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耀

明清之际，经年的战乱使国内一度繁荣的商业活动暂时萎缩。清初，全国商业处于恢复期，但受时局及政策约束，其恢复发展速度不快。自康熙朝晚期直至乾隆年间，国家空前统一，国内市场基本形成，加之统治当局出于发展经济、维护统治的目的，改革了赋役制度，采取了重视商业经济的政策，促成了长距离贩运贸易的发达，“1788 年长途贸易商品价值大约是1.73亿两，占整个市场流通商品价值的近1/2，而当时市场商品的总价值为3.87 亿两”。[1](p586)商业贸易的发达、富有弹性的商业政策“促进了市场扩张、劳动分工以及地区专业化的斯密动力”，[2](p269)进而带动了清代城市商业的繁荣。

作为沟通东南、连接南北商贸往来的重要商路，汉江商路逐渐复兴，城市商业经济渐次发达。伴随商品经济的勃兴，城市社会风貌为之一变，崇奢尚靡之风冲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饮食、服饰、住宅等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还是岁时节令的特殊时刻，市民阶层都表现出显著的奢华追求。

近年来学界关于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各类城市史、地方史研究，如《传统与现代：清代湖北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十堰通史》等；①具体可见：王肇磊：《传统与现代：清代湖北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李怀军主编：《武汉通史·宋元明清卷》（武汉出版社2006年版）；匡裕从等主编：《十堰通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二是以区域社会风俗为对象的研究，集大成者为复旦大学的张晓虹教授，其研究成果集中讨论了汉江上游（陕南地区）区域社会风俗的演变；②具体可见：张晓虹、郑召利：《明清时期陕西商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嬗递》，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第39—43页；张晓虹：《清代陕西婚俗地域分布的初步研究》，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第145—150页；张晓虹：《清代陕西岁时民俗的区域差异》，载《地理学报》1998年第S1期，第98—106页；张晓虹：《明清时期陕西民间信仰的区域差异》，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1期，第185—214页；张晓虹：《陕西文化区划及其机制分析》，载《人文地理》2000年第3期，第17—21页；张晓虹：《清代移民与陕西汉水流域民间风俗的嬗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3期，第91—100页。三是对个体城市社会风俗的探讨，如《地方文献中的清代汉口城市社会》《早期汉口茶馆与文化》《樊城码头文化》《安康文化概览》等。③具体可见：李勇军、陆楚琼：《地方文献中的清代汉口城市社会》，载《湖北社会科学》2009年第8期，第96—99页；代亚松：《早期汉口茶馆与文化》，载《中国茶叶》2007年第4期，第33—35页；颜拥军主编：《樊城码头文化》（中译出版社2017年版）；谈俊琪主编：《安康文化概览》（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由之可见，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对商业经济与城市社会风俗演变关系的研究尚不充分，且缺乏将整个汉江沿岸城市视为一体的宏观性、整体性研究。本文综合利用方志、碑刻、笔记等文献材料，通过对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商业经济的考察，集中探讨城市社会风俗的演进变迁，分析商业经济与城市社会风俗之间的多重复杂关系，总结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整体特征与区域差异，以期加深清代城市史、社会史的研究。

一、商品与商人：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

清前中期，尤其是“从1683 年平定台湾到1796年白莲教起义爆发的100 多年间，中国国内出现了一段令人瞩目的稳定期。人口和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为18世纪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2](p275)同时，清廷推行摊丁入地、取消匠籍制度、田赋征银等一系列赋役制度改革，“城市商人不再有丁银的负担，经济支出减省，也可使城市商业有更好的发展条件。”[3](p17)汉江沿岸城市的商业贸易也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顶峰。下面分别从商品与商人两个方面分述之。

（一）商品——粮食贸易的发达

清前中期，全国范围内的粮食流通量颇大。按照吴承明先生的研究，鸦片战争前全国粮食商品达到了245 亿斤，商品价值高达16333.3 万两，占主要商品市场价值的42.14%。[4](p99)汉江流域是当时重要的粮食产地，粮食成为最主要的流通商品。

