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化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北京 100102)

一、引言

在我国,实验室考古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已经普遍被接受。最初是囿于田野考古的室外环境不适合遗存的精细化发掘,而搬迁回室内进行清理,是田野发掘在室内的延续,被认为属于“室内清理”的概念。之后随着科技分析技术的进步,提取回室内的遗存能够借助科技力量进行分析和保护,即在室内精细化清理的基础上,进行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工作,因此出现了“实验室微型发掘”(1)[德]H·V·雷可夫基文,侯改玲编译:考古发掘工地石膏封护提取文物的方法及实践》,《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80-83页;杨忙忙,张勇剑:《实验室微型发掘方法在北周武帝孝陵发掘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3期,第49-54页。,“微观清理发掘”(2)马菁毓,梁宏刚,霍海俊:《浙江瓯海西周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实验室考古清理》,《考古》2009年第7期,第74-79页。等概念。随后,将文物提取保护与充分获取考古信息结合,出现了“实验室考古清理”的概念。事实上,这些概念中包含的工作,都是“实验室考古”概念中的重要部分,因此本文中使用实验室考古来指代相关工作,一并讨论。

“实验室考古学”的概念最早被提出,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作为考古学的一个新领域,“实验室”被用来指代科学实验的方法,即通过仪器和设备收集资料,而不是工作场所的限定。这里所提到的实验室考古学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应用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分析检测古代遗存的性状、材质、产源等信息,其二是通过实验考古的方法,建立一套成熟的标准参考物,这也是实验室考古学的关键需要。目的是为了吸收现代科学技术,解决考古问题,促进考古学研究(3)李虎侯:《实验室考古学》,Scientist Press International, Inc,1998年。。这一概念在1989年全国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上,更名为“科技考古”(4)《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在合肥举行》,《考古》1990年第4期,第384页;全国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会议秘书处:《全国第二次实验室考古学术讨论会纪要》,《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年第2期,第64页。,这是与现在所说实验室考古不同的定义。

实验室考古定义是“考古专家与文物保护专家相互协作,运用多种科技手段在室内开展古代文化遗存的发掘清理,根据相关检测分析结果及时实施文物保护,通过对相关遗迹遗物的现场观察、分析、实验,探索古代人类活动及科学技术等问题的考古活动”(5)杜金鹏:《实验室考古导论》,《考古》2013年第8期,第3-11页。。实验室考古包含的基本工作要素包括发掘清理、保护处理与复原研究,过程中需要伴随分析检测辅助完成工作,最终成果以遗存本体呈现,对于已经损毁严重的遗存,也可以模拟复原的模型或真实复原的实物呈现。

二、我国实验室考古工作现状

我国实验室考古工作开始于上个世纪30年代,安阳殷墟宫殿区的H127中发现了3760余块龟板,限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地的原因,将龟甲连同土一起放入木箱子中,整体搬运到室内清理(6)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考古学报》1947年第2期,第1-81页。。1991年殷墟花园庄甲骨坑H3也是采取类似方法。这种将复杂堆积或难以在现场保护的遗存,整体提取至室内清理保护的工作方式逐渐发展,已经在许多复杂遗存的提取保护中起到有效的作用。综合已经发表的相关文献,实验室考古工作主要内容有整体打包搬迁或在原址建实验室,室内清理发掘和考古信息提取,文物保护修复,文物复原研究,报告发表。

