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娜,欧阳峣

20世纪50年代末期至70年代末期,中国连续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三次重大突破,创造了发展中大国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东方奇迹,对世界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本文通过回顾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实现三次重大突破的历史事实,从经济学视角系统地分析中国生物技术创新取得突破的驱动因素,总结中国生物技术创新突破的经验教训,获取带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构建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的路径,这不仅可以为研究中国式创新提供典型事实和典型案例,为技术创新经济学理论提供新的内容和素材,而且可以为发展中大国的技术创新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和可供选择的模式。

一、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重大突破及其世界性贡献

从1958年开始到1978年的20年间,中国面临着西方国家和苏联的经济技术封锁,经历了抗美援越以及“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然而,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时期,中国科技工作者通过发奋努力和艰辛探索,在生物技术领域连续实现三次重大突破,创造了后发国家技术创新的“东方奇迹”。

第一次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技术突破。蛋白质合成是20世纪中叶生物技术的国际前沿,美国、德国和中国科学家同时把解决这个难题摆在面前。1958—1965年,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课题,并同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合作攻关,分别进行胰岛素A链和B链的合成及A链、B链的拆合,首先发现了混合物能够表现出天然胰岛素的活力,然后获得了跟天然胰岛素结晶一致的重合成胰岛素的结晶,从而实现了在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科学技术目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被写进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史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技术的成功,主要是围绕攻克国际前沿技术难题提出创新课题,并被列入国家科技计划组织集体攻关和大兵团协作,获得领先世界的重大科技成果,但是忽视了在生产领域的应用推广。

第二次是提取和研制青蒿素药物的技术突破。这项课题来源于中央直接部署的研发任务,包括仿造西药或制造衍生物、从中药中寻求抗疟药、制造驱蚊剂等。1967—1975年,由国家科委和总后勤部牵头,组织了疟疾防治药物研制的联合攻关。中国中医研究院药学家屠呦呦带领的研究小组集中研究青蒿,她经过动物试验及人体试验发现青蒿乙醚提取物的高效抗疟作用,并提出改“水渍”为“醇提”、改“高温乙醇提取”为“低温乙醚提取”的技术路径,在临床实验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制造出抗疟新药青蒿素,最后在国际上推广,为人类抗疟做出了巨大贡献。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青蒿素药物的研发,主要是中央提出技术研发计划,研究小组攻关取得突破,由中国政府和国际组织推广应用以及企业生产制造。

第三次是杂交水稻育种及其应用的技术突破。湖南农业专家袁隆平从国家遭受三年困难时期“饿殍的震撼”中深深地感受到粮食的重要性,立志解决粮食增产问题。1961—1976年,袁隆平通过反复试验和分析论证,发现水稻杂交组合优势,并提出以雄性不育系、雄性不育保持系、雄性不育恢复系“三系配套”的方法来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设想;然后,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的支持下开展联合攻关和栽培试验,摸索出“两系法”育种的杂交水稻制种和高产关键技术,在全国大面积推广中获得成功之后,组建了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公司化运作。该技术获得1981年国家技术发明特等奖,袁隆平在国际上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创新的特征,主要是从国民的粮食需求到专家的科学追求,从专家的独立探索到群体的协作攻关,从政府的组织应用到市场的运行推广。

中国科学家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和发明杂交水稻育种技术,这三大技术成为后发国家科学技术自主创新的成功范例,这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和世界意义。

首先,三大技术突破均属于原始性技术创新的范畴,从而成为世界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史上三颗璀璨的明珠。我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世界上首次人工合成具有生物活性的结晶蛋白质,它成为人工改造生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且从实践上证明蛋白质的高级结构决定于它的一级结构,为人工合成更多的蛋白质开辟了无限的前景。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化学组主席蒂斯利尤斯评价说：“人们可以从书本中学到制造原子弹,但是人们不能从书本中学到制造胰岛素。”[1]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技术,在科学史上首次发现了青蒿治疗疟疾的原理,青蒿素提取的整套新技术,创造了一种速效和低毒的抗疟新药,青蒿素被誉为“世界上唯一有效的疟疾治疗药物”,为人类驱除疟疾提供了科学手段,屠呦呦因此摘取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桂冠。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发明,首次解释了水稻雄性不育性的原理,在生物技术史上创造了“两系法”杂交水稻和“三系法”杂交水稻的育种技术,并通过“两系法”“三系法”与形态改良相结合的技术路线,创造出新的“超级杂交水稻”,通过长期探索和应用推广,使中国杂交水稻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斯瓦米纳森称袁隆平为“杂交水稻之父”,认为他的成就给世界带来了福音。