乾隆朝以前，汉江中上游地区的粮食贸易格局主要是以襄阳为中心流向上游陕南山区，其主要原因是陕南人口相对稀少，农业生产较为落后，粮食产量无法满足当地民众食用。雍正十年（1732年），经略陕甘军务大学士鄂尔泰上奏清廷，要求“湖广督抚于明春先运米十万石，或动拨仓厫，或就近于襄阳等属米贱地方采买”。[5](p121)在襄阳之外，汉口也有不少粮食顺汉江而上输入陕南地区，“汉口麦谷经汉水运陕西。据说雍正十一年有粮船一千五百只。河船载重三百—五百石，共约六十万石”。[4](p102)

到乾隆年间，移民大量进入汉江上游秦巴山区进行垦荒，加之玉米、马铃薯等杂粮作物广泛种植，粮食产量逐年提升，农户剩余粮食逐步商品化并运往域外。汉中、兴安一带粮商云集，大量粮船顺汉江而下直至襄阳、汉口。安康是当时重要的粮食集散中心，“五月粜新谷之计收成，则载月河小舟运郡，此皆郡城富商大贾所营谋，岁下襄樊，其利数倍”。[6](p325)嘉庆年间安康知县王森文曾专门赋诗描述襄阳粮商在陕南地区抢购粮食的情形：

襄阳贾，贩米下荆楚，帆樯蔽江江水急，西城万户余空鬴。

襄阳贾，贩米亦何补，一旦饥民起仓猝，尔身何处觅黄土。[6](p378)

在汉江沿岸城市的粮食贸易中，襄阳因为七省通衢、居汉江之中的优越地理位置，成为汉江中游重要的粮食贸易市场，“府内光化、襄阳、南漳、枣阳等县米粮、陕南米粮，乃至河南南部麦豆杂粮皆集中于此转运，并汇集汉水中下游所产米粮向汉口集中”。[7](p39)不仅是襄阳这样的府县州城，汉江沿岸市镇中的粮食贸易也甚为发达。襄阳泥嘴镇（今襄阳卧龙镇）“距城三十里，其西山多稻，聚米为市，舟车运载，襄樊资之”；[8](p33)钟祥石牌镇在乾隆年间“米粮贸易颇盛”；[9](p86)天门岳口镇因濒临汉江，方便粮食运输，也是汉江中游重要的米谷集聚地。

无论是上游的陕南地区，还是中游的襄阳、安陆等府，绝大部分粮食最终都流向了汉口。汉口在清前中期一直是中西部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各类粮食充足，计有“包谷、大小麦、小米、黄豆、绿豆、红豆、黑豆、饭豆、芝麻”等，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汉江中上游的陕西及湖北境内的“襄阳、郧阳、德安诸府”。[10](p35)即使到了清末，这一状况也无太大改变，汉江沿岸多地的粮食大都运送至汉口供应本地消费或转运他地。日人水野幸吉对汉口的粮食来源有载：“黄陂、孝感诸县以土地肥沃而著称，在襄阳府、安陆府、荆州府、黄州府境内，亦有很多稻米产地。在武昌府江夏县青山所产的稻米品质最佳，为世人所赞美，但其产量不是很高。”[11](p177)

除粮食外，汉江沿岸城市中还有食盐、木材、棉花、山货等大宗商品往来流通。这些商品大多为未加工的原材料，虽有部分二次加工的商品，如棉布以及集中于上游的纸张、炼铁等，但所占份额并不太高。

（二）商人——城市人口职业结构的变动

清前中期，随着商路扩张、国内市场扩大以及商业贩运的大规模发展，商人的足迹遍布全国城市及乡村圩集，“富商大贾，满于海内”。[12](p157)从汉江下游的汉口至中游的襄阳、樊城直至上游的安康、汉中，出现了数量庞大的客籍商贾群体，同时本籍商人的活动也非常活跃。

