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易行健 李家山 万广华 杨碧云

引言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如何“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居民消费的重要作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2021年3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第十二章“畅通国内大循环”提出，“依托强大国内市场，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然而，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性改善，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支出/支出法GDP）从1995年的48.8%下降至2010年的34.6%，而后缓慢上升至2021年的38.2%左右，在世界前十的主要经济体中排名靠后，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约17个百分点左右。打通阻碍居民消费的各项节点，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对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并强调“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中国居民贫富差距依然居高不下，通常而言，贫富差距主要体现在收入差距和财富差距两个方面，较高的贫富差距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阻碍，还是抑制总需求扩张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厚植内需发展潜力”。由此可见，防止收入和财富分配悬殊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实现路径。但目前大部分研究尝试从收入不平等视角来解释中国居民“低消费、高储蓄”的事实，财富分配问题的居民消费抑制效应却鲜有文献关注。财富同样是衡量经济福祉的核心指标之一，从已有文献来看，收入和财富分配异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1）对经济资源控制的不平等是否促进或阻碍经济增长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但该问题背后的实质主要基于财富分配而非收入分配，由于缺乏足够的财富分配数据，迫使研究者在实证中使用收入分配作为财富分配的代理指标；（2）居民收入不平等和财富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相互独立特征，仅关注收入分配也将不可避免地低估居民生活条件的不平等程度；（3）财富本身产生利息、股息和租金等收入，财富分配在一定程度具有决定收入分配的作用。

本文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过程中，制约居民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这一重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深入思考“推进共同富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之间的关系，在统筹考虑收入分配问题的基础上，聚焦于财富差距视角就如何全面促进居民消费展开研究。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本文的相关研究是对财富差距经济效应文献的有效补充，与以往文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相比，本文在系统考虑收入和财富禀赋差异的基础上，从财富差距视角对中国“低消费、高储蓄”现象给出了解释，并评估了财富差距扩张对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解释力度；二是，本文从生产方式所衍生出的个体和集体主义文化出发，以小麦水稻适宜度作为工具变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了财富差距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也从集体主义视角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了理论依据；三是，从消费收入敏感性、流动性约束、财富—地位寻求动机以及社会资本四个层面系统刻画了财富差距扩张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理，在一定程度上厘清财富不平等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与渠道。本文的研究表明推动共同富裕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理论与研究假说

从宏观层面来看，财富差距通过收入分配影响居民消费。收入分配一般包含两个层面：一是宏观层面国民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功能性收入分配），二是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一方面，财富差距扩张通过功能性收入分配抑制居民消费；另一方面，财富差距通过扩张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而影响消费。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H1：财富差距扩张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

从微观层面来看。首先，消费对资产和收入变动的敏感性随着财富阶层上升而递减，并且贫穷阶层更容易面临流动性约束。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当财富差距持续扩张时，富裕阶层收入边际消费倾向在下降，虽然庞大的中低阶层有着较高的消费倾向，但受限于流动性约束，居民消费萎靡不振。

其次，进入富裕阶层可以获得更多物质或非物质上的收益，这将促使家庭减少消费积累财富以提高自身社会地位。本文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H3：积累财富以提升在周围人群中的社会地位将驱使家庭降低消费，财富差距扩张通过“财富—地位寻求动机”抑制居民消费支出。

最后，财富差距通过社会资本影响居民消费。贫富差距的扩张对社会资本的影响存在两种渠道，一是财富差距通过阶层固化影响社会资本，二是财富差距通过信任水平抑制社会资本。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财富差距扩张通过削弱家庭社会资本水平进而抑制居民消费。

实证结果及分析

本文选取的微观数据为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开发布的2017和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本文首先在中观层面利用地区层面加总数据，以地区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为被解释变量，财富差距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考察财富差距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而后，从微观层面解释财富差距扩张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

在实证之前，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收入基尼系数和财富基尼系数以及收入泰尔指数与财富泰尔指数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42和0.17。这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并不会因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造成偏误，同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收入和财富差距两种指标的相对独立性。

实证结果表明，财富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每上升0.1个单位，居民家庭消费支出将分别显著下降2.44%和1.06%。进一步使用优势分析方法研究发现，财富差距对居民消费的重要性高于收入差距。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稳健。进一步考虑到实证结果可能存在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从“南稻北麦”耕作方式所衍生出的“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文化观念出发，使用工具变量法克服内生性之后，财富差距的扩张将显著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至此，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得到证实，即财富差距的扩张将显著抑制居民消费支出。