其次,三大技术突破为人类幸福生活做出了巨大贡献,从而在世界现代生物技术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不仅为人类研制蛋白质开拓了道路,而且由于它具有促进人体对葡萄糖的摄取以及抑制糖原分解的机制而形成降低血糖的功效,以此为基础的药物研制,可以为人类提供治疗高血糖症的有效药物。青蒿素的发现和使用,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治疗疟疾的首选药物;青蒿素在获得自主知识产权新药证书后,促进了一系列衍生药物的开发,为人类健康做出了杰出贡献。杂交水稻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推动了粮食产量的大幅度增加,这不仅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而且杂交水稻技术已经成功地推广到亚洲、非洲、美洲和南美洲的数十个国家,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不仅能依靠自己解决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粮食短缺问题”[2]216,为保障世界粮食安全和消除贫困做出了巨大贡献,袁隆平因此荣获了“世界粮食奖”。

二、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重大突破的经济因素分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那些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国家试图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涌动着加快发展的强烈愿望。中国是典型的发展中大国,主要特征就是人口数量、国土面积和消费需求、市场潜力大,但劳动生产率和人均国民收入低[3]。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最基本的需求和目标是解决人民的生存和健康问题以及所需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通过自主创新的路径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三次重大突破,这必然同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将遵循“需求-市场-社会”的分析框架,从经济学视角探讨发展中大国的特殊国情对生物技术重大突破的影响。

(一)国民生存和健康的需求以及国家发展的需求,构成中国生物技术突破的内在驱动力量

根据现代经济学原理,经济增长是由需求拉动的,需求决定着社会生产的方向和规模;特别是消费需求属于最终需求,它对国民经济增长具有持久的动力作用。消费是国民经济循环“生产-分配-流通-消费”整体路线的起点和终点,它通过促进生产的扩大使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同时,消费需求的变化具有阶段性规律,钱纳里和赛尔奎因(1986)的研究发现：国内需求中食品的份额与国民收入水平成反比例关系,样本国家的食品消费份额从国民收入为基准水平1(140美元)时的29%,下降到基准收入水平为2(560美元)时的19%,以及基准收入水平为5(2 100美元)时的13%[4]。所有的例证都表明,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食品需求的份额显著下降。从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来看,粮食不足仍然是国家面临的困境,1960年中国人口为6.620 7亿人,粮食总产量为14 350万吨,人均粮食产量217千克;为解决粮食需求的缺口,1961从国外进口粮食580多万吨,“直接抢救了人民群众的生命”,“避免了京、津、沪、辽和重灾区粮食脱销的危险”[5]。这种紧迫的粮食需求,逐渐变成中国农业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正如袁隆平所说的,1960年前后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全国粮食大规模减产,几乎人人吃不饱的局面,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非常自责。本来我就有改造农村的志向,这时就更下了决心,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让老百姓挨饿!”[2]40-91

同时,健康是国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国民幸福感的重要体现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缺医少药也是建国初期面临的困难。如疟疾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常见病,据卫生部门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国有疟疾流行的县市达1 829个,约占全国县市数量的70%～80%[6]。其中云南、贵州、广东、江西、湖南、四川、河南等省,1955年疟疾发病人数占19种传染病患者总数的60%左右。当时中国的人口众多,卫生条件差,传染压力特别大,这种紧迫的健康需求,逐渐成为追求有效治疗疟疾药物的驱动力量。张昌绍等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探索用常山的粗提物治疗疟疾病人;为帮助越南解决疟疾防治问题,1967年中央领导人下达了紧急研制疟疾防治药物的“523任务”,周恩来要求把防治药物除保证援越外,在国内一些重点疫区使用;把疟疾防治工作列入国家重点研究计划[7]。正如屠呦呦所说的：“我一直感到欣慰的是在传统中医药启发下发现的青蒿素已拯救了全球数以万计疟疾病人的生命。”[8]