在客籍商人中，徽商主要涉足盐业、茶业、布匹业、钱业等行业。歙县人洪淑鉴“业盐，为汉口总商”；[13](p379)乾隆年间的朱鸿绪，其父朱焕章乃新安人，“贾于汉镇，六年即客死”，鸿绪寻父至汉口并最终定居汉口镇。[14](p395)晋商实力雄厚，在各地修筑山陕会馆，雕栏玉砌，规模宏大，成为城市的地标性景观。在徽商、晋商之外，汉江沿岸城市中还能见到江苏、福建等地商人群体的身影。钟祥丰乐镇“闽商谢莲池捐资千余缗置房舍，每岁所得租亦以助教读，无力子弟多赖之”。[15](卷二十二p8)江都商人李必春“贸迁于汉。好善喜施与，镇易火，贫居小户延烧辄数十百家，必春为置席片，按户予之，久行不倦”。[16](p424-425)

各地客商因行商买卖之需，选择定居所在城市成为新居民者屡见不鲜。康熙年间曾任官成都的项城，“其先徽州歙县人。父璘，贸迁汉镇，因家焉”。[16](p375)汉中党公正，“先本河南人，因兄贸易迁汉郡”。[17](p352)汉阳王文宁“字栎门，先世陕西蒲城，以业鹾移家汉上”。[18](p467)山西丁永春“贸于谷，范逵以女妻之”，[19](p161)遂定居谷城。

除客籍商人外，本地居民经商风气亦颇为浓厚，行商足迹遍及汉江上下。沔阳潘启宇“以经商寄居县南张公菴，遂为钟祥人”。[15](卷二十二p11)潜江贾琦先“服贾数至武当，喜民风质朴，遂家焉”。[20](p180)汉中刘经天“字赞宇。其先金州人，父贾汉上，遂家焉”。[21](p981)均州朱国瑞与“子时烈，贾于关儿口”，白莲教起义时，“俱被杀”。[22](p455)紫阳李氏乃“杨添秩妻，夫经商殁于湖北竹山县”。[23](p200)

虽然缺乏人口职业结构的具体统计数据，但汉江沿岸城市人口中从事商业者占比较高，操行商或坐贾业已成风气，是不争的事实。汉口镇在明嘉靖年间约有居民1395 户，人口6000 余人，到清乾隆十二年（1747 年），已有居民33209 户、99381 人；嘉庆十八年（1813 年）进一步增长至36929 户、129183人。汉口镇人口在清前中期的迅速增长，并不完全依靠人口的自然增殖，而主要归功于受汉口镇繁华商业吸引而来的全国各地客商以及与商业发展紧密相关的码头工人，故《汉口竹枝词》有言：“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24](p4)从光绪年间湖北宜城一地的粗略统计中或许能一窥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的商业盛景和庞大的商人群体。“我邑业商贾者，综城市合算，客籍少而富，本籍多而贫，本籍四千之数，客籍自秦晋川蜀南昌汴梁武汉来者，约一千之数。”[25](p20上)

商品、商人在汉江沿岸城市的聚散流变，促进了城市商业的繁荣，也直接影响了城市发展的基本面貌。一方面，城市空间布局发生改变，码头、货仓、会馆等商业性建筑成为城市新的标志性景观，城市商业空间逐步外溢，进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外市集；①具体可见王耀：《城外街区的扩张：明清汉江沿岸城市商业功能的增强》，载《陕西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35—44页。另一方面，大量商人穿梭于城市乡村之间，社会流动性逐渐增强，城市社会空间和市民心理倾向亦大受影响，在社会风俗方面呈现出浓厚的商业化特征。

