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平江是一个把门卫当成事业来做的人。当干到六十七岁，再没人要他当门卫时，他依旧希望能有一道门让自己把守。于是，镇里的牌坊门、家里的大门，都成了他把守的对象……几经周折，一个坚守原则和界线的人，能否在当下的环境中获得认同和尊重？

人尽其才，自古就是一种社会理想，可时至今日，依然只是理想，很难变成现实。正因此，姚平江是幸运的，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而且不管走到哪儿，都能在那位置上发挥才干。他是一个门卫。门卫也需要才干？那就看怎么做了。要做到姚平江那样，就不仅需要，还十分需要。姚平江把守着某个单位的门，单位再大，最多一个星期，他必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能听清每个人的脚步声，能从脚步声分辨人的心情和处境。那年，他在福建某地，有天王科长上班， 他听到王科长的脚步声，轻轻地摇了摇头。当时王科长已经走过去了，王科长的上司刚好走到门口，问姚平江为什么摇头？他不说。半个月后，王科长侵占巨额公款的事就败露了。这时候姚平江才说，王科长那天的脚步声是空的。

怎么空？姚平江没解释。

但毫无疑问，这是个可怕的人。多年来，他不停地转战南北，就因为招聘方见识了他的可怕，不敢久留，他只好离开。其实要说恪尽职守，谁又能比得上他呢？陌生人进来，即使由本单位职工领着进来，不规规矩矩留下姓名、电话、身份证号码，就迈不过那道门槛。对姚平江而言，门，既是他的岗位，也是他的阵地。这道门不一定真实存在，但在姚平江心里，却如国界般神圣，闪电般清晰，钢铁般坚硬，开合之间，响如雷鸣。他觉得，天底下所有的门，都应该发出那样的响声，以示庄重和威严。他作为守门人，被那响声喂养，也才能生出庄重威严的感觉。关起来，是一个世界；打开了，是另一个世界，这就是门的意义。世界和世界之间，首先要过的关口，是他，或者说是他把守的门。最初那些年，还没有小区的概念，后来有了小区，并且也需要门卫，但他从不去小区应聘。小区过于生活化。生活是土壤， 但土壤之上得有乔木，得有高翔的飞鸟和更高的天空，否则他也没必要离乡背井。

他是把当门卫当成事业来做的。

在别人眼里，他从二十九岁当门卫，当到六十多岁，还是个门卫，他的人生就像一滴雨，落到某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干涸。但他自己不这样看。门卫和棋手一样，有段位，他在不断晋级。如果小时候他能多读些书，写出一本门卫教科读物，世间的门卫肯定就不是当下的素质。这是他经常挂在嘴上的事，也是他深表遗憾的事。

满六十七岁后，姚平江回到了故乡。

他是个干瘦人，不长肉，只长头发，上了年纪，头发照样茂密，且黝黑如初。为此， 他很是自豪，见了人，说不上三句，就把前额一低，头发一抹，说，原装货！表明他没染过发，更没植过发。别人自然是夸，却总是夸不到点子上。比如：你爸爸当年就是这样子的。这是什么话？这无非是承认他种子好，种子和他本人，各是各的事。更关键的是，那些人生一双眼睛，都只会往后看，不知道眼睛长在脸上，是为了向前看。

可他的前方在哪里呢？

毕竟是六十七岁的人了。

他之所以回到故乡，就因为他乡不能作故乡。当没有一道门需要他把守，那些门就全部对他关闭了。这时候他才明白， 自己伺候了一辈子的东西，到头来却成了他的最高权威。他太老了。六十七岁的意思是，差三年就满七十。人生七十古来稀， 现在不“稀”，现在的平均年龄都将近八十，可那些没出息的家伙，照旧把这句古话挂在嘴上。

他就是被这句古话打倒的。

最后一次求职，是在成都。立志不做小区门卫的他，也只好委屈自己，去成都西区和风苑应聘。招聘方二话没说，就让他加入培训，培训了三天，才想起看身份证。这一看，就不要他了。那个四十来岁的物管负责人对他说，大爷，不是嫌弃你，是你应该回家享清福了，我不能剥夺你享清福的权利。接着又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你差三年就满七十了。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在两个月时间里，他听了不下二十回。此后他不打算再去碰壁。多年以来，他总听别人的脚步声，现在才注意到自己的脚步声。他的脚步声像雨天行路，水花子从脚跟荡起，打着他的后背， 甚至后脑，如果没有后背或后脑挡着，就会飞到前面，画一个圆。

这是在告诉他，他人生的圆也到了封口的时候，应该回到起点去了。

于是他就回来了。

他的家在一个矿上，百花煤矿，但几十年前就已关闭。关闭的次年，百花煤矿改叫百花镇。叫百花煤矿时，很热闹——所谓热闹，就是有陌生人；看不见陌生人，成天都是老脸嘴儿，人再多，也算不上热闹。自从叫了百花镇，一夜间就败落下去。生活在这里的人，才知道败落的程度有多深，连树也不长个子。镇子西边，有道牌坊门，门外一条悬挂山间的路，直通七十公里外的东轩市。门内两排榕树，在百花煤矿时代，疯长；叫了百花镇，过几十年也不见长，从树干到枝叶，都哭丧着脸，像受了天大的委屈。再朝里走，是个小广场，广场东侧，是个电影院，现在早就不放电影了，具体做啥，也不知道。电影院旁边，是舞厅，当年灯影婆娑， 而今蛛网披拂。舞厅的那一边，是低于地面、仿佛泳池似的灯光球场，曾经，篮球比赛、门球比赛几无断绝，眼下荒草葳蕤。风带来尘土，覆盖了水泥地面，荒草就长在尘土上。一年又一年，土越积越厚，草越长越高。

姚平江的家，在灯光球场南侧。球场堡坎顶端，有条马路，马路以里，是座小丘， 叫牛头丘，丘上柑橘成林，但更多的是房子，住着当地人。当年，矿工有本地人，也有外来户，外来户有专门的矿工宿舍，本地人多住在牛头丘。这里向阳。姚平江的祖上，清道光年间就到了百花，那时候的百花还只有几间茅舍，也没发现煤，姚家自是天然的“土著”。