(二)国内和国外的市场规模以及推广应用的前景,构成中国生物技术突破的重要支撑条件

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范围”假说,“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要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9]。中国是典型的大国,具有人口众多和幅员辽阔的特征,能够形成广阔的市场范围和庞大的市场规模,进而支撑产业的分工和专业化,有利于产业的成长壮大。拥有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中国,由于对粮食和健康的巨大需求,驱动了生物技术的突破,取得了杂交水稻育种技术和青蒿素药物研制技术的研发成功;同时,还是这种规模庞大的粮食市场和药物市场,支撑了杂交水稻和青蒿素药物技术的推广应用,并在国内形成成熟技术和产品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国外推广和应用,开拓了更大规模的市场。人口众多的国家粮食消费市场很大,而处在贫困型消费阶段的20世纪60-70年代的中国,粮食消费市场就更大;水稻谷物是中国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作物,也是北方地区的重要粮食来源,在全国的销售市场特别大。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成功之后,正是依托这种庞大的市场走向全国,然后再走向世界的。第一代“三系杂交”水稻于1975年在湖南、广西、江西、广东等地种植373.3公顷,1976年在全国推广种植13.87万公顷,比常规品种增产20%～30%[2]110-112。第二代“两系杂交”水稻从1991年的0.43万公顷发展到1998年的43.3万公顷,再发展到2008年的300万公顷左右。第三代“超级杂交”水稻,从1997年到2015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4 638.46万公顷[10]。杂交水稻被大面积推广应用并被称为“东方魔稻”,从1980年开始向美国推广,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印度和越南推广,目前杂交水稻已经在全球四十多个国家成功试验示范,在亚洲、美洲和非洲的十多个国家实现了商业化生产应用;据专家预测,2025年国外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将达到5 000万公顷[11]。

青蒿素药物研制技术的应用和推广,同样也体现了市场规模的特征和作用。1978年青蒿素鉴定会召开时,参加研究的单位已经进行了6 555例的临床验证,较多的病例为青蒿素技术研究提供了支持。青蒿素药物技术不仅在全国推广使用,而且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给疟疾流行的所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600多万人的生命。而且,青蒿素不仅可以治疗疟疾,还是抗肥胖、抗衰老以及抗炎、抗癌和抗菌的潜在和辅助药物,因而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据统计,2012年国内青蒿素产量为200～220吨左右,其中诺华公司的消耗量约50吨,印度两家公司分别消耗40吨和30吨,这些公司取得WTO的订单后,再向中国采购蒿甲醚或青蒿琥酯等青蒿素下游原料产品,经加工成复方制剂后供应到全球市场,每年全世界的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的销售额达15亿美元[12]。

(三)国家追求技术赶超的强烈愿望以及科学发展要求,构成中国生物技术突破的特殊影响因素

恩格斯曾经说过：“社会上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13]20世纪中国生物技术的三大突破,既受国家技术赶超的战略需求的影响,也受中国科学家认识世界和探索真理的学术追求的影响。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突破,就是在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战略需求与袁隆平追求农业科学技术的志向的高度契合下实现的;青蒿素药物研制技术的突破,也是在国家保障人民健康的战略需求与屠呦呦追求医学科学技术的志向的高度契合下实现的。

结晶牛胰岛素的人工合成技术的突破,并没有直接的国民消费需求和国内市场的驱动,主要体现了国家追求技术赶超的强烈愿望以及生化科学发展的驱动。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国家和人民满怀赶超发达国家的强烈愿望,从而提出了实现经济起飞和技术赶超的宏伟目标。1956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提出,全党应该“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14]。随后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确定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全国迅速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的专家提出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课题。胰岛素是典型的球状蛋白质,它是构成生命体的基本物质。英国化学家弗雷德里克·桑格(Frederick Sanger)在1955年完成了胰岛素的全部测序工作,首次确定了天然蛋白质分子的结构。然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则是生物化学领域的世界性难题,当时的美国科学家卡佐亚尼斯(P.G.Katsoyannis)和德国科学家查恩(H.Zahn)正试图攻克这个难题。特别是“在遥远的东亚,对多肽合成和胰岛素本身知之甚少,但正处于“大跃进”的热潮之中的中国科学家也已经等不及了,在维格纳奥德等富有经验的生化学家尚不敢提合成蛋白质的时候,他们率先把这个难题摆到了自己面前”[15]。通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中国科学家认为这证明了“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生化方面在短短几年中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国际水平。这将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政治威信和科学威望”[16]20。

三、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创新路径和举国体制框架

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那种物质条件匮乏和科学技术落后的社会环境里,中国连续实现了生物技术领域的三次重大突破,通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药物研制和杂交水稻育种技术的成功,极大地增强了赶超发达国家科学技术的信心,也积累了在举国体制下组织科技攻关的经验。为此,有必要总结计划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的基本框架,并且通过从创新动因、组织方式、技术突破和应用推广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概括中国生物技术自主创新的经验和教训,在此基础上提出构建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型路径。

