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瀛洲海客

三国时期三峡地区形势图（图源：《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中华书局）

孙刘联盟的分分合合，对汉末三国时代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建安十三年（208），孙权与刘备联盟，并力拒曹，取得赤壁大胜，初步奠定了曹、刘、孙三足鼎立之格局。至建安二十四年（219）末，孙权背盟，袭杀关羽，引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此役，刘备虽然大败，但孙权亦是惨胜。无奈之下，双方只能重修旧好。

别有忧愁暗恨生：孙权背盟

胡宝国先生曾说：“历史上很少有突如其来的事情，感觉上的突如其来大都是因为我们对此前的情况并不理解。”孙权背盟，看似临时起意，被曹操“许割江南”所诱，可实际上，就荆州的归属问题，孙刘之间早有嫌隙。原因倒也简单，无论是诸葛亮的“隆中对”，抑或是东吴张纮的“江都对”、鲁肃的“榻上策”，都将荆州视为各自发展的战略重地。

早在孙策时代，江东“二张”之一的张纮便提出了“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的战略构想。孙权掌权后，鲁肃认为宜先“剿除黄祖，进伐刘表”，方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这样一来，江东进可北上中原，以图王霸之业，退亦能坐守长江以南，与北方二分天下。但想要“全据长江”，只有长江下游的扬州还不够，孙权还须得将中下游的荆州与上游的益州都掌握在手中。因此，江东上下不仅对荆州志在必得，也一直对益州虎视眈眈。君不见，前有甘宁主张“渐规巴蜀”，后有吕蒙欲“循江上下”。赤壁之战后，周瑜更将“西进计划”提上日程，甚至倒在了征讨益州的路上。于江东政权而言，若只有扬州一地，其安全性就得不到保障，除非拿下荆州，实现自保，才不至于被人扼住咽喉；若能再进一步，拿下益州，江东还将会有更加广阔的未来。

是以，刘备据有益州，孙权尚能接受，至少蜀汉还能替他分担一部分来自北方的压力；可无论如何，江东方面都不能坐视荆州落入他人之手。然而，在诸葛亮提出的战略构想中，荆州也是必不可少的战略重地。一旦天下有变，便可“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而刘备也“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两路并进，“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可以预见，双方就荆州的归属问题，必然会发生摩擦。建安二十年（215），刘备克定益州，孙权索要荆州未果，大怒，“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刘备闻讯，亦遣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陈兵益阳。至此，孙刘联盟算是正式撕破了脸皮。

尽管孙权和刘备都不愿将荆州拱手让出，但不得不承认，仅凭一己之力，他们根本无法与实力强大的曹操相抗衡。同年，曹操定汉中，张鲁携汉中、巴西民众归附，与之毗邻的益州震动。刘备无奈，只好与孙权和谈，敲定了著名的“湘水之盟”。孙刘两家分荆州，以湘水为界，“江夏、长沙、桂阳东属”，为江东所辖；“南郡、零陵、武陵西属”，仍在刘备治下。长沙、零陵、桂阳三郡此前已被吕蒙袭夺，可见这次和谈，孙权只是用零陵郡换回了江夏郡。诚然，江夏郡的战略位置更加重要，但这满足不了孙权的胃口。

荆州战略的失策，令江东的对外方向不得不暂时做出一些调整，转而“进图淮南”。欲据淮南，必争合肥。正如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六《南直八》所云：“（庐江）府为淮右噤喉，江南唇齿。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三国时，吴人尝力争之。”虽然在建安十七年（212），曹操便迁徙了淮南的大批民众，但合肥作为江淮地区的咽喉重镇，仍是孙权暂时舍弃荆州后的首选之地。湘水之盟后，孙权亲率十万大军北上，进攻合肥；不料，他却在逍遥津一役中大败，还成全了张辽“能止小儿夜啼”的威名。战后，曹操乃增辽兵，令夏侯惇督之，进一步增强了合肥防务。孙权对合肥的试探，也暂时告一段落。

