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乃乔

陈寅恪与F.巴尔登斯伯格对比较文学的质疑

毋庸置辩，在国际学界，比较文学是一门独立且完整的学科，而不是一种研究方法论。关于把“比较文学”贬损性地误读为“比较”或“比一比”及“什么都可以比”的方法论，早在1932年，陈寅恪于《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中就曾做出过深度的嘲讽。的确，比较文学这门独立且完整的学科着实一直在学界充满了争议性的质疑。50多年前，美国学者雷纳·韦勒克在《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本质》一文中的那句直言批评，至今还是切中要害的：“‘比较文学’仍是一个有争议的学科与观念。”

即便是反思当下21世纪20年代，90年过去了，这种对“比较”的误读观念、什么样的人与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强行拉进比较文学的负面现象仍然存在，且安然持久地生存在于陈寅恪批评的讥讽语境中。很不幸，“比较”在语言的陷阱中已成为比较文学的沉疴痼疾，所以这不能不引起学界的警惕与反思。

西方学者对比较文学的嘲讽与西方比较文学的危机

事实上，西方学者也曾对“Littérature Comparée”“comparative literature”或“Vergleichende Literatur”在语言陷阱的修辞上提出理由充足的质疑。法国学者F.巴尔登斯伯格对“比较”充满了警惕，把“比较”质疑为对两种文学现象抓取“相似性”的临时拼凑。美国学者U.韦斯坦因所宣告的则是“比较文学的永久危机”，甚至把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著名的关于人生哲学的最高提问也抓取过来，以此质疑比较文学学者的身份及何去何从：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1943年，康奈尔大学的L.库柏以不信任的姿态把比较文学贬损为一个“bogus term”——“虚设的术语”，以“比较土豆”和“比较果壳”讥嘲比较文学的“比较”。在《比较文学？》一文中，A.杰拉德把“我们”——“比较文学学者”——调侃到在何时如何自杀的危言耸听中，以期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但他主张不要抛弃比较文学去另辟蹊径，还是要从比较文学内部来寻求生存的合法性。在我看来，A.杰拉德还是希望给比较文学留下能够以建构自身的学科理论为自己验明正身的生存机会。

上述质疑、批评与嘲讽的历史声音所涉及的现象，于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是非常严重的，迫切需要从高等院校的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给予尽快且彻底地清理、纠正和规范。其目的是抵制源自误读、误解而实施硬性同异“比较”的谬种流传。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所面临的危机症候在质性上远远超过了西方比较文学。

概言之，无论怎样，西方比较文学在学科设置上没有争议性，比较文学系是一门建制完整的一级学科，欧美很多高校都独立设有比较文学系（尽管比较文学在西方已走向没落）。而从1998年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被设定于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只是一个与世界文学共处的二级研究方向，以构成了在中文系其学术生存身份非常尴尬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也正是如此，比较文学本来在西方学界就处于危机重重中的学科身份，在汉语学界则越发地暧昧了起来。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经历了晚近4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在学科边界的敞开性上同步于全球化的资本—图像时代到来的不可遏制态势，在表象上营造了一种似乎众声喧哗的繁盛假象。

其实对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学科观念与学科理论了然于心的真正的比较文学学者，都心照不宣：正是在比较文学的误读名义下，来自诸种渠道的学者杂混在一起，并且大多数人并不真正了解“比较”作为一个专业术语所秉承的学理内涵，于是迅速坠入语言陷阱，在误读的字面上盲目跟风：我们是搞比较文学的！因此，什么样的人纠集什么样的话题都可以在“比较”的名义下成立，以寻找存在感。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终于在汉语本土沦落为L.库柏调侃的“比较土豆”与“比较果壳”的注脚了。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罹患重症！

如此这般，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领域中，又怎么可能积累下专业意识准确且研究结论能够让同行信服的厚重成果呢？多年来，在比较文学的名义下盛产的所谓研究成果，为什么无法获得在学科交叉地带有所建树的相关兄弟学科及学者应有的尊重？他们把相关招摇着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成果”讥刺为“野狐禅”，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的界分及后危机时代的到来

