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丕山

关键词：士人传统；李瑞清；儒家；晚清书风；碑学

晚清至民国是我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随着西方入侵，中国的社会危机日益加深。中国书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中国传统书法所承载的“士人精神”在面对西方文化时呈现出一种新的姿态。以书法艺术的创新为例，或鼓吹社会思想变革，或守护中国古典文化之内核，这一时期不同的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在书法上探寻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以回答这一特殊时代的文化课题。李瑞清祖籍江西，出身世家，幼年时跟随父亲迁往长沙，并在长沙生活了较长时间。李瑞清的高祖李宗翰便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收藏有大量碑帖拓本，为李瑞清的书法学习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根据李瑞清自己的记述：“瑞清七八岁时即好观图画，书家有《山海经》《尔雅》诸图，每夜秉烛倚几，按图而问。家大人卧床指道之，则大笑乐。”[1]其童年生活浸淫于浓郁的文化与艺术氛围中，为李瑞清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这样的成长环境一方面将李瑞清塑造为一个拥有儒家“经世致用”理想的人，另一方面也为李瑞清的书法实践创造了条件。在晚清民国这样一个“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李瑞清通过书法展现出其“儒家”内核，也彰显了这一时期书风背后所承载的“士人传统”。

一、李瑞清书法实践与“士人精神”的遗存

在祖辈的影响下，李瑞清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和书法艺术，其自述道：“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曲，未能婉通。”[2]李瑞清后期在篆隶创作上的成就，便得益于其童年时期打下的基础。而待其成年之后，李瑞清一直保持着对碑刻拓片的研究兴趣，并收藏、考据了大量碑帖拓本。例如李瑞清曾经在文章中提及，其以双钩的方式描摹过《汉圉令赵君碑》[3]，对《张猛龙碑》的不同拓法进行过考证[4]，校正过王孝禹收藏的《爨龙颜碑》[5]……在对古代金石碑帖的研究探索中，李瑞清既做出了学术上的探索，也在长期对金石刻本的欣赏中陶铸了其独特的书法风格。

李瑞清在金石学大盛的时代成长起来，一方面受到时代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性格使然，对篆书有着特殊的偏爱。而这种偏爱在李瑞清的学书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并逐渐形成了一种独到的见解。李瑞清曾将书法与经学联系起来，认为：“学书不学篆，犹文家不通经也。故学书必自通篆始。”[6]而在临写《散氏盘》的跋文中，李瑞清也表达了同样的观念：“书法虽小道，必从植其本始，学书之从篆入，犹为学之必自经始。”[7]这些表述一方面展现着李瑞清对篆书独特的偏爱，另一方面也呈现出李瑞清作为传统“士人”在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之后形成的思想观念，也就是以经典为核心，通过对经典的阐释来加以发展。在李瑞清看来，这就像在学术上的根基是“经学”，在书法上的根基便是“篆书”。

李瑞清对篆隶情有独钟，在对隶书的研究中考究并还原汉代书法在书写与刻凿过程中的真实面貌，另外也从中提炼出自己在书法创作中的审美偏好。他曾经在一则汉代石阙的题跋中写道：“笔势洞达，其波发皆引长，亦汉人题阙风气。”[8]观乎李瑞清的书法创作，其隶书作品体势开张，多用颤笔书写，以长长的横画、波画构建横势，使作品整体展现宽博疏朗的气质。

在章法方面，李瑞清较前代书法家更加重视，并且对章法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与其在书法实践和学术上的整体观念一致，李瑞清对篆书的章法也进行了更加细致的研究，认为青铜器铭文有“最贵分行布白、左右牝牡相得”[9]的章法布局。在周代青铜器铭文中，这种看重章法整体布局的形式让李瑞清大加赞赏：“姬周以来鼎彝，无论数十百文，其气体皆联属如一字，故有同文而异体，易位而更形，其长短、大小、损益皆视其位置以为变化。”然而李瑞清认为，这种章法境界在后代少有书法作品能够达到：“后来书体，自河平殘石、开通褒斜道石刻、石门杨君颂、太和景元摩崖、瘗鹤铭外，鲜有能窥斯秘者。”[10]可以说，在对篆隶用笔方式和章法进行详细考究后，李瑞清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审美理念，并将其融入自己的书法创作。

二、李瑞清“碑学”实践“革新精神”与其蕴含的儒家道统

李瑞清的书法以“碑学”为根基，而“碑学”在清代的兴起实际上是以反叛的姿态进入书法史。但是，对李瑞清来说，其从属于“碑学”的书法创作并不是以一种反对传统的姿态出现，而是以其对儒家的体认，寻找阐释的可能。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杨度拜访过李瑞清后在自己的日记中记述了李瑞清对书法的认识，其这样写道：“过李雨浓（瑞清），论字谓颜平原全用隶法，目无晋人，故体宽博。”可以说，李瑞清对颜真卿的这种认识也表达了他自己的书法审美取向。李瑞清的书法宽博跌宕，追求北碑之雄强体势，而非斤斤计较于晋人笔法，其隶书中亦有颜鲁公之雄强豪迈气息。而颜真卿在书法史上不仅以其字著名，更以其人格为世人敬重。对颜真卿书法的尊重与继承，既是在书法上对阮元“南北书派论”中“北派”的尊崇，也是一种对儒家道统的内心体认。

