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俊军（安徽）

在安徽省休宁县西南边陲、皖赣交界的崇山峻岭中，坐落着一个古老而又美丽的村落——石屋坑。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中共皖浙赣省委的常驻地、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的活动中心地区，被人们称为皖浙赣地区坚强跳动的“红色心脏”。

开辟拓展根据地

休宁县汪村镇石屋坑村位于休（宁）婺（源）祁（门）浮（梁）交界的鄣公山北麓，这里山高林密、峰峦叠嶂，地势险要、交通闭塞。1934 年10 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皖浙赣边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以石屋坑村为中心，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 年4 月底至5 月初，奉命返回皖南坚持游击战争的皖南红军独立团团长熊刚、政委刘毓标，率领100 余人途经鄣公山、高舍、石屋坑一带。在前往汪村途中休息时，熊刚、刘毓标商量：这一带地处皖浙赣三省交界，山高林密，群众生活苦，容易接受革命思想，工作开展起来可以影响三个省。当天，他们还率部到石屋坑宿营。当时，石屋坑村仅有36 户、98 人，群众主要是以伐木、制茶为生，生活十分贫困。几天后，独立团在高舍留下一个班，由一名指导员带领在这一带开辟工作，其余前往太平县柯村（今属黟县）苏区，寻找原来留下的部队。一次偶然的机会，石屋坑的胡日进在妻子的舅舅谢正发家（住高舍）结识了独立团留下开展工作的老彭。彭、谢二人应胡日进邀请，以亲戚名义随同胡日进来到石屋坑。在此之前，在上海受到革命思想熏陶的余玉堂（鄣公山人）也来到石屋坑亲戚胡日进家。村民们向往山外的世界，亲热地把他围起来，好奇地问这问那。余玉堂谈起了上海的茶楼集会，谈到了为穷人谋利益的中国共产党，深受压迫的青年胡同庆、张志澄等人顿开心扉。老彭见村中青年已受进步思想影响，当晚便秘密召集7人在胡旺九家楼上聚会。他向大家宣传红军的宗旨，分析农民贫困的原因，讲述方志敏“两条半枪闹革命”的故事和苏区“打土豪、分田地”的动人情景，号召大家要团结起来抗捐、抗税，打倒土豪劣绅，协助红军工作。

石屋坑村口雕塑

经过串联，数日后，老彭与几个同志秘密召开会议，商议建立石屋坑农民团，推选胡同庆为农民团团长、张志澄为副团长。参加会议人员手捧鸡血酒，对天盟誓：“参加革命，赤胆忠心，要是被捕，不讲别人，死就死一个。”这时，熊刚、刘毓标率领的队伍也因柯村苏区失陷而返回石屋坑一带，在这里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经过红军战士的宣传，鄣公山、高舍、石屋坑的工作逐渐巩固，群众知道红军是穷人自己的队伍，是为人民翻身求解放而斗争的，都逐渐向红军靠拢，支援红军，每家门上都挂上“一条红布”，作为联络暗号。不久，村里先后又成立了赤卫队（队长由张志澄兼任）、妇女会（主任为胡秀美）和儿童团组织。1935年5月底，余玉堂、谢正发、胡同庆、张志澄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石屋坑支部正式成立，胡同庆任书记。根据上级指示，党支部的工作不断向田里、岭脚、麻田、汪村、上大连、下大连等地发展。党支部和革命群众团体的建立，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5 年秋，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进入皖南，在休宁县西乡里广山找到了刘毓标等人。刘毓标和熊刚等带领关英来到石屋坑，从此，石屋坑、高舍、鄣公山便成了省委常驻的地方。在省委的领导下，各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先后在鄣公山一带汇集，以鄣公山、高舍、石屋坑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展。1936 年4 月，省委在鄣公山召开了扩大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关英任书记），下设5个特委，分别是赣东北特委（余金德任书记）、皖赣特委（王丰庆任书记，李步新任副书记）、开婺休特委（赵礼生任书记）、上浙皖特委（邵长河任书记）、下浙皖特委（何英任书记）。与此同时，将皖南红军独立团也改编为皖浙赣红军独立团，由熊刚任团长、刘毓标任政委。此后，地方党组织在省委领导下，以走亲访友的名义，避开豪绅地主的耳目，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发动，田里、岭脚、小连口、麻田、小连坑等村先后建立了党支部，支部的工作已秘密地开展到国民党汪村乡联保办公处。1936 年5 月，中共石屋坑区委成立，由祁婺休中心县委下辖的休婺中心区委书记倪南山兼任书记。