二、整体类似：城市社会风俗的奢靡取向

在繁盛的商业经济浸润下，汉江沿岸市民阶层无论在日常消费生活领域，还是岁时节令的特殊时刻，都呈现出显著的奢靡化追求。

（一）茶馆酒肆业的兴盛

茶馆在中国起源较早，但却以清代最为兴盛，其一大原因就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这体现在商人、手工工匠、牙人、贩夫、码头脚夫等市民阶层的扩张。商业经济的发展使得上述人群的联系日益紧密，茶馆作为人与人之间重要的沟通、联系空间必然兴旺发达。

在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中存有各式各样的茶馆，其中尤以汉口为最。汉口茶馆大多集中在后湖地区，每逢后湖“春夏水涸，遍地菜花，茶亭酒馆，列肆而居”。[14](p80)后湖最早的茶馆起源于湖心亭，到道光年间，以“涌金泉、第五泉、翠芗、惠芳、习习亭、丽春轩之名为著，皆在下路雷祖殿、三元殿后”。[26](p53)后湖茶馆营业各有特色，早逢春以喝茶兼听戏而著名，“清茶寂寞殊无味，要听丝弦怕熟人。能使两难成两美，地方最好早逢春”；[24](p76)望湖泉以夜茶为最，“茶香烟雾袅灯光，为恋清歌不散场。四座无言丝肉脆，望湖泉外月如霜”；[24](p77-78)湖心亭“地颇疏敞，艺花叠石，位置亦宜”，[26](p53)文人墨客、盐商巨贾多在此品茗赏景。

汉江沿岸其他城市中茶馆业亦多繁盛。“（老河口——笔者注）以翔鹤楼、万善寺为中心的茶馆、茶庄、茶室、茶屋、茶场、茶摊、茶楼一个挨一个，形成了茶业的半壁天下。……过去的茶壶有银壶、铜壶、锡壶、铁壶，烧出的茶水味道各异，适合多种人的味口。万善寺……虽然为寺庙，却成了老河口居民和外地客商休闲娱乐场所。”[27](p141)汉江上游的汉中、安康地区，因气候湿润，适合种植茶叶，民众亦养成饮茶之习惯，“陕南各县城乡镇集市更是茶馆林立，熙熙攘攘”。[28](p43)另如鄂陕交界之白河县，在清代商业一直较为发达，茶馆也不在少数。民国时期，该县还有“茶馆几十家，是经纪牙子、客商和船家洽谈生意的场所，故茶馆早晚满座，常年营业”。[29](p27)

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中的各类酒肆逐步发展成为城市社会另一个重要的公共消费场所，吸引市民阶层尤其是富商大贾逗留其间。

汉口酒肆繁多。徐志的《汉口竹枝词》有记：“桐油竿子大青牌，煤炭炉中小曲醅。囊便可沽赊亦好，无人不上酒楼来。”[30](p8)由于全国各地商人云集汉口，故主打各地菜系的酒肆不在少数，“馆有苏馆、西馆、金谷、会芳、五明、聚仙，皆有名，惟鹤鸣座头明洁，器具精良，冠服之士觞咏为宜”。[24](p26)即使在商业经济发展相对薄弱的汉阳，酒肆酒店也不在少数，清人嵇宗孟所作《晴川阁》颇能一窥当时之情境：“春市酒旗杨柳外，夕阳歌扇藕花中。……湖抱青山水抱沙，酒人日日醉黄花。”[18](p856)

作为汉江中游重要的商业城市，樊城的酒肆业亦十分发达，这一点在有关樊城的诗作中可见一斑。清人王士正的《大堤曲》直言：“何处白铜鞮，相逢大堤曲。樊城多酒家，郎在谁家宿？”[31](p482)主修《乾隆襄阳府志》的陈锷在其《大堤》中更是对樊城酒肆业的规模作了说明：“堤上游骢堤下舟，樊城风景似扬州。鸭头一片清江水，好映珠帘十里楼。（原注：相传明季酒楼歌馆鳞次十余里。）”[31](p514)汉江上游的白河县，各类餐饮饭馆遍布街巷：“饮食业几十家，菜饭馆随处都有，店老板兼厨师，也雇伙计，也承包筵席，本地风味小吃三十余家，毕成富的桂花油糕、何有宽的糖油干炕草鞋爬、马跛子的羊肉火烧、江正东的牵丝散子、王半仙的糖酥麻花、郑有仁的五香豆腐干子、太白村的猴头饺子，吸引食客，远近闻名；五香牛肉夹饼子，元宵挑子走街串巷，服务上门，半夜犹有叫卖声。”[29](p27)即使是一般的商业市镇，餐饮业也极为发达，如湖北仙桃镇就有专门的饮食街——好吃街，“全街尽是餐馆、酒楼，商旅一进街头，菜色、酒香，就会使其半醉，欲走不能”。[32](p124)

