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克祥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教育系 安徽·宿州 234101）

在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 积极探索农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无疑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 吸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助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助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等方面，不失为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 但是，如何评介新乡贤内涵标准，如何理解新乡贤文化核心要义，如何搭建新乡贤工作平台机制，到目前为止，还存在诸多疑问和争议， 依然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一、新乡贤时代内涵

新乡贤无疑是相对于旧乡绅而言，要了解新乡贤，有必要先知晓旧乡绅。 之所以叫旧乡绅，还是与旧时代相关，其中的“乡”即乡村，“绅”本来指古代士大夫束在腰间的带子， 意指有风度有教养的男子。 乡绅是封建时代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特殊群体，主要由科举及第未仕或科举未及第士子、致仕返乡或因病需疗养回乡官员、乡中有一定文化的地主、宗族族长或元老等在乡村社会中有权势有地位有影响的一类人物构成。

旧乡绅主要特点是出生于特定的里籍，并在其本人里籍的乡村社会中产生重要影响，“近似于官而异于官，近似于民而又在民之上”[1]，他们之所以成为乡绅与其自身努力、家族背景、官府默许、乡民认可并经过一定时间的考验有关。 在“皇权不下县”的封建时代乡土社会中， 他们扮演着维护皇权、替官府代言、维持乡土治安、调解乡邻矛盾纠纷、教化引领乡风民规等“基层社会官员”的角色，在官府和村民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 这些旧乡绅大都是上了一定年纪的在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族势力方面占有优势并享有声望的男性，他们在乡土社会中往往占有较大公共资源空间，不仅有一定的号召力影响力，还享有特别的话语权。 如果这些乡绅人品道德出众、学识素养较高、行事客观公正，能够真正为乡民说话做事还好，反之，则很有可能会成为称霸乡里为害一方的劣绅了。

新乡贤则具有新的时代特征，虽有些方面与旧乡绅有共通之处，比如具备德高望重、嘉言懿行品质，素质过硬、泽被乡邻、在乡村有一定威望并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又联系着官方和乡里，能为基层组织分忧又能为乡民代言等，但许多地方又明显有别于旧乡绅。

从“乡”的角度看，新乡贤不再只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乡村中的“贤人”，也可以泛指对乡村有一定付出和贡献的非本地的各类外地的 “贤人”。 并且，这些新乡贤也并非如古代乡绅那样长期居住于乡村本地，而是既有居乡的新乡贤，也有远离本地甚至长期在外的新乡贤，因为现代化发达的交通和极为便利的通讯条件，使得身处外地、远方甚至海外的乡贤同样可以发挥回馈乡村支持乡村发展的重要作用。

就“贤”的角度看，新乡贤也远非古代乡绅只局限于科举未仕、告老还乡、名门望族等士绅人群，可以是现代社会各行各业的名人、 能人乃至爱岗敬业、勤劳致富的普通工作人员；可以是退休返乡的官员、教师、医生；也可以是知名企业家、返乡创业者、文艺体育界优秀人员等，并且男女老幼也都没有限制。 另外，这些新乡贤的成员既可以是主动地自发地加入乡贤队伍中的本土人士，也可以是通过官方有关机构和组织选派或任命的大学生村官、驻村扶贫专干或省市县乡各层级帮扶单位的工作人员及技术服务人员，甚至包括各类志愿服务者或公益组织的有关人员等。

二、新乡贤兴起原因

近年来，乡贤、新乡贤、新乡贤文化等之所以成为热门的话题，并且是政界及主流媒体关注频率比较高的词汇，是由各种原因促成的，既有国家层面的重视和倡导，也有学术界的关切和深究，更主要的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广大乡村地区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当然也有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农村地区实践探索的因素。

（一）国家重视和政策引导，新乡贤备受关注

十八大以来， 国家特别重视传统文化建设，乡贤文化则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 年召开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经验交流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奇葆说：“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贴近性强，蕴含着见贤思齐、崇德向善的力量。 ……要继承和弘扬有益于当代的乡贤文化，发挥‘新乡贤’的示范引领作用，用他们的嘉言懿行垂范乡里，涵育文明乡风，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深深扎根。 同时，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面的成功人士，用其学识专长、创业经验反哺桑梓，建设美丽乡村。 ”[2]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将乡贤文化列入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中，为此，专门提出：“创新乡贤文化，弘扬善行义举，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传承乡村文明。 ”[3]

