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烨莉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

《五湖四海》是当代作家王安忆的最新力作，讲述了出生于20 世纪50 年代末的张建设和修国妹这一对夫妻的人生故事。张建设、修国妹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实现了从边缘的水上人家到意气风发的公司老总的巨大蜕变。民俗是《五湖四海》的关键肌理，小说随处可见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婚姻仪礼民俗、居住建筑民俗、语言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民俗细节。一方面，这些民俗与张建设修国妹的生存环境、性格气质、心灵世界、行为习惯等息息相关；另一方面，这些民俗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迁，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民俗的变迁史就是改革开放几十年来的时代社会生活变迁史，也是张建设、修国妹等人的命运和心灵世界的变迁史。

一、水上人家的物质生产民俗：故事起点与人物起点

普通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务是生计，它是人生存、生活的基础。根据钟敬文《民俗学概论》的定义，生计属于物质生产民俗。王安忆十分肯定生计的重要性，指出：“生计的问题，就决定了小说的精神的内容。”［1］《五湖四海》也花费了不少篇幅讲述水上人家的生计，开篇即从绰号为“猫子”的水上人家的物质生产民俗讲起，而主人公就在这样一种与农耕民俗完全不同的水上民俗出生、长大，因此作为小说故事叙述的起点，也作为人物命运发展的起点，理解水上人家的民俗是解读这部作品的起点和关键。

“他们原本水上人家，当地人叫作‘猫子’。”［2］水上人家、“猫子”指的是船民。水上人家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水上运输，靠开船接货、送货，做生意赚钱，如接送鸡雏鸭雏，麦种稻种，自酿的米酒，看亲做亲的婆姨，工厂的建材、原料、产品、半成品等。相应地，他们的日常生活自然也围绕着船和水展开，居住、睡觉的地方是船舱，吃饭、活动的地方主要是甲板。他们没有“家”，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是家。“猫子”们平日里眼睛看到的不是阡陌纵横，而是河湖、码头、渔火和往来的各色船只；耳朵听到的不是狗吠鸡叫、虫鸣鸟啼，而是呜呜的汽笛声、轰隆的马达声和翻腾的波浪声；手里拿着的不是锄头、犁耙，而是锚链、缆绳。在追求自给自足的、讲求落叶归根的农耕人家眼里，既没有土地，也没有房子，连人死后的墓穴都只能做在河滩的斜坡的水上人家是无籍无名的乌合之众。尽管如此，“猫子”自己并不一味地觉得苦，反而从水上民俗中汲取了有益的经验。

陈勤建在《文艺民俗学》中提出“人俗”这一概念，认为人类生命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以民俗为核心的文化生命基因”［3］。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张建设和修国妹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长大，自然携带了属于这片地域的、“猫子”的独特民俗文化基因。独特的水上生产生活民俗，孕育了张建设、修国妹观念开放、吃苦耐劳、有眼界、有胆力、懂得变通的性格，而性格决定命运，这也为他们能在时代浪潮中顺势而上做了铺垫。做水上运输生意，走南闯北，到过“五湖四海”和无数城镇，自然就会见识到更多、更广阔的风景与人事，自然就要与各色陌生人打交道，一方面，能极大地开阔人的眼界、锻炼人的胆量，为他们提前适应新时代做准备。张建设早年丧父丧母，家境贫寒，中学没毕业就辍学打工，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凭借水上民俗赋予他的眼界和胆力，率先尝试银行贷款，还摸索出了租赁抽成的生财之道，后来在水上运输黄金期被公路物流渐渐取代之际，又及时“上岸”，进驻内河的工业园区，创办公司，事业版图一步步扩大，在多地开设分公司，业务甚至扩展至海外。另一方面，做水上运输生意促使他们熟谙人情世故。张建设能抓住时代机遇发家致富并不断积累壮大，与他懂得人情世故息息相关。在众人都在争河道、争谁先谁后、争上下游、争顺风逆风时，张建设反其道而行之，守一个“让”字，再辅之以“勤”，慢慢地在这过程中积累了好人缘，并在后来创业过程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总之，王安忆从水上人家的物质生产生活民俗出发，既交代了小说的时代地域环境和人物的生存环境，解释了主人公性格气质的民俗环境成因，推动了故事情节发展，也为后文主人公的命运做了铺垫。

二、居住建筑民俗与婚姻仪礼民俗：小说人物轨迹和时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陈勤建认为，通过对民俗态生活逼真的刻画，能解释时代社会生活本质的某些方面。［4］《五湖四海》的故事时间跨度非常大，从20 世纪50 年代末一直到21 世纪，在这几十年中，许多民俗发生了变化。民俗的变化反映出小说人物轨迹的变化和时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

