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明，郝 娟，伊斯拉木江•吐尔逊，陈家骅

（1.新疆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63；2.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医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0）

当前全球发病率、致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即肺癌，且近年来其发病率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约有80%的肺癌为非小细胞肺癌。目前，多学科联合治疗已取得长足进展，但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5 年生存率仅为15% 左右。肺癌发生的主要原因为细胞凋亡[1]，但非小细胞肺癌的整体发病机制较为复杂，涉及多种基因、蛋白。研究表明，BAG.1 作为一种多功能的蛋白，能够与多种基因及蛋白进行相互作用，调节细胞增殖。在正常组织中，BAG.1 蛋白一般不表达或呈弱表达，同时其表达情况在不同种类恶性肿瘤中也不尽相同。在一些恶性肿瘤中，BAG.1 蛋白阳性表达的意义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尚未完全明确。当前，关于BAG.1蛋白在恶性肿瘤中阳性表达的意义已成为临床研究的热点。本文就BAG.1 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进行探讨分析，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16 年1 月至2018 年1 月我院胸外科收治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共计100 例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符合非小细胞肺癌的诊断标准；接受外科手术及术后病理学检查；自愿参与本研究。在这些患者中，有男性60 例，女性40 例，年龄范围30 ～78 岁，平均年龄（56.20±1.24）岁；病理类型：腺癌50 例（其中TNM 分期为Ⅰ期、Ⅱ期、Ⅲ期的患者分别有23 例、16 例、11 例），鳞状细胞癌50 例（其中TNM 分期为Ⅰ期、Ⅱ期、Ⅲ期的患者分别有12 例、11 例、27 例）。

1.2 方法

术后采用免疫组化二步法对组织切片进行检测，观察检测结果，并对BAG.1 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表达及与患者预后的关系进行分析。免疫组化试剂：免疫抗人BAG.1 多克隆抗体（SC.939 工作浓度）、即用型PV 二步法免疫组化试剂盒、柠檬酸抗原修复液。免疫组化染色方法：采用免疫组化二步法，对染色体进行处理，在处理过程中，将已知的BAG.1 蛋白为阳性对照，以PBS 代谢一抗为阴性对照，检测过程中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操作。术后通过电话随访、门诊随访等方式了解患者术后肿瘤复发、转移等情况，并明确其总生存期、中位生存期等。本研究的中位随访时间为60 个月左右，门诊随访时需对患者进行胸部CT 检查，完善随访资料。

1.3 观察指标

（1）观察10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BAG.1 蛋白的表达情况。（2）分析BAG.1 蛋白与非小细胞肺癌中患者预后的关系。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 表示，用χ² 检验，计量资料以均数± 标准差（±s）表示，用t 检验，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BAG.1 蛋白的表达情况

对BAG.1 蛋白在100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中的表达情况进行分析，发现其中BAG.1 蛋白（+）患者有63 例，占63.00%，BAG.1 蛋白（.）患者有37 例，占37.00%。对BAG.1 蛋白的表达、组织学分级等情况进行分析表明，组织学分级越高者BAG.1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越低（P ＜0.05），而BAG.1 蛋白的阳性表达率与患者的性别、年龄、病理类型及TNM 分期等无明显相关性（P ＞0.05）。详见表1。进一步分析表明，BAG.1 蛋白在胞浆中阳性率越高，患者的死亡率越低，生存时间越长。

表1 BAG.1 蛋白阳性及阴性患者一般情况及肿瘤病理特征的对比分析[例（%）]

2.2 BAG.1 蛋白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关系的分析

通过对相关因素与非小细胞肺癌中患者预后的关系进行分析表明，BAG.1 蛋白、TNM 分期及组织学分级均是影响患者预后的独立因素，P=0.023、0.015、0.023。详见表2。

表2 BAG.1 蛋白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关系的分析

3 讨论

肺癌是一种常见的恶性肿瘤，其发病率和致死均较高。研究表明，肺癌的发生、发展具有遗传学基础，是癌基因激活、抑癌基因失活及微卫星不稳定性等多因素、多步骤参与的过程。近年来，随着细胞凋亡(apoptosis) 概念的确立，人们对肿瘤发生发展有了新认识，认为细胞凋亡的缺陷或受阻是肿瘤发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其中找到对肿瘤发生发展过程中有帮助的特异性高、敏感性高的基因，有助于肿瘤的早期诊断、判断预后及个体化治疗。

