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我”的称谓在《世说新语》中别具一格,蕴涵丰富。《世说新语》是南朝宋刘义庆组织门客编写的小品文,也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其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鲁迅先生评价它:“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下至缪惑,亦资一笑。”〔1〕其中频繁出现的“我”字,从汉语语义学角度来说,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并影响到审美风尚,从这一角度去观察与考量魏晋社会风景及其文学状态,是十分有意义的。

一、“正是我辈耳”

我,最早见于甲骨文,本义指奴隶社会里一种用来行刑杀人和肢解牲口的凶器,后由本义衍生出“手持大戉,呐喊示威”等意,显然这是为了自我生存而消灭对方的意思,也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到了战国时代,“我”字本义所代表的凶器被后起的更优良的凶器淘汰,于是“我”字普遍地作为第一人称代词使用,文明的含义获得承认与张大,而原始的凶杀意义褪去,所以《说文解字》解释为“施身自谓也”,其中强烈的主体意识,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先秦两汉时代,“我”的用义受到社会环境与群体意识的遮蔽,到了魏晋时代,“我”的自我意识重新觉醒,蔓延成时代风尚,在《世说新语》中获得充分的表现。

先秦时代的哲人,重视“我”的存在价值。孔子与孟子处于春秋战国时代,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诸侯之间以攻伐兼并为能事,他们感受到强烈的危机,惜乎生不逢时,于是一再悲呼自我。《史记·孔子世家》记载,春秋末年晋卿赵鞅的家臣佛肸,为中牟的县宰时,起兵兴乱,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又一次劝阻。孔子曰:“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2〕意谓我难道只是挂在树上的匏瓜,只能看而不能吃吗?孔子在卫国,卫灵公年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3〕然而卫灵公还是没用他,孔子只好离开卫国。但孔子同时反对固执己见,《史记·孔子世家》还记载:“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意,私意也。必,期必也。固,执滞也。我,私己也。四者相为终始,起于意,遂于必,留于固,而成于我也。”〔4〕其中“毋我”就是反对一意孤行、固执己见,孔子是坚持中庸之道的。

在先秦两汉的典籍中,“我”的用法大抵指施身自谓,是一般的用法,但到了魏晋时代则发生了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现实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引起了个体自我意识的崛起。东汉晚期以来,社会阶层的结构悄然转型,世族阶层在当时崛起,一些世家大族,通过经学世家与累代为官,渐渐发展起来,这些世家大族由于郡望与地域因素的注入,犹如一个个山头,在王朝内部与社会层面互相对峙,高自标持。“我”的称呼与先前相比,由原来的一己之称,变成家族的群体意识。《世说新语·方正》记载这样一件事:

卢志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答曰:“如卿于卢毓、卢珽。”士龙失色,既出户,谓兄曰:“何至如此,彼容不相知也?”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议者疑二陆优劣,谢公以此定之。〔5〕

陆机、陆云兄弟为三国时吴国的世族,父亲陆抗、祖父陆逊是东吴名将与世族,海内闻名,一代豪杰,但二陆作为亡国之人入洛当了西晋政权的属官,遭到北方世族后代卢志的讥嘲,公然冒犯名讳,引起陆机的极大愤慨,反唇相讥,当弟弟陆云失色时,陆机正色相对:“我父、祖名播海内,宁有不知,鬼子敢尔!”这里的我,不仅是自谓,也是家族的代称,包含着陆机维护家族尊严,不惧强横的刚烈,世人因此而论二陆之优劣。在此语境下,“我”字由一己自谓转变为家族的代称,这表示着魏晋世家大族在社会领域内的重要作用及其在文化上的彰显。《世说新语·赏誉》记载:

大将军语右军:“汝是我佳子弟,当不减阮主簿。”〔6〕

东晋权臣王敦当面夸奖王羲之是家族中俊杰,此中之“我”,显然是家族的代称。刘孝标注:“按王氏谱:羲之是敦从父兄子。”〔7〕王敦虽然为一代豪俊与叛臣,但对于本家族的弟子却是关爱有加,他称赞王羲之才华不输阮裕。刘孝标注引《中兴书》曰:“阮裕少有德行,王敦闻其名,召为主簿,知敦有不臣之心,纵酒昏酣,不综其事。”〔8〕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用的我,显然并不是指个体之我,而是作为群体的家族之我。这是需要强调的。对于家族荣誉的维护,乃是魏晋时代的普遍现象,例如曹操虽然是宦官家庭出身,但是他对于陈琳代袁绍而作的檄文中骂他为赘阉遗丑,深感恼怒,在擒获陈琳后,当面责问:你骂我也就罢了,为何要殃及我父祖?后来因爱惜人才而赦免了陈琳。〔9〕《世说新语·文学》有一则记载:“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10〕文士袁宏刚写《东征赋》时,因为没有直接提到陶侃,陶侃的儿子陶范就把他骗到一个小屋子里,拔刀威胁他说:“先父的功勋业绩这么大,您写《东征赋》,为什么忽略了他?”袁宏窘迫又着急,想不出办法来,便回答:“我大大称赞了陶公,怎么能说没有提呢?”于是就朗诵道:“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意为经过千锤百炼的金属精美锐利,想切割的一切都会迎刃而断。长沙郡陶公的功勋,为历史所颂赞。陶范这才作罢。这一则记载足以说明当时的贵家子弟为了维护家族名声到了拼命的地步。

在《世说新语》“我”的称谓运用中,可以看出许多是世族豪门中人为了高扬自家地位而不惜贬损其他家族。当时的世族之间为了各自的地位与荣誉,互相讥诮,在《品藻》与《赏誉》等篇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我”的用法。例如这则记载:

王修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11〕

王胡之问王濛:“我家族中的王羲之和你家的王述相比,如何?”王濛还没回答,王胡之又说:“王羲之的名声好,更尊贵。”王濛说:“王述也不能说不尊贵吧。”魏晋时王氏家族也分不同的郡望,例如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我家临川”“卿家宛陵”,显然是对两家王氏郡望与地位的品藻,王胡之的提问显然有扬我抑彼的意思,而王濛也加以反击。世族之间的互相不服乃至互相鄙视,是当时上流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字的频繁出现很能说明这一点。而世族名流们经常以互相品藻比较高低,沽名钓誉。例如,“王中郎尝问刘长沙曰:‘我何如苟子?’刘答曰:‘卿才乃当不胜苟子,然会名处多。’王笑曰:‘痴!’”〔12〕王坦之曾经问长沙相刘奭:“我和王修相比,如何?”刘回答:“你的才气自然比不了王修,不过领悟名理的地方多。”王坦之听到后笑着说“痴”,其实内心很高兴。

即使像王导这样的人物,以宽宏大度著称,但在涉及人物品评方面,也是当仁不让的。王导当政后期与权臣庾亮不和,但表面上装作不屑而暗地里与之较劲。《世说新语·轻诋》记载:“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13〕庾亮在石头城,王导在冶城坐镇。一次,大风扬起了尘土,王导用扇子扇掉尘土说:“庾亮的尘土把人弄脏了。”可见他内心瞧不起庾亮。《世说新语·政事》记载:

丞相末年,略复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14〕

王导晚年,几乎不再处理政事,只在封好的文件上签字同意。他自己感叹说:“人们都说我糊涂,后人当会思念这种糊涂呢。”王导对于别人批评他不理政事进行自我辩护,在“我”字中透露出千古后事任人评说的悲凉。王导乃东晋开国元勋,与其从兄王敦一内一外,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但“王敦之乱”发生时,王导拒绝王敦欲废元帝而立幼主的野心。不久,又受元帝遗诏辅立晋明帝。其后进位太保。明帝驾崩后,王导与外戚庾亮等共同辅政,稳定局势。此后联合太尉郗鉴继续执政,虽与重臣陶侃、庾亮矛盾颇重,但终无大乱。陈寅恪先生在《述东晋王导之功业》中指出:“东晋初年既欲笼络孙吴之士族,故必仍循宽纵大族之旧政策,顾和所谓‘网漏吞舟’,即指此而言。王导自言‘后人当思此愦愦’,实有深意。江左之所以能立国历五朝之久,内安外攘者,即由于此。故若仅就斯点立论,导自可称为民族之大功臣,其子孙亦得与东晋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同其兴废。岂偶然哉!”〔15〕这可以说是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魏晋时的世家子弟常常用“我”字粉饰自己,有时成为一种幻觉,让人啼笑皆非。《世说新语·雅量》记载:“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迺出牛背上。’”〔16〕王衍曾经托族人办事,过了一段时间还没办。后来两人碰到一起吃喝,王衍便问那位族人:“原先托您办的事,怎么还不去办呢?”族人非常生气,就举起食盒扔到他脸上。王衍一言不发,洗干净后,挽着王导的手,一起坐牛车走了。王衍在车里照着镜子,对王导说:“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子的地方,王衍这句话意思便是这点小事,不值得计较。刘孝标注:“王夷甫盖自谓风神英俊,不至与人校。”〔17〕这里的“我”字,彰显出王衍自命不凡的心态。