进一步分析

1.机制分析

首先，为了检验第二个研究假说，本文按照居民家庭净财富排名将样本分为五组，将净财富排名处于后三个位次的居民家庭定义为中低财富群体并赋值为1，净财富排名处于前两个位次的家庭定义为富裕群体并赋值为0，通过引入居民家庭收入和财富位次交叉项的方式考察中低财富群体相较于富裕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是否显著更高。实证结果表明，是否中低财富群体这一虚拟变量和家庭收入的交叉项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中低财富群体的消费收入弹性系数显著较高。本文进一步按照家庭净财富将样本分为五组，并将净财富最高组作为参照组，从而估算各财富阶层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净财富最低五分之一组居民家庭所面临流动性约束的概率相较于净财富最高五分之一组分别高出33%和27%左右。至此，本文第二个研究假设得到证实。

其次，实证结果表明，参照组财富差距越高，个体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水平也越低，参照组财富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每提高0.1，家庭消费分别下降2.44%和0.67%，并且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本文提供另一种佐证财富差距扩张通过地位寻求影响居民消费的证据。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是提升社会地位乃至实现阶层跨越的重要手段，教育水平是被广泛认同的衡量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研究发现，财富差距显著促进了家庭教育支出的增加，对于贫穷阶层而言，由于教育的相对公平性，对子女的教育支出可能是改善家庭地位的有效途径，对于富裕阶层而言，维持自身经济地位的动机也使得家庭教育支出水平难以下降，进而佐证了财富—地位寻求动机的存在性。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得到证实。

最后，本文使用家庭礼金支出作为社会网络的代理变量，社会资本作为重要的非正规风险分担机制，当遭受收入波动或负向冲击时，家庭可通过社会网络获取资金支持，这对于缓解家庭暂时所面临的收支困难进而降低预防性储蓄实现平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研究发现，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衡量的财富差距均会显著抑制家庭的社会资本，地区财富基尼系数和泰尔指数每上升0.1个单位，家庭社会资本分别下降约11.6%和3%，即财富差距通过社会资本渠道抑制居民消费。本文第四个研究假设得到证实。

2.模拟分析

在前文加总数据实证分析的基础上，由于财富差距扩张对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有负面效应，即财富基尼系数每上升0.1个单位，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3.35个百分点，本文基于局部均衡视角模拟财富差距不变时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动情况，从而评估财富差距扩张对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解释力度。研究发现，中国居民实际平均消费倾向从2002年的0.78下降至2018年的0.70左右，而财富基尼系数从2002年的0.6上升至2018年的0.74左右，导致平均消费倾向下降了约4.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财富差距扩张能够解释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约58.6%。假定财富差距不变时的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仅从2002年的0.78缓慢下降至2018年的0.75左右，财富差距扩张解释了近20年来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滑的大部分变化。

3.财富差距、共同富裕与“双循环”发展格局

防止财富差距快速扩张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和举措，而促进居民消费、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福祉则是推进共同富裕的最终目的和要求，同时也是加快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为了进一步深化这一结论，本文从共同富裕的内涵框架出发，使用地区居民平均净财富、收入、收入差距以及财富差距作为主要变量，采用熵值法构建共同富裕指标。以熵值法构建的共同富裕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居民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表明，无论以基尼系数还是泰尔指数纳入不平等衡量方式构建共同富裕指标，共同富裕程度的提升均会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支出水平的提高，而降低财富差距无疑有助于提高共同富裕水平。综上所述，防止贫富差距扩张不仅有助于实现共同富裕，同时也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财富差距视角就如何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作用展开实证与经验研究，研究发现，财富不平等显著抑制居民消费性支出，财富差距对居民消费的负面效应高于收入差距，在克服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之后，财富差距对居民消费的负面影响效应也依然稳健，通过分析近20年来财富差距和平均消费倾向的变动趋势，财富差距能够解释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58.6%，财富差距对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主要通过消费收入敏感性、流动性约束、财富—地位寻求动机以及社会资本四个渠道抑制居民消费。

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财富差距扩张对居民消费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而以往基于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大多以收入分配为基础，均忽视了财富分配的重要地位。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政策建议如下：第一，财富差距同样会显著抑制居民消费支出，而这一抑制效应高于收入差距，因此，相关部门不仅要关注流量上的经济不平等即收入不平等，对于存量意义上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同样需要重视。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建立健全规范财富积累机制的相关框架和制度安排，为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提供制度保障。第二，合理利用再分配政策以减缓财富不平等的扩张。在初次分配中逐步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占比，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在二次分配过程中，进一步考虑论证针对存量财富的税收制度，通过鼓励富裕群体从事慈善捐赠等三次分配方式以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第三，倡导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通过倡导集体主义文化价值观，提高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提倡富裕群体帮扶弱势群体和回报社会，缓解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第四，刺激居民消费的相关政策应当向中低财富群体所倾斜，一方面，提高低财富群体的居民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针对中低财富群体给予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第五，采取多种措施降低中低阶层居民所面临的流动性约束，完善金融体系，为居民消费提供金融支持，以弥补信贷市场的不完善。第六，财富差距会显著抑制社会资本水平，这表明居民家庭较为依赖非正规风险分担机制是财富差距抑制居民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提高中国居民正规风险分担水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富差距对居民消费产生的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