2016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将乡贤文化列入深化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特别强调：“深入开展文明村镇‘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4]2016 年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方面同样要求：“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深入开展 ‘星级文明户’‘五好文明家庭’等创建活动，培育文明乡风、优良家风、新乡贤文化。 ”[5]

2017 年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化，培育和扶持乡村文化骨干，提升乡土文化内涵，形成良性乡村文化生态，让子孙后代记得住乡愁。 ”[6]2017 年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专门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 ”[7]

2018 年9 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就“繁荣发展乡村文化”特别要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为载体，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邻里守望、诚信重礼、勤俭节约的文明乡村。 ”[8]同时，在“重塑乡村文化生态”方面，要求“引导企业家、文化工作者、退休人员、文化志愿者等投身乡村文化建设，丰富农村文化业态。 ”[8]

2019 年10 月，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广泛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拓宽人民群众反映意见和建议的渠道，着力推进基层直接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9]还要求“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增强实效性，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9]

关于乡村治理、传统文化、乡贤文化等，从中央权威文件的频繁表达一再强调充分表明：新时代的国家领导集体重视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探索并汲取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的历史唯物主义思维。

（二）学术界密切关注，也是文化传承的需要

学术界关于乡贤及乡贤文化的相关研究其实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就已经展开，比较有名的就有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但当时提到的概念还多是乡绅、士绅、绅权等，涉及乡绅所具有的地缘、血缘、亲缘，探讨的也主要围绕乡绅的权力大小及来源与身份地位及作用。 进入21 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农村建设工作的日益推进，乡贤再进入人们视野而概念上有了一些变化， 比如有了现代乡贤和传统乡贤、新乡贤和旧乡绅、今乡贤和古乡贤的对应比较，在新乡贤的研究探讨上也有了丰富的新时代内涵和色彩，并且研究者越来越多，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 现就目前国内几大中文期刊官方网站的关键词搜索数据结果也可见一斑，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关键词搜索数据

单就关键词的搜索数据看， 似乎不是很多，但要从其他角度观察并分析则不一样，比如从文章发表的时间而言， 基本上是以进入21 世纪以来的为主；从文章发表的期刊类型而言，主要有高校学报、涉农类刊物、文化类刊物及少数管理类刊物；从文章本身类型而言，有侧重于理论方面的阐述，有工作经验的总结和心得体会的表达，有文化方面的学术论文，有相关专业的学位论文等；从作者角度而言，有工作在农村一线的建设者管理者，有官方机构的理论工作人员， 有具备一定工作经验的官员，有高校教师学者及科研单位的研究人员，有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等；从文章的主题和用意而言，主要有探讨新乡贤与旧乡绅的区别、新乡贤对于乡村治理乡村振兴的作用、新乡贤发挥自身价值的体制机制、新乡贤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等。

近年来，新乡贤群体的作用及新乡贤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性， 不独是期刊类文章有较突出的表现，在其他一些报刊官网乃至各类新兴媒体当中也有频率较高的反映和报道， 比如官方重要媒体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明网，还有各地政府官网及地方文明网等。 和许多期刊类文章有所不同的是，报刊官网及各类新媒体的文章内容大多是表现真人真事、先进典型、成功经验，或者结合具体实例阐述理论观点或表达建议意见。

从学术界的积极表现和各类媒体的热度报道，可以看出新乡贤之所以被重视受关注，一方面是因为国家高度重视“三农”工作，一方面是国家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大力倡导“文化自信”，而乡贤文化本身就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当下，乡村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无疑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新乡贤作为乡村治理、建设和振兴的重要力量，备受关注和重视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三）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主动实践探索

实践表明，不少地方的确需要新乡贤作为新鲜血液和新生力量参与基层乡村治理。 建国以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重视基层乡村社会治理，总体来看，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县”的乡村治理模式相比，新中国之后推行的是乡镇政权管辖下基层村委政权形态下的村民自治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城市经济的日益发达并吸引大批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加上城镇化步伐逐步加快， 导致广大农村地区“空心化”“三留守”、文化堕距、社会原子化等现象日益加剧，农村费税改革以后，农村基层政权出现“悬浮”现象，凡此种种，乡村治理、建设、发展、振兴等都因为“人”的因素匮乏而出现相应的问题。 因此，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号召而努力汇聚新乡贤探索乡村治理和建设的有效方式及途径，有的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也为乡贤及乡贤文化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奠定了良好的经验基础。