无论是茶馆还是酒肆，其繁荣背后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达，进出其间的往往是商人或与商业紧密相关的市民阶层，茶馆、酒肆成为他们重要的消费空间和交往空间。对传统士人来说，茶馆、酒肆的自由、休闲、娱乐功能与儒家道德格格不入，商人、市民阶层在此的饮茶、听曲、进餐等种种消费行为自然被视为社会风气败坏的源头。

（二）衣食用度的奢靡化

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城市民众的日常生活方式，逐渐诱导人们追求奢华生活，在衣食用度上呈现出明显的奢靡化趋势。

汉口因商贸发达，“汉镇士民，不事田业，惟贸易是视”，[33](p51)故在清前期时已是“地称佳丽，人尚浮华”，反映在衣食上更是一派奢靡之风，“侨居仕宦、商贾、富家多以服饰炫耀，逮下走亦穿绸缎，侈靡极矣”，日常饮食“水陆珍奇，舟楫捆载，靡不备至。每一宴会，穷极丰腆，不独侨宦富商为然。虽中产之家，亦勉强徇俗”。[34](p123)乾隆年间，汉口市民的日常生活习俗依旧如此，“五方杂处，商贾辐辏，俱以贸易为业，故多盛服饰，侈饮食”。[16](p152)到嘉庆道光年间更是变本加厉：“富家大贾，拥巨资，享厚利，不知黜浮崇俭为天地惜物力，为地方端好尚，为子孙计久远；骄淫矜夸，惟日不足。中户平民，耳濡目染，始而羡慕，既而则效，以质朴为鄙陋，以奢侈为华美，习与性成，积重难返。”[24](p1)

汉江中游市民阶层日常生活的奢靡化相较汉口为晚。沔阳“俗向崇节俭，嘉道间，富家之弟无衣帛者，即间有一二辄共斥为逾分，或过客偶袭绕绮又群诧为目所未睹，其朴素类如此”；道光咸丰直至同治光绪年间，“俗尚渐漓，务为奢靡”。[35](p57)康熙年间，天门的社会风气尚显简朴，“以鱼罟耕耨为业而少积聚。又云耕尚卤莽，虽广种而薄收。婚略礼文，每多赘而少婚，疾患则敛赀相恤，死丧或歌鼓相杂”；[36](p2)到乾隆年间“则大厦连云，罗绮遍体，无分贵贱，男妇竞尚奢丽，宴会旧用五簋，今则常宴亦味穷水陆”。[37](p386)钟祥民众的日常生活亦是竞相奢丽，以至于地方官员感叹：“郢犹昔日之郢，而简朴质直渐非从前。”[38](p32)谷城“俗尚侈，民尚文”。[19](p34)光化“其俗夸奢，尚气力，好商贾、渔猎”。[31](p107)

汉江上游开发较晚，沿岸城市社会风气中的奢靡化倾向相较中下游城市变化亦晚。紫阳“乾隆时邑治人心浑厚，风气敦庞”，到了道光年间，“古风渐远，凡婚姻丧祭、衣食器用以及宴宾会友，一切无不竞尚奢靡，以为文雅体面，间有一二质朴者，众共叱之，不曰鄙陋即曰悭吝”。[23](p210)汉中在顺治年间“削浮存朴，诚哉古风，而同源异流，爰分美恶”，“巷无斗鸡走狗之豪也”；[39](p63-64)到嘉庆年间，民众日常生活习俗一改清初质朴之风，“好饮酒食肉。家家讵有现钱，赊账居多。到粮食出来，却被肉架、烧房贱价算去”。[40](p462)