当然,两晋的世族名流有时也会在互相比较中自感不足,褒扬对方,并不是一味骄傲自大,这一点在《世说新语·容止》中获得印证:

骠骑王武子是卫玠之舅,俊爽有风姿。见玠,辄叹曰:“珠玉在侧,觉我形秽。”〔18〕

王济是卫玠的舅舅,长得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他见到卫玠时,总是赞叹说:“珠玉在旁,我都不免感到自惭形秽!”王济本身就是当时著名的美男了,却在卫玠面前感到自惭形秽,卫玠不愧是玉人。王济与卫玠虽然不是一个家族中的名士,但却能赞美卫玠,表现出一种气度之美。《世说新语·品藻》还记载:“旧以桓谦比殷仲文。桓玄时,仲文入,桓于庭中望见之,谓同坐曰:‘我家中军那得及此也!’”〔19〕当时的人们总是把桓谦和殷仲文并列。桓玄执政时,殷仲文入朝,桓玄在厅堂上望见他,对同座的人说:“我家的桓谦哪里赶得上此人啊!”桓玄虽然骄横不法,但见了殷仲文的风姿,也不得不叹息自家的桓谦不如殷仲文。这也算是一种自知之明吧。

这种高扬自我与家族地位的品藻,其作用不可小觑。《世说新语·品藻》记载:“世论温太真是过江第二流之高者。时名辈共说人物,第一将尽之间,温常失色。”〔20〕温峤虽然在过江人物之间地位不低,功勋卓著,但是只排得第二流之高者,名辈品说人物流品时,第一流将尽之间,温峤不由得经常失色,可见这种品鉴对于人物之间的作用。而那些政治上的大人物一旦得势,往往贬损对手,这时候,“我”的运用便带有骄狂之气,例如东晋权臣桓温与殷浩彼此不服,谯郡桓氏本非世家贵族,但桓温好居人上,常怀不臣之心,他的儿子桓玄后来篡晋称帝,与东晋王敦是同类人物。《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21〕

桓温儿时与殷浩交好,在社会上齐名,桓温心有不甘,曾经公开问殷浩,你比我如何?殷浩的回答也巧妙,我与我周旋很久,宁肯做我自己,不愿被别人所左右。这里的“宁作我”,成为一种自觉的个性意识,在文艺创作与鉴赏领域中得到彰显。宗白华先生曾经加以激赏:“这种自我价值的发现和肯定,在西洋是文艺复兴以来的事。而《世说新语》上第六篇《雅量》、第七篇《识鉴》、第八篇《赏誉》、第九篇《品藻》、第十篇《规箴》,都系鉴赏和形容‘人格个性之美’的。而美学上的评赏,所谓‘品藻’的对象乃在‘人物’。中国美学竟是出发于‘人物品藻’之美学。”〔22〕宗白华先生认为这段记载寓含着人物品藻之美学。

然而,现实中的政治斗争却是无情的。对于桓温这样的枭雄来说,是不会容忍殷浩这样的对手的,所以他在殷浩被废后,再一次贬损其人。《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殷侯既废,桓公语诸人曰:“少时与渊源共骑竹马,我弃去,己辄取之,故当出我下。”〔23〕