他家里有两个人：他和他的妻子。

姚平江结婚晚，他四十一岁那年，三伏天，母亲病重，他只能从远方回来，在床前侍奉汤药。他有个姐姐，但姐姐毕竟是嫁出去的人，还嫁得远，翻山越嶺的，走路要一天半，坐车，快不了多少！所以母亲只能丢给他。母亲说，我这病没得治，不出十天半月，就会落气。母亲说，你爹死之前，一直念叨你，叫你找个小妹儿（老婆），你也不听。你看都过去几年了？四年啦！母亲说，我要亲眼见你找到小妹儿，不然我就不落气，我烂了也不落气。都以为这是气话，谁知说得实打实——母亲活着时，就开始烂，流着黄水，臭不可闻。母亲自己说，那不是黄水，那是尸水！忍不过刀矛般的尸水臭，姚平江只好火速成亲。找个女人并不难，四周都是大山，尽管百花镇那时候已是掉了毛的凤凰，山里女子能嫁进来，到底也还算有福分。当那个名叫李萍的二十岁姑娘进门，母亲的喉咙咕嘟一声，安详地走了。

姚平江母亲的丧礼和他的婚礼，是同时办的。这在百花镇也算奇景。好在镇上的红白喜事都不复杂，主要是放鞭炮，你愿意当喜炮就是喜炮，愿意当丧炮就是丧炮，这边喜炮，那边丧炮，或者反过来，这边丧炮， 那边喜炮，也就是人生的样子了。

两口子生了个女儿，名叫姚婷婷。

姚平江回归故里的时候，姚婷婷已经二十五岁。

天天去给人亮黑头发，姚平江渐渐觉得没有了意思。麻烦在于，他再也找不出有意思的事情了。这怎么行，没有意思，也就没有生活；没有生活，也就没有活着。长一头黑发又怎样呢？别人拿他跟他父亲比，他也想起了自己的父亲。父亲死后，穿上寿衣躺在灵床上，浓密的头发向后梳着，戴上放大镜，也揪不出一根白发来。就是说，父亲死了，他的头发都不死。头发不死，人还是死了，因此光有一头黑发，确实没什么意思。

姚平江自己觉得没意思，别人更觉得没意思，见他走过来，就故意躲开。老朱不是就躲他吗？那天他出了家门，在柑橘林里弯来绕去，下到山脚，站在灯光球场的堡坎上， 望着满场荒草。仲秋时节，稀薄的阳光里， 高的狗尾草，低的酢浆草，都结了籽，麻雀、乌鸫、白头鹎，把自己斜挂或倒挂于草梢， 脑袋歪来歪去，沙沙地啄。场子两头，篮桩还在，篮板和篮筐也在，日晒雨淋，都变成了老乞丐模样，锈蚀的篮筐上，残存着三根网线，在风里颤。姚平江看上几分钟，仿佛看见了自己，厌恶地收回目光，朝前走。走过电影院，见老朱斜着身子，独自站在小广场上望天。老朱比他小两岁，十七岁下井， 二十六岁被砸断腿，成了残疾。也就在那一年，煤矿关了。因腿脚不便，他一辈子没出过百花。姚平江刚回来那阵，老朱总是一高一低地往他跟前凑，听他讲外面的世界。这时候姚平江想，好多事还没讲呢，既然他爱听，今天就给他开个小灶。他甚至提醒自己， 讲事就讲事，不要亮头发。

于是他快步朝老朱走过去。

脚步声让老朱把头低下来，目光跟姚平江的目光相遇了。目光丈量的距离，不过十米，姚平江再跨几步，两人就会面对面。他都想好了对老朱说的第一句话，他会说，老朱啊，那年……可话没出口，老朱倾倒似的把身子一斜，在短了一截的右腿裤兜里，摸出手机，贴在耳朵边，喂喂地呼喊，然后依旧是呼喊似的说，莫催嘛，来了来了！同时他向姚平江笑一笑，摇摇手，就撤身离去，还边走边对着手机说，马上就来了。

姚平江愣在那里。老朱的手机并没有响。他根本不信老朱是把手机开成了振动。无论何时，老朱的手机一响，就像煤矿时代放高音喇叭——这里的老人都如此，耳朵不好只是表面原因，更深层的，是想听到高音喇叭，回忆起那份热闹，也回忆自己一去不返的青春。

没有谁给老朱打电话，老朱就是要躲他。

悲哀是慢慢漫上来的。

姚平江今天原本就没打算见人，否则他应该朝镇子东边去。以前的矿工食堂，改成了菜市场，菜市场在东边。超市、饮食店、麻将馆，也在东边。

老朱是朝牌坊门外走去的。多半是慌不择路。出了牌坊门，不足五十米平路，就上山。极少车来，甚至也没有陌生人来，路两边草木疯长，最多的是麻柳树，老远，就闻到麻柳的苦香。密集的枝叶，快把路封住了，老朱出牌坊门没走几步，姚平江就看不见他了。

姚平江哼了一声。

他要守在门口，看你几时回来！ 半个钟头过去了。

一个钟头过去了。

一个钟头二十分钟过去了。

老朱一直没从那条路上回来。

是穿林打叶地从小路回去了吗？姚平江不知道，但他猜想是那样。他在左侧的门柱上拍了几下。水泥柱子，通体黑，黑得像铁， 黑得比流动的风更有秋意。望上去，牌匾也是黑的——本来是红的，写着“百花煤矿”。真正是百花煤矿时，年年有人颈挂一桶油漆，爬上梯子，把那几个字擦亮，亮得晃眼，亮得喜气洋洋、日子兴旺，后来没人擦了，任由它们在岁月里变成黑色。红属于过去，黑属于今天，红变黑，就是被抛弃了。想到这里，姚平江感觉到，自己也变成黑色的了。他的黑头发，如同那块牌匾。

然而，在外闯荡那么多年，跟门打交道那么多年，门给予他的启示，就不是常人能体会的。悲哀是一种消极情绪，是对生活和责任拱手相让的没出息，那情绪姚平江当然也有，但他绝不沉溺；相反，变成黑色的牌坊门，让他看见了自己的老，更看见了自己的责任。

他要来守这道门！

回来这么久，怎么就没想到要来守這道门？

当然不是没想到，早就想到了，回来的当天就想到了。问题在于，这门不要他守。不是说没人给他工资，而是它本身就不是门，它只是装饰。人世间，有的没有门，却有无形的门；有的有门，却只是装饰。在姚平江看来，后一种非常可恶，是引诱，也是欺骗。引诱和欺骗是要付出代价的，这样的事他见得多了。煤矿不是关了吗！关，是因为煤采完了，可为什么采完？是老天不给你了。老朱同样是欺骗，且早就付出了代价，在他二十六岁时，老天就知道，几十年后的这个下午，分明没人给他打电话，他却装模作样，就提前惩罚了他。