实验室考古整体打包的对象主要有两类:一是以遗物为主体,一是以遗迹为主体。以遗物为主体是以一件或一组遗物为提取对象,通常伴随文物腐蚀严重质地脆弱而难以提取,或是堆积复杂现场无法分辨拆解,比如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漆器(7)丁六龙:《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漆器在室内的清理起取和保护》,《文物修复与研究》,1995年,第103-105页。,秦俑二号坑内的木器和金属器复杂堆积(8)许卫红:《秦俑二号坑“异形器”的室内清理》,《秦文化论丛》,2001年,第665-671页。,河南偃师二里头M3出土绿松石片“龙形器”(9)李存信:《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形器的清理与仿制复原》,《中原文物》2006年第4期,第92-98页。,浙江瓯海西周土墩墓出土青铜器(10)马菁毓,梁宏刚,霍海俊:《浙江瓯海西周土墩墓出土青铜器的实验室考古清理》,《考古》2009年第7期,第74-79页。,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壁龛内的漆木器和二层台的漆木俑(11)李存信,谢尧亭:《山西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地M1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第12-24页。,西安李倕墓出土冠饰(12)杨军昌,安娜格雷特·格里克,侯改玲:《西安市唐代李倕墓冠饰的室内清理与复原》,《考古》2013年第8期,第36-45页。,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出土车厢侧板(13)韩飞,王辉,马燕如:《甘肃张家川马家塬出土车厢侧板的实验室考古清理》,《文物》2014年第6期,第39-43页。,江苏盱眙大云山汉墓七号陪葬坑中的明器车(14)李存信:《江苏盱眙县大云山汉墓七号陪葬坑实验室考古清理》,《考古》2017年第8期,第52-58页。,隋炀帝萧后墓出土冠饰(15)杨军昌,束家平,党小娟,柏柯,张煦,刘刚,薛柄宏:《江苏扬州市曹庄M2隋炀帝萧后冠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7年第11期,第66-76页。,咸阳机场扩建工程M98出土唐代组玉佩(16)张勇剑,梁嘉放,赵西晨,刘呆运:《咸阳国际机场出土唐代组玉佩室内清理、分析和复原》,《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8年第4期,第104-109页。,陕北米脂出土汉代玉覆面和玉鞋(17)黄晓娟,赵西晨,严静:《陕北米脂出土汉代玉覆面和玉鞋的实验室清理及复原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8年第1期,第32-39页。,南京大报恩寺出土供养器(18)付永海,席光兰:《南京大报恩寺遗址出土玻璃瓶的实验室微型发掘研究》,《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20年第3期,第67-76页。,湖北随州周家寨墓地M8出土简牍(19)卫扬波,黄玉洪,李玲:《湖北随州市周家寨墓地M8简牍的清理和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22年第2期,第55-61页。,河北行唐故郡车马坑出土5号车(20)李存信,齐瑞普,闫炜,张春长:《通过实验手段分析和复制遗物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以行唐故郡二号车马坑5号车辆实验室考古程序为例》,《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1年第S1期,第50-62页。等。以遗迹为主体通常是以单个遗迹作为提取对象,由于遗迹本身体量大,增加了提取难度,因此相关案例数量较少,比如甘肃张家川马家塬战国墓地M4木棺(21)黄晓娟,王辉,赵西晨:《甘肃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M4木棺实验室考古简报》,《考古》2013年第8期,第25-35页。,广西上思广元村出土的三合土棺椁(22)梁宏刚:《考古现场出土文物清理与保护的实践与探索——以广西上思县出土三合土棺的室内考古清理与文物保护为例》,《南方文物》2017年第4期,第256-264页。,大河口西周墓地M5010,M6043(23)朱磊,刘勇,李存信,刘思然,方辉,谢尧亭,岳婧津,郑商,师艳明:《山西翼城大河口M5010、M6043实验室考古简报》,《江汉考古》2019年第2期,第3-16页。,西汉海昏侯刘贺主棺(24)李存信:《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主棺实验室考古发掘》,《文物》2020年第6期,第4-16页。等。整体打包方式也根据提取对象体量,和在遗迹内的位置情况决定,常用方法有石膏包和木质套箱等。对于体量更大的遗迹,则尝试在本体上建方舱或大棚,以控制发掘环境条件,比如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四川三星堆祭祀坑遗址等。

