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曼

宿州学院外国语学院,安徽宿州,234000

随着超语实践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将超语实践和语言景观结合起来,此类研究主要讨论多模态语言实践对社会文化变迁的积极影响[1]。在超语实践视角下,对语言景观的研究克服了以描述性语言为主的局限,有利于分析多语现象的结构和运作模式[2]。

“汉语方言”是一个政治学概念,是近代西方文明冲击、现代政治需求、民族感情等多方面因素相互妥协的结果[3]。严格来讲,汉语变体及其分支不能称作一门语言。而超语对语言边界的扩张恰好包含语言变体及其分支,因此,可以将汉语方言使用纳入超语实践的研究范畴。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中的划分,皖北地区方言属于官话方言,以淮河为界又可大致分为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两种官话还有洪巢、郑曹、蔡鲁、洛徐和信蚌五个小片。当然,方言并不像行政区划或者自然天堑一般有着显著的界限,由于通婚、贸易等往来,临界地区的方言会相互影响[4]。因此,尽管皖北地区方言小片较多,但互通程度较高,为皖北地区不同小片方言之间的交流打下基础。

近年来,为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各地特色旅游小镇建设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皖北地区也打造了众多特色旅游小镇,如临涣古镇、濉溪古镇、玄庙镇等。在学术层面,对旅游小镇的研究多集中于地方特色挖掘、配套设施完善、产业融合等领域[5]。研究关注皖北旅游小镇是如何通过语言景观构建情感同质化的超语空间。主要研究的问题包括:皖北旅游小镇的方言和地方习俗产生了哪些情感特征,情感特征在超语空间中如何被塑造,情感特征对处于空间内的人造成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

1 国内外文献综述

关于超语实践和语言景观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1世纪初,起源于英国威尔士地区语言复兴运动的“超语实践”(Translanguaging)[6],在2001年由Colin Baker正式提出。最初,“超语实践”仅被应用于教育学领域,直到2006年,Swain[7]认为“超语实践”具备“超越”多种语言之间界限的功能,超语实践理论得以在生态语言学、符号学等领域得到发展和重视。同年,Cenoz等[8]通过研究弗里斯兰和巴斯克地区的多语言景观比较了语言政策差异导致的不同语言环境之间的差异,将多语言景观和语言环境联系起来。此后,Spolsky[9]将语言景观引入城市社会语言生态领域,而Jaworski等[10]关注了文本或场景的话语构建以及空间本身作为一种符号资源的使用。在2015年,Shohamy[11]将语言景观的范围拓展到视觉、声音、动作、手势、历史、政治、地点甚至人本身。Gorter等[2]讨论了语言景观如何通过超语实践突出不同语言形式、符号和模态,如何在社区层面上构建超语空间。2017年,Pennycook[12]强调超语实践的重点不是语言或者符号,而是超语实践行为背后所蕴含的人文意义。2020年,Wei等[13]通过分析一个将香港本地新闻转录为简繁汉字、拼音、罗马音、英语、表情符号以及各种虚构符号的网站,了解用户的政治动机和社会批评。在最近的研究中,Simungala等[14]认为网络中的超语实践有助于参与者在表达意义的同时构建多种语言身份,拓展了线上参与者的符号资源,超越了指定语言的社会和政治边界。Ateek[15]将目光转向线下社区,认为多语言、多符号景观能够构建包容性超语空间,缓解外国难民的心理创伤,促使他们融入新的环境。

中国学者对“超语实践”的研究起步较晚,且集中于外语教学领域[16-17]。2020年,王平[18]提出超语实践应该从将语言描述为不同结构体系转变为将语言描述为多模态形式和多感官情感表达,并重视超语实践的创造性和流动性。在语言景观研究领域,张蔼恒等[19]语言景观是不同主体进行空间实践的中介和结果,在流动性较强的地方,多元主体通过语言景观互动构建地方特性。石琳[20]和李宇明[21]分别阐述了语言景观、语言文化的社会经济价值,认为城市或旅游景点应该重视语言景观建设以丰富文化内涵。

国外学者通过超语实践理论拓宽了语言景观的边界,并讨论了多模态语言景观构建的超语空间对身份认同和情感表达的促进作用。而国内学者多将目光聚焦于开发超语的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超语实践对语言景观边界的拓展,探索方言、地方文化、当地人、游客等作为超语符号在构建旅游小镇情感空间中的作用。

2 超语实践视阈下皖北旅游小镇多模态语言景观的情感表达

2.1 方言语言景观的情感表达

皖北地区是中国重要的旅游中心集散地,是楚汉文化、淮河文化、老庄文化、中原文化和江淮文化的发源地,自然景观和人文历史景观兼具。研究以临涣古镇、濉溪古镇和玄庙镇为例,分析皖北旅游小镇是如何通过多模态语言景观进行情感表达。

临涣古镇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 000年前,至今还留存2 000年前的真实古迹,镇内老式建筑多为翻修,古城墙、传统老街、古城隍庙、特色古茶馆等构成一道独特风景,更有全国唯一的棒棒茶文化。皖北所有旅游小镇都普遍存在方言使用现象,临涣古镇也不例外。