设法支援咱红军

1935年6月，皖南红军独立团在鄣公山地区站稳了脚跟。为扩大游击根据地，红军急需一批电筒、电池、纸张、油印机及粮油、药品等物资，而附近集镇上这些物资数量很少，敌人控制很严。石屋坑党支部和农民团几番商量，一方面发动群众先后多次分散地把粮食、油盐、药品等藏在粪箕和粪桶底下，偷偷通过敌人封锁线送给红军；另一方面通过在杭州经营木材的张顺昌（石屋坑人）购买物资，以张顺昌的名义在汪村开南货店进行转运。不久，又派人到上海、景德镇开黄烟店，为红军游击队购买物资和搜集情报。同年10 月，红军游击队把采购一大批物资的任务交给张顺昌，并派两名战士以伙计身份随行。不料，此事被在汪村开店的汪承焕跟踪发觉。张顺昌年底返回时，汪承焕立即向溪口区署告密。当张顺昌等乘船一到溪口，就被敌人包围，随行的两名战士牺牲，张顺昌被捕。在审讯中，张顺昌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丝毫不肯吐露真言，最终也被杀害了。然而，革命群众并未被吓倒，农民团继续利用去婺源、瑶里、溪口挑米的机会，将力士鞋、火柴、电池、药剂等禁品物资埋在米中，带回村送给红军。

为了解决红军独立团战士穿衣问题，在石屋坑胡同庆家三楼建立了缝衣组，由红军老谢指导，农民团员余接花、胡冬时、胡慈玉、余时女等日夜为独立团赶制衣帽，保证独立团战士能穿上棉衣过冬。红军在当地群众的掩护和支援下还办起了小印刷厂，油印文件和传单，宣传革命真理，唤起民众联合起来与敌人作斗争。

1935 年入秋之后，敌人加紧了对休宁西部地区的封锁，在通往鄣公山、石屋坑必经之古道的田里村头和汪村修建了4座碉堡，日夜盘查，监视红军游击队行动，并组织“清乡委员会”和便衣队“清查户口”“编组保甲”。凡石屋坑、高舍的群众经过汪村时，无论大人、小孩，都要逐个搜身。敌人妄图以此达到断绝红军物资供应、限制红军活动之目的。1936 年春节前夕，农民团决定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筹集部分猪肉、粮食慰劳红军及伤病员。他们以替汪村保安队办年货为名，派人到屯溪、休宁、婺源、沱川等地购买了3 头肥猪、3 只肥羊。腊月二十八日晚，农民团通过派人与保安团打麻将来牵制敌人，待敌人疲惫熟睡时，张焕杰、张庆全二人巧妙地用装满炉灰的布袋套住猪羊的嘴，把猪羊宰好，连夜走山路将肉和大米送到红军住的山棚，保证红军战士们过了一个愉快的春节。

敌人的长期严密封锁，使红军粮食经常接济不上。石屋坑党支部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红军排忧解难。一次，组织上通过石屋坑人王佑圭的亲戚李德开，设法从浮梁买进一担米。驻田里村的便衣队发现有人挑米进石屋坑，顿起疑心，便派一名便衣队员尾随而入。到了王佑圭家，敌人问李德开：“这米是替谁买的？”王佑圭见情况不妙，连忙接过话茬说：“是余厚财托我亲戚买的。”说完，连忙泡茶安顿李德开与便衣队员坐下喝茶歇力，又借口去给买主打招呼，找到了余厚财，交代了应急办法。不一会儿，王佑圭领着余厚财来了，便衣队员又追问余厚财，余厚财从容地回答：“实不瞒长官，由于你们盘查得太紧，只要听说是石屋坑的，人家连米都不敢卖给我们。村里好几家都已经断粮了，实在没有办法，大家才托我出面，请佑圭的亲戚德开帮个忙……”正说着，村中群众陆续前来称米，便衣队员见张家2斤、李家3斤，一担米很快分光了，只得悻悻而归。事后，群众又把米集中起来送到了红军住的山棚。