实验室考古早期是大多是配合现场文物的保护性提取,工作内容包括打包对象的室内清理,保护处理,研究明确文物的形制结构,及仿制复原。在清理过程中,遵循自上而下逐层清理的操作规程,出土遗物经过编号、绘图、拍照后再提取(25)[德]H·V·雷可夫基文,侯改玲编译:考古发掘工地石膏封护提取文物的方法及实践》,《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6期,第80-83页;杨忙忙,张勇剑:《实验室微型发掘方法在北周武帝孝陵发掘中的应用》,《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10年第3期,第49-54页。。在此阶段,已经开始提出将文物修复技术与田野考古紧密结合,强调文物保护与考古两者的合作。随着更多科技手段被引入考古与文保领域,实验室考古这一交叉领域,为多学科合作研究提供了平台。在实验室内进行清理,能够更便捷地借助仪器设备获取更加细致全面的信息。常用的有X光探伤,在还未清理,或遗物包裹泥土与锈蚀时,了解文物及堆积情况。各种显微和成像设备,在清理时对遗存进行细致观察,为清理提供依据,也能够作为资料留存。对遗存的成分和结构进行分析检测,能够获取材质、制作工艺、腐蚀状况等信息,为遗存的考古学研究和保护修复都提供了基础资料。

同时,通过整合多学科研究手段,充实研究方法,规范工作流程,促进了实验室考古发展。研究对象由遗物的提取复原与保护,转向遗迹的综合研究,数量也明显增多(图1)。整体打包的遗迹主要有棺和墓葬,在清理过程中,注重墓葬和棺椁的形制,随葬品种类、器型、纹饰、摆放位置等,采用田野发掘中逐层清理的方法。强调清理过程中的考古学研究与文物保护,兼顾文物的材质及工艺研究,和遗存的展示。在遗迹本体上建考古大棚和方舱,研究对象扩大为遗址,相当于将整个发掘现场搬进实验室。除了以往实验室考古常用的技术手段,还新增集成发掘平台,平台的作用在于能够让考古工作人员悬空作业,减少发掘坑中的人为污染。平台还能够变换方向、角度和位置,方便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及提取,同时能够吊运文物。

图1 整体提取主体种类折线图

由于实验室考古工作内容包含考古学研究和文物保护,成果则根据工作内容的偏重,发掘清理简报发表于《考古》《文物》等考古学研究类期刊,发掘清理方法和保护研究发表于《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等文物保护研究类期刊。已经发表文章的统计结果来看,实验室考古工作在考古类期刊上发表的篇数要远多于文保类期刊(图2)。报告大多数以工作流程为框架,有背景介绍,工作目标,方案与技术路线,整体打包,发掘清理,保护经过,遗迹和遗物描述,分析研究结果等。

