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诗歌之父、塔吉克文学奠基人鲁达基（858—941）曾在诗中豪迈地写道：“时间似马匹，随你驾驭驰骋/时间似马球，任你这曲棍把它抛弄。”今日，你我深知，那般纵情，完全是游牧文明的产物，在当下秩序里望尘莫及。但是，身为人师，还是不乏能驾驭时间之马的时时刻刻——课堂50分钟，用绞尽脑汁的“马球杆”，将课堂教学目标之“球”击中，目睹“疆场”朵朵花开。

来到丝路名城胡占德教中文的近两个月时间里，热情澎湃地击“球”——古称“击鞠”——无数，但难说“连翩击鞠壤，巧捷惟万端”。毕竟是湖南人，又是土生土长的湘中汉人，一路跋涉到了帕米尔高原以西费尔干纳盆地的咽喉要塞，日日出门见山，耳闻三门外语——塔吉克语、俄语、英语，唯一能驾轻就熟的英语又只有少数学生能大概听懂，要彻底施展开手脚，诚非易事。深感任重道远之余，也还乐在其中。

手绘脸谱的快乐课堂

初来乍到，就赶上了胡占德国立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文化周十周年庆。在兰州大学留学过的塔国同事告诉我，系列活动可以在课堂内外同时进行。看到中国同事已在课余张罗毛笔字体验、硬笔汉字书写比赛、绘画展等，我不假思索地带了“库存”教学用品中的得意之选——脸谱，走进中英导游翻译专业大三年级合班的阶梯教室。适逢正月未完，我又还备了一沓红包，准备给同学们发“压岁钱”。毕竟只是第三次踏入异国他乡的教室，五个合班中三个班的同学都未曾谋面，心中多少有点忐忑。结果，这堂课成为学生口中“我们每个人难忘而精彩的一课”。窃以为，如此一“击”就中，是戏剧脸谱艺术的魅力，也是具身学习的磁场。

各班从拿到需要自己绘制的脸谱和颜料盒开始，那跃跃欲试的劲儿就让我当即改变了要先详细讲解的初衷。在三尺讲台一站30个春秋，我知道该如何御“风”而行，趁势“击鞠”。或是受数十年苏维埃文化熏陶的缘故，这个全由穆斯林学生组成的课堂没有出现我担心的“楚汉河界”。

每一张待绘脸谱都有样图，同学们的创造性其实有限，更多乐趣来源于身体参与的审美认知。从孙悟空到程咬金，从关羽到包公，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如要一一展开，即使中英文并用，同学们可能也难以接受，我只能从长计议。但这完全不妨碍他们三五成群，绘制一张富含文化底蕴的脸谱。

尽管我在一开始就提醒他们尽量说中文或英语，无奈寡不敌众。毕竟，要用外语表达兴奋之情是容易词穷的，何况还要商量调色和上色之类。总之，他们埋头手绘的时候，我的中文教育目标暂时妥协于快乐学习的宗旨，但收获了很多笑声和拥抱。

每个拿到红包的女同学都兴奋得和我拥抱，还要手拿红包合影留念。有位女同学下课后发现自己的红包不见了，大为失望。我当即又给了她一个。不料，她竟然要把里面的10块“压岁钱”抽出来，打算只要红包。我笑着让她把两者都收下。

热闹有趣的中文辩论赛

刚开始要名正言顺地上翻译导游课，学生们就建议搞辩论赛。以我轮流在各班上完综合中文课的经验来看，他们还无法用中文随心所欲地表达思想。但天下老师知道呵护学生的学习热情。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答应了，心想就当是导游翻译课的摸底口试。

辩题脱口而出：杜尚别好玩还是胡占德好玩。前者是塔国首都，后者是塔国第二大城市，学校所在地。在我的課程设计里，无论哪个城市的主要景点，中英导游翻译专业的塔国学生都应该能够用中英文说上几分钟才对。毕竟，能正确认识自己，讲好自己的故事，是一个人必备的能力。立足胡占德国立大学这一据说排名仅次于塔吉克国立大学的高等学府，培养能够从事中英导游的人才，必须让学生能够介绍胡占德景点，讲好胡占德的故事。

从到任后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来看，学生们这方面的应用能力明显欠缺。一名已经通过HSK4级考试、拟申请去中国读本科的大四同学上网准备了10分钟后，都没能较好地介绍他眼里胡占德最值得游玩的景点——以本地一位古代著名诗人命名的公园。基于上述实际情况，我琢磨着辩论赛要顺利开展的话，得事先给同学们搭个“脚手架”才行。

