頫为翰林学士承旨，封赠赵氏曾祖、祖父、父三代，并视赵孟頫为唐朝李白、宋朝苏轼，但赵孟頫所承担的也只是笔墨文字工作。元仁宗延祐三年，元廷秘书监所藏弆的《千字文》17卷，即为赵孟頫手书卷轴，仁宗诏旨秘书监所藏书画，要赵孟頫写鉴赏签贴。（《秘书监志》卷6《秘书库》）这一年，赵孟頫已经六十三岁，他发出“唯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的感叹，自有不得已的苦衷。

赵孟頫之出世与入世在陶渊明的诗酒世界里寻找到了平衡点。放归江南时，赵孟頫“闲吟渊明诗，静学右军字”，成了他全部的精神寄托。遥想陶渊明辞官归隐南山，赵孟頫也有了“弃官亦易耳，忍穷北窗眠”的坚定心志。（《松雪斋文集》卷1《题归去来图》）在没有北上大都之前，赵孟頫作为“今代王孙”还多多少少有些故国之思。所谓“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所谓“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就是很鲜明的表征。但当宦海沉浮、被人玩弄于股掌之际，郁孤在怀的赵孟頫只有“半生辛苦腐儒冠”的悲叹了。所以，赵孟頫郁郁耿耿的“陶渊明情结”始终处于进亦难退亦难的纠结之中，既没有截然的入世，也没有纯粹的归隐，宠辱皆忘、淡泊无为的这一境界只停留在赵孟頫的精神世界里。

明初文坛领袖宋濂称誉赵孟頫“三百年间，西东万里，雄鸣一代”。作为一个巨大的文化存在，赵孟頫生前死后，为一众文人群体所推崇、扬誉与颂赞。但元末明初之际，不少文人则讥刺、嘲讽赵孟頫以宋宗室身份仕元，这与赵孟頫谢世之初的褒奖、赞誉判然有别。晚元时代，长洲人虞堪撰《题赵孟頫〈苕溪图〉》诗：“王孙今代玉堂仙，自画苕溪似辋川；如此青山红树底，那无十亩种瓜田？”（虞堪《希澹斋诗集》卷3）玉堂即翰林院，这里代指赵孟頫为翰林院学士承旨，辋川即唐朝南派山水画鼻祖王维的别墅，王维诗集名为《辋川集》。安史之乱时，王维出任安禄山的伪职，虞堪之诗即暗讽赵孟頫出仕元朝。秦朝亡后东陵侯邵平在青门外种瓜，以耻事刘姓汉朝，虞堪以这一典故婉讽赵孟頫。赵孟頫曾临摹宋徽宗水墨《草虫》，并题诗“不假丹青笔，何人写远愁；露浓时菊晚，风紧候虫秋。”元末不少诗人即以此嘲讽赵孟頫，以为徽宗北掳客死异乡，赵氏是不知亡国之恨。谢肃《题赵松雪〈八骏图〉》：“秀麦春风满旧都，王孙行处每踟蹰；銮旗一去无归日，空写瑶池《八骏图》。”谢太后、宋恭帝降元后銮旗齐整而从临安被押赴大都，再也没有回归南土，谢肃即以此揶揄赵孟頫《八骏图》以绘写蒙古骑兵的军威。（谢肃《密庵稿》戊卷）赵孟頫曾将北宋理学家邵雍的《山村咏怀》“七字诗”写为书法作品以志怀，“七字诗”为“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晚元诗人贡性之在赵孟頫这一书法作品上题诗“为君掩卷不胜悲”。（贡性之《南湖诗集》卷下《题赵文敏公所书康节诗后》）贡性之所悲的是赵孟頫在元朝奎章阁任上写邵雍之诗，操持笔墨，鉴赏书画，有不胜羁縻之苦。即便赵孟頫之子赵雍画墨兰，也遭遇了道士诗人张伯雨的讥刺，张诗为“滋兰九畹空多种，何似墨池三两花；近日国香零落尽，王孙芳草遍天涯。”（叶子奇《草木子》卷4《谈薮篇》）所谓“王孙芳草遍天涯”，即嘲讽赵雍所画的墨兰太多太滥，“兰”之气节全然销蚀殆尽。以题画诗形式讥刺赵孟頫赵雍父子的虞堪、谢肃、贡性之、张伯雨之辈，在晚元时代以隐居不仕为皈依，元亡明兴嬗代之际，这一文人群体亦少与朱明王朝合作，以老死林泉丘壑为旨趣，这些文人嘲讽、讥诮赵孟頫以王孙仕元朝，有以赵孟頫之身以浇自己胸中块垒的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