图2 成果发表期刊类型折线图

三、国外类似实验室考古工作现状

实验室考古直译为“Laboratory archaeology”,也被称为是“Archaeology in the Laboratory”。这里所说的实验室,最初是为了单个具体研究方向设立的,实验由理工科方法主导,回答考古学问题,比如一件遗物的年代,或者材料等。因此为了考古学家能够更多的理解实验原理,从而了解如何在考古领域使用实验的方法,所以产生了实验室考古学这个跨学科研究领域。这是由于,一方面考古知识如果不够充分,最终结论解释的方向则会变的狭窄,而样品来源说服力弱,或者甚至是错误的,同样会导致最终考古学解释的偏差。另一方面,如果实验者直接参与信息提取,能够更好地设计实验,有利于得出更准确的实验结论。这实际是强调科技考古手段的综合利用,与科技考古的概念更接近。例如在研究维京时期的Svear地区社会、定居及权力的研究中,综合了多种科技分析手段,来从考古学调查、建筑技术、人类亲缘关系、生产和消费等方面进行研究(26)Arrhenius,B..Laboratory Archaeology:A Useful Tool for Studying Ancient Cultures.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99(01):97-101.。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与实验室考古工作内容类似的是微观考古学(Microarchaeology)。 微观考古学这一概念和理论,侧重于各种遗存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探究人类行为如何导致遗存现象产生(27)陈胜前:《考古推理的结构》,《考古》2007年第10期,第42-51页,即社会实践和物质之间的关系(28)Grant, K., M. Given. Policies, Brae, and Hill grounds: A Microarchaeology of an Ochils Estate Kevin Grant&Michael Given. Post-Medieval Archaeology, 2022, 56(04): 43-67.。它从小范围内提供问题的答案,对独特但重复的实例进行研究,最终有助于理解遗迹的总体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微考古学的概念理解为“扩大对考古历史研究范围的技术,并推动考古学家和专家之间的广泛合作”(29)Chazan, M., 2018. World Prehistory and Archaeology. Pathways Through Time. Routledge, New York, 2017.。因此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尽可能细致地进行田野调查和发掘,以获取信息作为判断的依据,其次需要综合运用现代科学手段在遗存中发现更多肉眼看不到的无形的信息,无论这种信息是以沉积物或残留物等微观形式存在,还是非物质的形式,即物质生产中涉及的技术和知识。例如综合岩石艺术绘画矿物学,显微观察,脂质分析,孢粉学,寄生生物分析等,证明在以色列Megiddo遗址发现的黄色纤维状遗物是降解的粪便物质,并且揭示了古代居民营养饮食和药用植物,展示了小的不吸引人的材料的材料是如何为考古学提供价值,这一信息可能无法通过对大型植物遗迹的研究获得(30)Langgut, D., R. S. Gross, E. Arie, D. Namdar, A. Amrani, M. L. Bailly, I. Finkelstein. Micro-Archaeological indicators for Identifying Ancient Cess Deposits:An Example from Late Bronze Age Megiddo, Israe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6(09): 375-385.。通过整理阿根廷和智利岩石艺术研究的案例发现,通过微观考古研究能够获得对天然矿物颜料加工工艺,颜料混合以及和矿物原料供应和生产技术相关的无形的知识(31)Sepúlveda, M.. Making visible the invisible. A Microarchaeology Approach and An Archaeology of Color Perspective for Rock Art Paintings from the Southern Cone of South America.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21(572): 5-23.。