早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县（今诸暨市） 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模式，即“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10]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 年毛泽东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 经过试点，推广去做”[10]。 后来，“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把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好、贯彻好的典范。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枫桥经验” 又成了坚持和推进乡村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主要路径。

安徽省宿州市泗县2014 年启动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2015 年2 月25 日， 该县屏山镇彭鲍村“乡贤志愿工作站”正式启用。 同年5 月，全县171个行政村全部成立起乡贤志愿者工作站，1056 名古道热肠、德高望重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族长、老教师等“现代乡贤”被组织起来，调解大事小情，让村干部腾出了手，也给村民解了难题。 “乡贤志愿者工作队就是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是民情联络员、作风监督员、矛盾调解员和文明辅导员”[11]。 建立工作队以后，全县乡贤志愿者成功化解农村邻里宅基地修建、土地确权、道路通行、用水排水等邻里纠纷200 余起，征求群众意见建议近千条，当地还将充分挖掘这些乡贤“大老执”的潜力，打造一支根植乡土、崇德向善、助力乡村建设的民间“生力军”。 2016年4 月17 日， 新华社记者陈诺发布题为 《安徽泗县：新乡贤“抱团”解基层大事小情》通稿，全面报道该县建立乡贤工作站、发挥基层“五老”作用，解决民事纠纷，化解邻里矛盾的经验，并向全国推广这一好做法。

2016 年， 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专门下发文件，深入开展新乡贤文化建设，为乡村治理、农村发展、文明乡风注入了新活力。 该区极力搭建良好平台，汇聚本地各路贤达，充分发挥现代乡贤的重要作用，让这些最接地气的社会精英，以其嘉言懿行垂范乡里。2018 年6 月24 日，《人民日报》记者郁静娴以《用好智囊团 树起活标杆——连云港市赣榆区探路新乡贤文化建设》为题，深入报道和推介了赣榆区新乡贤文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做法，重点解答了三个有关新乡贤的重要问题：一是如何定义新乡贤？ 答案是，既有乡土情怀，又有能力担当，愿意为乡村建设尽力；二是新乡贤该发挥啥作用？ 答案是，乡情的纽带使各类贤达汇聚乡土，为乡村发展奉献才智；三是如何培育壮大新乡贤资源？ 答案是，重视乡贤、礼遇乡贤，从制度层面保障德者有得。

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今上虞区）则早在本世纪初就开始重视乡贤文化建设。 2001 年1 月6 日，上虞市乡贤研究会成立，当时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从北京专程赶到现场参加活动并担任名誉会长。 2011年12 月21 日，《光明日报》记者叶辉以《浙江上虞传承乡贤文化》为题，在该报头版报道了一批上虞文化义工组成的团队为传承乡贤文化而自发四处奔波的感人事迹。 这些文化义工还被形象地称为“一部上虞乡土文化的‘110’、一个文化策划的智囊团、一座家乡游子的连心桥、一盏校园学生的导航灯”，他们十年如一日，持续传承乡贤文化[12]。 当时，上虞的具体做法主要有：一是挖掘乡贤历史，抢救文化遗存；二是激活乡贤文化，促进上虞发展；三是学习乡贤精神，争做当代乡贤。 上虞的成功举措，尤其是上虞乡贤研究会的做法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可，被《光明日报》称作“上虞现象”，被中宣部领导誉为“上虞经验”。2015 年5 月21 日，中宣部专门在上虞举行了“全国创新发展乡贤文化现场会”，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世明在讲话中强调：“要认真学习上虞经验，做到学到手、带回去、用起来。 ”[13]如今，上虞乡贤研究会已成为上虞乃至全国的一张文化名片，上虞创新发展乡贤文化也成了全国样板。

三、新乡贤现实作用

新乡贤及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在各地受到重视并启动实施之后，新乡贤在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经济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到底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 就成了有识之士热切关注的重点和核心。