李瑞清的书法实践并非仅仅从字形上进行学习，而且对碑刻的内容有着更加细致的考究与追问。他曾经在临写《礼器碑》之后撰写了一段跋文，其中写道：“余于汉碑中独喜《礼器》，以其文章尔雅，《公羊》家言也。”可见其对书法的认识也是建立于对文章内容的阅读与对“儒家传统”的追问之上的。李瑞清对“公羊春秋”有着很深的研究与认同感，而更进一步则是对孔子与中国“儒家道统”的认同。李瑞清在批阅课卷时曾经写下这样一段话：“孔子之学，以时为宗旨者也。以孝悌为本，以忠恕为用，以改良进化为目的，其所用以达其目的者，知仁勇也。其迹则载在春秋、孝经。吾非为孔子讼直，吾断断奉孔子为中国宗教家，吾愿吾全国奉孔子为教主。”李瑞清对孔子的尊崇并不是守旧，而恰恰是为了学术的进步、发展与创新。在李瑞清看来：“盖学以反对而日进，凡学，必具有一个体段，以成一种之学问。”而孔子的学术恰恰正是如此：“孔子之学不局于一定之时代，不囿于一个之体段，因时因地以立学。”[11]因此，李瑞清对孔子思想的认同并非因循守旧，而是要面对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创新，以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

这种创新精神每每呈现于李瑞清笔下。在《刘幼云前辈介石山房图记》中，他这样写道：“夫学不通于古今因革之源，东西殊俗之故、人性刚柔之异，漫然而临治之，是犹医者不知切脉望色，听声写形，以验其疾之阴阳寒暑表里，贸贸然虽持神农扁鹊之方，投之无益，适足以促其寿也。”[12]在书法上，李瑞清以碑学矫帖学之弊，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在不同的时代，书法也同样面临着不同的发展状况与时代课题，必须根据特定的环境与状况进行发展。这种创新精神恰恰是李瑞清从孔子身上发现并加以阐释的。

三、隐含在晚清书风背后的“士人传统”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一直都是在社会中占据核心地位的社会阶层。在中国古代社会中，这一阶层附属于皇权，成为国家事务的实际管理者。余英时先生曾经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之中，‘士’号称‘四民之首’，确是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在一般社会心理中，‘士’是‘读书明理’的人；他们受的道德和知识训练（当然是以儒家为主）使他们成为唯一有资格治理国家和领导社会的人选。”[13]但是在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后，这一阶层伴随着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是一些出生于旧时代、接受了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内心深处仍旧保留着“士人精神”，在行为中延续着“士人传统”。

从书法上来说，晚清书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士人传统”的延续。书法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在西方文明进入中国之后，其延续和发展便构成了一种与西方文化的“无声”抗争。通过对中国传统艺术的挖掘与对经典的阐释，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试图确立一种与西方文化不同的本土精神。通过书法展现“士人传统”，便是与西方世界作区别。中国传统“文人士大夫”阶层要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僚系统，在科举考试中最为重要的便是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记忆与阐释，而在此基础上，书法也同样非常重要。当科举考试被废除之后，关于儒家经典的知识不再能够成为追求功名的敲门砖，而书法也成为这群失落的文人守护儒家精神传统的表达。孔子思想中“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表述不仅是一种艺术观念的表达，更是儒家伦理与道德的表述。书法作为“小道”，其风格的表现在这些文人士大夫看来就不应当是纯粹的艺术表达，更应当承担起维护儒家道统与中国精神的功能。而此时“碑学”大兴，正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出现。在时代的变革中，书法也以“变革”的姿态做出对时代问题的解答。

书法与中国社会的其他问题一样，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是如何构建其与西方之间的关系。在清末，西方科学精神传入中国，很多中国人都开始以西方的研究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历史、考古与考据的研究。傅斯年曾經指出：“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不过洋人曾经用在窥探自然界上，我们的先辈曾经用在整理古事物上。”[14]傅斯年此语主要指流行于清代的“朴学”，这种寻根探源的治学方法努力追寻事物本来的真实面目，务追严谨、准确。而到了19世纪末，大量考古发现引得中国学术界广泛关注，罗振玉、王国维、刘鹗等人都曾经以这样的研究方法对这些新的考古发现做出过重要的研究成果。李瑞清也同样以严谨、细致的考据对金石拓片进行考证并探究其背后的深层含义。在中西古今之间，以李瑞清为代表的晚清士人，以自己的方式维护着中国的“士人传统”，也坚守着中国书法艺术的传承。

结语

晚清书法在风云变幻的时代背景中呈现出独特风貌，对书法的传承既是维护中国传统的方式，也是对西方强势姿态的一种回应。以李瑞清为代表的晚清知识分子，在坚守中国儒家思想的基础上，也在书法领域锐意革新，回答着时代问题，彰显出中国精神。李瑞清将文化与艺术、治学与创作融为一体，互相推进，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貌，并在其书法中展现了在那个时代行将失落的“士人传统”。

参考文献

[1]李瑞清. 王上宫白描十八学士图跋[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130.

[2]李瑞清. 鬻书引[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265.

[3]李瑞清. 跋汉圉令赵君碑[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204.

[4]李瑞清. 跋朱丙君藏张猛龙碑[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72.

[5]浙江省博物馆. 金石书画：第一卷[M]. 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6：49.

[6]李瑞清. 玉梅花庵书断[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158.

[7]李瑞清. 跋自临散氏盘[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148.

[8]李瑞清. 汉石阙跋本[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71.

[9]李瑞清. 自临毛公鼎屏风跋[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148.

[10]李瑞清. 跋泰山亲篆残字[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139.

[11]李瑞清. 诸生课卷批[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88.

[12]李瑞清. 刘幼云前辈介石山房图记[M]//李瑞清. 清道人遗集. 合肥：黄山书社，2011：88.

[13]余英时. 中国文化的重建[M].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3.

[14]傅斯年. 清代学问的门径书几种[M]//汪学群. 清代学问的门径. 北京：中华书局，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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