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乙珈

宋代是《世说新语》流播的关键时期,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董弅于严州首次刊刻《世说新语》,标志着《世说新语》卷帙、文字的大致定型,正式由钞本时代进入刻本时代。据文献所载,《世说新语》在南宋还有两次翻刻,分别为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游刻本和淳熙十六年(1189年)张刻本。

围绕着这几次刊刻,《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流播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化特色。在江南、西蜀、湘中,均活跃着与《世说》相关的文人群体,他们除了翻刻《世说》以外,还涉及注引、阅读、研究等多个方面。这种特殊的传播方式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学界目前对董弅本、湘中本多有研究,但仍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湘中本”的确切刊刻地为何处?《世说》刊刻后,在各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鉴于此,本文将以更宏观的视角,探讨《世说》的地域化刊刻和在南宋的流播情况。

一、 潭州:《世说》校勘者褚孝锡与“湘中本”刊刻地探考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世说》刻于湘中,书后附有刊刻者张的跋语,故学界将此刻本称为“湘中本”。湘中本原书已佚,仅留沈宝砚(沈严)据明袁褧嘉趣堂本校勘后所作的校勘记,方得见其一鳞半爪。1920年孙毓修整理沈严本,并作跋语曰:

《世说新语》,著录家以明嘉靖中袁氏嘉趣堂本为最善。涵芬楼得一校本,盖雍正庚戌沈宝砚以传是楼宋本校袁本,而嘉庆甲戌吴春生过录者也。袁本有淳熙十五年戊申新定郡守陆游跋,则重开放翁本也。传是本沈跋云,以淳熙十六年刊于湘中,有江源张跋(孙注:此跋今未见)。两本同出于宋,玩其字句,均以传是本为长。(周兴陆1666)

袁媛在国家图书馆所藏何煌校本(典藏号:3903)卷末,发现了孙毓修未见的张跋语:

江左诸人虽不能进此,然至于理到神会,超然遐举,亦有非后世所能及者,《世说》所著是也。[……]朅来湘中,偶有蜀本自随,因属文学掾褚君重为雠校,锓板置郡庠。褚君刊正舛讹甚悉,视它本为善云。淳熙十六年岁己酉十二月旦日,江原张书。①

此跋透露了有关“湘中本”的两重文献信息:其一,湘中本的底本,是一部蜀本;其二,湘中本的文字校勘,由一位当时担任文学掾的“褚君”负责。那么,这位关键的校勘者“褚君”究竟是谁呢?

褚孝锡,江苏太平人,淳熙年间中进士,被授任潭州教授。他曾在绍熙二年(1191年)奉潭州郡守赵善俊之命,编写《长沙志》五十二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八“长沙志五十二卷”条:“郡守赵善俊以绍熙二年命教授褚孝锡等七人撰。时陈止斋将漕,相与考订商略,故序言当与《长乐志》并也。”(陈振孙254)②由此可知褚孝锡是《长沙志》的领衔编纂者。《长沙志》今已佚,在从《永乐大典》辑佚的内容中有“栖逸”一则:“陶淡字处静,袭长沙公夏子也。少随祖父食采地于长沙,父以阋墙夺爵。语附《侃传》。”(周方高2)涉及东晋陶侃及其孙辈事迹。除《长沙志》外,褚孝锡还编过《新浮光志》,足见他经常参与书籍编纂,与张跋文所述行迹悉合。此外,嘉定十年(1217年)五月,褚孝锡转任奉议郎,嘉定十一年(1218年)正月卸任。继任官员,正是陆游之子陆子遹。(陆游与张情谊甚笃,后文将详述。)褚孝锡在张的授意下,对《世说》文字进行校订,“刊正舛讹甚悉”,是一位《世说》传播中为人所忽视的关键人物。

据上可知,张氏跋文中的这位“褚君”,是潭州教授褚孝锡;《世说》“湘中本”的确切刊刻地,应为潭州,可称之为“潭州本”。

《世说》潭州本的出现,是由多个因素造成的。首先,它是潭州官员主持刻书的时代风气下的产物,是一部公使库本。上文已述,《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及赵善俊在绍熙二年(1191年)任潭州郡守期间,授意陈傅良、褚孝锡等人编写《长沙志》;张跋文中提及《世说》的刊刻时间为淳熙十六年(1189年)十二月,仅比《长沙志》的付梓时间早两年。加之靖康之变后,旧存国子监书版尽遭毁,需要依靠地方的力量重新刻书。用地方公库的资金刻印而成的书籍,被称为“公使库本”,故潭州本亦应属此范畴。

最后,以教授褚孝锡为校勘者,与他的身份背景和知识背景均密不可分。一方面,褚氏为太平人,家乡距离建康、临安不远,处于刻书中心。《世说》多载“江左风流”,书中之事能勾起他地缘上的亲近感。另一方面,褚孝锡为当地学官,并编纂过地方志。方志为一地之全史,内容广博,不论山川名物、名胜古迹,还是名门望族、典章制度均有涉猎。在这个知识背景下,选择有书籍编纂和校勘经验的褚孝锡来重校《世说》,可谓情理之中。