(一)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三次重大突破的路径比较

我们从三个方面来进行具体的比较分析：第一,从创新动因看,三次重大突破总体上都是为了解决国家重大需求和推动学术发展,但三次重大突破各有其特殊的动因,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直接动因是“大跃进”时期为实现技术超越的政治因素,青蒿素药物研制的直接动因是援助越南战争的军事因素,杂交水稻育种的直接动因是解决粮食产量问题的经济因素。第二,从组织方式看,三次重大突破的路径有所不同：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杂交水稻育种是由专家提出课题,被政府部门认可后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青蒿素药物研制则是由中央提出指令性任务,下派为专家组的研究课题。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青蒿素药物研制是由政府组织全国性的大兵团作战和单位专家组攻关,政府的组织协调作用占主导地位;杂交水稻育种则是专家在探索过程中自然地形成研究团队,政府的组织协调起辅助作用。第三,从应用推广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由于放弃推广应用,对人民生活和产业发展没有起到推动作用;青蒿素药物研制在国内和国际范围推广应用以及企业生产制造,对人民健康和医药产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忽视了知识产权保护,后来被印度的企业大量仿制,造成了经济损失和声誉损失;杂交水稻育种不仅在国内和国际范围内推广应用,而且到后来实行公司化运作,对解决全球粮食问题和推动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正如科学史家李佩珊所说的：“胰岛素合成的意义就是在于证明合成蛋白质并不是不可逾越的。这个方法不是商业上生产胰岛素的方法。它并不能从化学上解决合成问题,也不能从理论上证明生命的起源。”[16]113

表1 中国生物技术三次重大突破的路径比较

(二)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三次重大突破的体制框架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青蒿素药物研制和杂交水稻育种技术是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开展技术创新的三种典型模式,其中蕴含着中国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的主要元素。总结和概括三种模式的共性,可以发现三个基本要点：国家统筹调动资源的资源配置机制、全国范围专家协作攻关的科研组织机制、专家长期探索提出技术路线的科学发现机制,它们构成了新中国攻克科学技术重大难题的举国体制的基本框架。

1.由国家统筹配置相关资源,协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利用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调动各种资源方面具有统筹能力和更高的效率,在新中国生物技术三次重大突破的过程中,就是在科学探索的不同阶段采取了由国家统筹配置人力、物力的方式,保障了技术攻关所需的物资和人力资源。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被列入《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成立了由副总理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的课题组,统筹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各个研究所上报试剂、药品,将人力、物力均交由“601”指挥部办公室统一调度;青蒿素药物研制属于中央下达的“523”计划,由解放军总后勤部统筹协调,从全国范围调集各种资源以及开展中药样品和药效筛选;杂交水稻育种在引起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湖南省政府的重视之后,由政府部门下达科研经费,调配专家参与攻关,从人力和物力上给予有力的保障,并支持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推广。

2.在全国范围开展协作攻关,形成专业化分工的机制和效应

一些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技术攻关,往往是涉及面很广的系统工程。它的研发和推广需要许多地区、部门和单位的配合,通过组织较大范围的协作攻关,可以更好地发挥不同的团队和专家的专业优势,构建专业化分工的机制和优势互补的效应。人工合成牛胰岛素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正式参与单位有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等8家单位,后来分成A链小组和B链小组进行攻关,最后由一个专家组负责将人工合成的A链和B链总装配结合以及进行合成物的抽提和鉴定;青蒿素抗疟疾药品研制属于组织性很强的科研方式,参与单位近五十家,根据专业特点将协作组分为药物合成与筛选协作组、中医中药协作组、驱蚊剂协作组和现场防治协作组,通过分工协作进行攻关;杂交水稻育种起初成立了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科研小组,后来发展成有7家单位参与的“湖南省水稻不育研究协作组”,最后发展为由19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科学院和高等院校参加的全国性协作,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为中心开展“三系”培育和配套的协作攻关。

3.依靠专家长期的科学探索,提出正确的技术路线取得突破

科学活动是认识和探究事物本质和演化规律的过程,它是科学家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和试验的复杂过程,所以需要依靠专家长期探索的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并且提出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路线而取得突破。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是以北京协和医学院吴宪的蛋白质定性研究为前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开始着手基本技术的建立和若干种动物蛋白质的抽取、净化、分析及性质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成胰岛素的研究课题,并且选择了通过胰岛素A链和B链的合成及拆分,从而发现混合物具有天然胰岛素活力的技术路线。青蒿素药物研制是以传统中医对抗疟疾的研究为基础的,屠呦呦在长期的调查中收集了四千多个中草药方,通过筛选后到实验室进行提取和实验,并且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青蒿素乙醚提出物的高效抗疟作用,进而提出改“水渍”为“醇提”,改“高温乙醇提取”为“低温乙醚提取”的创新思路和技术路线,最终取得突破。杂交水稻育种是袁隆平在长期研究和试验的基础上发现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他提出了通过培育水稻雄性不育系、保持系和恢复系的三系配套法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创新思路,并在三系配套和制种成功的基础上创造了两系配套法而取得新的突破。