底层“脚手架”只能是关于杜尚别和胡占德两地主要景点的英语介绍。我提前准备了两地的英文简介，发在班群里，让大家学习并译成中文，作为辩论素材。上课当天，我发现全班只有那位要“红包”不要“压岁钱”的同学打印了材料，其他同学都说自己在手机上阅读文件。支架式学习的底层“脚手架”完全不牢靠，我看着眼前几十号人心里直打鼓。

好在第二层“脚手架”搭得比较好。我提前安排了学习委员（塔国班级管理只有班长，我第一次进课堂后就增设了这一岗位）制作图文并茂的PPT，请他在辩论前给大家介绍两地主要景点，让大家了解相关的中英文词汇。学习委员每换一张景点图片就在阶梯教室引起一阵骚动，认同感自不待言。我这才心安了些。

谁知马上心又悬了。按照事先安排，学习委员介绍完毕之后就担任辩论主持人，用幻灯片发布辩题，正方和反方辩手对号入座，最后环节是自由辩论。谁知他在大家的掌声中介绍完毕后说，没有事先落实正方和反方队，更没确定辩手。只得随机应变了。随后几周里，我也发现要学习委员提前落实也真是不可能。全年级只有三名同学住校或在学校附近租房，其余都走读，上午没课的时候不是在打工、上辅导课，就是在家干家务活、带孩子。下午一上课就是5节，课间休息5分钟，课后他们就匆匆回家，有的还需在末班车经过校门口之前申请早退，以确保当日能回家，否则丈夫会生气并因此要她辍学。

我的应变之举是按座位临时安排。先让大家以4至6人一组，组内操练，然后推选辩手代表正方或反方参加比赛。第二节课开始正式辩论时，我发现大家其实没搞过辩论赛，不懂套路，正方一辩还没结束大家就在下面起哄，表示不同意。我叫停多了、指导多了，那位提议搞辩论的同学就直接说：“老师，您说太多了，应该让我们来说。”

辩论赛就在这种气氛中开始。各小组推选的一辩、二辩、三辩经常被下面的学生打断，自由辩论环节更是热闹非凡。眼看正方——胡占德比杜尚别好玩——陷入不利局面，我都坐不住了。正方辩手列举了胡占德城堡、粟特州历史博物馆、磐尚别市场、阿尔伯文化宫等主要景点，反方辩称杜尚别的博物馆更多、更大、更好，公园、图书馆也是如此。正方因此改用“小城”优势做文章，转向生活便利、物价便宜之类多少有些偏题的论点，没打出“丝路名城”这张王牌。情急之下，我加入正方，变着法子给大家上了一堂胡占德历史课。从居鲁士的城到“最遥远的亚历山大城”，从阿拉伯人的城到成吉思汗的城，从俄罗斯人的城到塔吉克人的城，用尽量简单的中文给他们讲了一遍他们耳熟能详却表达不出来的历史。

最开心的是我被驳倒的那一刻。反方一位来自杜尚别的女同学在自由辩论环节时称，杜尚别更好玩，外国游客一来塔吉克斯坦都会先去首都杜尚别。我当即反驳说，我是外国人，可胡占德才是我的塔国第一站，我是直接从塔什干来学校的。正方一片欢呼，但反方呼声更高：老师，您不是外国游客，您是我们的老师。就这样，同学们人生中的第一场中文辩论赛结束了，我第一堂名正言顺的中英翻译导游课也拉上帷幕。

课堂上的跨文化对话

及至3月21日诺鲁孜节（波斯新年）到来之际，我已经在塔国待了六周，和学生们越来越熟悉，他们也乐于在课堂内外和我分享他们的生活。第一次上小班课的时候，我就让同学们互相介绍过，全班同学每人轮流用一两句介绍指定同学，我则趁他们操练口头表达的时候采集学情，判断该班作为学习共同体的凝聚程度，为随后两年的跨文化教学做准备。因为从一开始就建立好了互相信任、友好的师生关系，基于中文教学的跨文化对话才能开展得日益顺畅。一周的诺鲁孜节假期结束后第一次上课，我用了一节课时间听大家分享假期生活，趁机看看塔国人民过年和我们过年有啥不同。