二、 西蜀:注家征引与《世说》的区域流播

除却书目,“蜀本”指的是刻本在南宋文集中也颇为常见。陈造《题〈家语〉》云:“孔氏家法,尽具《论语》矣。[……]此蜀本,纸佳字大,盖制置袁公所赐。”(曾枣庄4454)洪迈《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条:“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实》为东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洪迈6)方崧卿《〈韩集举正〉序》亦曰:“韩文自校本盛行,世无全书。欧公谓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既而得蜀人苏溥所校刘、柳、欧、尹四家本,此本嘉祐中尝刊于蜀,故传于世。[……]大抵以公文石本之存者校之阁本,常得十九,杭本得十七,而蜀本得十五六焉。”(曾枣庄1020—1021)不仅宋代,“蜀本”指蜀地刻本亦为明清两代共识。明人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钱谷《吴都文粹续集》,清人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等,均可为证。③

《世说》在蜀地的盛行,除了“蜀本”的刊刻,还体现在注家对《世说》的征引上。南宋诗歌注家中,蜀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如师尹、赵次公、赵夔、李壁、任渊、史容、史季温,皆为蜀士。尤其是任渊、史容、史季温三人分别针对黄庭坚诗内集、外集、别集的“三家注”,是黄氏诗注迄今所见的最早注本,堪为代表。值得关注的是,任渊在《山谷内集》中有颇多注文引《世说》条目,部分文字与迄今所见的董弅严州本有所差异,往往与潭州本更为接近。如《古诗二首上苏子瞻》一诗,“小草有远志,相依在平生”任渊注曰:

《世说》:桓温问谢安:“远志又名小草,何以一物而有二名?”郝隆曰:“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黄庭坚9)

“二名”一词,董弅本、陆游本(袁褧本)及各早期类书均作“二称”,唯潭州本作“二名”。又,《次韵答晁无咎见赠》“空余见贤心,忍渴望梅岭”句,任渊注:“《世说》曰:魏武行失道,三军皆渴。帝令曰:‘前有大梅林,饶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闻之,口皆水出。”(黄庭坚77)“三军”,董弅本、陆游本均无“三”字,唯潭州本与之同。

需要指出的是,任渊注对《世说》的征引应源于单行本,而非类书。宋代类书中,不论《世说》的正文还是刘注,都被统称为“世说曰”④;而任渊却对正文和刘注予以明确区分,《山谷内集诗注》引“世说”共66处、“世说注”共11处。任氏如果径引类书,断不会出现此区别,可见其在作注时,使用了家藏的《世说》单行本。那么,这部单行本具有怎样的文献特质呢?

细审任渊注文可以发现,它们虽更为接近潭州本,却也与之不完全相似。譬如同样于《次韵答晁无咎见赠》一诗,“煮饼卧北窗,保此已徼幸”,任渊注:“《世说》:刘真长为丹阳尹,许玄度就刘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许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黄庭坚77)董弅本、陆游本作“就刘宿”,潭州本作“就宿”,任注同于董本。又,“便欲扫床悬麈尾,正愁喘月似灯光”(《次韵徐文将至国门见寄二首·其一》),任注曰:“《世说》:满奋畏风,在晋武帝坐上,有琉璃屏,实密似疏,奋有寒色,帝笑,奋答曰:‘臣如吴牛,见月而喘。’”(黄庭坚195)其中“琉璃屏”一词,唯湘中本作“琉璃扇屏风”。此二处,任注所引反而与董本接近。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任注中所引《世说》文字,还有既不同于董弅本、陆游本,又不同于潭州本的异文。《次韵子瞻武昌西山》“万壑松声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任渊注:

《世说》:孙楚除妇服,作诗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于情生,情于文生?览之凄然增伉俪之重。”此用其意,谓情于文生也。(黄庭坚117)

“文于情生,情于文生”一句,董弅本、陆游本、潭州本均作“文生于情,情生于文”。任渊不仅在《山谷内集》中如此引注,在同样出自他之手的《后山诗注》中亦有两次同样的引用(分别为卷六《和魏衍元夜同登黄楼》“情生文自哀”和卷十一《寒夜》“熟知文有忌,情至自生哀”的注文),可见任渊别有其引书来源。那么,这些差异会不会与某部类书有关?答案是否定的。在上述几处异文中,“二名”“琉璃”“就刘宿”不见于任何类书;“文于情生”之说,同时见于《事类备要》前集卷二十八亲属门和《事文类聚》后集卷十五人伦部;“三军皆渴”有较多类书提及,分别为《初学记》《太平御览》《记纂渊海》和《事类赋》。⑤然而,上述类书文字均与任注不同。以常情推理,任渊在注释时大费周章地搜罗多部类书来作为《世说》引文的概率极小。任渊所依据的《世说》单行本,尚不可判定究竟为钞本还是刻本,但任氏的注引,推动了《世说》在蜀地的流播。