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击败曹操，在定军山一役中临阵斩杀了敌军主帅夏侯渊；紧接着，关羽出兵襄樊，水淹七军，“威震华夏”。昔日盟友突然强势崛起，让孙权有些不知所措。刘备称王，单方面撇开孙权这个盟友；而向来倨傲的关羽，在推动蜀汉最后辉煌的同时，也深深刺痛了孙权。加之曹操利诱，本就对荆州念念不忘的孙权，终究做出了背盟之举。

凄凉别后两应同：互相试探

称孙权“背盟”，或许有些绝对。刘备称汉中王，并未得到盟友孙权的承认。这是因为，刘备若为汉中王，便自然凌驾于徐州牧、车骑将军孙权之上，双方的名分、地位便不再平等，以致孙权凭空比刘备矮了一头。所以，当孙刘联盟再度重建时，名义就成了吴蜀双方讨论的重点，甚至可以说，这一度盖过了荆州的归属权问题。

孙刘联盟是如何“重修旧好”的呢？

据《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记载：“孙权闻先主住白帝，甚惧，遣使请和。先主许之，遣太中大夫宗玮报命。”按此，孙权因惧怕而主动求和，可实际上，刘备的境遇也好不到哪去。夷陵战后，刘备退守永安白帝城，“吴遣将军李异、刘阿等踵蹑先主军”，屯驻在永安东北侧的南山上；随后，徐盛、潘璋、宋谦等江东宿将也悉数赶到，“言备必可禽，乞复攻之”。不过，陆逊还是没有下达继续进攻白帝城的命令。一方面，永安是蜀地的“福祸之门”，易守难攻。三峡沿线自西向东，分别是西陵峡、巫峡与瞿塘峡。自荆州入益州，走水路必经三峡，而蜀永安与吴夷陵便分别扼守着瞿塘峡与西陵峡这两个进出口。正如刘备无法轻易突破夷陵，陆逊也难以突破瞿塘峡；碍于蜀汉在永安设下的重重布防，吴军就算能溯江而上，也大概率会被困在峡江古道之内，无法更进一步。

另一方面，一直按兵不动的曹丕也有了大动作。据《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记载：“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曹丕此次南征为黄武三年（222）十月，早在一月前，“魏乃命曹休、张辽、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须，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围南郡。”孙权见状，“遣吕范等督五军，以舟军拒休等，诸葛瑾、潘璋、杨粲救南郡，朱桓以濡须督拒仁”。彼时，孙权尚未与刘备和谈，他不可能再去得罪曹丕，“孙权复叛”实为曹魏方面的托词。曹丕见孙刘两败俱伤，想要渔翁得利，才会以孙权不送质子为由，调派诸将向江东发起进攻。这样一来，反而加速了孙刘联盟的关系重建。唇亡齿寒，面对蠢蠢欲动的曹丕，吴蜀不得不握手言和。此次和谈，离不开刘备与陆逊的书信往来。

据《三国志·吴书·陆逊传》注引《吴录》曰：“刘备闻魏军大出，书与逊云：‘贼今已在江陵，吾将复东，将军谓其能然不？’逊答曰：‘但恐军新破，创痍未复，始求通亲，且当自补，未暇穷兵耳。若不惟算，欲复以倾覆之余，远送以来者，无所逃命。’”

严可均《全三国文》将这两封书信分别命名为《与陆逊书》与《答刘备》，前者是刘备所发，“魏军大出”后，他已有说和之意；陆逊收到信后，亦默许刘备的想法。于是，便有接下来的遣使通亲。对于夷陵战后吴蜀双方的外交往来，双方记载略有出入。按刘备本传，主动遣使求和之人是孙权；但陆逊回信中的“始求通亲”，似乎又表明先低头之人是刘备。又据《建康实录》卷一《吴上·太祖上》记载：“冬十一月，权就吴王位于武昌，大赦，改年号为黄武元年。……十一月，蜀使致书于权，引躬自责，永修旧好。十二月，遣大（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报通好焉。”以吴人视角，主动求和的是刘备；以蜀汉视角，主动求和的又是孙权，可见联盟重建之初，双方对名义仍十分看重。