姚平江很后悔，老朱急匆匆离去时，他应该听听他的脚步声，看他是否会继续受到惩罚。

这并不是说他希望老朱再受惩罚，但他确实想听听。

事实上，当时没听也没关系，他在外地守门时，有些脚步声就是回想起来的。比如他正吃着饭，或正要熄灯就寝，脑子里突然忆起某个人的脚步声，他从那脚步声里听出了空，听出了满，听出了焦躁、忧愁、疲惫、困顿、窃喜、欢乐……他从中判断，这个人近期会出什么事情。并不是次次都准，有时甚至是相反的，本以为要出祸事，结果出了喜事；本以为有喜事，结果却是祸事。但这样的时候不多，也并不让他苦恼，毕竟，悲喜祸福，看起来相反，其实走着同一条路。

真正让他苦恼的，是他现在失去了那种能力。

老朱的脚步声很容易就能回想起来，他却无法将那声音从日常生活中剥离，看见其中的核。他终于明白，旧时的巫婆，为什么在家乡当不了巫婆，因为在家乡无法通灵；家乡是盘根错节的人世，厚厚的人世尘土，把灵性遮蔽了。

尽管知道那道牌坊只是装饰，不是门，但从那天以后，姚平江还是禁不住天天去那里。

后来，他出门都带着个塑料圆凳，干脆去牌坊下坐着。

秋风渐紧。秋风从秦岭过来，翻越巴山，横扫百花镇周边的金刚山、板凳山、馒头山、鹞子山，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向披靡，见镇子西边有这么一条现成的通道，便也顾不得南北，呼啸着朝牌坊门里奔涌。

站住！姚平江大喝一声。

其时，有个妇人从广场那边过来。这妇人名叫肖万群，跟李萍年龄相仿，平时在菜场超市见了，两人会脚下生根，扯上老半天龙门阵。这时候听见喊，肖万群吓得一哆嗦。她以为是呵斥她呢。她以为平时和李萍说的那些闲话，被他知道了呢。可是不对，姚平江分明是背向着她的。姚平江不仅喊，还双手乱抓。先是坐着抓，后来站起来抓。肖万群目瞪口呆。她不知道姚平江抓的是风， 她以为姚平江在“风”字头上还有个“病盖头”——是疯了。

然后她悄无声息地撤身回去。没回自己的家，是去了姚平江的家里，对李萍说，你家平江是咋啦？还不快去把他领回来！

没必要领回来，他就是个野的。

听了肖万群说，李萍就是这样回答的。

自从踏进姚家门，安葬了母亲，李萍就知道自己是找了个野的。

她多次对肖万群讲，我找了个野的，可惜没有家的。肖万群朝她挤眼睛，说，就把野的当成家的，再找个野的呀。说得很诡秘的样子，诡秘当中又像抹了很多蔗糖的样子。李萍撇撇嘴，扭扭脖子，像肖万群说的是废话，她自己说的才货真价实。她把那句话从二十岁说到四十多岁，不仅对外人说， 还对姚平江的姐姐说。姐姐听了，只是叹气， 也不知是为弟弟叹气，还是为自己有这样一个弟弟叹气，或者是身为女人，为同样身为女人的弟媳叹气。八年前，姐姐肝上生了场病，没能熬住，查出来五十多天就过世了。以前，李萍见到大姑子，能让她踏实地感觉到与姚家的联系，大姑子一撒手，那种联系就细若游丝了，关于家的野的那种话，就说得更频繁了。一直说到姚平江终于从远方回来，不再离开。

可回来了还是个野的，无非是三顿饭要在家里吃，天黑了要在家里睡。

所以懒得去领。

不去领，姚平江却自己回来了。

不是指吃饭、睡觉回来，是他白天也不出门了。

连续多日，他守住牌坊门，查验秋风。在他看来，风跟人是一样的，有些可以进， 有些不能进。不能进而想进，还拼着进，即是不法之徒。他挺着胸膛，目光如炬，要把不法之徒揪住、拦住。他的胸膛被撞得嘭嘭乱响。但想撞开他是不可能的。他身体干瘦， 那只是肉少，骨头不会少。撞不开他，就用利爪抓他，爪子抠进他的皮，钻进他的肉。薄薄的一层皮肉下面，就是骨头。他的骨头也被风刺穿了。然后，风就留在他身体里不走了。

那天半夜，他睡得正香，躲藏在他体内的秋风突然鼓荡起来，呼呼地把他摇醒。醒来过后，牙齿还被摇得咯咯乱碰。他感到愤怒和悲哀。愤怒和悲哀都为同一件事：几十年来，只要他觉得不能进门的，何曾有过疏漏、有过闪失？可是现在，不能进的，偏偏进来了，而且是藏在他身体里进来的——是被他带进来的。这是失职、是耻辱。他坐起来，下了床，在床头柜上摸手机。想用手机照亮，去牌坊边，把身体里的秋风逼出那道门。

下床后他就感觉到，体内是风，体外也是风，同时听见窗外的树叶沙沙疾响。那是风的脚步声。证明又有“不法之徒”趁着夜色涌进来了。他更不能坐视不管了。

别人可以把牌坊门当作装饰，他不能。装饰门除了是引诱和欺骗，还表明天下太平。螳螂要捕蝉，黄雀要捕螳螂，风吹落叶，水淹七军，地壳累了要翻身，何曾有过太平？他本应该去那牌坊底下搭个小房子， 白天黑夜地守在那里……然而，那是不被允许的。那不是他的地盘，去搭房子，称为违章建筑。

守了一辈子门，到头来却不允許他守。

万般滋味，化为寒意，凝在心头。

正在心寒齿冷的时候，手机摸到了。

却抓不住，掉到地上。

一急，把水杯也带倒了。

李萍醒了。

李萍拉亮灯，见姚平江躬身站着，像一张站着的床单，被无形的手抖搂着。啊？她叫一声，知道他是在打摆子，连忙起来，去摸他额头。摸着的是一团火焰。

当天晚上，李萍就把他送到了镇卫生院。

重感冒引起肺炎，须住院输液。

住院第二天，女儿姚婷婷来了。

婷婷大着肚子，看上去已怀了六七个月， 本来是不方便来的。父亲刚回来时，她来过一回，是跟老公一起——老公姓梁，名叫梁辉，本是金刚山土门镇的一个砖瓦匠，三年前，也就是跟婷婷结婚一年半过后，土门镇能修的房子都修了，找不到事做，就去东轩城混事。东轩的房子也差不多修完了，他改弦易辙，做起了家政，又过一年，竟做成个小老板，开了家公司，家也搬过去了。对自己岳父，梁辉几乎不认识，此前只见过岳父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还模糊得不成体统，鼻子眼睛就是几个小黑点，不知是按快门的手抖了，还是那一瞬间他动了。姚婷婷告诉丈夫，多半是他动了，他没有一刻不动，他整个人就是一颗心脏，不动就完了。梁辉听了哈哈大笑，觉得岳父蛮有趣的，对他充满了好奇。至于他们结婚时他也不回来，梁辉根本就不计较。谁知等到见了岳父，却是这么个干巴老头，看人时，眼睛直得像把尺子，弄得他这个当女婿的很不自在，因此心里很不喜欢，岳父病了，他也没来。

