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新雨

当今世界，战争与和平再次成为世界政治的首要议题。从这一角度看，需要重新把苏联、美国以及德国、日本等后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放在比较和并置视野，检讨“冷战—后冷战”结构对世界农业资本主义的影响，分析其如何塑造了今天的世界——俄乌冲突其实可视为这一过程的延伸。苏联农业现代化失败最终导致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我们也需要重新分析和评判美国农业资本主义在冷战中的角色。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粮食武器”逐渐成就其世界霸权，但内部黑人民权运动、环境问题、对世界能源的依赖及其产业金融化，外部对第三世界小农的系统摧毁，以及苏东剧变后全球南北极化加剧等现象，都可视为美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衍生，也正在反噬今天的美国社会。2013 年，笔者出版《乡村与革命》一书，质疑了美国道路的“普世性”，否决了中国走美国式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实可能，解构了新古典自由主义叙述中“美国式道路”与作为“普鲁士道路”的俄苏/中国道路之间“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然而，这样的叙述正在死灰复燃，这也是我们今天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回避的问题。

与之对照，苏东剧变后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迅速完成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并成为世界粮食出口大国，代价却是深度“去军（重）工化”“去工业化”、国力衰退以及兄弟阋墙的代理人战争——俄乌粮食出口遇阻，联合国粮农组织宣布全球粮食危机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