按现存记载，孙权首先遣使入蜀（见下表）。使者郑泉临行前，孙权特意叮嘱他：“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王也。”这句话透露出了几个关键信息。首先，孙权所云“近得玄德书”印证了《建康实录》中“蜀使致书于权”的记载。刘备大败后，已经理智下来，知道利用曹丕南征一事借坡下驴，主动向孙权示好。当然，在刘备致书之前，也不排除孙权因恐惧曹丕南征已向刘备致去了书信；不过就遣使而言，史籍所见的确是孙权主动。

夷陵战后吴蜀通使表

其次，由“自可名为汉中王”，可知孙权此前的确不承认刘备的汉中王身份；他如今之所以承认，则是因为在刘备东征前，孙权已受封大魏吴王。孙权曹魏藩王这层身份，显然不会被刘备承认。按《建康实录》，孙权改元与刘备致书同在十一月，那么，刘备此次致书很可能已承认了孙权的吴王身份。当然，前提是孙权脱离曹魏，以独立政权自居。孙权启用新的年号“黄武”，即表明此“吴王”已非“大魏吴王”，而代表了独立于蜀、魏之外的江东政权。

值得注意的是，孙权于此时承认刘备的汉中王身份，即否认了他的皇帝身份。故刘备见到郑泉后，会向他发难：“吴王何以不答吾书，得无以吾正名不宜乎？”后者的回复是：“曹操父子陵轹汉室，终夺其位。殿下既为宗室，有维城之责，不荷戈执殳为海内率先，而于是自名，未合天下之议，是以寡君未复书耳。”郑泉默认了孙权的确认为刘备“正名不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曹氏父子篡逆，殿下（即汉中王）身为宗室，不率先讨贼，反而自己称王、称帝，未能考虑天下之人（包括盟友孙权在内），故孙权不予承认。刘备自知无理，“甚惭恧”，并未就这个问题再做计较。不过，“位同权均”的问题不得到妥善解决，孙刘联盟就不可能真正地握手言和。

问谁千里伴君行：同心讨贼

吴蜀虽恢复了外交往来，孙权“犹与魏文帝相往来”，直到诸葛亮执政，吴魏遂断绝往来，这也意味着吴蜀联盟的关系重建也有了进一步发展。上表可见，在223年至225年间，吴蜀两国信使不绝，还互赠特产，维持着较为稳定的关系。至孙权称帝，两国也终于迎来了转折点。

孙权称帝，蜀汉群臣多以为此乃僭越，纷纷要求与东吴断绝往来。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注引《汉晋春秋》记载：“是岁，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但诸葛亮却深知，吴蜀联盟断不可绝，于是力排众议，遣陈震为使，祝贺孙权称帝。陈震出使东吴时的文书《入吴移关侯》，即代表了蜀汉方面对两国联盟重建的诚意：

东之与西，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申盟初好，日新其事。东尊应保圣祚，告燎受符，剖判土宇，天下响应，各有所归。于此时也，以同心讨贼，则何寇不灭哉！

陈震首先强调了吴蜀两国的密切关系，“驿使往来，冠盖相望”，紧接着，又称孙权既为“东尊”，自当“告燎受符”，即表明对其称帝的认同。东、西二帝，在名分上已是“位同权均”，故陈震有理由重申吴蜀联盟存在的前提：两国须一致对外，“同心讨贼”，这“贼”自然是篡逆的曹氏三祖。对此，孙权欣然应允。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黄龙元年）六月，蜀遣卫尉陈震庆权践位。权乃参分天下，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关为界，造为盟曰……”陈震不仅见证了孙权的称帝，亦代表蜀国与孙权缔结了“交分天下”的盟约。从盟书当中，亦可见孙权给出的回应：