姚平江躺在病床上，高烧不退，意识含混。婷婷叫爸爸，他也不应，像不认识她。婷婷叫几声，就把自己的眼泪叫出来了。对爸爸那些外面的岁月，她满目苍茫，但她相信一点：爸爸过得不好。在外面过得好的人，不可能丢得下故乡，要不然，“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这句话，就不会成为名言，被代代传诵；而爸爸多年不回，偶尔回来，也是板凳没坐热就离开。现在不离开了，是因为被外面拒绝了。被外面拒绝后却生了病，尽管只是感冒引起的肺炎，可上了岁数的人，打个喷嚏，就可能走上不归路。

当女儿的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现在才真正拥有了爸爸，而爸爸却认不出她来了。那回跟老公一起看爸爸的照片，她真不该说他是一颗心脏，不动就完了那种话。她知道老公对爸爸只是好奇，没有任何感情，就顺着他的心意，把话说得很轻浮，像她不是爸爸的女儿一样，像她也对爸爸没有感情一样。爸爸几乎没养育过她，但感情早就埋进了种子，就像食盐溶进了菜汤。为那一次轻浮，她恨自己，也连带着对老公有了一丝奇异的生疏。

但姚平江不是女儿想象的那样脆弱。

输液一个多星期，他就好转了。

把他接回家那天，李萍宣布：至少一个月不准出门！这也是医生的告诫。他听了，像理解不了“出门”的意思。到底还很气虚。可是，门，早已成为他的神经，而且是最敏感的神经。愣了片刻，那根神经铮的一声醒来，醒得发烫。他的眼睛也发烫。

不出门可以，进门呢？就他本人而言， 不出，当然就不必进，可要是别人进来呢？

情不自禁地，他看向了自家的门。

牛头丘上的房子，全是老式平房，红砖墙，木板门，有盈尺高的门槛。百花煤矿变成百花镇后，尽管人员非但没增加，还逐年减少，感觉上却再不是一家人了，有的便起了戒心，把木门换成了铁门。姚家没换。李萍曾公开说，换啥？未必还怕人偷！肖万群就跟她开玩笑，说，要是那些不成材的家伙只偷东西呢？李萍说，偷人都不怕，还怕偷东西？肖万群就等着这句话，笑得前仰后合，说你这婆娘，荒得长草了，也该找个人薅一薅了。

这么多年来，姚家没丢过东西，但姚平江关心的不是这个。他在外面守门，深知并不是所有不能进门却想进门的，都是为了偷，他们中有的人，啥也不干，就是想进去看看。所以门的存在，哪里只是保护人和财产，门最本质的意义是界线，并提示每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界线。那么他家的门能为谁立定界线？他可以进，李萍可以进，这都毫无问题，他们是夫妻嘛。可是婷婷进来有没有问题？想到这里，他把目光转向了女儿。

婷婷来探父亲的病，来了就没回去，一是对父亲不放心，二是老公忙着生意，整个白天都不在家，有时晚上也不在家。任何一宗生意，只要蹚进去，都海一样深，都需要扑腾。家里又没请人，她出门买个菜都不方便，怕撞、怕挤、怕滑倒，还怕去人多的地方，稍不留心就吸一口病毒进去，就算自己不怕，也怕害了胎儿。点外卖，谁知道那些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她无所谓，养胎哪儿都行！即便梁辉把菜给她买好，做起来吃力不说，一个人守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也实在没什么趣味；跟肚里的孩子说话，孩子能回答她的，也无非是踢两脚、打两拳。因此她宁愿住回娘家来。来之前她就跟丈夫商量好了，住到临近预产期再回城去。

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刚出院的父亲正审视着她。

姚平江看着女儿，不仅看到了女儿，还看到了女儿的大肚子。女儿进门，应该也没问题，她从小就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可是她肚子里的人呢？从生物性上讲，那个人是女儿的骨肉，可并没从社会性上取得证明。社会性证明才是真正的证明，也才叫证明。生物性证明不能改，社会性证明可以改，不能改的不重要，可以改的才重要，可以改，才有行使權利的可能。这意思是，即使取得了社会性证明又怎样？改不改且不论，总得要先查验一下吧，总要经过允许吧。姚平江想起了那些钻进他身体里被他带进门的秋风。

出去！他突然说。

姚婷婷走了。是哭着走的。

她的父亲姚平江叫“出去”，她还以为是叫别人，可家里只有她和母亲，因此她很惊诧，母亲也很惊诧。都以为他炎症没退干净，高烧还在折磨他，让他犯糊涂。老人迷信，传犯糊涂的人既能看见人，也能看见鬼， 他多半是白日里见了鬼。

但姚平江不是叫鬼出去，是叫他女儿姚婷婷出去。

李萍顿时来了怒火，你癫球了啊？她说，她为啥要出去？

她很想说，要出去也是你出去。但她忍了，忍了这么多年了，从二十岁忍到四十多岁了。忍这种东西，要么开始就不忍，要么就一直忍。她都忍成习惯了。如果说忍是心字头上一把刀，那把刀早和她的心长到一起了，要把刀扔出去，只有连带着把心也扔出去。可她那颗带着刀伤的心，得留着，她要用那颗心把女儿养大，为女儿找婆家，把女儿嫁出去。姚平江在外漂着，开始还寄些钱回来，如同牙签粗细的水管，多多少少还能流些水过来，很快，流变成了滴，滴几下，没了，像人断了最后一口气。她去矸石山上刨二炭①，去树林子里挖山货，去附近乡镇找活做。那时候，每个乡镇都成了建筑工地，她在工地上拌砂浆，推斗车，啥事情没干过？哪样来钱做哪样，人分男女，厕所分男女，活路又不分男女。她如此，女儿后来也如此，女儿就是在土门镇的工地上跟梁辉认识的……