（三）岁时节令中的狂欢

岁时节令，也称为岁时、岁事、时节、时令等，是人类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一种集体性习俗活动。因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条件的差异，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岁时节令的习俗有着一定的差别与变化，但在商品经济影响下，或多或少都呈现崇奢尚靡的基本特点。

在汉口，立春日民众纷纷出游，谓之“看春”，一时之间，“街衢士女，喧阗塞路”。[34](p122)到清明前后，汉阳“城市村镇多邀众设会”，且互相攀比，“务极盛靡，不及者以为耻”。[34](p122)端午节时，汉口盛行龙舟竞渡，各商帮会馆纷纷投入巨资造龙船雇水手参加比赛，同时还纷纷演戏赛神，所费不菲，“至米厂龙船，徽台扎彩演戏谢神，尤为热闹，然所费甚巨，不能岁岁为之也”。[24](p51)在这些节日之外，汉口尚有祭社、祭神等各类节日，同样支出不菲，“盛暑秋阳之候，敛费迎神，彩绣遍于街衢，亭阁巧加妆点，挝鼓如雷，挥汗成雨，连旬彻夜，举市奔驰，恬不为怪也”。[16](p152)钟祥与汉口类似，市民颇重视立春日的庆典，“廛市则旌旗霓卷勾芒簇拥，巷衢则绣队云联”。[38](p34)钟祥的端午节龙舟竞渡活动也极为发达，且花费不在少数，“水面家家泛画船，珠帘半卷集花钿”，以至于传统士大夫心生感叹“郢人亦复不解事，只抱端阳竞渡传”，[41](p575)对普通民众只知游乐却不解屈原之忠贞的情况颇感遗憾。

汉江中游的樊城颇为重视端午节，“近俗龙舟竞渡，赛神演剧等事靡费颇多”。[8](p70)老河口的元宵节，“街市演狮象龙灯，乡人为傩以逐疫，和粟麦荞面作金盏银盏铁盏，然灯遍地设照”。[42](p266)与老河口一江之隔的谷城的元宵节亦是玩灯赛会，“张灯打秋千戏，举老户会赛庙，演高台戏赛烛”。[19](p34)在宜城，元宵节更见热闹，“街市悬华灯，人家食粉团……箫鼓歌谣之声喧阗彻旦，沿街爆竹不绝”。[43](p330)

汉江上游的郧县，“上元节，通衢张棚结彩，火树银花，灯烛辉煌，又有火龙、竹马、狮子皆以纸竹装点为之，而明光一照，诩诩欲活动，居然自他有耀，谓之元宵灯会”。[44](p75)陕西石泉县的元宵节颇尚豪奢，“城内各街，互相角胜者立灯花会”。各会之间相互攀比，“或百抬，或七八十抬，杂以楼台宫殿，莲艇虹桥，悉以罗绮绵绣为之”。元宵当夜，“画架填街、彩联迷日。……即火城锦里，号为不夜者”，盛况之下，“间有京洛仕官，往来使客，泊舟来观，罔不徘徊惊咤也”。[45](p48)陕西紫阳的上元节“盛行傩礼，送灯祖墓前，三日即张灯彩并扮杂剧直至元宵”。[46](p319)汉中地区上元节亦是如此，“十五日，张灯结彩，歌管酒筵，欢声达旦，龙灯、莲船、竹马、狮子，无村不有”。[17](p482)

从上述对日常消费、衣食用度、岁时节令等城市社会风俗的梳理，能明显窥见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共性特征，即呈现出显著的趋新求异、追求奢靡的价值取向。之所以会显露出如此相对整体一致的特征，首要因素就是商品经济的浸润。

