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须先立志与正心：中国先贤的读书心态

2023-11-17蒋永福谷悦

新世纪图书馆 2023年9期

关键词：中国

蒋永福谷悦

摘要中华民族是热爱学习和读书的民族。中国的先贤们留下有极其丰富的读书文化遗产。读书须先立志、读书须先正心，就是中国先贤们总结并提倡的正确的读书心态。中国的先贤们提倡读书人确立高尚、大公、长远的读书志向，深谙“志不强者，智不达”的道理。中国的先贤们提倡读书人确立正心诚意的读书心态，要求读书人做到心公、心虚、心定。中国先贤们提倡的读书心态，对当今的读书人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关键词读书心态；先贤智慧；中国

分类号 G792

DOI 10.16810/j.cnki.1672-514X.2023.09.001

Reading Must be Determined and Centered： the Reading Mentality of Chinese Sages

Jiang Yongfu， Gu Yue

Abstract The Chinese nation is a nation that loves learning and reading. Chinese sages have left an extremely rich cultural heritage of reading. To read， one must first make a determination， and to read， one must first correct one’s mind. This is the correct reading attitude summarized and advocated by Chinese sages. Chinese sages advocated that scholars establish noble， noble， and long-term reading aspirations， and understood the truth that “wisdom cannot achieve without establishing aspirations”. Chinese sages advocated that scholars establish a sincere reading attitude， requiring them to be open minded， sincere， and determined. The reading mentality advocated by Chinese sages still has enduring reference and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oday’s scholars.

Keywords Reading mentality. Wisdom of ancients. China.

0 引言

众所周知，印度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提出的图书馆学五定律，其第一定律就是“书是为了用的”。所谓“书是为了用的”，其实是在说“书是用来读的”，因为“读”是“用”的最基本方式和表现。毋庸置疑，如果没有人类对读书（“读书”的广义概念为“阅读”）的需要，图书馆便不会产生。由此我们可以说，图书馆是供人们读书的公共平台。范并思先生近期撰文指出，“图书馆为阅读而生，图书馆学理论与阅读行为密不可分。……图书馆需要为读者获取阅读资源提供服务，丰富他们的阅读资源并改善他们的阅读环境。……在全民阅读阶段，图书馆的基本定位是推动、引导、服务全民阅读”[1]。近十多年来，我国的图书馆服务已进入到“为全民阅读服务”的阶段，其基本的服务方式就是阅读推广。阅读推广实践的全面深入开展，要求理论界对相关基本问题及时做出理论阐释，以期为阅读服务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在这“相关基本问题”中，就包括“人们应该如何读书”“人的读书行为有哪些基本规律”等问题。对这些基本问题有一个“具体的形上学”（而不是“抽象的形上学”）意义上的把握，才能为阅读服务实践提供更加理性的、自觉的理论指导。

中国人自古就知道读书的重要价值，所以诸如“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等赞美读书之语广泛流行。在现代社会，读书的人越来越多，几乎无人不读书，但真正知道读书规律的人并不很多，此即《周易》所言“百姓日用而不知”现象。中华民族是热爱学习和读书的民族，中国的读书文化源远流长，由此留下有极其丰富的“读书之道”——关于读书的思想智慧与方法。其中，读书须先立志、读书须先正心，就是中国先贤们总结并提倡的读书心态方面的基本要求。这两方面的读书心态要求，不仅适用于古代人的读书实践，也适用于现代人的读书实践。

1 读书须先立志

立志，即确立志向。读书为了什么？这一问，其实是在问读书志向是什么。这是任何读书人都要面对的“第一问”，也是读书人应该迈好的“第一步”，有的人能够迈好这第一步，有的人则不能。能不能迈好这第一步，关涉到读书之旅的成败。这就是读书志向的重要性所在。