据统计，皖浙赣边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石屋坑党支部发动全村群众共为红军筹集银元9000 余元。其中配合红军向豪绅地主筹款3000 元；利用可靠关系向豪绅晓以大义筹资6000 余元，为鄣公山游击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

血肉相连齐斗争

红军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展，使敌人惶惶不安。安徽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命中校参谋杨自立亲率两个中队兵力进驻汪村，四处修筑碉堡，训练壮丁队，向我游击根据地“清剿”。为了麻痹敌人和掩护红军开展工作，经上级同意，石屋坑党支部派人与汪村保安队联系，主动要求派兵进驻石屋坑，敌人遂派一名王姓的小队长率一个班驻防。这时，村里的赤卫队改名“壮丁队”，“壮丁队”每天请王小队长和保安队员吃喝打麻将，巧妙地从敌人口中获得汪村一带驻敌人数和装备情况，及时向红军报告。红军随后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将保安队引到大连、瑯溪、狗肠岭等地进行袭击，有力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为了确保省委负责同志的安全，党支部选定易于隐蔽且便于转移的石屋坑村民张志周家楼上作为省委领导居住的地方。1936 年四五月间，关英、刘毓标等7 人正在石屋坑张志周家研究工作，突然从婺源沱川方向来了100 多人的保安队围住村子。儿童团员张仲光发现后，急忙告诉农民团团员胡冬时。胡冬时见情况十分紧急，一面招呼关英等人隐蔽，一面派人通知全村烧茶、炒瓜子，开门“迎客”，并通过女农民团员余成圭与敌保安队长余大善的同乡关系，缠住余大善，答应给他的“弟兄们”凑几个烟钱。午后，余大善银元入袋，醉眼蒙眬，带着保安队离开了村庄。当晚，关英等召集农民团负责人开会，表扬了石屋坑群众临危不惧的精神和敢牵“牛鼻子”的胆略，并要他们转告全村群众，这次的“招待费”和米由红军拿出，补偿群众的损失。

几天后，在石屋坑附近的葛藤坞、野猪塘、螺丝宕等密林中，村农民团和赤卫队建立了15个秘密棚和红军医院，并派人暗中保卫和联络。每个棚里挂着一只水箱，系上藤索，从草丛中一直通到路上。晚上一有情况，只要敌人绊动或报警人拉动藤索，水箱立即翻倒，睡在棚中的红军战士被冷水淋醒，便赶紧转移。

村赤卫队还配合红军独立团在火烧山、麻田、平鼻岭等地参战。1936 年10 月，国民党保安队第八中队队长毛孙率队赴大连“清剿”后返回汪村，红军独立团一部探知消息，在村赤卫队配合下，埋伏在地势险要的麻田岭两侧山上，对敌设伏。当走在前面的一个敌分队到达半山时，红军发起攻击，敌人后面两个分队吓得掉头逃窜。被包围的一个敌分队死伤10 余人，红军缴获机枪两挺，步枪十余支，还有电话机等战利品。

1937 年春，闽浙赣皖边区绥靖公署调集十几个正规师和三省保安团，分三路向皖浙赣游击根据地大举进攻，三年游击战争进入最困难时期。关英决定，独立团向浙西南方向活动，寻找刘英、粟裕，与中央取得联系；留下倪南山等部分同志在休婺地区持续开展斗争。