“蜀本”的刊刻是《世说》在西蜀区域化流播的标志,与之紧密相连的,是文人交游。除了同为蜀人的任渊和张,还有一位与《世说》相关、有蜀中生活经历的重要文人——陆游。他与张有四十余年的深情厚谊,时常书信往来。⑥除却互赠土产珍玩外,张还会将新近刊刻的书籍随附。张的《陶靖节文集补正》《中庸辨择》,陆游均为之作跋(见《渭南文集》卷三十、卷三十一)。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游任新定郡守,深憾《世说》雕版被毁,遂以董弅本为底本加以重刻,这仅比张潭州本的刊刻时间早了一年。以二人交情来看,不排除张看到陆游刻本,从而萌生刊刻潭州本意愿的可能性。加之潭州本的文献特征为同时兼备“蜀本”与董弅本的痕迹,显然是两者校雠后的结果。陆、张二人在仅隔一年的时间里以不同的底本分别刊刻了《世说》,足见《世说》在南宋文人群体中受欢迎的程度。而陆游以其同时涉及江南、西蜀、湘中的行迹,对《世说》的三地传播起到了关键的缔连作用,将于后文详细展述。

陆游本据董弅严州本翻刻而来,董弅严州本,是《世说》的初刻本。可知除了蜀、湘两地,南宋时期《世说》传播更广、对后世影响更深远的地区,毫无疑问当属江南一带,刊刻者、研究者、使用者,由此聚集。

三、 严州:《世说》的刊刻与文人圈的缔结

南宋定都临安后,江浙一带成为政治文化中心,刻书业的发达直接导致了《世说》在江南的盛行。绍兴八年(1138年),董弅于严州首次刊刻《世说》,标志着《世说》正式进入刻本时代,在书籍史上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在董弅刻本出现前,第一部系统研究《世说》的著作——汪藻《世说叙录》,刻于浙江。《叙录》著录了《世说》书名、版本、卷数及篇数情况;次“考异”一卷、“人名谱”一卷(尾残)、“书名”一卷(已佚),保留了众多涉及《世说》的早期珍贵资料。汪藻与董弅二人情谊甚笃,在汪藻《浮溪集》中,载有为董弅母亲所撰的《广川夫人挽诗二首》和应董氏之邀所作的《严州高风堂记》。尤其是后者,详细载录了绍兴八年(1138年)董弅与友人出游,并请汪藻述前贤事以刻石:

绍兴七年,予友董弅令升为是州,期年政成,乃为堂于州治之左,日从宾客觞咏其上,而名之曰“高风”,以景慕子陵之贤,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于其旁,而求予文为记。[……]余述子陵出处大概,以告令升而使并刻之。绍兴九年六月记。(汪藻,卷十八)

汪、董二人的知交相契可以想见。或许,董弅正是在阅读《世说叙录》后,萌生校订刊刻《世说》之念。董弅本的出现,极大便利于江左文人对《世说》的利用。

如果说董弅和汪藻分别在刊刻和研究层面上为《世说》的传播作了前期文献准备,那么以吴兴人施元之、吴郡人顾禧为代表的江左注家,则在运用层面展现了《世说》的流播影响。

自宋孝宗对苏轼追谥并为其文集作序后,蜀学得以兴盛,苏轼诗注尤多,其中以施元之、顾禧、施宿合注的《注东坡先生诗》最为人称道。施、顾“注典”时多引《世说》,譬如《贺陈述古弟章生子》“参军新妇贤相敌,阿大中郎喜有余”,注曰:“《世说》: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注:浑弟伦,字太冲,醇粹简远,贵老庄之学,历大将军参军,年二十五卒。又谢道韫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施元之顾禧,卷八)

又如《次韵孙巨源寄涟水李盛二著作并以见寄五绝》“漱石先生难可意,啮毡校尉久无朋”,注曰:“《世说》:孙楚谓王济曰‘欲枕石潄流’,误云潄石枕流。济曰:‘流可枕,石可潄乎?’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潄石,欲砺其齿。’”(施元之顾禧,卷九)

再如《赠写真何充秀才》“黄冠野服山家容,意欲置我山岩中”,注曰:“《世说》: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所以,曰:‘此子宜置邱壑中。’”(施元之顾禧,卷九)

上述三处,皆为对苏诗典故的精准解读。然而,还有相当一部分注文,仅因字句相同而优先择取《世说》为证。譬如《答郡中同僚贺雨》“而况刑白鹅,下策君勿取”一句,注曰:

《世说》:周仲智饮酒醉,瞋目还面举蜡烛火掷伯仁。伯仁笑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施元之顾禧,卷十六)