如果一个人读书是为了取得文凭（包括古代的科举考试中举），那么得到文凭就是他的读书志向；如果是为了出名，那么出名就是他的读书志向；如果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而读书，那么求得黄金屋就是他的读书志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至此，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诸如上面所举的读书志向，是高尚的志向，还是卑微的志向？是大公的志向，还是自私的志向？这说明，读书志向有一个高尚与卑微、大公与自私的分别。还可以进一步提问的是：求得文凭之后，还读不读书？出了名之后，还读不读书？得到黄金屋之后，还读不读书？这说明，读书志向还有一个久久为功与中途而止的分别问题。显然，上面所举的那些读书志向，要么是卑微的，要么是自私的，且都有难以持之以恒或半途而辍的弊病，因而是要不得的。确立大公无私的志向还是卑微自私的志向，这涉及到一个人的未来发展取向问题，甚至涉及到一个人的品质问题。一个人立什么志，就专什么行；专什么行，就成什么人。诚如王阳明所言“志轮而轮焉，志裘而裘焉，志巫医而巫医焉”[2]。正因如此，中国古人笃信“观人观其志”的说法，即“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3]。王夫之则提出了“以志观意”（观察一个人的志向就能观察其意念）和“以志御意”（用志向驾驭意念）的观点。他在《张子正蒙注·中正》中说：“惟庸人无志耳，苟有志，自合天下之公是，意则见己为是，不恤天下之公是。故志正而后可正其意，无志而唯意之所为，虽善不固，恶则无不为矣。……教人者知志意公私之别，不争于私之已成，而唯养其虚公之心，所谓‘禁于未发之謂预’也。”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志正而后可正其意”，即志向端正以后，意念才会端正；没有正确的志向的引导而只是按照主观意念行动，即令有善行也不会巩固；所以，教人首先要教其立志正，志正则意正，志不正则意亦不正。这就表明，通过考察志向的正与不正，就可以观察意念的善与不善，而且，想正其意，须先正其志。

读书的志向是“为公”还是“为私”，是区分君子之学与小人之学的根本标准。朱熹说：“古人读书，将以求道，不然读作何用？”[4]在朱熹看来，读书是为了求道，求道是读书人应该确立的正确目标，不然的话，读书将偏离正确方向，成为求私利的工具，无益于“公序良德”之理想目标的实现。明代人薛瑄更是以严厉训斥的口气说：“为学而不学道，则无天理人伦矣，果何学乎？”[5]在薛瑄看来，不以学道为志向的学习，必然偏离“存天理”“正人伦”的正确方向，这样的学习有害无益。当然，薛瑄的这段话是站在程朱理学的立场上而言的，其“天理”内容必然是“三纲五常”为主旨的封建伦理，这与现代读书人所追求的求知求真的志向不可同日而语。这一点我们不能不察。不过，把为学的目的确立为“学道”是不必质疑的，只不过我们应该把“学道”的内容转变到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正确方向上来。

那么，我们应该确立什么样的读书志向？毋庸置疑，我们要确立高尚、大公、长远的读书志向。“为探索真理而读书”“为修齐治平而读书”“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为改造自己而学习”“为充实自己而读书”“为成为明理善断的人而读书”等等，就是确立高尚、大公、长远的读书志向的表现。确立高尚的读书志向，才能使自己远离卑鄙与低俗；确立大公的读书志向，才能使自己走出狭隘与浅陋；确立长远的读书志向，才能使自己始终保持读书的精气神而不为眼前的得失所困扰。

在思想方法上，确立读书志向，最不可要的是所立之志过于具体。很多中国人年幼时大多曾立下“我要当解放军”“我要当警察”“我要当科学家”之类的志向。想当解放军或警察或科学家，固然是高尚、大公的好志向，可是有几人长大后真的成为解放军、警察、科学家？事实上必然是少之又少。一个人小时候所立志向，之所以长大后大多无法实现，成为空中楼阁，就在于这种志向过于具体，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往往无法或无力兑现。这就告诉我们，确立读书志向，最好要宏远一些，而切勿过于具体。当然，所谓宏远志向，亦非指虚无缥缈的、盲目攀比的、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的目标，而是指具有“下学而上达”（孔子语）之可能性的、切合自身兴趣与能力的目标。

在确立读书志向上，中国的先贤们有很好的传统，值得我们现代人借鉴和学习。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意思是说，以前的人们是为了充实和完善自己而学习，现在的人们是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学习。宋明理学家们主张的读书志向，概括地说就是“读书以穷理”，所以大多数儒家文人们确立的读书志向是“读书以明道”。从内涵上说，理即道，所以“读书以穷理”和“读书以明道”是一个意思。如果去除其中的“穷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糟粕，那么这种“穷理”或“明道”的读书志向，亦可适用于现代人。所谓“读书以穷理”或“读书以明道”，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读书为了多明白道理。这里所言“道理”，包括物理、事理、人理。这种“多明白道理”的读书志向，已经包含了高尚、大公、长远之义，且避免了过于具体的弊病。