为割断群众与红军的联系，敌人疯狂地烧杀抢掠，实行“移民并村”。红军游击队的粮食吃光了，就只好吃野菜；没有火柴，就用火石打火；没有房住，就自己搭棚……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红军遭受严重摧残。但敌人的血腥镇压，始终没有动摇人民与红军的鱼水联系。有的群众想念红军，饱含深情地把仅有的一点玉米凑集起来，偷偷上山送给红军；有的群众利用上山劳动之机，把带的中餐挂在事先约定的树上让红军来取，自己却忍饥挨饿。余成圭乘“并村”混乱之机，溜到野猪塘秘密棚，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和一点粮食送给了倪南山。倪南山望着瘦骨如柴的余成圭，怎么也不肯收。余成圭着急地说：“这只鸡就烧点汤给受伤的战士们吃吧……”

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旧址

1937年1月，皖浙赣红军独立团开到村中宿营，当时部队缺鞋少粮，部分伤员急需照料。党支部和农民团连夜发动群众赶磨玉米、补鞋献鞋，安排人员照顾伤员。次日晨，敌四十六旅闻讯赶到石屋坑“清剿”。关英、李步新、刘毓标等红军首长，在农民团员陪同下上山察看地形，选择小岭头进行伏击。战斗打响后，全村群众烧水送饭支援红军。经过一天激烈的战斗，生俘敌副连长一名，毙敌数十人，缴枪百余支。部队撤离前，红军首长们告诉村民，时间紧张，来不及打扫战场，牺牲的同志请代为埋葬，遗失的东西代为收藏。当天夜晚，农民团召开会议进行具体分工。第二天拂晓，十几个赤卫队员对红军作战的山头进行了细致检查，发现4名红军战士的遗体，立即将其入棺埋葬，并用枯枝腐叶掩盖，以防敌人掘棺请赏。

在敌人的眼中，石屋坑成了“匪窝”。敌人多次派兵“清剿”，实行残酷的“移民并村”“五家连坐”。村并了，家搬了，人抓了，但人民与红军的血肉联系却始终没有被割断。

1936年5月，村中部分群众被迫搬到田里村。时值采茶季节，国民党政府下令全面封山，烧毁山棚，不准村民进村、上山、采茶。“封锁令”持续到当年8 月，群众才陆续回村。1937年2月，由于小岭头战斗的惨败，敌人恼羞成怒，逼迫群众3 日内全部搬到田里、岭脚，并在田里设置“木城”限制群众行动。因叛徒汪鹤鸣的出卖，村里10 余人被抓进休宁监狱，遭到严刑拷打。张仲宏被烧烂屁股，不能坐卧；张柳堂被打断脊骨，释放时只能爬行；张志周在狱中受尽折磨，得了水肿病，刚被释放便离开人世……其境况惨不忍睹。

1937 年底，红军游击队奉命开赴瑶里集中整编，奔赴抗日前线。杨文翰率领的红军游击队因与上级失去联系，仍在石屋坑一带坚持斗争。村中不少青壮年参加了杨文翰的部队，转战休婺地区。

在艰苦的岁月里，石屋坑人民忠于革命的赤诚之心始终没有动摇，先后有7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20 余人被抓坐牢。敌人对他们施以酷刑，他们恪守参加革命时立下的誓言，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书写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余成圭一门忠烈，一户有3 位烈士：大儿子张仲云，参加红军后行军途中冻死在鄣公山源头大岗；二儿子张仲宏，因参加杨文翰游击队活动，1941 年被敌人残害在小连口；丈夫张志流为了保护休婺中心区委和伤员，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寻粮弄药，在不幸被捕后，面对敌人拉拢欺骗，张志流响亮地回答：“共产党员头可断，血可流，叛党、叛革命办不到！”敌人一无所获，凶残地杀害了他。

三年游击战争中，石屋坑村民和红军水乳相融、患难与共，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用鲜血和生命谱写出一曲曲感天动地的革命赞歌。

80 多年过去了，光阴似流水，但石屋坑的红色故事还在延续。现如今，中共皖浙赣省委驻地旧址石屋坑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安徽省廉政教育基地、黄山市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