这是以儿时二人的游戏故事说明殷浩不如自己,未免显得自大。而别人也会逢迎桓温,《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邪?’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24〕刘惔此人极为聪明,当桓温问会稽王新近清谈是否有进步时,刘惔故意说会稽王司马道子是第二流人物,当桓温试探问他谁是第一流人物时,他回答“正是我辈”,从而使桓温大悦,然而他何尝不知道,桓温的野心志在叛逆。果然,到了他儿子桓玄把持了东晋的实权后,更加骄妄不法,目中无人,《世说新语》中不乏这类记载,桓玄经常在公开场合用挑衅的语气问自己比别人的尊长如何。《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玄为太傅,大会,朝臣毕集,坐裁竟,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于时宾客为之咽气。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一坐欢然。”〔25〕在一次宴会上,桓玄竟然公开问王桢之“我何如卿第七叔?”宾客为之失色,王桢之只好徐徐答道,亡叔是一时之杰,尊公是千载之英,实际暗含讽刺,桓玄的父亲桓温就公然说过,大丈夫不当名流千古,亦当遗臭万年。

还有的名士面对桓玄的恬不知耻,只好用各美其美的话来回应,算是给了桓玄一颗软钉子。《世说新语·品藻》记载这样一件事: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刘答曰:“公高,太傅深。”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楂梨橘柚,各有其美。”〔26〕

桓玄竟然用东晋名臣谢安与自己作比,又问对方何如贤舅王子敬,真是太不自量了。太常刘瑾历任尚书、太常卿,他母亲是王羲之的女儿、王献之的姐妹。刘瑾怕得罪桓玄引来杀身之祸,只好虚与逶迤,用“楂、梨、橘、柚,各有其美”作答,不经意间也算说出了两句名言,寓含着审美的哲理。这里的“我”,染上了特定的语境,活脱脱地画出了桓玄的狂妄自大的德性。

当时一些权势人物竞相以不臣为豪气,《世说新语·规箴》记载:“小庾在荆州,公朝大会,问诸僚佐曰:‘我欲为汉高、魏武,何如?’一坐莫答。长史江虨曰:‘愿明公为桓、文之事,不愿作汉高、魏武也。’”〔27〕一个地方刺史,竟然也想当汉高祖、魏武帝,在“我欲为”的口气中,透露出狂妄而自大的意识。庾翼才具平庸,北伐屡屡失败,如果不是这样,很可能就是下一个王敦。当时世族权贵与东晋皇朝的分庭抗礼可见一斑。

世族大族与大臣之间的互相瞧不起与嘲讽,在两晋时代屡见不鲜。当时兴起的自我意识,往往也与这种风气相关。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对于门阀世族之间的这种风气曾经加以批评。例如王导为东晋王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也是东晋重要首辅。但他与大臣蔡谟素来不合,王导怕老婆又好养姬妾,有次他的元配听闻后带领下人去打闹,王导驾着牛车去给姬妾报信,一路上丑态百出,事后被蔡谟当面嘲笑,王导愤愤不平,公开贬低蔡谟,《世说新语·轻诋》记载:“王丞相轻蔡公,曰:‘我与安期、千里共游洛水边,何处闻有蔡充儿?’”〔28〕意谓当年我和王承、阮瞻一道在洛水之滨游玩时,哪里听说过什么蔡充的儿子蔡谟呢?

还有的王氏家族中人也互相看不起,例如,王羲之与王述素来不合,在《世说新语》与《晋书》,以及王羲之的集子中,多有记录。王述性急而好居人上,《世说新语·方正》记载:“王述转尚书令,事行便拜。文度曰:‘故应让杜许。’蓝田云:‘汝谓我堪此不?’文度曰:‘何为不堪!但克让自是美事,恐不可阙。’蓝田慨然曰:‘既云堪,何为复让?人言汝胜我,定不如我。’”〔29〕王述升任尚书令时,诏命下达了即去任职。儿子王文度劝他说:“本来应该让给杜许。”王述说:“你认为我能否胜任这个职务?”文度说:“怎么不胜任!不过能谦让一下总是好事,礼节上恐怕不可缺少。”王述慨然而言:“既然能胜任,为什么要推让?人家说你胜过我,据我看终究不如我。”对自己的儿子也毫不客气。还有,殷浩能清谈,嘲笑韩康伯不如自己,《世说·文学》记载:

殷中军云:“康伯未得我牙后慧。”〔30〕

自我意识的觉醒,固然造成世族与名士个性的高扬,形成了魏晋风流。但不可否认的是,也造成了骄妄风气的流行。葛洪《抱朴子·剌骄》中对此加以批评:“生乎世贵之门,居乎热烈之势,率多不与骄期而骄自来矣。”〔31〕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奇特的社会风景。