实事求是地评判，雷纳·韦勒克把比较文学从法国学派的跨国文献学考据那里拯救出来，将其推送至总体文学名义下的文学批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的层面，崇尚在超越事实联系的无边界敞开中探究具有普遍审美规律与普遍审美价值的平行研究，以此宣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的危机，这的确大大拓宽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视域及可能性。

但是，这也势必造就了另外一种危机：比较文学的边界因无限地敞开而消失殆尽，导致比较文学坠入了陈寅恪所嘲讽的“无一不可取以相与比较”的杂混乱象中。在相当的程度上，雷纳·韦勒克危言耸听地宣告比较文学法国学派的危机之后，于质性上，给国际比较文学界带来了更为致命的危机，这就是笔者所指称的国际比较文学的后危机时代的到来。而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的危机就是被国际比较文学后危机所波及的衍生性产物。

介入中国比较文学的学者多操用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学科边界的消失中放肆地为自己的生存而筹划，再加上相关学者持有误读性理解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及学科观念，无法对自己所谓的“比较文学研究”给予自省式的规范。多年来，挤进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的学人身份非常杂混，且很少能够拿得出令人信服的文章与专著以让兄弟专业给予应有的尊重。

正是在这样一种样态下，平心而论，雷纳·韦勒克所批评的法国学派影响研究是一门不可或缺的厚重学问，法国学派所持有的跨国文献学考据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立场及学养在当下特别值得推崇。这也是笔者为什么在国际比较文学的后危机时代或当代中国比较文学沦陷于危机的时代，要为比较文学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给予翻案的学术理由。

平行研究的理论背景：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理论

在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一个相当负面的现象需要引起大家警惕。有学人匆匆窜访比较文学领域，为自己贴一个身份的标签，而且成为名气很大的“比较文学学者”，并且掌控着话语权。毫不苛求地讲，他们完全拿不出一篇在学科观念上准确且专业的比较文学研究的文章来，更不要说专著了。他们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及学科观念完全持有不正确的理解，更不要说具备从事比较文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语言能力了。一旦此类学人成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带头人，那就彻底贻误后学了。鉴于这样一种危机症候的存在，我们也可以给出这样一个反讽性的定义：比较文学是一门在字面意义上浅薄到不需要正确理解其学科发展史、学科理论及学科观念就可以望文生义地进行“比较”的“方法论”。

我认为导致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危机的负面干预性因素，至少有以下六个：第一，窜访于比较文学研究队伍人员的杂混；第二，对比较文学之“比较”字面意义的误读；第三，雷纳·韦勒克推崇的以文学理论与美学为主打的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无节制性扩张，及其所导致的比较文学研究边界的消失；第四，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对比较文学研究边界消失的推波助澜；第五，比较文学学科观念与学科理论的淡化及缺失，从而对可比性（comparability）的无视；第六，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长久性暧昧，以至于一直没有成为一门名正言顺的一级学科。笔者在国际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逻辑中进行反思，以讨论当代中国比较文学及其危机弥漫的现象和问题。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雷纳·韦勒克拒斥法国学派影响研究以撬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的阿基米德点正在于推崇文学理论与美学，特别是英美新批评在20世纪50年代趋向衰落后，雷纳·韦勒克等相关同期欧美学者及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与美学，被作为时代主流的结构主义语言学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所覆盖且同频共振。自从美国学派平行研究崛起后，国际比较文学不再是跨国文献学考据的天下了，而是文学理论与美学的天下，更为专业地讲，是比较诗学的天下。

学科边界在敞开中的消失与“比较”的杂混乱象

比较文学在突围于封闭、拓向开放的良好愿景中，最终不慎导致了学科边界的彻底消失，迅速沦陷为一个充满争议且被学界无尽诟病的污名化学科。长久以来，比较文学研究成果的真值性及其声誉，难以获得周边学科的信任感，这不是没有道理的。“比较”及“比较是一种方法论”终于成为比较文学的墓志铭。