读书之所以要先立志，是因为立志能够解决读书的动力问题。所以，“读书须先立志”与“读书须有动力”具有等价意义。读书的动力，往往表现为持之以恒、刻苦勤读的毅力，在此意义上说，读书的动力也就是读书的毅力。毋庸置疑，没有或缺乏毅力的读书，难免持恒不足、半途而废的结局。诸葛亮说“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志无以成学”。读书要有淡泊之志，没有这样的淡泊之志，读书学习就难免掉入急于求成的短视陷阱，便不能久久为功，锲而不舍。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墨子·修身》），一个人如果志向不坚定，那么他的智力和智慧的潜能便因缺乏毅力而得不到充分的开发。一些人天赋智商很高，但真正发挥且成功的人却不多，之所以如此，“志不强”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反过来，很多人天赋智商不高，但却依靠坚强的毅力，刻苦勤读，勉力拼搏，最终取得辉煌成就。所以，人们常说“有志者事竟成”，这是千古经验的总结，无可否认。这就是“读书须先立志”的重要性所在。

2 读书须先正心

“正心”是一个动词，指的是端正心态，其结果表现为“心正”。正心之“正”，与“歪”“邪”对立。“读书须先正心”与“读书须先立志”紧密相关。立志解决的是动力问题，正心解决的是动力的方向问题。正心如同方向盘，保证动力驶向正确的目标。一旦方向错误，必然造成“满盘皆输”的结局。

《中庸》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漢语成语“正心诚意”由此而来。在这段话中，实际上隐含着两个使动词——使心正和使意诚。通过使心正和使意诚，保证修身的正确方向，这是《中庸》这段话的旨意所在。不仅如此，《中庸》作者认为，意诚是心正的前提，因此《中庸》还有一句话叫做“诚则明”，意为诚实无妄就能明白——明白如何把准方向，同时又明白如何去做。

“正心”，显然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对读书人而言，“正心”属于“心态”范畴。读书人要保持正确的心态，这是读书人能否读成“正果”的前提条件。读书人要立高尚、大公、长远之志，就是读书心态正确的表现。常言说“心态决定一切”，正指此意。朱熹说“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4]180。朱熹的这句话，道出了正心对于读书的极端重要性。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中，心不公或自私自利的读书人大有人在；读书的人并非都是善良之人、心公之人，读书人当中也有不少不善良之人、心不公之人；反过来说，在那些没有读书或读书不多的人当中，却有很多善良之人。也就是说，能否读书，并不取决于读书人自己是否“心公”或“心不公”。既然如此，朱熹为何还说“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我们理解朱熹此话，应从如下两方面去理解：

一是心不公往往把读书人引向狭隘之路。在心理上，心不公的典型表现就是心私。心不公或心私的人的心理特征是：一方面，什么事情都以自利为取舍标准，对自己有利可图则取，对自己无利可图则舍，而很少考虑他人或公共利益；另一方面，考虑什么事情总是患得患失，锱铢必较，思虑重重，缺乏廓然开朗的心态和风度。例如：为了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有知识而读书的心态，与“腹有诗书气自华”（苏轼语）的读书心态相比，显然前者是狭隘的、肤浅的；为了将来得到高薪厚禄而读书的心态，与读以明道的心态相比，显然前者是自私的、浅陋的；只是为了拿到高学历、高学位而读书的心态，与为了探索真理和民族大业而读书的心态相比，显然前者是短视的、卑微的；等等。

二是心不公往往使人无法虚心、诚心、专心读书。毋庸置疑，心不公极易带来心不虚、心不诚、心不专的结果。这里所言“心不诚”“心不专”之义，很好理解，但“心不虚”之义，现代人可能不易理解。中国先贤们，尤其是宋明理学家们总是要求读书人要“心虚”，其所言“心虚”，并非指谦虚，而是指心里空如無一物，即心里无成见、旧见。我们知道，人皆不可避免地有成见、旧见。中国先贤们所要求的“心虚”，实际上是一种假设性心态，即把成见、旧见暂且悬置起来，使得成见、旧见似乎不存在，或者说，使成见、旧见的作用最小化，乃至将其化为乌有。让人心虚的目的是为了“濯去旧见，以来新意”[6]，即洗去旧见，是为了使新见（如新知）入脑而无碍。朱熹说“读书且要虚心平气，随他文义体察，不可先立己意，……（若先立己意）则不见圣贤本意”[7]。“先立己意”就等于脑海中已有了成见或旧见，新意（新知）就无法进入脑海中。

真正的读书人，首先要有寻求真理（明道或求道）的志向及诚实、纯洁的品格。对此，我国“红学”专家周汝昌先生说过：“读书治学，所为何事？要弄清楚。如果不是为了寻求真理，心境不是纯真高洁，而一心为了找一个‘终南捷径’，抓个‘热门’题目，躁进浮夸，假学卑识，只为捞取个人的名位利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与真正的学术没有共同之处。为学要诚，用心要洁，品格要高，虽不能至，也必须‘高山仰止，景行行止’。”[8]“为学要诚，用心要洁，品格要高”，这样的心态，才是读书人应该追求和确立的“正心诚意”的心态。反过来，不寻求真理而一心想找终南捷径、抓热门赶时髦、捞取名位利禄等，皆为心不正之表现。