系统取样和综合应用多种分析方法是微观考古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解决了诸多考古学的实际问题。依据放射性碳测年,植硅石分析,粪便残留等实验结果,分析得出Negev高原地区基于洪水收集和梯田墙建设的农业并非始于罗马-拜占庭时期,而梯田农业在更古老的铁器时代就产生了(32)Bruins, H. J., J. van der Plicht. Iron Age Agriculture ? A Critical Rejoinder to “Settlement Oscillations in the Negev Highlands Revisited: the Impact of Microarchaeological Methods”. Radiocarbon, 2017, 59(01): 1-16.。综合应用FT-IR,植硅石分析,沉积物微形态分析,放射性碳年代测定等方法,分析了以色列Ashkelon晚期青铜时代窖藏坑内的多层堆积,表明该处遗迹是一个粮食储存设施,并且其中的内容物不时被故意焚烧,防止病毒滋生(33)Toffolo, M. B., M. A. S. Martin, D. M. Master, E. Boaretto.?Microarchaeology of A Grain Silo: Insights into Stratigraphy, Chronology and Food Storage at Late Bronze Age Ashkelon, Israel.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18(19): 177-188.。通过岩相,FTIR,XRD的矿物学信息,对Southern Levant 早期青铜时代的Tel Lod窑址进行微观考古分析,确定窑内能达到的温度范围在700-900℃之间。岩相分析表明,建造窑时会有意在粘土和泥砖中添加石英,为了抵消热冲击的影响。该窑址的时间背景为公元前四千年末,第一次城市化的初始阶段,伴随着高效大规模生产烧成陶器的需求不断增长。同时该窑的技术表明金属器可能是在这样的窑中制造的(34)Golani, A., Y. Asscher. A ceramic kiln of the Early Bronze Age from Tel Lod in the Southern Levant: Microarchaeological Analyses and Technological Significan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3(49): e103853.。通过微观考古分析,识别出了陶窑,并且揭示了烧制条件。灰分由植硅石和少量方解石组成,植硅石分析表明,燃料主要是驯化草的秸秆或谷壳。通过分析发现,窑壁沉积物经过热蚀,温度在700-900℃左右(35)Nagorsky, A., I. Taxel , Y. Asscher, R. M. Albert, L. Regev , X. Yan, F. Natalio, E. Boaretto. High Temperature Pyrotechnology: A Macro- and Microarchaeology Study of A Late Byzantine-Beginning of Early Islamic Period (7th century CE) PotteryKiln from Tel Qatra/Gedera, Israel Steve Weiner.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2020(31)31: e102263.。在威尔逊拱门发掘工作中,将野外调查,地层学,与放射性碳测年相结合,分析下层建筑材料中烧焦遗骸,确定了通往圣殿山桥梁建筑的开始及扩建工程时间跨度仅为70年,反应了耶路撒冷古城在不断建设的状态,解决了历史时期密集的城市环境中的考古学问题(36)Regev J, J. Uziel, T. Lieberman , A. Solomon, Y. Gadot, D. B. Ami, L. Regev, E. Boaretto. Radiocarbon Dating and Microarchaeology Untangle the History of Jerusalem’s Temple Mount: A View from Wilson’s Arch. PLoS ONE, 2020(6): e0233307.。将微观考古学,与地球物理,遗物分析,放射性碳测年等结果结合,分析波兰东部发现的Mikulin 1号沟填充物发现,沟的使用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分别与Lublin-Volhynian 和 Funnel Beaker文化有关,揭示形成历史,了解遗迹在遗址中发挥的作用(37)Krupski, M., T. J. Chmielewski, M. Furmanek, A. Zako?cielna.?In Search of Use Patterns of Archaeological Features on Multi-Cultural Sites. A microarchaeological Case study of Ditch Infill Formation at an Eneolithic Enclosure in Mikulin (Eastern Poland).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18.。通过模拟实验探究贝类烘烤所产生的微观考古特征,以提高我们识别此类活动的能力。结合微观形态,FT-IR,TGA,XRD,建立了贝壳加热从文石到方解石的变化基线,能够帮助判断贝壳额烘烤方式,区分贝类是经过烘烤或是经过二次燃烧。并且识别出焙烧火特征产生的沉积痕迹(38)Aldeias, V., S. G. Arieh, R. Maria, P. Monteiro, P. Cura. Shell We Cook It?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to the Micro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Shellfish Roasting. 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 2016.。

“Indoor Archaeology”是与实验室考古在形式上更加接近的概念,是指在遗址的发掘区原址建穹顶的考古大棚“Archeodome”(39)Karr, L. P., L. A. Hannus, A. K. Outram. On the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Indoor Aarchaeology: 15 Years at the Archeodome (Mitchell Prehistoric Indian Village, South Dakota).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5)40: 244-255.。这种发掘形式的好处主要在于:其一,能够对抗室外多变的自然天气,全年发掘,延长工作时间。其二,环境可控,减少遗存暴露在自然环境中的损伤,同时也避免回填对遗迹造成的损害。其三,为考古工作者和游客提供了舒适的环境,能够实现原址展示,让游客近距离了解考古发掘,考古材料的背景,考古记录中保存的数据信息类型,以及文物的实验室处理。其四,能够保持长期的开放区域的发掘,允许在长时间段内对大面积遗迹进行缓慢、谨慎的分析。例如对Middle Missouri遗址的研究,早期集中在房址的发掘,后来在建了考古大棚之后,在发掘区揭露了一系列结构性的考古发现,反复交错打破的灰坑,烹饪的遗迹和其他活动区域的特征,都证明这一地区用于相似的功能,被反复使用,通过对复杂考古沉积的详细清理,阐释了生活方式和遗址功用(40)Alex, R. A. Architectural Features of Houses at the Mitchell Site (39DV2) Eastern South Dakota. Plains Anthropologist, 1973(18): 149-159;Brown, L. The Archaeology of the Breeden Site. Plains Anthropologist Memoir, 1974(10):1-55.;Karr, L. P., A. K. Outram, and L. A. Hannus. Open-area Excavations at the Mitchell Prehistoric Indian Village, South Dakota (A.D. 1000-1150): New Interpretations of Site Function From Interdwelling Areas. 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 2011(36): 281-288.。其五,更重要的是,室内发掘为考古阐释提供了更好的机会。文物或者沉积遗存在被发掘出来后,可以短时间内获取科技分析的结果,加快了材料的解释,也提高了正在进行的发掘的质量。在Mitchell这样的遗迹,保持高水平的发掘标准很重要,因为在许多考古遗址中,遗址沉积物代表了人类活动的再现,而这种证据也是不可再生的。对遗迹遗物的精细化处理,和可控的发掘,都是高质量考古发掘的基本要素。高质量的实验室允许对文物仔细清洗、分类、分析、解释和保护,从而提升对遗物和遗址功能的解释。