传统老街上的小店在提到“厨房”时会使用“锅间”“锅上”“锅心”“灶门前”等说法,临街铺子的牌匾和商品标签也大量使用方言。在临涣古镇中,有一家名为“藏老梦”的古茶馆,“藏老梦”意为“捉迷藏”,乍看和茶楼无关,但既表达了“本地人”的身份(尽管可能是虚构的),又能勾起老人(主要消费群体)对童年的回忆。“跌拉猴子”(蚕蛹)、“毛翁子”(保暖鞋)、“酱豆子”(酱黄豆)等方言词汇更是屡见不鲜。

大量方言的使用不仅能够增强内群体的亲近感,还能引起外群体的好奇心。当外群体面对自己不熟悉的语言表达时,会将这种表达和自己熟悉的表达进行一一对应。这是人自身所具备的超语本能,也是一种常见的超语实践。

2.2 民俗语言景观的情感表达

除方言之外,皖北旅游小镇还通过定期或不定期举办民俗活动来巩固当地同质文化的主导地位。

濉溪古镇属古河床边缘中等富水区,境内有3条自然河流,2条人工河,6条大沟。其地形以平原为主,耕地面积广阔,这为濉溪古镇发展酿酒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绥西古镇有着悠久的酿酒传统,每逢节假日都会举办品酒活动。

酿酒作坊在自家铺子门前摆上新酒,老板会和客人进行各种具有皖北特色的酒桌小游戏。客人获胜则可免费品尝一杯新酒,而客人失败则没有惩罚,根据传统,失败的客人会购买一壶新酒。这种濉溪酒文化的沉浸式体验让内外群体在觥筹交错中谈笑风生,表现出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玄庙镇是宿州市重要的牲畜产地,在每年四月和十月,都会举办斗羊大会。斗羊大会始于西汉初期,盛于东汉末年,是当地居民庆祝丰收、交流养殖技术的平台。在20世纪70年代,玄庙镇成立“斗羊”协会,逐渐发展成一项有组织、有规则的传统文化娱乐活动。

斗羊大会通常能够吸引来自安徽、山东、河南等多省游客参加,各地的方言、文化、习俗、公羊选育技术在这里交织。整个小镇的标牌、人、动物、声音和活动背后蕴藏的传统文化共同构成了超语实践下的独特语言景观,构成了具有包容、放松和同质化情感的超语空间。

3 超语实践下皖北旅游小镇公共空间情感政权分析

在Shohamy E的概述中,语言景观通常被用于研究特定种类的民族语言活力,也可以被用来研究语言空间,记录公共空间的超语实践[22]。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开始关注公共空间中的非语言符号协同传递的意义并阐明了语言景观是如何促进“空间同质化”[23]。同时,“情感政权”(Affective regime)的理论化为语言景观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对“情感”(Affective)和“影响”(Affect)的研究成为公共空间话语协商的理想目标。这种“影响”不是私人的、内在的,而是一种通过分享和交流的公共机制,它并非滞留在人的意识中,而是一种引导社会行动的力量[24]。“影响”是一种关系概念,一种在群体身份和归属感形成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现象。基于“影响”拓展出的“情感”通常与社会指向性相关,“情感”已在多种类型的语言景观中生效,当公共表示规定在特定空间中哪种情感被视为主流时,那它们就具有很强的规范性,接受者将被督促表现出类似的情感[25]。

包容作为情感内涵中较为中性的一员,它并非指全心全意拥抱某个群体,而是对该群体不具备敌意。作为旅游景点语言景观蕴含的重要情感,包容规定了对游客多样性的接受[26]。以皖北临涣古镇为例,当大量摄影师涌入临涣茶馆拍摄对老人的日常生活进行拍摄时,人们对其持有的情感更倾向于漠不关心。小部分茶馆会专门辟出拍摄区域,以避免摄影师惊扰客人,也有茶馆会挂出鲜明警示牌禁止摄影师拍摄。具体到被拍摄的老人,此刻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景观”他们无疑是拥有主动权的一方。即便茶馆允许拍摄,主体不愿意,摄影师也无法进行正常拍摄。反过来,茶馆禁止拍摄,但主体愿意,多数情况下也是可以通融的。作为内群体的茶馆和老人,相较于作为外群体的摄影师,在情感体验上的地位显然是不对等的。而在外群体之间,这种包容就更加普遍,也更加积极。BILIM[27]通过研究土耳其宗教旅游来说明旅游能够促进宗教宽容,解释了它在宗教宽容方面的作用。尽管考虑了一些反面例子但主客之间的包容是在这种积极的氛围中发展起来的。这个结论也可以移植到旅游小镇上,当整个空间都弥漫一种相对包容的情感状态时,冲突就会减少。