（一）传承乡贤文化

新乡贤有的本身具备一定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素养，他们可以充分发挥自身文化优势，积极投身到乡村文化和地域特色文化挖掘、 抢救、 保护、传承、建设、发展当中。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多年来，由于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对等，尤其是随着农村打工潮持续高涨，农村空心化边缘化荒芜化程度日益严重，一些古村落因为长期缺乏人气而逐渐失去固有的乡土气息乡土味道，乡村特有的标志和符号也因为长期不被重视而日渐凋零甚至消亡，从而导致乡土文化也慢慢黯淡失色乃至消失殆尽。 即便具有丰富乡贤文化资源包括曾经具有许多本土先贤的乡村， 也因为长期物质化生活追求风气盛行，再加上缺乏应有的及时的整理和抢救，原有的乡贤文化也因此而出现了塌方式灾难。 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深厚乡愁情怀和浓郁乡情色彩的新乡贤如果意识到这种危机，并且能够积极参与抢救本土乡贤文化，则就是莫大的幸事。

新乡贤在自身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也能够带动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现代文化得以传播。 比如浙江上虞，当初就是因为当地的一批文化义工深切意识到本土文化出现断层消亡迹象而极力奔走抢救，不仅及时成立了乡贤研究会，并且明确了乡贤研究会的宗旨——挖掘故乡历史，抢救文化遗产，弘扬乡贤精神，服务上虞发展。 更重要的是他们身体力行，不仅做深做细上虞古代先贤文化挖掘和研究，而且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探寻上虞当代乡贤，搜集整理出了丰富的文献资料， 推出了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同时，在会长陈秋强的带领下，上虞还把乡贤文化送进了社区、学校、企业等，激活了原有的乡贤文化，也激发了人们颂乡贤学乡贤争当乡贤的社会热潮和文化氛围。

（二）涵育乡风文明

新乡贤由于自身具有一定道德修养和素质操守，有的本身就是先进模范、社会精英，有的人品好、口碑佳，还有的本身也是家风家教方面的表率，有出色的人格魅力，行为示范，自然而然他们就成了乡村中的道德表率和做人榜样。 新乡贤通过提升自身的修养而充当乡村百姓的道德楷模，对其他村民无形中产生了道德示范和道德引导的作用。 正因为新乡贤德高望重，才能在乡村社会中深得乡民的信任和拥护。 同时，新乡贤运用自身的专长积极投身到乡村治理和乡村发展的实践之中， 任劳任怨、不计回报、无私奉献而成为道德典范。 这样，一人影响一片，一家影响数家，多人带动一村，日积月累，良好的乡风民俗自然而然也就有了积极的变化。

新乡贤一旦在一村一地成为模范成为典型，往往会有很强的辐射作用和无形的影响力，对当地乡风文明的涵育滋养往往又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比如安徽马鞍山和县乌江镇卜陈村的退休教师叶连平，就是当地响当当远近闻名的新时代乡贤。 他扎根乡村教育四十余载，可谓桃李满天下。 叶连平老师自1978 年起， 在和县卜陈等学校从事教学十几年，他退而不休，看到乡村学校学生英语基础差，学习比较吃力，就主动成立留守儿童之家，义务辅导乡村学生30 年，一直耕耘在三尺讲台。 因为出色的表现和成绩，叶老师先后获得“全国德育教育先进个人”“中国好人”“省优秀共产党员”“省五一劳动奖章”“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 曾经有多家新闻媒体包括中央电视台 “面对面”“焦点访谈”等栏目报道叶老师的感人事迹， 一乡贤影响一方人，极大涵育了当地的乡风文明。

（三）参与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个大文章，中央一直重视乡村治理工作。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9 年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 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乡村治理人才队伍建设，充实基层治理力量，指导驻村第一书记、驻村干部等围绕乡村治理主要任务开展工作， 聚合各类人才资源，引导农村致富能手、外出务工经商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 ”[14]文件中提到的“各类人才”就可以理解为能够参与到乡村治理与发展当中的新乡贤，因为这既是历史证明了的具有可行性，也确实是当下乡村治理现实的迫切需要。