这段注文显然只是选择了《世说》中出现“下策”一词的事件,并非出于对苏诗的释读。此现象体现了注家对《世说》文本的熟悉。类似望文生义的解读,还见于《吊李台卿并引》“看书眼如月,罅隙靡不照”一句注:“《世说》:支道林曰:‘北人看书如显处视月,南人学问如牖中窥日。’”(卷十九)《至真州再和二首·其一》“相逢月上后,小语坐西偏”注:“《世说》:支道林语王逸少曰:‘贫道与君小语。’”(卷二十一)前者以比喻说明看书通彻,一览无余;后者更是仅仅拣选有“小语”一词的《世说》句子。这一类“强注”的背后,施元之、顾禧两位注家对《世说》的熟稔和偏爱可以得见。而这一偏爱的背后,与江南地区雅好《世说》的文人群体之间的彼此交游有关。

通过对顾禧生平加以考证后发现,顾禧之父顾彦成,曾与汪藻交好。向子諲《水调歌头》序言有云:

大观庚寅八月秋,芗林老、顾子美、汪彦章、蒲庭鉴,时在诸公幕府间。从游者,洪驹父、徐师川、苏伯固父子、李商老兄弟。是夕登临,赋咏乐甚。俯仰三十九年,所存者,余与彦章耳。绍兴戊辰再闰,感时抚事,为之太息。因取旧时中师川一二语,作是词。(唐圭璋954)

词序中提到的“顾子美”即顾禧之父顾彦成(字子美)。龚明之撰《中吴纪闻》卷六亦对顾彦成、顾禧父子有所记载:

顾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归圣,终龚州太守;其父彦成,字子美,尝将漕两浙。景繁虽受世赏,不乐为仕,闭户读书自娱,自号“漫庄”,又号“痴绝”。尝注杜工部诗,其他著述甚富。所与交者,皆一时名士。鄱阳张紫微彦实扩,以诗闻天下,景繁结为一社,与之唱酬。(龚明之83)

由此可知,顾彦成与汪藻在南渡之前就是诗社好友,彼此曾在豫章与向子諲、徐师川等人诗酒酬唱,这段经历,在当事人心中留下了深刻影响,以至于三十多年之后,仍令向子諲感怀不已。当时顾彦成已然去世,但这段经历,其子顾禧极有可能知晓。汪藻为顾家世交,他与顾禧有所往来,实属情理。

汪藻诗风大类苏轼,释德洪在《南昌重会汪彦章》中,戏评汪藻诗有“老坡气”:“彦章退然才中人,讥诃唾笑皆奇伟。看君落笔挟风雷,涣然成文风行水。坐令前辈作九原,子固精神老坡气。”(王国平318)⑦汪藻尚苏诗、好《世说》,顾禧注东坡诗时向汪藻请教的可能性非常大。汪藻对《世说》的熟悉和偏爱,一定程度上会对顾禧产生影响。

苏州文人顾禧与湖州文人施元之的相识与合作,或与顾彦成有关。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元年八月条”记载顾彦成在南宋初年的兵乱中逃奔湖州之事:“会军士以衣粮不足,有怨言,结约已定。而两浙转运判官顾彦成行部未返,需其还杀之。至是彦成归,宿于城外。夜三鼓,军士百余人纵火杀士曹参军及副将白均等十二人。翌日,执守臣龙图阁直学士叶梦得诣金紫光禄大夫致仕薛昂家,杀两浙转运判官吴昉。彦成闻乱,亟奔湖州。”(李心传196)这样就不难解释,顾彦成之子顾禧何以能与施元之相识了。围绕苏诗注者的交游可以看出,汪藻、董弅、施元之、顾禧同处江浙,共同构成了一个与《世说》相关的文化交流圈。

据上可知,董弅和汪藻是《世说》江南传播的关键人物,他们或对《世说》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或以刊刻的方式,将钞本时期《世说》歧出的文字加以定型。董弅等人去世后,《世说》的流播陷入一段时期的低谷和沉寂,以至于雕版都不复存在的境地。直至一位重要人物的出现,他使《世说》的流播重现生机,开启了江南传播的新阶段。伴随着他的行迹,《世说》的影响进一步辐射到各地,他既是《世说》的刊刻者,又是传播者,他就是著名诗人陆游。

四、 严州翻刻:陆游行迹对《世说》传播的特殊价值

陆游生于山阴书香世家,却有游历蜀中,随后返回山阴隐居,再出任严州地方官的经历。他不仅翻刻了《世说》,而且因其行迹,将同时期与《世说》相关的江南、西蜀、潭州文人联结了起来,扩大了《世说》的影响,在传播上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陆游本人的严州仕宦经历,促使他翻刻《世说》,从而推动了《世说》在江南的又一次传播。陆游出生于藏书世家,陆氏家族是《(嘉泰)会稽志》中记载的“越藏书三家”⑧之一,陆游年少时,正是董弅严州本刊刻、并广为流播的时段。我们不难想象,童年的阅读记忆对一位诗人的成长有着多么重要的影响。因此,也就不难解释,为何陆游来到严州——这个董弅首刻《世说》之处担任郡守,发现《世说》版片已然不复存在的时候,会有如此强烈的触动。淳熙十五年(1188年),陆游到任后,立马着手据严州本重新翻刻《世说》,并作跋语云:

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周兴陆1633)

正是陆游此次翻刻,令已陷入沉寂的董弅本重现于世,《世说》在江南的传播再次趋于高潮。明人袁褧的嘉趣堂本《世说》,正是据陆游本翻刻而来,并成为明代最为流行的《世说》版本,足见陆游本的重要影响。更为关键的是,如果说严州本的出现,将钞本时代《世说》歧出的文字和卷帙数予以定型,那么陆游的翻刻,无疑加速了严州本系统成为《世说》“定本”的进程。自此,文人阅读、征引、探讨《世说》的途径大大增加。

另一方面,陆游一生历经高、孝、光、宁四朝,交游广泛。正如他在《放翁家训》中自言:“吾少年交游多海内名辈,今多已零落,后来佳士,不以衰钝见鄙,往往相从。虽未识面而无定交者亦众,恨无由遍识之耳。”(楼含松371)他在江南、西蜀、湘中的游历,进一步扩大了世说的传播圈。

江南对于陆游而言,有着得天独厚的亲缘优势。加之他又在严州为官,让他结识了以施元之、施宿父子为代表的一众注家。尤其是施宿,他与陆游之子陆子遹共同编写《(嘉泰)会稽志》,多以《世说》为引证资料。⑨书成后,陆游为之作序。施氏父子的《注东坡先生诗》中亦多引注《世说》,陆游不仅阅读过施氏父子所注苏诗,还于序中赞曰:“吴兴施宿武子出其先人司谏公所注数十大编,属某作序。司谏公以绝识博学名天下,且用功深,历岁久,又助之以顾君景蕃之该洽,则于东坡之意亦几可以无憾矣。”(苏轼,《苏轼诗集合注》2704)陆游、陆子遹与施元之、施宿两对父子之间,隐现着有关《世说》的交游圈。

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离开山阴赴夔州通判任,蜀中九年生涯成为他重要的人生经历。陆游寓居蜀中期间,与“潭州本”刊刻者张结下了毕生难忘的深厚情谊,二人时有唱和,张作《梅花》一诗,陆游亦步韵,作《次韵张季长正字梅花》以和之:“倚桥临水似催诗,戏伴鹅黄上柳丝。万里西湖惊断梦,二年东阁忆幽期。插瓶直欲连全树,簪帽凭谁拣好枝?一味凄凉君勿叹,平生初不愿春知。”(涂小马,第二册157)在《剑南诗稿》中,保留了大量两人唱和之作,陆游明确在诗题中和自注里提及张的诗作共24首,如《次韵张季长题龙洞》《张季长学士自兴元遣人来因询梁益间事怅然有感》《后园独步有怀张季长正字》《岁暮怀张季长》等。陆游出知严州后,亦常与张通信,并互赠新刊典籍,张的《陶靖节诗集辨正》《中庸辨择》,陆游均为之作跋。以陆游和张的交情推知,陆游刊刻《世说》后,该书极有可能为张所得,促使其萌生刊刻潭州本的愿望。

陆、张二人对《世说》的喜爱,渗透到文学创作的点滴之中。张去世后,陆游十分悲痛,撰写了饱含深情的《祭张季长大卿文》:“世之定交有如某与季长者乎?”“我倡公和,如鼓瑟琴。”在祭文末尾,更是以《世说》典故来表达痛失友人的哀恸:“玉树永,垄柏已森。何时复闻,正始遗音。”(曾枣庄刘琳,第223册288)此处连用了两则“伤逝”门的典故:庾亮亡,何充临葬云“埋玉树箸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已”(余嘉锡707);戴逢见支道林坟墓,感叹“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积”(余嘉锡710)。在这十六个字中,《世说》典故的嵌入是那么自然而然,仿佛魏晋和两宋的时空在陆游笔下叠合凝固,映出了两位笃好《世说》、以此结缘的文人彼此间的雅尚风流和惺惺相惜。所幸,潭州本与陆游本的片羽遗存,成为了他们这段情谊的珍贵见证。

《世说》在严州、西蜀、潭州等地的传播,表面上看似毫无关联,其实有一条潜藏的纽带。陆游出入江南、川蜀的人生经历,成为爱好《世说》的文人的桥梁,间接促成了《世说》由单一地域向多地传播的转换。加之陆游被称为“中兴四大诗人”,在文坛享有盛誉,或许亦是袁褧选择陆游本翻刻、成为明清两代最权威《世说》版本的原因之一。