真正把握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学者皆知，比较文学研究是有边界的，这也是比较文学研究得以合法化存立的逻辑点：可比性。在法国学派影响研究那里，研究者以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视域汇通于两种语言以上的文学及其文化，系统性地耙梳与考据其中具有影响和接受的实证性文献关系。在美国学派平行研究这里，研究者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视域汇通于两种语言以上的文学及其与相关学科在人类文化的深层结构中，系统性追问与发掘其中的普遍审美规律和普遍审美价值。需要提醒的是，比较文学并不是为了“比较”差异性，否则真的沦落为“同异比较”的“方法论”了。中国学派的阐发研究也是如此。

比较文学：既高贵又低廉的学科及其领地的清理

在国际学界，比较文学在学科本质上理所当然必须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精英且高贵。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体制下，比较文学的学科身份却失落于暧昧中，至今还无法以独立的学科身份获得在人文学界存立的专业合法性。特别是相关学者把比较文学狭隘地认定为一种研究的方法论，更是粗率地遮蔽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完整学科的本色身份。再加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拉郎配式的不幸联姻，在学术身份与学科观念等方面对双方都是一种长久的相互侵害性的折磨；对此，在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名义下共同生存的双方学人都各自经历不同程度的无奈体验及焦虑。这种强制性联姻也导致两个专业长久以来都无法获得各自独立发展的专业机会，而在相互磨损中同步趋向衰败。

特别是比较文学学科身份的暧昧及危机症候在国家省部级课题申请时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令人无奈的乱象：国家社科基金把比较文学误置于外国文学方向下评审，教育部社科基金又把比较文学误置于中国文学方向下评审，至今未给比较文学一个归属于自立门户的学科方向，使得比较文学无法接受专业性的评审。这一现象严重地阻滞了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健康发展的命脉，以至于“人大复印资料”至今都无法为比较文学独立地刊出一种。

无论怎样，比较文学已成为一个最高贵又最低廉的学科，也是一个最精英也最贫困的学科。论其高贵，比较文学在学科本质上是一门要求极高的国际性精英学科，仅从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通贯古今中外大师学者的沉淀人数来看，比较文学是一门归属少数承学之士的精英学科。因此，无论任何人走进这门学科，凡是书写与言说都必须谨慎，不可“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如钱锺书在《论易之三名》中对黑格尔的批评，也可以拿来警示相关中国学者：“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

论其低廉，什么样的人都可以贴比较文学的标签，极其容易地窜访这个看似无边界的学科，狭隘地把比较文学误判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发出“新的声音”。在笔者看来，学术研究本来就不是以追求“新”为终极目的，而是追求普遍真理与普遍规律。笔者想借喻明代文人汪廷讷在《广陵月》第二出中的一句以给予警示，“欲度新声休走样，忌的是挠喉捩嗓”，否则便是“更评章，歪扭捏，徒然玷辱词场”。的确，疗救比较文学危机症候的一个有效药方就是，比较文学一定要拒斥什么人都可以窜访进来，防止他们盲目地抓取一两种颜色，还没有识别清楚，就自欺欺人地公开挂牌开一个染坊并对外宣称营业。

由于诸种历史原因，比较文学是一门充满危机且被污名化的学科，所以学者一定要谨慎地进入这个学科以规避自己被污名化，或这个学科被进一步污名化。同时，那些学科观念纯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更应该以自身的专业研究为被污名化的比较文学正名。关于比较文学领地清理门户的最有效方法就是，让来自各个不同学科的学者重新归属自己的学科，让敞开视域走向国际学界的中外汇通性研究在自身所属的学科领地完成就可以了。具体地讲就是，让中国古代文学的归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归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的归文艺学，世界文学的归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归外国文学，翻译的归翻译，神话归神话，宗教归宗教，人类学的归人类学，等等。当然，比较文学的归比较文学。

于是，大家相安无事，各学科门户都因此纯粹且洁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