可是现在，你叫女儿出去？

姚婷婷没像母亲那样生气，只是伤心。很伤心。她以为爸爸又认不出她来了，那证明他根本没有痊愈，根本就不该出院。当她知道爸爸不仅认得她，还是当真叫她出去，她又伤心了。

于是她就出去了。

李萍去拉女儿，但是婷婷手一拐，以她能做到的最快速度下坡。

出了门，两米宽的平台底下，就是坡道。

凸起的肚子走在她前面。

回来！姚平江大喝一声，我又没叫你出去！

是叫我出去？李萍扭身质问，脖子上缠着青筋，声音里带着哭腔。

话音未落，她又飞跑下去，把女儿逮住，不由分说，像押解似的把女儿押回来。

当然也是姚婷婷想回来，她觉得自己必须回来。既然不是叫她出去，她就要看看是叫谁出去。如果是叫母亲，她就要问问他有没有良心，如果曾经有，现在是不是被狗吃了！

对母亲，镇上有很多传言，这个她从小就知道。她读幼儿班时，上下学的路上，经常会有人指着某个男人的背影，让她去叫爸爸。可她听母亲说，她的爸爸在远方，是那个远方的爸爸回来了吗？还那么小的时候， 她就知道自己长着心，她的心蹦起来，堵得她喘不过气。也是那时候，她知道自己心里空着一块，空着的那块如果有名字，那名字就叫“爸爸”。现在“爸爸”就在眼前， 她却不敢去拿过来，把空处填上。去呀，去叫呀！那些人说。其中包括肖万群阿姨。肖阿姨跟别人不同的是，怂恿了她，却又转过头骂，你们别这样坏心眼好不好？然后蹲下身，去抱她。她的眼泪下来了，哗的一声， 脸就湿了。原来只是个玩笑。当她一天天长大，明白了那个玩笑并不是针对她，而是针对母亲，便开始恨母亲。

因为恨，她不听母亲的话，母亲让她读书，她偏不读，初一读了半季，就决不去了。生活坚实，锤打着她的恨，她才发现，自己的恨经不起锤打。母亲是个女人，可更像个男人，特别是在建筑工地上，她完全把自己当男人使，就为能挣到男人的那份工钱。去恨一个因为生活丧失了性别的人，不仅苍白，还可耻，何况那个人是自己的母亲。母亲不是没有男人，她有，却又没有，这才是要害。至于母亲是否有传说的那些事，她反而不去想了。

家是母亲撑着的，也是母亲把家保住的。你要是一朵云，在哪里变成雨，就把哪里当成家，也算你能干，可是你回来了，你最多算个客人，把你当主人，仅仅因为你是丈夫、是父亲，而你自己，不但把自己当主人，还要把真正的主人赶走？

姚婷婷气狠狠的，想了这么多，但她全想错了。

当她知道父亲要赶的，不是母亲，也不是她，而是她肚子里的人，她几乎要崩溃了。

姚平江把女儿拦在外面，说，我也不是要赶他（她），是要查验一下他（她）的证明。

姚婷婷再次转过头，并且不再回头。洒下的泪，冲翻了一队正迁徙的蚂蚁。

她能一走了之，李萍却不行。二十多年的空，让她不习惯在家里待着，许多时候也不能在家里待着，生活是在外面，不是在家里。家里只是活着，没有生活。每天，她都要出去无数趟，有时带回一些什么，有时啥也没带，就带回空落落的一颗心。但不管怎样，以前她走到家门口，只需迈一下腿，再迈一下腿，就能进门，现在却不能这样简单了。

查验女儿肚子里那个人的身份，女儿转身就走，这给了姚平江很大的震动。这说明什么？说明查一查，是非常必要的！女儿肚子里的人都怕查，别的人呢？比如，妻子李萍呢？原本以为李萍不需要查，而今形势变了，变得微妙而复杂了。既然如此，不管什么人，都得查。

包括李萍在内。

于是他开始查李萍。

姓名！

单位！

身份证号！

为什么进来？

每次从外面回来，李萍都要回答丈夫的这些问题。第一次被堵住时，她跟女儿一样， 只想转身就走，可是她能往哪里走？ 女儿翻过几座山，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她当然也可以到另一个世界，可如果那个世界不是指阴间，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她的。她连娘家也回不了。父母已经去世，三个哥哥要么自己去了远方，要么跟随儿女去了远方，娘家的房子，早成瓦砾，废墟上长起来的泡桐树，可供乌鸦歇脚、喜鹊做窝，甚至能藏下一个人。

到这时候，李萍才发现，自己活了大半辈子，以为头顶是天，脚下是地，其实就活在一条暗道里，来来去去，都是那条暗道。曾经还有个归处，现在连归处也没有了。

几天之后，姚平江不只是要李萍报身份证号码，还要亲自看证件。

也就是说，李萍须带上身份证才能出门，否则就进不了门。

她已经不是她了。

她只有在被证明之后才是她。

如果身份证丢了怎么办？

补办之前，就不能被证明。

不能被证明，她就不存在。

为了让自己存在，她每天都像去机场、去火车站一样， 把身份证揣在最贴心的地方。

有这回事？梁辉又是哈哈大笑。

可姚婷婷不喜欢他的笑。妈都要被逼疯了，她说，你还笑。说这话时，她痛着母亲， 也暗暗地痛着父亲。暗处的痛因为找不到出口，比明处的痛更锐利、更蛮横。父亲是怎么了？以前，她不清楚父亲几十年在外面干些啥，现在知道是在守门，自始至终，都是守门。守门无非是个职业，父亲却被他的职业替换了。父亲把自己留在了外面，回来的不是他，是他的职业。就像传说中某人出去多年，回到故乡，回到亲人身边，后来才发现他并没回来，回来的只是他的影子。影子都比职业好，影子还是他，而职业不是。这么一想，姚婷婷禁不住一阵悲恸。她并没有忘记自己那天是怎样哭着回来的，可越是不忘，越为父亲痛。

她没把提前从娘家回来的真正原因告诉丈夫，撒谎说是肚子里的宝宝不喜欢百花镇，特别是不喜欢百花镇的晚上——可能是嫌太黑，灯一关，百花镇就黑成一团膏，鼻子嘴巴都被那黑糊住了，憋得人过一会儿就醒，那小东西醒来，就对她拳打脚踢。当时梁辉听了，也是这样笑，他的孩子不喜欢百花镇，是理所应当的，表明他的孩子比百花人优越。不过那天还不像今天笑得开心，开心到放肆。在他心里，岳父就是个让他可以开心到放肆的笑话。姚婷婷心里一颤，又说，有那么好笑吗？俗话说，男笑为痴女笑为寡，哪能随便笑？

梁辉收了笑，阴沉着脸说，你妈要被逼疯了，是我逼的？

姚婷婷没应声。她知道自己把话说得重了些，但她更知道，说得轻也一样。丈夫对她越来越不耐烦了，也越来越冷淡了。这事情连梁辉的手下都看出来了。梁辉手下有十多个人，多为女人，有个叫宋敏的， 二十七八岁年纪，姚婷婷叫她宋姐。那天婷婷去公司闲坐，梁辉无缘无故呵斥了她，呵斥几声后就离开了，宋姐过来安慰婷婷，说男人都这臭德行，女人大着肚子，不能方便地在床上陪侍他，就发无名火，也不想想是谁下的种、造的孽！但姚婷婷并不这样想， 说，啥种不种的，孩子是他的，也是我的。她不愿意把嘴架在男人肩上，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可怜人。那回过于顺从丈夫，说父亲是颗心脏，就让她后悔了很久。