在倡导推行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当下， 积极吸纳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工作，是乡村治理转型升级过程中的新模式，也是健全乡村治理体系的新尝试。 比如江苏连云港赣榆区的经验做法：一是成立区级社会性组织——新乡贤会，镇村成立129 家乡贤会，组建纠纷调解、从善公益、兴学帮教等7 大团体，开创了群众办事、矛盾调解、信息咨询、致富求助的村民自治新模式。 二是建设新乡贤信息库，召开“凤还巢、谋创业、话发展”座谈会和120 场乡贤议事会，推动“人回乡、钱回流、厂回迁”，实现了助力家乡与事业腾飞的共赢。 三是建乡贤馆、镇建乡贤广场、村建乡贤榜，绘制乡贤文化墙、文化长廊，广泛传播乡贤事迹，形成敬乡贤学乡贤做乡贤的崇德尚贤浓厚氛围，爱乡和睦、创业富民、崇文兴学为内涵的时代正能量在赣榆蔚然成风。 这些举措有效发挥了新乡贤乡村治理的“桥梁”作用，助力基层社会治理。

（四）带动经济发展

要抓好“三农”工作，经济发展是关键，产业搞不活，经济上不去，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就成为空谈，而要促进农村产业兴旺经济发展，不仅要建立相应的体制机制，更需要有关键的人才要素。 因此，汇聚各路新乡贤——致富能手、创业先进、科技人员、官员学者等，参与乡村建设、带动产业兴旺、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无疑是可行的乡村振兴路径之一。2016 年全国两会期间讨论《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时，“新乡贤文化”成为热门话题，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钱念孙建议：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让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以实现宝贵人才资源从乡村流出到返回乡村的良性循环，也有利于整个社会可持续协调发展，国家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措施。 可见，发挥新乡贤自身优势以致力于乡村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已经成了有识之士的共识。

新乡贤返乡尤其是退休干部参与家乡经济建设主要是出于自愿，有的也乐于凭借自身优势为家乡的经济发展出力献策，这种情形已经不同于古代“告老还乡” 或为隐居或为养病而被动反哺桑梓的旧乡绅了。 比如，2010 年退休前担任南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南昌市市长的李豆罗，告别政坛后，主动回到江西南昌市进贤县前坊镇西湖李家，带领当地村民建设美丽家乡。 多年来，按照“先村容，后文化，再产业”的步骤一步步推进，西湖李家“树绕村庄，水满陂塘”的村容村貌基本形成，在孝悌文化、节庆文化熏陶下，敬老爱幼、文明礼让、邻里和睦蔚然成风，以农耕文化、民俗风情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业红红火火。 “李乡贤”不改本色，不忘初心，退休返乡，不做隐士，不图享受，积极发挥余热，身体力行，反哺乡梓，建设家乡，真正体现了新时代新乡贤的精神风貌。

四、新乡贤工作机制

要鼓励新乡贤主动回归乡土反哺桑梓并积极发挥自身作用，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推进乡村治理主体多元化和乡村治理民主化，就必须针对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面临的种种困境，及时探索建立并完善关于新乡贤的考察、推选、管理、保障等工作运行机制，优化有利于新乡贤个体成长发展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真正让新乡贤站出来、想回来、回得来、留得住、扎下根，切实助力并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综合治理水平，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一）提高认识，开阔思路

地方党委政府出台政策措施， 成立相应组织，如乡贤联谊会、乡贤理事会、乡贤工作站等，积极倡导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经济建设，明确新乡贤合法身份，给予新乡贤相应政策待遇。 同时，加强对乡村干部群众的教育引导，提升对新乡贤的心理接受度和情感认同度，强化对新乡贤身份地位和功能作用的正确认知，消除对新乡贤的误解和阻碍，主动为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经济建设搭建平台，切实发挥新乡贤在声望、知识、财富、产业、资源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乡村治理、乡村振兴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二）加强宣传，营造氛围

积极挖掘搜集整理本地区乡贤文化资源，推进乡贤文化建设。 充分运用各种方式做好新乡贤文化宣传工作，广泛组织新乡贤进乡村、进社区、进街道、进学校、进机关等有关活动，大力营造颂乡贤学乡贤做乡贤社会氛围。 在充分运用乡贤会、乡贤榜、贤人堂、乡贤讲坛、乡贤宣讲团、文化墙等宣传平台的基础上，有效拓展微信群、微信公众号、QQ 群、微博、抖音、快手、新闻头条等新兴媒体宣传报道渠道，通过乡村群众易于接受的宣传形式，对新乡贤的嘉言懿行、公益善举、先进事迹等进行弘扬宣传，唤醒民众对新乡贤的认知。