二、“我当穿卿鼻”

魏晋名流的重要标志,便是清谈。清谈原本发源于东汉末年的政治斗争中,当时一些地方豪门的门客为了标榜主人,而造作谚谣以贬低对方,抬高自家,后来这种以人物品评为内容的题目之语,流入太学,被用来品评公门中人,公侯大夫无不为之侧目。东汉桓帝、灵帝统治时期,宦官当政,皇帝昏庸,清谈与人物品藻相结合,具有了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不少名士遭到迫害,甚至引来杀身之祸。三国时魏国,清谈与玄学相结合,经过何晏、王弼的张大,流于玄虚,成为名士风流,影响到诗文创作,形成了所谓的“玄言诗”。吕思勉先生《两晋南北朝史》中指出:“玄学之功,在于破除拘执。其说在最要者,为贵道而贱迹。”〔32〕迄至东晋,清谈渐渐失去了当初的政治斗争色彩,而成为一种哲学修养、思辨能力与口才融为一体的社会活动,一些世族名流为此倾心甚至丧命。《世说新语》中的《文学》一品中,关于清谈与名士风流相结合的记载很多,成为名士的身份标志,也是思想智慧的表征。《世说新语·言语》记载:“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33〕这里记录的是西晋名士们一起去洛水边游玩,回来后,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的游玩快乐吗?王衍说:“裴仆射擅长谈名理,言辞滔滔,情致高雅;张华谈论了《史记》《汉书》,娓娓动听;我和王戎一起议论了季子、张良,也是奥妙又透彻,超尘脱俗。”显然,他自称的“超超玄著”,具有更高的品味。在这则关涉清谈的记录中,“我”的称谓具有了浓烈的品流色彩。《世说新语·品藻》记载:

刘尹至王长史许清言,时苟子年十三,倚床边听。既去,问父曰:“刘尹语何如尊?”长史曰:“韶音令辞不如我,往辄破的胜我。”〔34〕

刘尹到王长史家中清谈,王苟子年纪才十三岁,听后问父亲比刘尹如何,王长史回答说语辞之美不如我,但善于击破对方防线。这里的“我”,具有强烈的攻防色彩,主体意识更为强烈。在攻防中,双方甚至会大动干戈,令人忍俊不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间。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彼我奋掷麈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语孙曰:“卿莫作强口马,我当穿卿鼻!”孙曰:“卿不见决牛鼻,人当穿卿颊!”〔35〕

孙安国到殷中军住处一起清谈,两人来回辩驳,殚精竭虑,宾主都无懈可击。左右侍从端上饭菜也顾不得吃,凉了热、热了凉反复好几次。双方奋力甩动着拂尘,以致拂尘的毛全部脱落,饭菜上都落满了。宾主竟然到傍晚也没想起吃饭。殷中军便对孙安国说:“你不要做硬嘴的马,我就要穿你鼻子了!”孙安国说:“你没见挣破鼻子的牛吗,人家要穿你的面颊了!”殷中军所说的“我当穿卿鼻”,其中之“我”字,活脱脱地道出了名士辩论时的强横与自信。当然,并非都是想要压倒他人,也有自叹不如别人的:“王夷甫自叹:‘我与乐令谈,未尝不觉我言为烦。’”〔36〕王衍自叹不如乐广能清言。这就是一种谦逊之美。

这种清谈穷尽双方的才力与思致,有的为此而送命,比如东晋的名士卫玠。但是它可以使玄理得到解剖,有利于思维水平的提升。《文心雕龙·论说》指出:“论也者,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者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穷于有数,究于无形,迹坚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37〕例如《世说新语·文学》记载:“殷中军为庾公长史,下都,王丞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丞相自起解帐带麈尾,语殷曰:‘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丞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丞相乃叹曰:‘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38〕这段记载很有意思,王导及家族中人与清谈大师殷浩通宵达旦地论谈,最后王导亲自上阵与殷浩较量,穷尽了理致。王导慨叹通过这番交流与论谈,找到了真谛,夸奖殷浩堪比正始之音的何晏、王弼一流人物。这里出现了“彼我”这个词语,是从自我之称通向彼我双方,有利于理论的探讨。《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傅嘏善言虚胜,荀粲谈尚玄远,每至共语,有争而不相喻。裴冀州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畅。〔39〕