结果多少有些意外。授课班级是我来塔国后所教的第一个小班，全班16名同学，男女各占一半，是我所教的四个中文综合小班中人数最多、到课率最高、学风最好、凝聚力最强、中文水平相对较高的班。因为第一次给他们上课时，为了配合中国文化周活动，教过中文版的《喀秋莎》，他们从此就自称为“喀秋莎班”。节后第一次上课，“喀秋莎班”只有两名同学缺席，这到课率多少有些让人意外。要知道，有大四学生私下里告诉我，3月底之前老师不进课堂都没问题，学生因此不去上课也正常。然而，我和中國同事的课堂都人气满满。比我早来一年多的同事从我一到任就郑重提醒，不管塔国老师如何，我们是中国老师，代表中国形象。

意料之中的是，同学们都回家过年了，主要就是吃吃喝喝，3月23日斋月开始以后白天封斋。一名已婚女同学说她去妈妈家了，我顺道介绍了湖南大年初二已婚女儿必带家人回娘家拜年的传统。这名中文水平在班上中等偏上的女同学郑重其事地说，她没“拜”年，就是回了趟妈妈家。来不及解释“拜年”的内涵，因为大家都在争相分享自己的假期。英语比中文好的班长只呼“many housework”。我都来不及纠正她的英文，全班同学就帮她喊了起来：“她要带孩子！”“还要搞卫生！”“还要洗衣服！”因为此前注意到，请男学习委员上讲台写“诺鲁孜”这几个汉字的时候，他都会随口叫身后的女同学先给他擦黑板。我适时插播了家务劳动在中国不是女性专利的事实，言下之意不言而喻。毕竟，当地盲婚哑嫁的传统依旧盛行，女性大多会在18至22岁之间结婚。

意外的是，诺鲁孜节标志性食物Sumanak在塔国不能叫“七宝粥”。女学委说她和邻居们一起做了Sumanak。我先参照中文媒体给大家译为“诺鲁孜粥”，并介绍说新疆的塔吉克族人还管它叫“七宝粥”，因为要选用七种食材。结果他们全都摇头。女同学则七嘴八舌地解释，说Sumanak只用小麦面粉、水和油，没有七样。我这才明白，一样的诺鲁孜节，这流传数千年的“诺鲁孜饭”传统在各地不仅叫法不同，做法也不一样。塔国北部的Sumanak只有译为“小麦糊”才更为恰当。班上有名女同学在节前给我送过一杯，口感丝滑，甜而不腻，的确堪称“液体巧克力”。

继而意外的是，我问一向落落大方的女学习委员是否边做Sumanak边唱歌跳舞，她笑而不答。或者，有些传统只是活在心里。节前听同学们第一次介绍Sumanak时，班长还现场唱过一段——课后调研发现，那是一种仪式性大合唱，只在女性邻里一起做“诺鲁孜饭”的时候才唱。当时，同学们还告诉我，做Sumanak时还会放些小石子，谁吃到里面的小石子就代表新年交好运。一名字迹特别娟秀、说话温婉但自信有力的已婚女同学当时还特别补充说：“每一个石头都代表一个梦想。”这种波斯遗风当时就听得我心软。

课后想来，塔国人民过年必备的“小麦糊”和长株潭一带的家乡人民在大年三十之前必备的“发肉”堪称异曲同工。所谓“发肉”，其实是一种油炸面粉团，一听名字就知道是想图个来年发达。记忆中，家里的年味也就是妈妈用鸡蛋和面、加茴香粉炸“发肉”的时候。因为一炸就是一大锅，能吃到元宵节，家里整个都像是被香熏过。时至今日，去亲戚家拜年、“吃春饭”的时候，大家都还会习惯性地先尝尝最早上桌的“发肉”。嫂嫂接管家里的“年饭”后，如何炸好一锅松软可口的“发肉”也是她除夕前反复琢磨的大事。反复听过塔国过年必喝的“小麦糊”由来后，才想起家乡“发肉”里的朴素情感。课堂内外的跨文化对话其实也促使我更加深入地了解自身文化。说是教学相长也罢，说是师生学习共同体也罢，总之是学无止境。

普希金有言，不要看不起译者，因为“译者是文明的驿马”。外语教师是特殊意义上的译者，跨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还是园丁。秉着“译者是文明的驿马”的底气，权且白描了自己初为丝路“驿马”的二三事，只愿前方驿站风景更美。

（凌建娥：湖南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