（三）明确权责，合理定位

地方党委政府应正确处理好新乡贤与村两委以及村民之间的关系，切实解决好新乡贤返乡后的工作、生活、医疗、养老等实际困难。 同时，根据具体情况出台有关文件，规范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权责内容、发展方向，明确新乡贤应有的身份地位与职责角色。 确立地方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村委主导、多方协同、村民监督、新乡贤参与、法治保障的制度架构，确保新乡贤既有心理归属感，又有组织法治保障。 在相应的组织制度框架下发挥自身优势，促使新乡贤能做事做成事，在参与乡村治理和经济建设过程中，既不越位，也不越权。

（四）提供保障，适时奖励

成立乡贤联谊会，加强与外地新乡贤的联系和沟通，报道家乡发展变化及建设前景，让外地新乡贤感受家乡变化与发展潜力。 激发新乡贤归属感与使命感，增强他们回乡投资创业信心和愿景。 充分保障新乡贤合法权益， 在政策和法律许可范围内，在土地使用、教育培训、医疗保障、住房养老等方面，给予扶持帮助，解除新乡贤后顾之忧。 对符合条件并愿意回乡创业的新乡贤， 提供配套融资支持、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激励他们兴办企业发展产业。 制定奖励政策，对做出突出贡献的新乡贤，除了给予物质奖励、精神表彰外，通过新闻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弘扬其创业精神、善行义举、回馈家乡的优良品德，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参与乡村治理与建设的获得感与荣誉感。

（五）彰显特长，发挥优势

成立相应组织，汇聚新乡贤，发挥其各自优势，实现信息、人才、资金、技术和企业回乡，做到精准对接，运用新乡贤成功经验助力乡村经济建设。 大力做好“新乡贤+”相关文章，比如，新乡贤+基层党组织建设、乡风文明创建、环境治理、扶贫开发、乡村振兴等。 根据实际情况和建设需要，构建灵活多样的载体和平台。 助推新乡贤在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过程中作出科学决策，挖掘资源优势和自身潜力，提升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效果。 规范新乡贤内部组织关系，重视内部交流互动，提升新乡贤整体素质，凝心聚力，提高参与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的能力和水平。

（六）注重监管，强化培训

加强新乡贤组织制度管理，健全推选和退出机制，实施新乡贤工作监管和评价制度，提高新乡贤组织工作运行过程的透明度，在推行新乡贤组织内部相互监督的同时， 实行外部监督和评价制度，自觉接受村委、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代表等监督和评价。 加强新乡贤的学习培训，不仅学习领会新时期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法律法规，以提高理论水平，增强法治观念，还学习有关管理知识、创业技能、涉农方面的技术知识等，以增强服务家乡、服务“三农”的本领，促使新乡贤在返乡创业、反哺桑梓过程中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找到自信并扎根乡村。

结 语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经济建设的重要意义和实际作用已经得到学界的认可并被实践所证明，在大力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以及推进乡村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积极关注新乡贤这一新兴乡村治理力量，有效汇聚新乡贤以助力“三农”工作。 为此，各地各级党委政府应紧密联系实际，找到适合本地实际的启用新乡贤的有效路径，建立并完善相应的新乡贤工作体制机制， 着力挖掘当地乡贤文化资源，促进具有地域特色的新乡贤文化传承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精神倡导有机结合。

此外，需要特别强调，各地在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在学习借鉴其他地方成功经验和做法的同时， 务必从本地实际出发，保持清醒头脑，既要看到新乡贤的潜在价值，又要理性评价新乡贤的实际作用；既要着眼长远持之以恒做好新乡贤文化建设工作，又要正视现实果断处理随时出现的新乡贤问题，预防新乡贤工作在实施推进过程中出现异化变质、 变形走样等不良现象。在推进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和经济建设的过程当中，要坚持正确用人导向，树立正确政绩观，把工作落到实处，久久为功，切忌搞形式主义、做表面文章，更不可虎头蛇尾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