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江兰 郑越花 陈雅瑜 黄建梅 李翠娥

近年来，各地急危重症患儿发生率逐年增长，但在各地区院内儿科病房的规模和设备 、技术水平等有限，因此许多急危重症患儿需通过院际转运系统送往具有医疗规模和医疗技术的医院内进行救治。院际转运是院内医疗资源合理调配的重要措施之一，在急诊医疗体系的不断完善之下，对急危重症患儿的院际安全转运效能也逐渐增高[1]。但是对于急危重症患儿的院际转运中依旧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在针对重症患儿的院际转运相关研究中，对于患儿的转运常出现供氧停止、输液管堵塞、留置针脱落等风险事件，影响患儿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性[2]。在患儿院际转运过程中，通常需医疗人员和护理人员共同陪护，对转运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风险状况进行分析与评估[3]，从而降低风险事件的发生率，提升患儿在转归中的治疗率。针对急危重症患儿进行院际转运，在转运前与转运过程中维持患儿的病情，从而有效保证患儿的安全转运，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4]。然而，安全隐患和相关影响因素的不明确依然会对急危重症患儿的院际安全转运造成严重影响，使救治难度增大。基于此，在本文中对2021 年2 月—2022 年12 月于泉州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儿科重症监护病房（pediatric intensive care unit，PICU）进行院际转运的急危重症患儿486 例进行安全转运讨论，探讨转运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及其影响因素，为促进急危重症患儿的院际安全转运提供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于泉州市儿童医院2021 年2 月—2022 年12 月重症医学科PICU 进行院际转运收治的急危重症患儿486 例，其中2021 年2—12 月（2021 年组）164 例患儿由常规院际安全转运进入泉州市儿童医院，2022 年1—12 月（2022 年组）322 例患者在2021 年组基础上针对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加强院际转运安全防范措施，由其他医院转入泉州市儿童医院。本研究所有急危重症患儿中包括严重外部创伤、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疾病、意外伤害以及抽搐等急危重症疾病。其中2021 年组164例患儿中，男79 例，女85 例，年龄28 d ～14 岁；2022 年组322 例患儿中，男147 例，女175 例，年龄30 d ～13 岁。进行急危重症院际转运的患儿均经临床医师诊断为需进行院外急救或转运等措施。两组患儿基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文中体现了危重症患者院际转运专家共识[5]执行标准。

1.2 方法

1.2.1 2021 年组

采用常规院际转运方式。在患儿的院际转运中通常包括转运前评估、转运前准备、转运中救护以及转运后交接等过程[6]。（1）在转运前评估中，泉州市儿童医院重症医学科内医师应当对患儿的病情进行了解以及初步评估，例如对于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应当了解患儿的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的变化，并向转运前医院医生核实患儿情况，询问既往医疗史[7]，并做出转运途中病情处理预案，以应对风险事件[8]。（2）在转运前准备中，转运前医院的医疗人员和护理人员应共同按照病情处理预案准备好基本设备和医疗物品，其中包括生命体征监护设备、呼吸机、输液泵、急救包、必须药品等，并联系转入医院，维持住患儿的生命体征，准备患儿的影像学诊断资料和其他医疗诊断资料，建立好静脉通路等[9]。（3）在转运中救护中，护理人员应当持续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体征变化，联合医疗人员共同稳定患儿病情[10]，并进行一定的对症处理与应急处理。同时，护理人员应当检查患儿的输液管情况，呼吸道、静脉通路等基础情况[11]。需注意对患儿输液部位以及呼吸状况等核查，15 min 观察一次输液部位，检查输液是否有中断情况等[12]。转运过程中需严格按照护理策略来实施临床路径相关措施，对患儿进行病情监测与护理。（4）在转运后交接中，需保证转送人员和监护室人员的交接情况平稳顺畅。在到达交接泉州市儿童医院的前30 min 内，医院的监护室人员应尽快准备患儿的医疗救治用品，以便进行及时的交接处理[13]。患儿入住后，需向交接医院的主管医师和责任护士等进行患儿的病情交流，将患儿的病史、治疗以及在转运过程中所遭遇的情况进行详细描述，移交文字资料[14]，保证有效交接，为后续的治疗工作提供保障。

1.2.2 2022 年组

在2021 年组基础上针对不良事件的发生加强院际转运的安全防范措施。由于在2021 年急危重症患儿在院际转运过程中易遭遇各种不良事件，因此在2022 年的院际转运中加强安全防范措施。在转运前评估中，转运医院应配置相应的医疗设备和药品、物品清单，要求车辆、通讯人员、药品和设备等随时处于应急备用状态，在转运前进行清点以及定时检查[15]。同时，转运前其他医院向本院进行转运确认，优化院际转运流程，转运前医院应对患儿情况进行评估，并准备相关物品和药品，并进行进一步的评估，其中包括生命体征、静脉通道和呼吸道等情况的评估，确认是否进行转运，并与患儿家属沟通病情以及转运过程中的风险事件等，在得到转运同意后进行转运[16]。转运前需检查各设备、药品等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同时固定患儿，必要情况下进行镇静处理。在转运途中，转运医院联系泉州市儿童医院的相关科室准备医疗物品与患儿家属沟通病情以及转运过程中的风险事件等，在得到转运同意后进行转运[16]。转运前需检查各设备、药品等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同时固定患儿，必要情况下进行镇静处理。在转运途中联系接收医院的相关科室准备医疗物品，并密切关注患儿的生命指标，根据病情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急救处理，若出现重大病情变化，则现场寻求就近医院进行抢救。最后再进行转运后交接处理，完善患儿的病情信息，并整理救护车相关设备与物品。