相关研究表明，80% 的肺癌为非小细胞肺癌[1]。针对非小细胞肺癌，临床最常用的治疗方法是手术切除病灶，对改善患者的预后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则不能采取手术治疗，只能进行化疗、放疗及免疫治疗等保守治疗[2]。研究表明，miRNA与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生、转移及患者预后等具有密切的关系。let.7 家族是最早发现的miRNA 之一，在很多肿瘤细胞中影响基因的表达。Let.7 的表达能够影响肺癌的分型，其低表达提示患者预后相对较差。RAS 家族、HMGA2 均受到Let.7 的调控[3]，因此可认为Let.7 通过直接调控RAS、HMGA2 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患者预后。调查显示，miRNA 在有效抑制肿瘤因子表达的同时，能够对相应的癌基因产生负调控作用，当miRNA 表达降低时，能够起到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作用。在肿瘤的早期阶段，通过检测血清肿瘤标志物进行诊断的敏感度、特异性不高。系列研究表明，miRNA 稳定存在于血液中，同时在不同人群中的表达存在一定的差异。肺癌患者体内的miRNA 存在缺失情况，研究表明肺癌患者体内的miRNA 表达谱与人体的血细胞表达谱具有一定的差别。正常人体的血细胞、血清表达谱作用相似，在血清学检测中能够有效实现肿瘤标志物的检测。研究发现，对肺癌患者进行唾液细胞学检查的敏感度、特异性分别为47.82%、100.00%，而miR.21 对于诊断肺癌敏感性较高[4]。部分学者在对癌症靶向基因的研究中发现miRNA 与肺癌耐药性明显相关[5]。但在肿瘤的治疗中引入miRNA 尚有一定困难，如何做好调控、确保安全有效还需继续进行研究[6]。

BAG.1 是一种抗凋亡基因，其表达的蛋白是一种已经被确认的多功能结合蛋白，与bc.2 形成复合物，发挥抗细胞凋亡的作用。BAG.1 也有助于抵抗热休克、生长因子缺失、凋亡、缺氧、细胞毒性药物、放射线、内质网小体等多重应激，还可影响肿瘤对化疗的反应。BAG.1 可作用于热休克蛋白、丝氨酸/ 苏氨酸蛋白激酶（Raf.1）、肝素结合表皮生长因子样生长因子、肝细胞生长因子受体（HGF）、血小板生长因子受体（PDGF）、蛋白酶体、Hsc70 C 端反应蛋白（CHIP）和一些核激素受体，调节细胞凋亡、分化、增殖、转录、转移和活力，从而影响肿瘤的发生发展。目前，多个临床研究发现BAG.1 基因在肺癌、乳腺癌、食管癌、前列腺癌、肺癌等治疗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BAG.1 基因根据翻译起始位点的不同主要编码4 种不同的异构蛋白。BAG.1 是抗凋亡基因，理论上BAG.1 蛋白高表达的患者其生存期及预后较差，而一些研究结论恰恰相反，这似乎存在矛盾[7]。至少在非小细胞肺癌的研究中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有研究团队在一项75 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的回顾性分析中表明，那些凋亡指数增加的患者死亡风险增加1.9倍。这种表面上凋亡活动和生存之间相矛盾的关系在BCL.2 的抗凋亡活动中同样存在[8]。而不清楚的是抗凋亡活动是如何改善患者生存的，这需要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发现。BAG.1 调节途径在肿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般与肿瘤形成、化疗耐药具有相关性，并为多种肿瘤的预后评估、治疗靶点选择提供了可能。BAG.1 蛋白在肺癌中的表达与患者预后的关系存在一定争议[9]。同时，根据我国前期的研究发现，BAG.1 蛋白与Stathmin 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均有高表达，提示BAG.1 蛋白与Stathmin 基因在非小细胞肺癌的进展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作用。此外，Stathmin 基因还与肿瘤的远端转移密切相关，并可能影响患者的预后。因此，BAG.1 蛋白与Stathmin基因可能成为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恶性程度及患者预后的指标，并能为肺癌的治疗提供一定参考[10]。对非小细胞肺癌及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个体化诊疗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11]。寻找与肺癌发生密切相关的特异性易感基因，可为本病的早期诊断、治疗及预后评估等奠定基础。BAG.1 分泌的多功能蛋白可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抗凋亡的作用，但其中的一些具体机理尚不明确，且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冲突[12]。

综上所述，BAG.1 蛋白在非小细胞肺癌中的阳性表达率较高，且与患者的预后有关，有望成为临床预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预后的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