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吕超

《师说》文体特征十分突出，言事说理，极具思辨性，是我们培养学生思辨能力的好文章。《师说》的文体特征主要体现为：观点的针对性，说理的充分性，语言的情感性。

一、观点的针对性

《师说》创作于唐贞元十七年，韩愈时年三十五，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一职。唐朝的国子监是国家的教育行政机构，其下设立的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才是具体的教育机构，四门学专门负责传授儒家经典，传授的内容与太学相似，只是学生出身不同，四门学的学生门第较低。博士属于学官，负责教课工作，也即今天的教员，韩愈担任四门博士之职，便是在四门学的讲授儒家经典的老师。可见，创作《师说》与韩愈当时的担任学官的经历密切相关。

韩愈心怀“继圣”之志，以正统儒家自居，以传承儒家道统为己任，传道和做“传道”之师是其毕生理想。他反对当时盛行的骈偶文风，主张“文道合一”，倡导“文以载道”，领导了中唐古文运动；他攘斥佛老，不顾个人安危，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皇帝。苏轼评价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正是因为其不畏流俗，他才敢为风气先，正是因为其勇，他才敢抨击时弊。因为《师说》，“愈以是得狂名”。

韩愈生活的唐朝中期，是一个看重人的出身门第的时代，国子监中太学与四门学从学者身份的区别就可见一斑。门第观念在魏晋时代达到高峰，建立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为了以优劣论人才，但最后被士族门阀控制，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结果，重门第、重出身，自然就不重视从师学习。改变人固有的观念，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到隋朝，九品中正制被废除，代之以科举制度，到韩愈生活的中唐，科举制度已经实行了二百年，但是门第观念依然顽强地存活在人们的心底，只不过此时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官爵高低成了区分门第高下的新标准，造成了人们以门第高下选择老师的现象，这正是文中所说的“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旧的门第标准造成人们轻视学习的风气依然在社会上蔓延——“耻学于师”，新的门第标准又误导人们不能正确地选择老师，这是韩愈写作《师说》时社会上关于从师学习存在的两个问题。正是基于此，韩愈在文章中观点鲜明地批评了“耻学于师”的现象，并且提出了正确的择师标准，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可谓针砭时弊，一针见血。

二、说理的充分性

批判社会上“耻学于师”的现象，指出正确的择师标准，是韩愈写作《师说》要达到的最主要的目的，也可以认为是文章的中心，所以文章是围绕这两点展开的。

《师说》全文四段，首段直接讲了两个问题：从师的必要性，择师的标准——“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围绕从师的必要，韩愈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古人的事例，学习必有老师；二是老师的作用——“传道授业解惑”；三是人们为什么要从师——不从师，就会造成不解“惑”，因为人出生之后一无所知，就注定了人是一定有疑惑的，有了疑惑不去请教老师，疑惑不会自己消除。围绕择师的标准，韩愈先是谈了自己选择老师的具体做法——看其是否“闻道”，不关心年龄大小，其后抛出了观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文章的第二段正面批判士大夫“耻学于师”的现象，分三个层面论证。第一层，将古代的圣人和普通人进行比较，圣人“从师而问”，众人“耻学于师”。第二层，将士大夫对自己和对孩子的不同做法进行比较，对孩子是“择师而教”，对自己则是“耻师”。第三层，将处在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与处于社会底层的巫医乐师进行比较，士大夫听到有人说老师便“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百工却能够“不耻相师”。三组对比就将当时士大夫“耻学于师”的现象批判的体无完肤。文章第三段以孔子为例，阐释了“从师”和“选师”的问题。圣人有多个老师，这首先是从师的问题，老师多自然意味着圣人学习“必有师”；其次是择师的问题，“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就是孔子择师时“无贵无贱，无长无少”的表现。这样文章就批评了时代的弊病，从不同的层面充分论证了“从师而学”的必要，说清了择师应该以“道”为原则的原因，说理充分，论证严密。

三、说理的情感性

文章富含情感是韩愈论说文独有的特征。情感是属于感性的，而论说类的文章以理性见长，但韩愈的文章却将这看似不相容的二者完美地融为一体，呈现出鲜明独特的说理风格。

说理富于情感，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自于大量语气词的使用。以文章第二段为例，全段一共有十五个句子，而反问句一句，感叹句就有五句，足见其情感的强烈。该段包括标点在内共有二百八十八字符，光“矣、其、也、焉”之类的语气词就有二十六个，接近十分之一，也足以见出情感的强烈。“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你能感受到韩愈的痛心疾首。“其可怪也欤！”你能听到韩愈的咄咄惊诧。

说理富于情感，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自于句式的灵活变化。《师说》在行文上无拘无束，骈句散句交错使用，长句短句富于变化，陈述句、感叹句连缀一处，让文章饱含情感。圣人与众人对比一段，在句式的变化方面就很精彩，先是圣人与众人的所达到的高度与不同做法的对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这是长句，散句。不同的做法造成不同的结果，做法分析完了，结果呈现的斩钉截铁，毫不迟疑，“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这又是短句，短句急促有力，再加上“圣益圣，愚益愚”句式的整齐，读起来让人觉得这个结果不容置疑。“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分析圣人与愚人是怎么成为这个结果的，用的是整句、陈述句，而后的问句“其皆出于此乎”发人深思，这里既有整散句式的变化，也有陈述、疑问语气上的变化。正是这整散上、长短上、语气上的各种变化，让整篇文章充满了强烈的情感，让文章在说理充分的同时又富有情感性。

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的创作主张，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其所谓的“气”就是作家个人的道德修养境界，“气盛言宜”就是说要注重个人的修养，思想境界高了，写出的文章，不管是句子的长短，还是声音的高低，都是适宜的。《师说》中句式的丰富与变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旧唐书》称韩愈“发言率真，无所畏避”，作为儒家中兴的大家，韩愈关注时代思想的发展，以舍我其谁的勇毅振兴儒家，深得后世宋代理学家的推崇。他倡导古文运动，提出陈言务去、文以载道、言之有物的文学主张，这既是对六朝以来凋敝文风的矫正，也是他“直率”方面的表现。通过一篇《师说》，你就可以看到他的性格，他的思想，他的文风。一篇《师说》，真可谓文章要载道，气盛言自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