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始于董卓，终于曹操，穷凶极恶，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无统，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遗丑，荐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么麽，寻丕凶迹，阻兵盗土，未伏 厥诛。

盟书开头，就是将曹氏三祖贬为穷凶极恶的篡逆。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劫夺国柄”，又有曹丕、曹叡循其父祖“凶迹”，以致“九州幅裂，普天无统”。追前人故事，“昔共工乱象而高辛行师，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如今天下分裂，谁又当挺身而出呢？孙权的回答是：

今日灭叡，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夫讨恶翦暴，必声其罪，宜先分制，夺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归。

讨伐曹叡的重任，就落到了季汉与东吴身上。讨伐凶恶，首先要声名其罪状，恰如孙权开头所言；而后通过征伐，夺其土地，使士民“各知所归”。在此，孙权也强调吴、蜀两国应当勠力同心；故而在这之后，双方常约定同时出兵。

吴黄龙三年（231），诸葛亮出武功，四伐曹魏，孙权亦亲率水师东征。又据《资治通鉴·魏纪》：“春二月，亮悉大众十万由斜谷入寇，遣使约吴同时大举。”吴嘉禾三年（234）二月，诸葛亮遣使去吴，约定共同举兵。四月，诸葛亮至郿，“军于渭水之南”，与司马懿相拒。五月，孙权“入居巢湖口，向合肥新城，众号十万；又遣陆逊、诸葛瑾将万余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阳；将军孙韶、张承入淮，向广陵、淮阴”。吴蜀两国每每能协同作战，也离不开双方此前立下的盟誓。

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礼有司盟之官，尚书有告誓之文，汉之与吴，虽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约。……故立坛杀牲，昭告神明……自今日汉、吴既盟之后，勠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分灾共庆，好恶齐之，无或携贰。若有害汉，则吴伐之；若有害吴，则汉伐之。各守分土，无相侵犯。传之后叶，克终若始。

自孙权称帝，孙刘终于“位同权均”，所以有必要重申盟誓，“昭告神明”，坚定伐魏大业。两国甚至提前划分好了领土。豫、青、徐、幽属吴，兖、冀、并、凉属蜀，位于中间的司州，则以函谷关为界。但是就目前局势而言，曹魏不可撼动，吴蜀两国也只能喊喊口号，将其拥有的各州郡进行“遥领”。所谓“遥领”，即在他国境内设置刺史（州牧）或郡太守（国相）的政治现象，普遍出现在汉末三国时代。尤其是吴蜀两国，为了弥补自身在地理上的劣势，要通过大量遥领北方各州郡，以表明其“不弃是土”的决心与“为汉家除残去秽”的政治目标。这样一来，两国才能摒弃前嫌，一心一意对抗曹魏。在这次盟誓后，兖、冀二州被“划给”了蜀汉，所以吴将朱然、步骘只好卸任兖州牧与冀州牧；同理，蜀汉亦解李恢交州刺史之职。此举即践行了盟书中“各守分土，无相侵犯”的约定。如诸葛亮去世后，孙权仍遣使安抚，以表明与蜀国守望相助之心（见前表）。

还须注意的是，吴蜀在交分中土的同时，也默认了彼此对已据州郡的所属权。换言之，蜀汉据有益州，吴国坐拥荆州、扬州、交州，正是他们交分中土的前提。荆州在东吴手中已是既定事实，蜀汉再去讨要也不现实。当初孙刘交恶，一是为了争夺荆州，二也是因为名义不对等；直到孙权称帝，与蜀汉“二分天下”，这两个矛盾才随着蜀汉的退让而得到了妥善解决。在此前提下，孙刘联盟才能真正做到“勠力一心，同讨魏贼，救危恤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