婷婷的獨立品性，让梁辉暗自敬服，虽对她不耐烦，不喜欢她现在身体臃肿脸上起斑的样子，可也不能过分。这时候他说，把妈接来跟我们住吧，反正你快生了，本来也要人手。

婷婷听了，没点头，也没摇头。

其实她心里也是那样想的。梁辉的父母随他妹妹去深圳住了多年，要他们回到小地方，完全住不惯——曾经回来过，住了三天，就念叨深圳的好，说深圳想看山有山，想看海有海，想看时髦有时髦，随便到一处地界，恨不得脚板底下都长着眼睛，哪像东轩，东看一堆房，西看房一堆，虽有一条清溪河穿城而过，北城背后也有座凤凰山，可就连河里的倒影，山上的云彩，也灰不溜秋的，小眉小眼的，真要看，长两只眼睛都嫌多。其实，他们真有那么热爱深圳吗？在那里真的过得很舒心吗？倒也未必，但人家看重的是城市身份，不入流的小城当然不能跟一线城市比。他们那回住到第八天，就闹着走了。只是回来玩都这么嫌弃，哪可能起早贪黑地服侍人？姚婷婷想，到时候要服侍她坐月子，只能靠自己的母亲。

待梁辉上班去了，婷婷马上就给母亲打电话，问父亲的身体咋样了，要是他的病好了，你就不必管他，就到城里来住，并特别强调，这是梁辉的意思。

同时她心里明白，这么多年，母亲都靠自己，绝不愿吃白食，父亲生病，她拿两千块钱给母亲，母亲也坚决不收，因此又说， 我是想你来帮帮我。

可恰恰是后面这句，让李萍为难。

最近这些天，她去称了毛线，打算为即将出世的小外孙钩件衣服。女儿家挣了钱， 并不缺她这件衣服，但她想的是，她这当外婆的，金锁银锁送不起，手织一件毛衣，也是一份心。她还想，手上有活，自己就能静下来，就不会有事无事出门，也就少了进门时的屈辱。织毛衣最能让人心静，这是她当姑娘时就知道的。在山里，到十七八岁，即使没嫁，也早该说了婆家，而她到二十岁才“突然”有了婆家；没有那个“突然”，还不知要拖到猴年马月，为什么会这样，一言难尽。嫁不嫁真有那么要紧吗？她不知道，只是看见别人嫁了，自己不嫁，就被一种神秘的东西抛弃了，就深更半夜躺在床上，睁着眼睛想事。天黑黑，地黑黑，越想越黑， 越想越乱，不如起来，找些事做。于是拉亮灯，取出竹针和毛线，盘腿坐在灯下。开始她只能看见自己的动作，慢慢地，动作看不见了，只从动作当中看见自己的呼吸。

给外孙织毛衣，她就看见了自己轻软柔和的呼吸。

然而，刚织出巴掌大一块，姚平江就直愣愣地问她，给谁织的？

你说给谁织的？她没抬头，这样回答。

她认为他应该知道。

他确实知道，说，你不能织。

她的手抖了一下，竹针滑脱了两扣。

为啥？

衣服在这屋里，姚平江说，这不相当于人也进了门？

她不理他，继续织，可他几步跨过来， 夺过她手里的活计，扔出门外。

李萍怒火直冒，正要发作，却听见门外哎哟一声。是老朱，就是腿上有残疾的那个老朱，他是来看望姚平江的。姚平江住院期间，只有肖万群去看过，从医院回到家里，之前没人来，现在老朱来了，却被竹针扎了额头。幸亏没扎到眼睛。李萍很过意不去，忙迎出去，向老朱道歉。老朱把地上的东西拾起来，交给李萍，说，搞啥子名堂哟？平江在不在？说着一高一低，近前几步，到了门口。其实他早就听到了姚平江的声音。

姚平江也听出了老朱的声音。

腿残过后，老朱的声音总是先抑后扬，像一种试探，像不试探一下，就不敢迈步。

姚平江怔在那里。时光倒流，他回到了那个阳光稀薄的下午。那天，广场上空荡荡的，只有老朱一人，他朝老朱走过去，老朱却装着有人打电话找他，出牌坊门去了。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这不重要，怎样进来的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能不能进来。不能说你是百花镇人，出了镇子，就可以随便进入镇子。要是外面有病毒，你出去染上了病毒，再进来的就不是你，而是病毒。病毒能进吗？当然不能！你本是良家子，去外面变成了“毒贩”，那能进吗？当然也不能。而这个老朱，非但进了镇子，还要进他家门！

想到这里，姚平江遽然清醒，从屋中央奔向门口。

老朱的一条腿已迈过了门槛。

自从右腿受伤致残，左和右，就成了老朱的全部方位，左强右弱，也成了他对世界的认知。只要迈腿，必先迈左腿，把前方打探清楚了，确定安全了，右腿再跟上去。

这时候，他右手抱住右腿的腿弯，正帮助它抬起来，却被当胸扭住。

扭住他的手很瘦，却铁条般坚硬，衣领竟也成了缩紧的铁条，箍住他的脖子。他哑着声说，平江你这是……说着右手一松，右腿跌下去，整个人也跟着跌下去。

姚平江的身体朝下弯。弯到半途，定住了，然后又站直了。和他一起站直的，还有老朱。老朱快跌到地上时，姚平江手一紧， 把他拎了起来。不知是他本来就有这么大的力量，还是为了捍卫一道门，同时也不想有人在他门前跌倒，使他爆发出了那种力量。

老朱当然没能进门。

他也不想进了，骂骂咧咧地走了。幸好，到底没出事。

可李萍担心的是，万一出事了呢？女儿生孩子，她这当娘的，应该去照顾，也愿意去照顾，实话说，如果亲家母回来照顾，她还不放心，婆妈跟亲妈，到底还是不一样的妈。可是，如果她不在身边，姚平江完全可能不仅要守自家的门，还要去守那道牌坊门。从牌坊门进出的人再少，每天也都有，某些时候还很多，而且那样的时候马上就来。