清前中期，全国政局相对稳定，长距离贸易极为发达，汉江商路成为全国商圈中的重要一环，并由此聚集了全国各地的商人、商帮。一方面，商人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见惯了奢靡的场景，而且手头宽裕，于是就弃俭从奢；另一方面，客商在进入外地时，为彰显实力，也往往突破定制，以金钱包装自身形象，鲜衣怒马，一掷千金，“饮食、燕会之节，或以丰腆相尚。而婚姻酬酢之仪，亦稍增华”，其富足享乐的生活习惯导引了城市的奢靡之风，“土著居民，渐且染之”，[31](p108)进而深刻影响了当地社会风俗。

三、商业经济的底色：城市社会风俗的时空差异

在社会风俗趋新求异、追求奢靡的整体特征之下，受城市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和地区环境、文化等因素影响，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奢靡化程度有着明显的时空差异。

首先，汉江沿岸市民衣食用度中的奢靡化有明显的由东往西、自南向北逐步发展的空间差异。依据地方志材料，笔者对整个清代汉江沿岸城市衣食用度记载进行了初步统计（见表1）。总体而言，汉江沿岸城市的日常生活习俗在商品经济浸润下，逐渐由简朴走向奢靡，但这种变化却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基本趋势是由东往西、自南向北逐步发展。

表1 清代汉江沿岸城市衣食用度习俗一览表

由表1 能够明显看出，清初，竞尚奢丽、颇习侈靡的日常生活习俗首先在汉口兴起，经康熙年间商业经济的恢复发展，到雍正乾隆年间逐步扩展到汉江中下游的天门、钟祥、樊城、谷城、光化等地，进而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向汉江上游的洵阳、紫阳、汉中等城市蔓延。这种日常生活习俗的时空差异与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时空差异几乎完全一致。最早移风易俗的是商业经济最为发达的汉口，紧随其后是经济恢复发展较早的江汉平原和鄂西北一带，最后则是在乾隆年间方才进行大规模经济开发的陕南秦巴山地和汉中谷地一带。由此可见，清前中期汉江沿岸城市商业贸易活动的频繁、商品经济的发展除对城市经济生活、空间格局产生影响外，对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习俗、消费习惯也产生了剧烈冲击。

其次，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中的追求奢靡取向有显著的时间差异。“奢侈之风的兴起与商品经济的成熟密切相关。商品化程度愈高，商品供给愈多，愈鼓励消费，也就愈容易形成奢侈风气。”[47](p48)正因如此，无论是整体还是个体，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奢靡化与商品经济的发达程度息息相关，进而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差异。就整体而言，据表1所统计，除汉口外，汉江沿岸城市社会风俗的奢靡化进程有明显的时间差异，中下游城市大多起步于雍正乾隆年间，上游城市则在嘉庆道光年间方才显现。这种时间差异与城市商业经济发展进程、发展水平基本耦合。就个体而言，以均州为例，因城市商业经济明显较弱，故其社会风气奢靡化的过程就更长久。均州在康熙年间“民人朴野，公庭无事……农桑渐以日蕃，礼义渐以日兴”；[48](p23)到雍乾嘉道年间，“俗尚俭朴，缙绅每衣布素，岁时召宾友设四簋，其食蔬果鱼肉，从无以山海珍馐燕飨者，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但到咸丰同治光绪年间，“迩年日即奢靡，寻常士夫款客八珍倍列，需费不赀。一妇女之饰，攒金翠摫绮罗，费中人十家产。衣食华侈，实长浮薄”。[20](p61)