同时,考古大棚的建立和使用也存在一些风险和挑战。其一,大棚建设之后,室内外环境割裂,使大棚内的土地上出现明显的干燥和开裂。已经干燥的土壤严重硬化,比起非封闭区域软的壤土,给发掘带来明显困难,增加了破坏遗物的风险。已经开挖的墙体或者遗迹的壁面,干燥硬化的土会发生碎裂,导致边缘坍塌。干结后的土,土质土色都发生了变化,给遗迹辨认也带来了困难。土壤干燥后会开裂,干裂破坏了埋藏环境的稳定结构,导致文物垂直位移。在一个猛犸象遗址的案例中,猛犸象遗骸周围土壤的干燥裂缝导致猛犸象头盖骨断裂。干燥所产生的裂缝,有一部分会沿着遗物或者遗迹边缘生长,扰乱了考古工作人员对遗迹和遗物形制的判断。此外,这种干燥与潮湿交替的环境,也不利于骨胶原的保存。其二,渗水所带来的问题。地下水,地表渗水或者屋顶漏水,会持续冲刷遗迹,使遗物变的更加脆弱,同时会导致发霉。其三,封闭环境中,大量游客参观产生的空气颗粒沉降,会对文物保护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为了展陈,砖、陶,甚至在饱水环境中埋藏的器物,需要暴露在空气中,会造成文物材料劣化严重(41)Hu, T., S. Lee, J. Cao, J. C. Chow, J. G. Watson, K. Ho, W. Ho, B. Rong, and Z. An. Characterization of Winter Airborne Particles at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Museum, China.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09(407): 5319-5327;Hu, T. F., S. Lee, J. J. Cao, W. K. Ho, K. F. Ho, J. C. Chow, J. G. Watson, B. Rong, and Z. S. An. Atmospheric Deterioration of Qin Brick in an Environmental Chamber at Emperor Qin’s Terracotta Museum.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9(36): 2578-2583.。其四,如何平衡考古科学研究和为公众提供有教育价值的展览。这一综合性的问题在Mitchell遗址里尤为突出。其五,维护成本很高。对于普通遗址,发掘结束后就回填了,需要展示的做成遗址博物馆。但是这样一个大棚还需要保持考古工作和展览的持续性,因此也需要工作人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还有资金。

四、结论

实验室由考古最初为配合考古发掘的文物保护提取,发展到文物保护中注重考古信息的提取,再发展到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并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要求逐步提高。研究对象也从遗物发展到遗迹,不仅是体量增大,更重要的是考古学研究比重的增加。事实上,实验室考古的清理发掘工作是遵循田野考古工作流程的,并且能够发表体例相同的发掘简报,可以看做是田野发掘的室内版。国外的相关概念有Laboratory archaeology,Microarchaeology,Indoor Archaeology,分别代表不同的研究手段,研究内容,和研究形式,其中没有能够完全对等的翻译。最接近的应该是Indoor Archaeology,考古大棚和方舱都属于这一种概念。诚然对遗迹遗物的精细化处理,和可控的发掘,都能够显著提高考古发掘质量,但是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