一个人有了正确的读书心态，就要把它“定”下来，即要“定心”。在此意义上说，正心就是定心。由此可以说，“读书须先正心”与“读书须先定心”具有等价意义。朱熹说“心不定，故见理不得。今未要读书，且先定其心，屏去许多闲思乱想，使心如止水，如明镜”[7]164。受到朱熹这段话的启发，明末清初人李颙说：“学问之要，全在定心；学问得力，全在心定。心一定，静而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犹镜之照，不迎不随。”[9]一个人定心达到“如止水，如明镜”的程度，才能做到“感而遂通，廓然大公”，对私心杂念“不迎不随”，这样才能保证读书时的专心致志。在此意义上说，李颙所言“学问之要，全在定心；学问得力，全在心定”，可谓读书箴言！

一个想做学问的人，必须先定下“将学问进行到底”的决心，而且还要以坚韧的毅力保证这一决心“寂然不动”，对俗人俗欲、杂事杂务“不迎不随”，坚守自己的独立人格，以“风前莫作墙头草，雪中应学山上松”的傲骨心态，堂堂正正做学问。对此，清初人汤斌有言：“今人为学，须持心坚牢，如铁壁铜墙，一切毁誉是非，略不为其所动，乃可渐入。若有一毫为人的意思，未有不入于流俗者。”[10]定心或正心为何如此重要？对此清代人张履祥说：“读书先要正其心术。心术者，如木之根，谷之种。根先坏，千枝万叶总无着处；种是稂莠，栽培滋养，适为害耳。”[11]其中的稂和莠，都是形状像禾苗却妨害禾苗生长的杂草。张履祥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心正与不正，如同树木的根系或谷物的种子，如果根系已坏，枝叶就无法繁盛；如果种子是稂或莠，那么越是对其栽培养育，反倒越是对谷物成长有害。

读书人确立“读以明道”“为改造自己而学习”“读书不忘报国，报国不忘读书”（蔡元培语）的正确心态，才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范仲淹语），才能战胜患得患失的杂念干扰，从而做到专心致志、从一而终，把读书进行到底。反观今世一些人，由于心不定，在读书学习过程中，遇到杂事缠身、读不懂、成果难发表等困难便想回头，灰心丧气，最终半途而废。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出这样一句读书劝言：读书须心定，心不定者莫读书。

概括地说，读书有两方面的价值，一是求知成才的价值，二是立德修身的价值。现代的人们大多把眼光只限于求知成才的价值，而忽视或忽略立德修身的价值。殊不知，立德修身是读书的首要价值，缺失立德修身，就不能保证求知成才的“正能量”方向，极端情况下很可能走向“负能量”方向。这里所言“忽视或忽略立德修身”，其实就是读书心态不正的表现。

对人的读书学习而言，重求知本身无可厚非，但不应由此轻做人。重求知和重做人并重，才是正确的读书态度。1922年12月27日，梁启超曾在苏州做过题为《为学与做人》的演讲。他在演讲中说：“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12]

法国学者蒙田在《论学究式教育》一文中说：“一个人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其他一切知识对他都是有害的。……知识是良药，但是不管什么良药，因药罐保存的质量差，都会变质失效。”[13]

上引梁启超和蒙田的话，都是针对“求知”与“做人”的关系而言的，即都是针对为学态度而言的，其所言之理至今仍然适用。至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读书劝言：读书须先学做人，做人一关不过，求知亦无益。这里所言“读书须先学做人”，就是指在读书之前首先要正心，就是要端正读书的宗旨与目的，这样才能避免梁启超所言的因“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的结果，也才能避免蒙田所言因“不学善良做人的知识”而致使所学知识“变质失效”的结果。这就是“读书须先正心”的重要性所在。

3 结语

读书须先立志，一旦立下正确之志，读书就能有源源不断的动力，就能使你保持坚强的毅力，把读书进行到底。墨子所言“志不强者，智不达”一语，准确地概括出了立志对于读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读书须先正心，一旦正心，就能把准读书的“正能量”方向。正心之后，还须定心，心定才能做到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学有所成。朱熹所言“心不公底人，读书不得”一语，道出了保持正确的读书心态对于读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读书须先立志”，解决的是读书行为的动力不竭问题；“读书须先正心”，解决的是读书行为的方向正确问题。中国先贤们的这种读书心态及其智慧，对当今的中国读书人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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