（一）居住建筑民俗

小说里，主人公的住处几度变迁，居住建筑民俗的变化直接反映了小说人物的人生轨迹。

张建设和修国妹刚结婚时住的是船舱，过了几年，两人花钱在村里买下了半亩地，建造了五间平房，还开辟了两个园地养花种菜。尽管地方是在村子低洼处，靠近河滩的位置，但也标志着张建设、修国妹乘着时代的东风，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智慧成功“上岸”，实现了从水上人家到陆上人家的重大转折。20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俩人住进了县城里的商品房公寓，并受政府奖励还落了城镇户口，真正在县城里拥有了有名有实的合法地位。这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带有蔑视意味的“猫子”称号从此与他们无关了，俩人真正从社会边缘走向社会中心。再之后，张建设创办了现代公司，事业蒸蒸日上，积累了大量财富，于是又在县城买了更大的别墅，连家具都是修国妹开车去蚌埠、南京甚至上海挑选的。到了90 年代末，随着公司的进一步扩大，两人又住进了芜湖的新别墅。此时，对于他们来说，买房子就像是买白菜萝卜，提起来就扔进篮子。

回顾小说人物的买房史，最初张建设和修国妹只是想在村子里拥有一处遮风挡雨的房子，摆脱水上漂泊无根的生活，后来几十年过去了，俩人买了很多房子，房子这时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家庭居住场所，房子的含义也不再指向传统人伦意义上的“家”。房子只是一种最能保值的不动产，是一项稳健的金融投资，买房置业就是投身时代浪潮，参与市场经济活动。这意味着传统认知观念已经被新的市场经济观念所取代，时代的新潮完全颠覆了旧有民俗伦理观念。而在“家”这一传统伦理观念被不断稀释的过程中，张建设和修国妹这个大家庭也不断发生着幽微、隐秘的变化，底下暗流涌动，最后以悲剧收尾。

总之，从船舱、村里平房、县城公寓、县城别墅再到城市新别墅，从水上漂泊无定所到有土地有住房，从温饱、有结余再到富裕，居住建筑民俗的变迁，生动地展现了小说主人公奔腾向上的人生轨迹，也展现了那个经济飞速发展的年代。王安忆巧妙地运用了民俗技法，既细腻又粗犷地描绘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

（二）婚姻仪礼民俗

《五湖四海》中，小说主要描写了三场婚姻仪礼民俗，时间跨度从20 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到90年代前期，再到“千禧年”。《仪礼·士昏礼》中记载了结婚的仪式，包括纳彩、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即所谓“六礼”。但在实际生活中，不同朝代、地域和阶层的人的婚姻仪礼民俗是有出入的。一般而言，民间婚嫁包括议婚、订婚、迎娶等程序。

首先是张建设和修国妹这一对。张建设对修国妹一见钟情，直接带着厚礼登门拜访，其中一样礼品是上海老凤祥牌的两副金镯子。“龙凤配”“龙凤呈祥”喻指上等姻缘，由此暗示张建设的来意，即是来说亲的。按照一般民俗，如果男女双方有进一步交往的意向，就会“看屋里”，即女方和女方亲戚考察男方的居住环境、家庭状况和为人处世等。［5］小说描写了修老大亲自登上张建设的船考察这一细节。“看屋里”之后就是订婚酒。在小说里，水上人家的订婚酒需要有“大人”和“上首”，前者得是有威望的大人物，如村长；后者则是新人的父母，以此见证订婚礼成。此外，彩礼和嫁妆也是传统婚姻礼俗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张建设的彩礼有“玻璃门的柜橱、梳妆台，大件有自行车缝纫机，俗话叫‘两轮一转’，小件是气压热水瓶、三五牌台钟、双面绣的插屏”［6］等，这与民间流传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老三样”，即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之说基本吻合。女方嫁妆一般是随新娘带到男方家日常使用，多半是成双成套的被褥、衣服、盆桶等生活用品，如小说里描写“穿的有呢大衣，男式的海军蓝，女式的玫瑰红，新款羽绒衣也是一蓝一红。衬绒夹袄，男装驼绒，女装羊羔绒”［7］。订婚之后便是结婚酒，张建设、修国妹的结婚酒是在船上举办的，客人多是同行，体现了当地水上人家的独特民俗。由此可见，张建设和修国妹的婚礼过程是完备的，从议婚、订婚再到迎娶，礼数都很周全。

其次是修小弟和袁燕这一对。他们的订婚流程同样先是男方大人带礼物上门拜访女方大人，然后到男方家“看屋里”，接着是订婚宴，同样有彩礼和陪嫁。但订婚酒之后，俩人却没有办理登记和正式婚礼，但时代飞速发展，社会观念也发生了巨变，已不像从前那般将流程形式看得那么重。

最后是园生的婚礼。此时礼俗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已经不囿于提亲、“看屋里”、彩礼和嫁妆等繁文缛节，而是先到民政局登记，再拍婚纱照，接着办西式喜宴，流程更加简明。