1.3 观察指标

（1）统计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患儿中的转运病种分布状况。

（2）统计两组患儿在转运过程中的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主要包括出现供氧停止、输液管堵塞、留置针脱落、管路松脱、仪器障碍等，并计算与比较不良事件发生率。

（3）统计两组患儿的原地抢救情况，计算与比较原地抢救发生率。

（4）对患儿的转运后入院治疗与转归情况进行统计。其中转归情况通过随访调查的方式了解患儿在转运入院治疗后1 个月内的存活情况与治疗治愈情况，计算为手术治疗率、存活住院率与治愈率。存活住院率为患儿在1 个月内病情未完全治愈，但病情安稳，处于稳定病情持续治疗阶段；治愈率为在转运入院后1 个月内病情已经完全治愈或基本治愈情况，未在院内继续进行治疗。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 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数资料用n（%）表示，行χ2检验。P＜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患儿转运病种比较

进行院际转运的急危重症患儿病种主要包括严重外部创伤、呼吸系统疾病、抽搐、心血管疾病和意外伤害等，两组患儿的转运病种分布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患儿转运病种比较[例（%）]

2.2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转运中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

2021 年中患儿转运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为50.00%，2022 年为7.7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以医护人员呕吐不适、气体准备不足和监护仪障碍发生率于2022 年中未发生，而2021 年中发生率较高，见表2。

2.3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原地抢救次数比较

2021 年组中患儿原地抢救发生率为13.41%（22/164），而2022 年组为3.42%（11/322），可见采用安全防范措施后，2022 年急危重症患者的原地抢救发生率显著降低（χ2＝7.229，P＜0.05）。

2.4 转运后入院治疗及转归情况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患儿的转运成功率均为100%，且在到院死亡中发生率均较低，为1.22%与0.31%，手术治疗率和存活住院率、治愈率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从整体上可见急危重症患儿的院际转运安全性较好，见表3。其中存活住院率为患儿在1 个月内病情未完全治愈，但病情安稳，处于稳定病情持续治疗阶段，治愈率为在转运入院后1 个月内病情已经完全治愈或基本治愈情况，未在院内继续进行治疗。

表3 2021 年组与2022 年组患儿转运后入院治疗及转归情况比较[例（%）]

3 讨论

针对急危重症患儿进行院际转运治疗通常为下级医院转至上级医院或从治疗条件不足医院转至治疗条件充足的医院，在院际转运过程中，患儿可能因自身的病情变化偶发不良反应，从而加剧病情恶化甚至死亡，因此在患儿的院际转运过程中需进行转运前评估、转运前准备等措施，以确保患儿院际转运的安全性。需进行院际转运的患儿通常为心血管疾病或严重创伤、呼吸系统疾病等，急危重症患儿在院际转运过程中常存在多种安全隐患[17]。本研究可见，在不良事件的发生中，主要包括供氧停止、输液管堵塞、留置针脱落、管路松脱、仪器故障、药物准备不足等，2021 年组中发生率为50.00%，而2022 年组为7.76%。有作者对儿科急危重症患者的转运风险研究中，通过统计发生供氧停止、留置针脱落等风险事件的发生率中，以常规转运风险发生率为22.5%，而加强风险管理后其发生率为5%，两组患者病例数均为40，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本研究结果近似[17]。

根据其他医院转运至泉州市儿童医院的各种不良事件中可见，急危重症患儿院际转移的安全隐患主要在于设备问题、病情变化和物品意外等，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外部因素、综合素质和患者因素、仪器设备四大方面[18]。其中外部因素主要为交通情况和天气影响等，综合素质主要为对患儿进行转运前评估以及转运前准备等过程中所发生的插管不顺利以及静脉穿刺不顺利等，易使转运过程中发生输液管堵塞或留置针脱落等问题。而患者因素主要为患儿在转运过程中的病情变化。从原地抢救的发生率可见，2021 年为13.41%，而2022 年为3.42%，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与对危重症患儿转运的抢救发生率13.79%与3.45%结果类似。且在转运后入院治疗和转归中，出现死亡结果的发生率在本研究仅为1.22%与0.31%（P＞0.05），与相关危重症患儿转运后的死亡率研究结果近似[18]。由此可见，在患者因素中，患儿的重大病情变化对转运途中原地抢救的发生与转运后患儿死亡的发生存在较大影响。由于患儿处于生理状况极其不稳定的高风险期，转运途中的震动以及转运时间过长等问题均会影响患儿的生理状况，造成潜在影响。另外，静脉置管脱落或输液管堵塞需进行重新穿刺等情况均会影响急危重症患儿的生理状况，尤其需使用血管活性药物的患儿，严重的输液外渗可使患儿静脉炎并发症的发生率显著提高[19]。另一方面，仪器设备的故障等会影响护理人员对患儿生命体征的监护，例如供氧中断或仪器故障、监护仪故障等，在进行长途转运时也能够影响转运过程的安全性，对患儿的生命状况造成严重影响。在患儿院际转运过程中，应当加强风险防范以及对患儿的转运评估，降低转运中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因而在本研究中对2022 年组患儿转运加强安全防范措施，使不良事件发生率显著降低，原地抢救与到院死亡状况也显著减少。

综上所述，针对急危重症患儿在院际安全转运过程中存在多种安全隐患，主要为外部因素、综合素质以及患儿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因素交互作用所致。因此，在院际转运过程中应当加强对全过程的严密监管以及风险防范等，降低不良事件的发生率，提高转运安全性，更有效的保障患儿生命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