在一个以“旅游”扮演重要角色的空间里,放松的情感是突出的。在众多研究旅游动机的文献中,“放松”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8-29]。休闲放松的潜在需求是当前游客群体关注的主要内推力。尤其是对于大都市游客而言,旅游小镇既能满足放松的需求,距离城市距离较近,除部分主打异质文化的旅游小镇外,大部分旅游小镇都是满足所属都市游客的需求为主。在皖北水乡阜阳颍上县对旅游小镇的宣传片中,有“浩瀚历史风尘,斧刻如画山川。一方水土,一种味道,源自于时光与山水”等宣传语,并配以乡村田园风光、皖北山水风情,以塑造舒适、放松的氛围。而在众多皖北旅游小镇的实地规划中,对于放松情感的表达更加突出。在隋唐运河古镇中,建筑风格主要以隋唐古建筑为主,配以雕花斗拱,建筑高度普遍偏矮小,且密集度较低,不显压抑和逼仄。其间商业行为多以出售当地特产、表演当地民俗为主。无论是对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都可以在此寻求放松的情感需求。在几乎所有皖北旅游小镇中,情感空间几乎都具备积极情感内涵的“放松”元素,创造了一定程度的既视感和人际关系的亲近感。放松在旅游小镇中语言景观中表达的情感中被描述为一种普遍现象,无论是提供者还是接受者都能从中受益。

在人类社会中,文化歧视屡见不鲜,政府往往对于具备同质文化的群体予以特殊保护,而相似或异质文化群体往往难以取得同等保护地位。人类判断是否“自己人”的标准除了外貌之外还包括语言、饮食、行为甚至表情等[30]。而旅游景点通过超语语言景观构建的同质情感空间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这种歧视。当一名国外游客来到皖北旅游小镇,那么他必然会体验皖北地区特有的传统习俗、饮食等要素,会下意识地模仿当地人的神态和动作,也会遵循标语允许或禁止的事项,甚至会尝试学习皖北地区的方言。在当前时间和空间限定下,除了外貌上的差异,他和皖北人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游客来自东亚或者国内,外貌上的差异将难以察觉。这种情感上的同质化能够进一步发挥“包容”情感和“放松”情感的效果,增强旅游小镇的感染力和吸引力。

4 结论与反思

公共空间是由各种社会群体共享的,他们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竞争并控制空间内规范的执行。而语言景观是获取公共空间控制权的重要方式之一,它可以促进基于特定群体经验相似性和共同价值观建立同质化情感空间[31]。皖北旅游小镇的语言景观并非一种自上而下的治理,而是以内群体、街道为基础来呈现自我。实际上,官方设置的语言景观鲜有能够体现旅游小镇情感特征的部分,主要起到无情感倾向的引导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公共空间并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现象,而是由人的主观活动创造的、为人服务的存在。情感作为一种关系实践,其效率可以通过规定相同或相似的特征提高,即所谓的情感氛围。研究中分析的三种情感明都表明情感概念并非独立于话语权而存在的,相反,它们代表了当地政府和居民为了挖掘文化商业价值的努力。包容可以促进旅游小镇各群体之间的和谐相处,放松是游客重要的心理需求,而同质化能够一定程度上消除文化歧视甚至外貌歧视。从情感政权的角度上说,这些情感特征是一种局部赋权,为“地位”相对较低的群体创造权力[32]。但在实际上,这种浪漫化的观点是矛盾的。尤其是对于“包容”这一情感特征来说,如果要求旅游小镇的内群体对外群体进行包容,那么就说明外群体始终没有真正融入情感空间中。何况,不同人群对同一语言景观交互产生的情感特征并不统一。通过超语实践视角来看待皖北旅游小镇语言景观的情感表达可知,如果外群体遵守小镇要求的情感政权,那么他们就可以融入情感空间,成为情感共同体的一部分。换句话说,展示“正确”的情感特征,即包容、放松和同质化,能够为外群体提供一个协调方式,提供自己属于公共空间的证据。

相关研究显示,基于情感的空间能够避免根深蒂固的身份话语权,只要拥有相同的态度和感受,就能顺利融入情感空间。但如果通过约束性标语或堆砌的暗示来强调这种情感,反倒会削弱这种效果[33]。对旅游小镇多模态语言景观的规划和构建应该重视游客的正向情感倾向,减少对游客的“暗示”和“强制性引导”,进一步扩大包容和放松情感。具体而言,首先需要改善各民俗活动和各景点的入口服务,包括合理的票价组合、停车服务、垃圾管理等。其次要进一步开发特色旅游产品,以临涣古镇为例,可以让游客参与酿酒过程,使其真正成为“语言景观”的一部分,融入超语实践构建的情感空间中。最后,要强化情感记忆的代际传递,提高旅游古镇内群体的社区归属感。古镇中储存着历史文化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感特征,旅游小镇不仅仅是一个旅游景点,更是内群体重要的公共情感空间。

受限于条件不足,研究未对更丰富、具体的情感特征进行分析,也没有讨论无法融入情感空间的情况。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深化超语实践、情感政权和语言景观之间的联系,并计划对同质化情感空间中的“异类”人群进行研究,以分析更隐蔽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