婚姻是维系人类自身繁衍和社会延续的最基本的活动，是人一生中极为重要的环节。钟敬文将婚姻仪礼民俗归入人生仪礼民俗中，指出人生仪礼“受儒家文化支配的传统价值观念，千百年来始终发挥着规范人生和统一教化的作用”［8］。

《五湖四海》中三场婚礼的变迁，一方面展现了时代社会的变迁与人们观念的变化。时代飞速发展，婚礼地点从水上到陆上，从船里到酒店，上门提亲、“看屋里”、订婚酒、结婚酒等繁琐礼俗趋于简化，甚至被抛弃，由此可见人们的婚恋和家庭观念越来越开放自由，婚姻礼俗不再作为一种崇高的伦理象征和文化象征，而变成一种无足轻重的普通形式。另一方面，婚姻仪礼民俗及人们观念的变化，也暗示了小说人物的行为和命运。修小弟与袁燕的婚事止步于订婚，修小妹则更加离经叛道，在没有任何婚聘的情况下直接生了一个女儿。缺少了婚姻仪礼这一过程，意味着袁燕和修小妹就少了一层道德规范约束，少了一步儒家伦理观念的教化，这为两个人与张建设突破伦理禁忌埋下伏笔。

三、女性的心灵世界：时代社会变迁与民俗变迁中的修国妹

《五湖四海》中很高明的一点在于，它没有止步于张建设在改革开放浪潮中轰轰烈烈的创业过程，也没有止步于时代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民俗、精神民俗、社会民俗等的变迁，而是在小说后半部分转而以修国妹为视点，讲述一个女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建设自己的内部家庭以及被家庭疏离、背叛的故事，深刻探索了一个女性的心灵世界。心灵世界是王安忆明确提出的小说理论：“小说不是现实，它是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世界有着另一种规律、原则、起源和归宿。但是筑造心灵世界的材料却是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9］

修国妹在这个大家庭里扮演了多种角色：父母的女儿、丈夫的妻子、弟妹的长姐、儿女的母亲、小妹私生女的养母。她装修收拾家里的房子，抚养教育一双懵懂儿女，忧虑小妹的下落，操心小弟和袁燕的感情，主持操办小弟的婚事，照顾小妹坐月子，抚养小妹的私生女，牵头支持小弟、小妹和弟媳去丈夫的公司工作……然而，在修国妹这个善良的女性一心一意守着这个大家庭时，却遭到了整个家庭的背叛和疏离。

首先是爱人和亲人的双重背叛，张建设背着修国妹给妻妹、妻弟妹各自买了房子，三人暧昧不清，逾越了传统伦理道德，将整个家族拖入道德困境。与此同时，儿子与修国妹日渐疏离，却和背叛了这个家庭的修小妹、袁燕交往密切。面对家庭的背叛和疏离，修国妹惘然、不安、惶遽、嫉妒、尴尬、无所适从、愤怒、伤感、独自痛哭，觉得和所有人都隔着，但她忍耐着，仍然守着这个家。

借修国妹的悲剧，王安忆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女性的深刻话题：在社会与家庭中，女性到底应该如何抉择，女性的未来在哪里，女性如何做自己？《五湖四海》至少提供了两点启示。

第一，女性不要把家庭当作人生的全部，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要跟紧时代的步伐。小说中，张建设的事业越做越大，眼界越来越广，而与此同时修国妹却停留在原地，一味固守在家庭内部，她不能理解和跟上丈夫的事业宏图，也不能理解置产、投资、保值等时代新鲜现象，久而久之夫妻之间自然会产生疏离隔阂。第二，女性不要把自己的希望、命运全部寄托在男人身上。小说中，张建设背叛了婚姻，修国妹虽然也有愤怒，但更多的是害怕、不安，但在得到“这世上只有你我做夫妻”［10］的承诺后，却又愿意把自己的命也交给他，这是因为修国妹习惯了依靠丈夫，没有独立的能力。

因此，从女性视角看，《五湖四海》的意义是重大的，它描绘了时代和民俗变迁中的修国妹这个女性的遭遇和心灵世界，启示女性去思考自身的存在价值。

四、结语

除了水上民俗、婚姻仪礼民俗、居住建筑民俗，小说还描写了饮食民俗、语言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等民俗细节，无数民俗细节编织成了一个真实、细腻、生动、厚实的故事世界，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增加了小说的底蕴，增添了可读性和趣味性。《五湖四海》通过民俗及民俗变迁的刻画，反映了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会，串联起主人公几十年的人生历程，寓时代社会于民俗，寓世事人情于民俗，不可不谓大手笔。小说篇幅仅约九万字，许多时间点、地点以及故事情节是模糊甚至空白的，这是王安忆独特的简约笔法，也是她一以贯之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因为她要描写的不是一个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是个人的心灵世界。《五湖四海》深刻描绘了修国妹这个女性在时代社会变迁和民俗变迁中的作为、遭遇和心灵世界，启示女性读者思考自身的存在价值，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