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剑华

古代巴蜀有崇虎的传统，文献有记载，考古发现也有充分的揭示。

采用各种质地的材料来表现虎的形态，寄托对虎的敬畏之情，是古代先民比较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在商周时期的出土器物中也是较为常见的一种现象。三星堆一号坑出土有金虎和青铜虎形器等，就显示了对虎的崇尚。三星堆金虎作虎口大张之态，虎眼镂空，虎耳竖起，虎尾向上卷曲，虎身弯曲如蚕形，虎肢作蹲伏蓄势跳跃状，可谓生动之极。三星堆青铜虎形器也是虎首昂起，虎尾上翘，虎目圆睁，虎牙毕现，四肢强壮，作蹲伏状，通过独特的造型着力表现了虎的威猛可畏。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虎形器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件石虎，同样体现了古蜀族对虎的尊崇。这些石虎均为卧姿，在造型风格上别具一格，雕造这些石虎的古蜀巧匠，采用娴熟的圆雕技艺，将虎伏卧于地的姿势和张口怒吼的威猛之态刻画得栩栩如生，达到了生动传神的效果。在石材的选用上，制作者也别具匠心，有的为灰黑色的蛇纹岩，有的为灰黄色的橄榄岩，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石材的天然色泽与条状斑纹，增添了表现力。制作者还特地在这些石虎的眼睛、耳朵和嘴巴等处涂抹了朱砂，这很可能与古蜀国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古蜀巧匠雕造的石虎，还表现了他们对自然界百兽之王细致入微的观察，在形态与神态的逼真模仿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这些石虎作品，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对虎有着特别的敬畏和崇尚。当时四川盆地境内的山林中可能经常有虎出没，西南地区许多古老的部族都有将虎奉为图腾的习俗，这些形态威猛、栩栩如生的石虎很可能也被赋予了类似的象征含义。

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编号分别为2001CQJC:211和2001CQJC:684）

让我们来观赏一下出土的几件石虎。其中一件（编号2001 CQJC:211），选用灰黑色的蛇纹岩雕造而成，长28.44厘米，宽8.94厘米，通高19.88厘米，重5457克。由于石材上大量的灰白色条状斑纹与虎纹非常相似，更增添了造型上的生动，给人以逼真之感。石虎整体呈昂首伏卧之姿，虎口大张作怒吼状。第二件石虎（编号2001CQJC:684），采用灰黄色蛇纹石化橄榄岩雕刻而成，长28.8厘米，宽8.42厘米，通高21.5厘米，重5644克。出土时右前肢残断，左前肢略有残损，后经过拼接复原。这件石虎同样为昂首伏卧之姿，那有力的后肢、壮硕的虎颈、大张的虎口和尖利的虎牙，充分展示了虎的威猛。

商周时期其他地区出土的石虎和玉虎，从造型特点看，虎身与头尾大都作平伸状，着重形似，神态祥和者居多。如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虎和石虎、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虎等，虎头均向前伸，虎尾拖于身后，虎身刻有纹饰，这可能是中原地区较为流行的一种风格。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则昂首张口长啸，立体造型更为生动，威猛之态也更加传神，虎身主要是巧妙利用自然石纹，并未雕琢纹饰，可谓别具一格。值得注意的是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一件商代后期虎纹大石磬，也刻画了虎的张口露齿啸吼之状，显得相当生动传神，但虎头仍是向前平伸，虎口向下大张，整个造型作匍伏状，虎身刻有华丽的纹饰。研究者认为，这件出土于一座殷王陵大墓中的虎纹石磬，原是一件殷王室使用的典礼重器，是专用于上层贵族宗庙祭祀、朝聘、宴享等礼仪活动中的高贵乐器，将虎纹刻画于上很显然应与当时的崇虎习俗有关。