(三)新时代构建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的转型思路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同时,要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举国体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高创新链整体效能”[17]。这就不仅提出了科技创新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而且提出了健全新型的举国体制的重要任务。我们通过回顾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的三次重大突破,可以看到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和作用,同时也可以发现计划经济条件下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的某些弊端,如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过程中的资源浪费以及忽视应用推广的问题,并在总结和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改进和转型的思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该遵循“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的原则,致力于优化提出课题、组织攻关和应用推广的机制。具体地说,总结生物技术三次重大突破的经验教训,构建技术创新的新型举国体制需要实现以下转变。

一是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致力于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20世纪中叶中国生物技术的三次重大突破,主要是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实现的,但是杂交水稻育种和青蒿素药物研制的后续研究及应用推广延续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比较而言,由于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和青蒿素药物研制上升到了国家政治任务的层面,因而资源配置上的计划性更为突出。特别是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技术攻关,充分展现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不计成本的特点和资源浪费的弊端。大兵团作战动员了近千人参加,大规模地耗费昂贵的试剂,造成人力物力上的巨大损失,后来吸取教训将人数降到100人以内。正如邹承鲁所说：“虽然胰岛素的全合成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集中那么大的力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究竟是否值得?如果把这样大的力量用在其他方面,对我国生物化学的全面发展是否更有益?”[16]117为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应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和决定性作用,即使是由政府主导的为国家重大需求的技术攻关,能够让市场配置资源的事情要尽量采用市场手段配置,政府主要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发挥作用,使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达到最佳的契合,从而节约资源和提高效率,真正实现“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

二是实现从临时协作攻关到长期技术联盟的转变,致力于构建产学研结合机制。从协作攻关的时间跨度上看,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属于短期的,青蒿素药物研制属于中期的,杂交水稻育种属于长期的和适时的。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体现了大兵团作战的特点,从北京大学的大兵团、复旦大学的大兵团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组成的大兵团,用人海战术无序地折腾了一年之后,转为由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协作攻关;青蒿素药物研制是有组织的分工协作方式,在国家疟疾防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开展了四年的协作攻关;杂交水稻育种从课题小组协作发展到全省范围和全国范围的协作攻关,主要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适时的分工协作。比较而言,青蒿素药物研制和杂交水稻育种既体现了政府的协调作用,又发挥了科学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应该担负起技术研发的主体责任,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竞争力,并建立长期的技术联盟;政府应该选择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和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锚定通用性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从而带动重点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在组织协同攻关的过程中应该遵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并进行长期性和紧密型的分工协作,特别是致力于推进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企业科研力量的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将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为技术联盟,从而提升国家技术创新的整体效能。

三是实现从重视轰动效应到重视经济效益的转变,致力于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工合成牛胰岛素,主要将目标定位为形成技术赶超的轰动效应,却忽视了后续的应用研究和推广,没有创造任何经济效益;所以相关领域的专家认为胰岛素研究工作有一些缺陷,“它既没有提出理论上的重大革新,又没有带来工具、方法的革命性进展,既没有引发一系列的后继研究(譬如掀起合成蛋白质的热潮),又没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16]126。我们用化学方法合成胰岛素的工序极为繁杂,而且价格昂贵,在当时并不具有实用性。青蒿素药物研制则有所不同,它不仅具有挽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生命、解决人民健康需求的社会效益,还促进了企业和产业发展,通过中国中医科学研究院的附属制药厂和后来的吉首制药厂,形成了青蒿素提取技术和新药制造的生产线[18],唯一的遗憾是忽视了青蒿素的知识产权保护而被国外企业仿冒生产。杂交水稻育种应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技术创新模式,不仅为解决中国和全球粮食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极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发展,而且创造了一种先由政府组织推广形成示范效应、再由市场推动和实行公司化运营的模式。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认真总结传统举国体制的经验和教训,重点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开展技术攻关,在当前特别要围绕芯片攻关技术以及汽车产业、航天产业等的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以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创新;需要更好地运用市场化机制和企业化机制,通过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真正推动重点产业技术进步和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