陕西洵阳地方志中的相关记载更能反映城市社会风俗奢靡化的时间差异。《雍正洵阳县志》在记载岁时节令时，对元旦、二月二、三月三、清明、四月八日、端午、中元、中秋、重阳、十月朔日、冬至、腊八日、除夕等节日的习俗都有具体描述，唯独不见元宵节的记载，即使在论及端午节时也不见龙舟竞渡活动的身影：“人皆晨起采艾戴之，复将艾索悬门，伺干炙病。又以菖蒲置酒中，饮之谓之解毒。”[49](p491)洵阳地处秦巴山区，经济相对落后，带有明显娱乐狂欢性质的元宵观灯、端午竞渡等活动自是不见踪影。乾隆时期，在政府政策主导下，移民大规模进入秦巴山区，农业、手工业的发达逐步带动了城市商业的繁荣，故“民多富足，而俗尚侈靡”。[50](p132)商业经济的发达凸显在社会风俗方面就是元宵灯会、龙舟竞渡等明显带有娱乐狂欢性质的民俗活动进入市民生活。《乾隆洵阳县志》《光绪洵阳县志》等方志中虽未见到有关洵阳岁时节令的详细记录，但在20 世纪90 年代所修《旬阳县志》中却能一窥元宵灯会、端午竞渡的盛况：“旬阳元宵节办灯会、举社火之俗由来已久。正月十三日夜出灯，正月十五日形成高潮，正月十六日收灯。”[51](p509)端午节时，“城里人主要吃粽子，还相互馈送。端阳午饭后，江边人都下河看龙舟赛”。[51](p597)

实际上，洵阳岁时节令的变化在社会风气领域也能得到验证。乾隆年间洵阳的社会风气尚是“士习淳朴，弦诵相望，遇公至室，嗜义争先”，[52](p127)“人皆俭朴，岁时节序不尚往来，无宴会”；[53](p107)但道光年间已是“民多富足，而俗尚侈靡”；[50](p132)到光绪年间，伴随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快，地方官甚至需要不时强调在社会风尚方面的六条禁戒，即“婚姻宜正”，“匪类宜除”，“重息宜戒”，“淫祀宜戒”，“讼蠹宜惩”，“淫戏宜禁”。[54](p186-187)洵阳社会风气的这种变化绝对不是突变式的，而是在商品经济长期浸染下缓慢演变的。乾隆年间洵阳社会风气的奢靡化已初见端倪，“洵俗每年亲寿，子虽甚贫，无不延客称觞。亲友各送酒肉钱文，贫者亦负薪相赠，借此洽比邻里娱亲终日”。[53](p109)

最后，城市社会风俗奢靡化的背后是市民阶层对娱乐活动的渴求及城市娱乐功能的扩张。在全年诸多节令中，汉江沿岸城市颇为重视元宵节、端午节及其他各类祭神节日，其主要原因当为元宵节、端午节等节日的市民参与性更强、娱乐性更浓。在集体心理影响下，参与节日狂欢的市民一反平日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生活节奏，往往呈现出亢奋甚至“癫狂”的状态。农历六月二十六是钟祥的二郎会，“农民及商贾相聚为庆，执旗为导，喧乎过市，彻夜不休”；[15](卷六p16)汉中“每逢城关内外，各庙宇赛会演戏，老幼妇女，三五相结，饮酒看剧，聚集终日”，[21](p988)以至官府不得不专门出告示限制相关活动。节日狂欢实际反映了商业经济繁荣背后，市民阶层对娱乐活动的渴求，及其所导致的城市娱乐功能的拓展。节日狂欢活动中所呈现出的热烈、狂欢的气氛有利于消除行业、阶层之间的隔阂，有利于强化城市各群体之间的凝聚以及对城市的认同，“各种社区关系在此得到调和”。[55](p201)

岁时节令的奢靡狂欢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汉江沿岸城市大多数岁时节令都与祭神紧密相关，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清代，普通民众在祭神时自是竭尽所有；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为节日时祭神仪式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没有充足的经济支撑，岁时节令的各类仪式必然只能呈现简单甚至寒酸的面貌，更谈不上娱乐狂欢了。在城市商业经济加持下，市民阶层广泛参与戏曲、郊游、庙会等各类节日娱乐狂欢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意识和社区意识的萌芽，进而引发了汉江沿岸城市娱乐功能的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