傅、荀二人俱为玄谈高手,每至交谈,不分高低,难于沟通,裴微释二家之义,通彼我之怀,常使两情皆得,彼此俱欢,可谓合二为一的高手。在清谈交集时,能够调和不同观点的,才是真正的清谈名流。《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张凭举孝廉,出都,负其才气,谓必参时彦。欲诣刘尹,乡里及同举者共笑之。张遂诣刘,刘洗濯料事,处之下坐,唯通寒暑,神意不接。张欲自发无端。顷之,长史诸贤来清言,客主有不通处,张乃遥于末坐判之,言约旨远,足畅彼我之怀,一坐皆惊。真长延之上坐,清言弥日,因留宿至晓。”〔40〕张凭在众人清言时,善于点评,使彼我之怀得到伸展,举坐皆惊,展现了他善于在别人论谈时加以调和的智慧与本事。

三、“怵他人之我先”

《世说新语·排调》记载: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41〕

东晋名士郝隆七月七日见富裕人家暴晒绫罗绸缎,就仰卧太阳下,露出腹部。有人问,你这是干什么呢?郝隆答,我晒我腹中之书。这段幽默的记载传神写照全在一“我”字上面,它彰显了名士的孤傲。竹林七贤中的刘伶以自我蔑弃礼法,为后世所叹赏。《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42〕刘伶经常不加节制地喝酒,任性放纵,有时在家里赤身露体,有人看见了就责备他。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把屋子当作我的衣裤,诸位为什么跑进我裤子里来!”刘伶用“我”的自称,表现出他对于礼法的蔑视。

当他受到妻子劝阻时,表现得更是令人啼笑皆非。《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43〕

刘伶回答夫人的劝告时,依然是“甚善。我不能自禁”,意为你说得很好,但我不能控制自己。夫人让他对鬼神发誓,刘伶竟然以天生为酒为由,提出妇人之言,慎不可听,委婉地拒绝了夫人的劝说,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让人哭笑不得。这些记载表明,个性精神与自我意识的彰显,往往对于礼教造成冲击,魏晋风度实肇始于此。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指出:“正始名士服药,竹林名士饮酒。竹林的代表是嵇康和阮籍。但究竟竹林名士不纯粹是喝酒的,嵇康也兼服药,而阮籍则是专喝酒的代表。但嵇康也饮酒,刘伶也是这里面的一个。他们七人中差不多都是反抗旧礼教的。”〔44〕这种思想在《世说新语》中,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自觉,在用语上常常又用“我辈”来表达。例如:“阮籍嫂尝还家,籍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辈设也!’”〔45〕阮籍这里用“我辈”来抗拒礼教,这里的“我辈”二字表示出一种自由精神。不过,“我辈”有时也可以用来表达世俗的意思,这又是当时的一种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说法。《世说新语·任诞》记载: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我辈俗中人,故以仪轨自居。”时人叹为两得其中。〔46〕

步兵校尉阮籍死了母亲,中书令裴楷去吊唁。阮籍正好刚喝醉了,披着头发、张开两腿坐在床上,没有哭泣。裴楷到后,铺了坐席在地上,按照礼数哭泣哀悼;吊唁完毕,就走了。有人问裴楷:“按照吊唁之礼,主人哭,客人才行礼。阮籍既然不哭,您为什么哭呢?”裴楷说:“阮籍是超越了世俗的人,所以不用遵守礼制;我们这种世俗中人,还应该按照礼制来行事。”当时的人赞叹这样的做法是两全其美。从这里的记载可以看出,“我辈”二字不仅可以用来反对礼教,也可以用来入世,关键是自我的选择,可见魏晋时代人们生活观念的多元化。后世效法阮籍放荡不羁的大有人在。《世说新语·任诞》记载:“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47〕东晋名士张翰嗜酒无度,为人狂放不羁,当时的人称他为江东步兵。有人对他说:“你就算放纵、舒适了一时,难道不考虑身后的名声吗?”张翰回答:“与其在乎身后名声,还不如让我现在喝一杯酒!”这里的“我”用得生动传神。《世说新语·伤逝》记载:

王戎丧儿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48〕

王戎死了儿子万子,“竹林七贤”之一的山涛的儿子山简去探望他,王戎悲伤得受不了。山简说:“一个怀抱中的婴儿罢了,怎么能悲痛到这个地步!”王戎说:“圣人不动情,最下等的人谈不上有感情;感情最专注的,正是我们这一类人。”山简很敬佩他的话,更加为他悲痛。这最后一句话彰显出人性的觉醒,我辈后面隐匿的是个体之我与群体之我的融汇,成为一种时代风尚。魏晋以来,思想解放也表现在男女关系上面。《世说新语·惑溺》记载: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49〕

安丰侯王戎的妻子常常称王戎为卿。王戎说:“妻子称丈夫为卿,在礼节上算做不敬重,以后不要再这样称呼了。”妻子说:“亲卿爱卿,因此称卿为卿;我不称卿为卿,谁该称卿为卿!”于是索性任凭她这样称呼。

这种时代风尚,影响到文艺创作的领域,《世说新语·文学》记载: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然每至佳句,辄云:“应是我辈语。”〔50〕

名士孙绰在会稽(今浙江绍兴)居住。他整天游山玩水,访古问迹,写了一篇颇为得意的《天台赋》。有一天,好友范荣期来做客,孙绰便将这首赋请他过目,并说道:“你可以试试,这篇赋扔到地上当发出金石的声音。”范开始还开玩笑地说:“你这金石声是什么音调?合不合节拍?”可当他认真读下去时,很快被吸引住了,称誉它确是一篇优秀的作品,而且每读到铿锵响亮的佳句,还要停下来赞叹几句。我辈语成为魏晋文艺思想的著名命题,影响到唐宋的诗人。例如,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51〕唐杜甫《万丈潭》诗:“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52〕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若内翰不讳,我辈岂忍独生!”〔53〕

《世说新语·文学》还记载:“谢万作八贤论,与孙兴公往反,小有利钝。谢后出以示顾君齐,顾曰:‘我亦作,知卿当无所名。’”刘孝标注:“《中兴书》:万善属文,能谈论,万集载其叙四隐四显为八贤之论,谓渔夫、屈原、季主、贾谊、楚老、龚胜、孙登、嵇康也。”〔54〕谢万写了《八贤论》,跟孙绰辩论了几个回合,稍有胜负。谢万后来把文章拿出来给顾夷看,顾夷说:“如果我也写一篇的话,你肯定就没法给你这篇文章命名了。”这里的“我”也可以看出顾夷自命不凡的姿态。

魏晋名士倡导以我为中心的处事方式,也体现在文艺理论方面,《世说新语·文学》记载:“刘伶著《酒德颂》,意气所寄。”〔55〕魏晋六朝人将文艺视为自我精神的彰显。钟嵘《诗品》卷下《齐参军毛伯成 齐朝请吴迈远 齐朝请许瑶之》评:“伯成文不全佳,亦多惆怅。吴善于风人答赠。许长于短句咏物。汤休谓远云:‘我诗可谓汝诗父。’以访谢光禄,云:‘不然尔,汤可为庶兄。’”〔56〕汤惠休公然对齐朝吴迈元说,我诗可以说是你诗之父。口气的狂妄可见一斑。但是在文艺创作中,倡导自我与个性的放飞却是魏晋以来的文艺观念。陆机《文赋》倡言:“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57〕陆机认为诗人贵在首创,唯恐他人写在我前面。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倡导:

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58〕

刘勰强调进入创作时,神思展开,万象纷至沓来,将无形中的意象加以刻镂与规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情景交融,与风云并驱,与山海共舞,“我才之多少”一句,体现出对于个体创作自由精神的重视。清代叶燮《原诗》号称清代诗话之冠冕,书中将客观之物分为理、事、情三大要素,主观之我分为才、胆、识、力四大要素:“以在我之四衡,在物之三合,而为作者之文章,大之经纬天地,细而一动一植,咏叹讴吟,俱不能离是而为言者矣。”〔59〕“我”成为整个主观创作因素的代名词,这是古代诗论的重要理念。晚清著名学者王国维《人间词话》中提出:“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惟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60〕王国维强调诗人能够将瞬间的美感付诸笔端,形成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读后,感觉字字为我欲言而又不能言说,这才是大诗人所为。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关于“我有之境”与“无我之境”的论述更是为我们所熟知。至此,“我”成为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与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