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玉虎

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虎

河南安阳殷墟武官村大墓出土的虎纹大石磬

金沙遗址出土的多件石虎，充分体现了古蜀族对虎的尊崇，而这种崇尚情感似乎比殷人更为隆重和强烈。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金虎与青铜虎形器也同样展示了这种浓厚的崇尚之情。金沙遗址还出土了多件青铜兽面，其形态为兽口大张，露出上颚三齿，前边两颗尖牙与虎牙极为相似，也生动地表现了虎的特征。在三星堆遗址内出土有遍体嵌绿松石的青铜虎，虎首前伸，虎尾拖于身后，作行走状，头部张口露齿，昂首怒目。金沙遗址还出土了一件铜虎，据考古工作者介绍，其动态造型和三星堆出土的铜虎基本相同。从三星堆到金沙遗址，可知这种通过造型作品来表达崇尚情感的做法，应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特别是以金沙遗址为栖息活动中心的古蜀族，更是大量雕造石虎，称之为崇虎的部族，应该是比较恰切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兽面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虎，遍体嵌饰绿松石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虎，形态造型与三星堆出土铜虎非常相似

从文献记载和各地的考古资料看，中华民族很早就有了崇虎的观念习俗，流行的地域相当广阔，尤其在西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一些古老的部族中表现得尤为强烈。最早的出土实物可以追溯到六千多年前，在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就有了蚌壳摆塑的虎图案和龙图案，共发现三组遗迹。第一组中间为高大的壮年男性骨架，东侧摆龙，西侧摆虎。第二组为合体龙虎。第三组龙（或为鹿）背骑有一人，龙头朝东，虎头向西作奔跑状。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蚌塑龙虎图形遗迹的发现，对于探索龙虎文化的形成，研究原始宗教史和美术史等，都具有重大的意义。有学者认为，崇龙的民族原在东，崇虎的民族原在西，这些蚌塑图案中龙头朝东和虎头朝西便体现了这种寓意，也象征着龙虎文化的融合。张光直先生认为这些蚌塑图案表现的是龙、虎、鹿三蹻，它们都是巫师上天入地与鬼神往来的脚力，是“人兽母题”或“巫蹻”关系的生动体现。石兴邦先生则认为“西水坡龙虎相结合的图案，生动地体现了死后灵魂升天，乘龙化虎以升天的思想，也再现了当时人们埋葬这位酋长举行巫术仪式的场景”。这些见解都有一定的道理。最主要的是，这些蚌塑图案应是墓主人崇虎和崇龙观念习俗的体现。

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墓葬中的蚌塑龙虎图像

崇虎习俗，通常与先民们的狩猎活动和生存环境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在我国古代西部北起甘青南抵滇黔的整个横断山区各部族中，虎崇拜曾是一种普遍现象。特别是出自古氐羌系的西南各部族，或宗白虎、或祖黑虎的情形尤为盛行。这种虎崇拜的传统习俗，对西南诸族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化，都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漫长岁月之后，至今还保存在彝族、纳西族、白族、土家族等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中。

和蜀人关系密切的巴人也是崇虎的部族。据《后汉书》卷八十六记述，廪君崛起后，创建了巴国，“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唐代樊绰《蛮书》卷十对此也有记述，说“廪君死，魂魄化为白虎”，“巴氏祭其祖，击鼓而祭，白虎之后也”。20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巴族器物中大都有虎纹装饰，在巴人墓葬中出土有虎钮錞于，还出土有巴式虎纹青铜戈，它们都是古代巴人崇虎习俗的反映。

和古代蜀人有着密切渊源关系的彝族，也有虎崇拜的传统，并以黑为尊，盛行黑虎图腾崇拜。《山海经·海外北经》中记载说:“有青兽焉，状如虎，名曰罗罗。”据袁珂先生解释，《骈雅》曰“青虎谓之罗罗”；《天中记》中说，今云南蛮人呼虎亦为罗罗。而在彝族地区则称虎为罗，自称为罗罗，男人自称罗罗颇或罗颇，女人自称罗罗摩或罗摩。