五、 钞刻嬗递时期《世说》区域流播的书籍史意义

南宋是钞本向刻本转换的关键时期,典籍的阅读使用,是刊刻的重要触发点和推动力:从《世说》严州本的出现,再到陆游本、潭州本的翻刻,形成了由刊刻惠及运用、再因运用而推动翻刻的循环。严州本使得文人获得《世说》的途径大大增加,将严州本与蜀本校雠后又产生了潭州本。通过不断刊刻,《世说》流播的地域性得以显现。伴随《世说》的三次刊刻,在严州、西蜀、潭州三地形成了与之相关的文人群体,如江南的汪藻、董弅、施元之、陆游;西蜀的任渊、史容、史季温;湘中的张、褚孝锡、陈傅良,他们彼此多有交游,共同折射出了南宋时期《世说》兼采地域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流播面貌,有着重要的书籍史意义。

首先,《世说》的流播在不同地域间有所侧重和差异,存在不平衡性。这种差异往往由书籍定位导致,即不同地区对文本性质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决定了文献的传播际遇。《世说》对江左风流的载录,使得江南文人雅尚《世说》者众多,并将之视为一窥魏晋风流的实录典籍,进而开展了校雠、刊刻、阅读等多方位工作。针对钞本《世说》,文人已多有校勘。汪藻的《世说叙录》引王钦臣跋语曰“第十卷无门类,事又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他书附此”,进而说“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周兴陆1635—1636)汪藻对敬胤注的详细辨析,可见汪氏对《世说》的重视程度:《世说》不是一部可以等闲阅之的小说,而是一部有必要精审校勘的文化典籍。如果说汪藻《叙录》立足于对前代成果的汇集和辨析,那么董弅跋语所示视角,则由前代转向当代:“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最为善本。”(周兴陆1632)可见王洙、王钦臣、汪藻、晏殊、董弅等一众江南文人不断地对《世说》文本有所勘核。在这个前提下,董弅以王洙家藏本为底本,以晏殊本为参校,整理刊刻了《世说》,钞刻嬗递得以完成。董弅严州刻本刊行后,在江南地区颇为流行,故施元之、顾禧等注家的注释文字基本同于董弅本。在洪迈《容斋诗话》、洪适《隶续》、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均时常可见“读《世说》”等内容,足见《世说》在江南一带所产生的多方面影响,俨然有“世说学”之势。反观蜀地,虽然西蜀在北宋时刻书颇盛,但受南渡重创,南宋初年蜀地经济遭到破坏,仅眉州、成都两地有刻书,还多有禁锢。《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绍兴二十五年正月,汉州知州蔡宙所言:“窃谓全蜀数道,素远朝廷,岂无诡世不经之书,以惑民听?[……]欲申严法禁:非国子监旧行书籍,不得辄擅镂板。”(李心传2744—2745)此条例某种程度上挫伤了蜀地刻书的积极性。加之蜀地刻书历来以经史为主,如“七史”、《蜀石经》《毛诗传》等,所以对《世说》等子部书籍,并未像江南文人那样喜爱和重视,注家更多地视其为工具书加以引录。正是《世说》地域流播的不平衡性,促使以董弅本为代表的江南本系统异军突起,逐渐成为后世“定本”,它是书籍流播过程中自然淘汰和筛选的结果。

其次,在钞刻嬗递的进程中,“合流文本”是文献凝定,继而产生“定本”的进程中必然的一环。“定本效应”及其影响并非一夕即现,其间存在吸纳与融合的过程,有滞后性。前文已叙,潭州本以蜀本为底本,是与严州本校雠后的产物,属于典型的合流文本,多有修正严州本讹误之处。如文学33“殷中军浩”,“浩”严州本误作“注”;方正62“魏祚所以不长”,“祚”严州本误作“作”;“桓车骑在上明畋猎”,“畋”严州本误作“政”,等等。潭州本付梓后,陆游重刻严州本,是对前代刻本的再一次合流。从翻刻陆游本的明代嘉趣堂本可知,陆游本校勘时,面对严州本与潭州本的差异时亦有所择选。如德行10,严州本:“华歆遇子弟甚整,虽闲室之内,俨若朝典。”“俨若朝典”,潭州本、陆游本作“严若朝典”(余嘉锡13)。表面上看二字皆通,然“严”更能与“整”相对,在闲室之内行动说话亦严格如朝典,强化了华歆的治家整肃。再如文学80,严州本“从此忤旨,出为荣阳郡”,潭州本“荣阳郡”作“荥阳郡”,《晋书·习凿齿传》同,唯陆游本作“衡阳郡”。程炎震考证:“荥阳属司州,自穆帝末已陷没,至太元间始复。温时不得置守,亦别无侨郡,当作衡阳为是。”(余嘉锡285)嘉趣堂本既再现了陆游本的风貌,又为明代《世说》诸版本最善,批点本系统、《世说新语补》系统均受其影响,定本效应得以明确凸显。由此可知,潭州本作为合流文本的代表,标志着典籍定本过程中不断修正和完善。它虽然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它的存在曾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再次,文献流播过程中名人的主观介入和传播意识,对文本面貌及其传播广度有重要影响。文人之间的交游,尤其是文坛大家的交游,往往对典籍传播起到关键作用。地域性文人团体(尤其是注家和方志编纂者)影响了《世说》的刊刻使用,其中,陆游因其交游广泛,行迹遍及江南、西蜀和湘中,成为三地间的联结者。因为陆游,《世说》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开启了多元流播的新阶段。著名文人对文献的整理和刊刻推动典籍流传,在宋代十分常见,譬如王洙对杜甫诗作的刊刻,直接开启了北宋中叶诗家尊杜、学杜的高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皇朝自王原叔后,学者喜观杜甫诗。”(晁公武857)苏轼被贬儋州时随身携带陶渊明、柳宗元二人文集,谓之“南迁二友”。其《答程全父推官六首(之三)》有云:“流转海外,如逃深谷,既无与晤语者,又书籍举无有,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苏轼,《苏轼文集编年笺注》215)苏轼的推崇,影响了黄庭坚、曾巩、吕本中等众多文人对陶渊明的接受。凡此种种,足见名人的介入对文献传播的关键作用——扩大了流播范围。