百花镇出门务工的，八九成都是冬腊月返乡，是因为春节期间回来，车船拥挤， 节后出门还不好找事做，便都把探亲时间提前。因此百花人过春节，比外面早一至二个月。那些人回到家，就像过春节那样，点鞭炮，放烟花，跟亲人吃团圆饭，上祖坟，走亲访友……总之春节该做的，一样都不落下。这样三天五日过后，又返回远方的工地或厂房。回来的路上都是心急火燎的，个个在外面待了整年，恨不得三步并作一步走，早些摸到婆娘的身子，早些把娃儿抱进怀里，早些跟爹娘搭上话，早些在自家屋里转两圈， 谁耐烦在牌坊门被拦住，让一个莫名其妙的家伙查验身份证，还要问这问那？那绝对是要闹出事来的。

真鬧出事，还不是得她李萍回去收拾。

她把这些担心都告诉了女儿。

姚婷婷听了母亲说，也知道不能叫母亲单独进城来了。出门务工的大多身强力壮， 父亲跟他们闹起来，很可能要挨打。大把年纪，还要挨打，想想就痛。

于是她对丈夫说，让爸也来吧。

梁辉眼睛一瞪，他来？

婷婷略一迟疑，把父亲怎样对朱叔叔，以及母亲说的那些话，都告诉了梁辉。

其实梁辉是知道的。对岳父，他知道的比婷婷更多。自从岳父归来，就不仅是百花镇的谈资，还是那片绵延山体上的谈资，梁辉回老家土门镇，或者山里人来城里，凡找他喝酒，酒桌上都要说到他岳父。不好当着姚婷婷说的话，都可以当着梁辉说，他由此得知岳父在外面守了几十年门，却忘了家里的门。所谓“家里的门”，是指他岳母李萍。话也就到此为止，不便深说。终究是自己岳母，梁辉也面露尴尬，不愿意听。

本来，把岳父岳母接到城里住，对梁辉而言也没什么，房子宽，住得下，再说他也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但他又听人说，他岳父姚平江“不得了”，能从脚步声听出能不能发迹，会不会遭灾。别人是相面、摸骨、算八字、看星座，姚平江是听脚步声。但给梁辉转告这话的人也怀疑，如果姚平江真有那本事，哪会一辈子守门？去摆个摊子，听脚步声测吉凶，早就发财了。便又想当然地纠正，说姚平江不是能测吉凶，而是能听出别人头天晚上干了啥，进错了门，上错了床， 脚步声不仅是监控，还是喇叭，他看得明，也听得清。梁辉脸上笑着，背上却冒冷汗。当时他就暗下决心，这辈子，最多再见岳父一次，而那一次，是为他送终。

——怎么能让他来？

但梁辉对婷婷说的是，他来了，我回家是不是也要亮身份证才能进门？

不是让他住到我们家来，婷婷说，我是想，你去外面问问，看有没有单位需要门卫。他守了一辈子门，只要有门守，他就心安了，再不会生事了。

主意是好，可梁辉还是犹豫，心想，岳父来到城里，就算找个单位，平时也住在单位，遇到周末，特别是逢年过节，定不能不请他来家里吃顿饭。他來后，一天半天的我就不动一步？我又不是猫，可以悄无声息。我一动步，脚步下得再轻，也会有响声，他听我的脚步响，就像回放一部电影……越想越怕。

可在心底下，他又觉得并不是怕岳父， 而是怕自己，怕自己的隐私。当你做一件事， 只有天知地知，你不觉得那是隐私；当你明白还有另外的人知道，或者可能知道，立时感觉是见不得人的，并因此心怀恐惧。你会觉得摸摸脸、抠抠鼻子，都成了隐私，而别人正在分享你的隐私。梁辉有个表哥，就死于“分享”。他表哥是某国有企业运输大队的，前年新来了个领导，要求每辆车上都装四个监控探头，本意是督促司机遵守操作规程，结果司机们感觉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盯住，大腿根痒，想抠一下也不敢去抠，如此浑身不自在，更不能专心开车，致事故频发。表哥是出了名的驾车能手，入职十多年，开得流星赶月，连剐蹭都没有过，那天开得并不快，却一头撞在电线杆上，当场就死了。

给岳父找个事，虽无十足把握，但也并非全不可能。做家政有个便利，只要有心， 就能结交各色人等，梁辉就借此结交了不少人。何况半年前他又拓展了业务，家政之外， 还做装修，并招聘了两个刚毕业的研究生， 学的都是装修设计，即是说，他的公司再不只是被动作业，还能帮人出主意，能出主意也就是有了发言权，如此，愿意跟他合作的， 就不再限于个人。所以梁辉相信，在城里寻个守门的职业，不仅可能，还真不太难。要是难也好，一口就推了；既然不难，却推托不找，自己心里就过不去，更不好给婷婷交代。

我试试看。他对婷婷说。他想的是，婷婷生了孩子，必须让岳母来帮忙，倒不是舍不得请保姆花钱，而是不放心；岳母进城的前提，是给岳父找一道门守，镇上找不到， 只能在城里找。那就找吧。他打定主意，岳父进城后，凡是岳父来家，他就借故不回家。每次都这样当然说不过去，如果那段时间他清清白白，岳父来了，再忙，他都赶回去，恭恭敬敬地做出女婿的样子，陪岳父喝几杯，这样，别的日子不回家，也不会引起怀疑。

东轩城西，有所学校，名叫东轩市第五中学，简称五中，以前属东轩矿务局，是矿务局的子弟校，叫东轩矿务局第一中学，后来企业改制，学校交给地方，连同旁边的矿务局车队也并入了学校，规模大了，师生也相应增加。梁辉不认识那些教师，更不认识学校领导，或许是以前的百花煤矿隶属东轩矿务局，梁辉每从五中门口过，都禁不住多望一眼。自己的女人，毕竟就是百花人， 他与这道两面白墙间的陈旧铁门，仿佛也有了联系。

后来果然建立了联系。就在梁辉拓展业务没几天，五中新修的教师宿舍落成，他的公司离学校不远，好些人来找他装修。见是五中的，他收价都比别处便宜。这话传到校长耳朵里，校长也来找他。校长姓白，五十来岁年纪，敦敦实实的一个人，皮面绷得很紧，脸上发着光。给白校长家装修，梁辉常常亲自去现场监管，样样做得仔细，白校长非常满意。有天白校长到了新房，跟梁辉攀谈起来。尽管校长本人是前几年才从一个县上调来的，与矿务局没有关系，但他大舅在矿务局工作多年，做到劳资处长才退下来， 他从大舅口中，早听熟了各个煤矿的名字。两人因此谈得很投机。房子装修完，白校长请梁辉喝了台酒，梁辉也回过酒，不止回一回，是四回。几台酒一喝，关系就近了。