巴蜀地区出土虎钮錞于

从文献记载看，《史记·三代世表》正义说古蜀历史上“先称王者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巂等处”。姚，即今云南姚安；巂，即今四川西昌一带，正好是中国西南的彝族地区。古籍中有彝族是仲牟由之裔的说法，而据彝族从古至今的口碑流传，仲牟由是杜宇的彝语音译，是彝族传说中的六祖，从杜宇（仲牟由）开始才形成了真正的彝族。尽管这些记述带有较多的传说成分，但古蜀族与古彝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相同的黑虎崇尚应是事实。古文献中又有“蚕丛衣青，而教民农事，人皆神之”的记述，说“蜀王蚕丛氏祠也，今呼为青衣神”。可知古蜀有尚青的习俗，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述到开明九世可能才改为尚赤，但蜀王去世后仍有五色（青、赤、黑、黄、白）作为神主和庙号。民国《邛崃县志》卷二说“蜀中古庙多有蓝面神像，面上磈礧如蚕，金色，头上额中有纵目，当即沿蚕丛之像”，显然也是古蜀尚青遗俗的反映。这些都说明古蜀族对青色、蓝色或黑色怀有一种特殊的崇尚之心，这种现象在出土实物中也较为常见。如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侧跪人像双眉和眼睛都描成黛黑色，青铜人头像、青铜人面具、青铜纵目人面像与青铜兽面的眉部与眼眶等处大都用黑彩描绘，青铜鸟爪人像双腿的阴刻花纹中也填以黑彩，出土的青铜虎通体嵌饰绿松石，有的为墨绿色绿松石，还有出土的铜牌饰也以绿松石片作为嵌饰，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古代蜀人对黛黑色与墨绿色彩的崇尚心理。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大都选用灰黑色的或有黛青色斑纹的石材雕制而成，可能同样与这种崇尚心理有关，应是古蜀族崇奉黑虎图腾的写照。

广汉出土西周铜钲，刻有虎纹与三星

四川博物院藏的两件战国时期青铜錞于，一件为征集品，一件出土于涪陵小田溪2号墓，顶部所铸虎钮皆作昂首卷尾站立状，虎身有纹饰，有学者推测它们可能是古代巴族王侯的遗物。值得注意的是虎纹图像，四川博物院收藏有一件相传为广汉出土的铜钲，在椭圆形的钲腹上部刻有一虎，作昂首长啸行走状，其虎口大张的威猛之态与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遍体嵌饰绿松石的青铜虎颇为相像。还有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虎纹铜戈、郫县独柏树出土的虎纹和巴蜀铭文铜戈等，虎纹图像的匍伏姿势与着重头部张口怒吼特征刻画的造型特色，与三星堆出土金虎和金沙遗址出土石虎等在形态风格上有非常明显的一致性。将这种具有浓郁巴蜀特色的虎纹雕刻于礼乐器物与兵器之上，足见制造者与使用者对虎纹的重视，应是崇虎传统习俗的体现。

成都百花潭中学出土的虎纹铜戈

郫县独柏树出土的铜戈，上有虎纹与巴蜀图语及铭文

四川彭山出土画像石棺上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

古代巴蜀的崇虎习俗，在后世仍有广泛流传。我们从四川境内出土的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上，可以看到坐于龙虎座上的西王母画像，那昂首张口的虎的造型，与金沙遗址出土的石虎形态就极为相似。在河南、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上，西王母大都坐在平台、方座或豆形悬圃之上。我们知道，三星堆青铜神树上铸有神龙，金沙遗址出土有石虎，都是古蜀先民崇奉的象征，将两者巧妙地演化为西王母的龙虎座，无疑是蜀人在信仰崇拜意识方面富有创意的发挥。汉代蜀地西王母画像石、画像砖上的龙虎座，并不仅仅是商周时期古蜀神龙与石虎崇尚的流风余韵，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习俗和精神观念的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