最后,一部典籍的所谓“定本”,是基于多种因素造就的,某种程度上是传播史长河中的幸存者。据《世说叙录》,北宋时期的《世说》钞本卷数不一,董弅严州本对《世说》正文和刘注进行一定删改后,定为三卷,凭借着刻本的稳定和易于复制的特点,一跃成为定本。此后,陆游本、潭州本对严州本的翻刻和参考,无疑是对“定本”地位的强化和凸显。明清时期的《世说》刻本,均属于严州本系统,众钞本渐湮没无闻。幸运的是,从文人的征引和使用中,得以一窥被《世说》定本所遮蔽的南宋时期丰富而多元的流传情况。书籍的经典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正是南宋时文人群体间的刊刻、注引、研究,推动了《世说》经典地位的逐步确立。在这一层面上,针对《世说》早期接受的研究,是一个绝佳的学术个案。

注释[Notes]

① 参见袁媛《〈世说新语〉湘中本考》一文,《版本目录学研究》9(2018):119—139。文中所提新发现的张跋语,见于国家图书馆所藏何煌校本(典藏号:3903)卷末。

② 《宋志三》曰“褚孝锡《长沙志》十一卷”,当是将《续长沙志》十一卷误为《长沙志》而著录。

③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曰:“叶又云: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诸方与宋世同。”(胡应麟44)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曰:“始以家藏书刊于郡斋,贡士徐君琥重为传刻,其间多所舛讹。又得大字蜀本参校。”(卷七)

④ 《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引《世说》曰:“卫玠字叔宝,少有名理。琅琊王子平高气不群,迈世独遨,每闻君之语议,至乎理会之间,要微之际,辄绝倒于坐。前后三闻,谓之三倒。[……]清言胜咏,亶亶入微,何平叔在,当复倒矣。”(李昉2773)此处为刘孝标注所引《玠别传》。又,《太平广记》卷一四一“庾亮”条引《世说新书》:“晋庾亮初镇武昌,出石头,百姓看者,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旐。’”(李昉1014)此亦出刘孝标注文。类似例证不赘举,可参见范子烨《魏晋风度的传神写照——〈世说新语〉研究》第五章“宋人删改《世说新语》之问题”,西安: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年,第155—156页。

⑤ 分别位于《初学记》卷九帝王部,《太平御览》卷五十七地部二十二、卷二九五兵部二十六、卷九七果部七,《记纂渊海》卷四十八和《事类赋》卷二十六果部。

⑦ 此外,钱锺书《宋诗选注》在评价汪藻诗歌时也认为“从他的作品看来,主要是受苏轼影响”。参见《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29页。

⑧ 施宿《(嘉泰)会稽志》卷十六“藏书”条:“越藏书有三家,曰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中兴秘府始建,尝于陆氏就传其书。[……]陆氏书特全于放翁家,尝宦两川,出峡不载一物,尽买蜀书以归,其编目日益巨。”(施宿第十册27)

⑨ 《世说》故事多与家族郡望有关,这必然导致了它与地方志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除了施宿、陆子遹所编《会稽志》,褚孝锡所编《长沙志》亦多《世说》内容。更为有趣的是,褚孝锡与陆子遹是奉议郎的前后任(褚孝锡卸任后,陆子遹继任)。这或许昭示了严州、潭州两地,一批与编纂地方志有关的文人之间更为紧密的关联。关于此,笔者另撰文探讨。

⑩ 蜀地重经史渊源有自,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书下》:“嘉祐中,以宋、齐、梁、陈、魏、北齐、周书舛谬亡阙,始召馆职雠校。曾巩等以秘阁所藏多误,[……]最后得宇文季蒙家本,偶有所少者,于是七史遂全,因命眉山刊行焉。”(晁公武184)叶德辉《书林清话》:“南宋刻书最有名者,为岳珂相台家塾所刻九经三传,[……]而取唐、蜀石经校之。”(叶德辉157)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校证》,孙猛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Chao, Gongwu.ACollatedRecordofBooksReadintheJunStudio.Ed. Sun M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90.]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Chen, Zhensun.CatalogueofBookswithExplanatoryNotesoftheZhiStudio.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1987.]

陈傅良:《陈傅良诗集校注》,郁震宏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Chen, Fuliang.AnnotatedPoetryofChenFuliang.Ed. Yu Zhenhong.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方回:《桐江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19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Fang, Hui.SequeltotheCollectedWorksofFangHui,FacsimileReprintoftheWenyuanLibraryEditionofThe Complete Collections of the Four Treasuries. Vol.1193. Taipei: The Commercial Press, 1986.]

龚明之 朱弁:《中吴纪闻 曲洧旧闻》,孙菊园、王根林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Gong, Mingzhi, and Zhu Bian.RecordofMiddleWu;OldLoreofQuwei.Eds. Sun Juyuan and Wang Genli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洪迈:《容斋随笔》,穆公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Hong, Mai.MiscellaneousNotesfromtheTolerantStudio.Ed. Mu Go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

[Hu, Yinglin.CollectedJottingsfromtheCottageonMountShaoshi.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01.]

黄庭坚:《山谷诗集注》,任渊、史容、史季温注,黄宝华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Huang, Tingjian.AnnotatedPoetryofHuangTingjian.Eds. Ren Yuan,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3.]

李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Li, Fang.TaipingImperialEncyclopedia.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0.]

——:《太平广记》。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ExtensiveRecordsoftheTaipingEr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Li, Xinchuan.EssentialChroniclessincetheJianyanPeriodoftheSongDynasty.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8.]

楼含松:《中国历代家训集成》。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7年。

[Lou, Hansong.CollectedChineseFamilyMottosacrossDynasties.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7.]

苏轼:《施顾注东坡先生诗》,施元之、顾禧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Su, Shi.AnnotatedPoetryofSuShi. Eds. Shi Yuanzhi and Gu Xi. Beijing: Beijing Library Press, 2004.]

——:《苏轼诗集合注》,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AnnotatedPoetryofSuShi. Eds. Feng Yingliu, et al.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苏轼文集编年笺注》,李之亮笺注。成都:巴蜀书社,2011年。

[---.AnnotatedChronologyofCollectedEssaysofSuShi. Ed. Li Zhiliang. Chengdu: Bashu Publishing House, 2011.]

唐圭璋:《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Tang, Guizhang.TheCompleteCi-PoetryoftheSongDynasty.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5.]

涂小马:《剑南诗稿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

[Tu, Xiaoma.AnnotatedPoetryofJiannan.Hangzhou: Zhejiang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1.]

王国平:《杭州文献集成》。杭州:杭州出版社,2014年。

[Wang, Guoping.CollectedWorksofHangzhouLiterature. Hangzhou: Hangzhou Publishing House, 2014.]

汪藻:《浮溪集》,清乾隆武英殿聚珍版,上海图书馆藏本。

[Wang, Zao.CollectedWorksofFuxi.Hall of Martial Valor Collection Edition in the Qianl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Shanghai: Shanghai Library.]

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Ye, Dehui.EssaysonBooks,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57.]

叶梦得:《石林燕语》,田松青、徐时仪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Ye, Mengde.SwallowsSingingintheStoneForest. Eds. Tian Songqing and Xu Shiy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2.]

叶寘:《爱日斋丛钞》,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Ye, Zhi.ExcerptsfromtheAiriStudio. Ed. Kong Fanl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0.]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周祖谟、余淑宜、周士琦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

[Yu, Jiaxi.Annotationsto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Eds. Zhou Zumo, et al.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5.]

曾枣庄:《宋代序跋全编》。济南:齐鲁书社,2015年。

[Zeng, Zaozhuang.PreludesandPostscriptsoftheSongDynasty.Jinan: Qilu Press, 2015.]

曾枣庄 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Zeng, Zaozhuang, and Liu Lin, eds.TheCompleteEssaysoftheSongDynasty.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6.]

周方高:《〈永乐大典〉本南宋至明初湖南佚志辑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Zhou, Fanggao.AnnotationstoLocalChroniclesofHunanintheYongleCanon.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15.]

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注汇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

[Zhou, Xinglu.Annotations,NotesandCommentsofA New Account of the Tales of the World. Nanjing: Phoenix Publishing House,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