为岳父的事，梁辉又摆了一台酒。

除请了白校长，还请了五中的工会主席、教务主任和两个教师，都是白校长点的名。酒过三巡，梁辉开始炫耀起自己的岳父，说我岳父啊，在煤炭业如日中天的时候，自愿离开了煤矿——为了梦想，为了超越平凡的生活。众人一惊。白校长因为听梁辉讲过他老婆来自百花镇，就更惊诧，在那山沟沟里， 还有人为梦想而活？

梁辉接着说，我那岳父，出去几十年， 漂泊几十年，挣下的钱，仅够养活他自己， 可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我这辈子再拼， 也望不到他的背影。

众人哦了一声，脸上是期待他说下去却又不愿听的样子。教师们一辈子推着渡船， 把人渡过去了，自己却上不了岸，对“成功” 这个词是很敏感的。梁辉酒已上头，也不管别人愿不愿听、爱不爱听，只管往下说，我岳父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必然风清气正。几人便想，他是哪里的书记吧？梁辉又说， 我岳父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必然人畜安分。几人皱一下眉头，心里琢磨，难道是警察局局长？警察局局长可以让人安分，猫啊狗的也听他的？梁辉又说，我岳父每到一个地方，那地方必然水泼不入，风吹不进。这就不知道是什么了，都面面相觑。

白校长咳了一声，夹了块口水鸡吃。

白校长当领导之前，是教语文的，语文老师对成语和四字句特别来劲，批改学生作文，谁成语用得多，四字句用得多，谁就得高分，见梁辉能随口就说，禁不住又对他另眼相看了。他并不知道梁辉只读过高中，心想他定是毕业于名牌大学，难怪能攀到那么厉害的岳父。

本不好问，还是禁不住好奇心，就问了。

不过问得拐弯抹角，你爱人是家里老几？

梁辉说，就她一个。

白校长说，那你岳父正是年富力強的时候。

梁辉说，他今年退休了。

白校长很奇怪，那么年轻就退了？

梁辉说，翻年就六十八了，还年轻？哦，他结婚晚。

白校长又奇怪，那就是六十七岁才退？

梁辉说，能力太强，没办法，虽然延了七年，但他自己还不想退，能力太强的人， 都希望为社会多作些贡献。再说他身体好，要按他的身体，再干十年八年绝对没问题。

白校长终于问，你泰山大人……

梁辉这才说，他是个门卫，守了一辈子门。

也不知是谁先笑出来。一人笑，大家都笑，笑得特别轻松。

教务主任说，没想到你梁老板还这么幽默。

这却把梁辉急坏了，说，我不是幽默，我说的都是事实！

白校长说，既然这样，你叫他到我这里来行不行？

梁辉就等着这句话。

五中有好几道门。傍公路的那道铁门， 是正门，在南，东面是侧门。侧门出去，是条巷道，原本是街，旧时专卖草捆，因此叫了草市街。街道外卧着一座小桥，洪水暴涨时节，桥下才有水，一年至少三百天，都是干沟，两岸野草蓬勃。越桥而去，微微上坡， 便进入主街。这两道门，是学校与社会的通道，而事实上，每一道门又都是对社会的过滤和拒绝，与学校无关的人，不会踏入，所以看上去这两道门很重要，实际普通得很， 派个年轻小伙，穿上保安服，往门亭里一坐就是了。此外是学生宿舍门。五中的宿舍，男女生都在同一幢大楼里，女生住五到七层，男生住一到四层，大门口守着个男职工，四、五层之间的楼道口坐着个女职工——那里没有门，但也算一道门。除了这些门，就只剩下教学楼的门了。

在白校长眼里，教学楼的门最关键。

他不认为正门是脸面，他把教学楼门当成脸面。

这是因为，从正门进来，就是以前的车队，一个空坝子，数十年来，煤车从这里出去，然后开回来，车轮下的煤屑，被反复碾轧，坝子的骨头也成了黑色，虽重新铺过，总去不掉黑的暗影。教学楼却不一样，台阶和大厅，都是大理石铺成。他上任后，对楼体外墙又做了全面粉刷，单扇门变成了双扇门，钢化玻璃，亮堂结实，宽展气派。当然更重要的是，教学楼是学校的灵魂，学校有没有地位，有没有生源，全靠这幢楼。

但让他深感棘手的是，尽管早就从矿一中变成了市五中，但大部分学生，还是从矿区来的。东轩矿务局原本有九个矿，百花煤矿关了，还剩八家，每一家都五脏俱全，有上万人口。而今的煤矿子弟已不似当年，当年成绩稍好，就能读个技校；最坏，也能跟随父亲，戴上矿灯，拿了镢头，下井，或跟随母亲，进食堂，上矸石山，到服务中心，比起山里山外的农民，就是端了金饭碗。可现在，多家煤矿都招不到工人了，矿工子弟不愿下井，连农民也不愿，他们远走他乡，去往城市，既见了世面，挣的钱也不比下井差，还不用钻进山肚子里悬心吊胆。虽如此，煤矿子弟那种不把学习当回事，也不把规矩当回事的风气，还是很明显。

学校的规矩主要就体现在学风上，体现在教学楼里。

既然梁辉的岳父那么厉害，就让他来守教学楼吧。

白校长心里这样想，但还是打算见了人再作决定。

这天，梁辉带着岳父来了。

既是谋职，自然要收拾得体面些。头天下午，梁辉就亲自驾车，去把岳父岳母接进了城。不用说，此前两天，梁辉非常洁身自好，朋友邀约去洗脚坊，他也推了。进城并没立即回家，而是去了商场，为岳父岳母置备里三层外三层。给岳父置办的主打，是一件半长呢子大衣，兔毛内胆。女婿表现得这样好，还是头一回，因此李萍幸福得很不好意思，不断说够了够了。姚平江却自始至终未发一言，每试穿一件，都像做着一件大事，一丝不苟。当梁辉取下那件打折后也要两千块的呢子大衣，李萍要阻拦，可姚平江不动声色地接过去，站在试衣镜前，穿上，扯扯袖口，理理衣领，摸摸排扣，就脱下来，丢进了梁辉推着的购物车里。

他就穿着这件衣服，跟着女婿进了五中。

是从侧门进的。侧门和正门的门卫，都认识梁辉，梁辉只是扬扬手，又朝身后指了指，表明身后的人是跟他同路的，就昂然而入。

见此情景，姚平江大为惊讶，喊了一声，梁辉！

梁辉回过头，见岳父落在门外，以为他是后悔了，不想去了，心里直叫苦。他说咋啦？退回到岳父身边，却见岳父从裤兜里摸出身份证，又让梁辉摸，梁辉这才反应过来，哭笑不得，说自己没带。那你就不用去了， 姚平江说，我一个人去就是。这时候门卫说话了，老人家，不需要不需要，梁哥更不需要。门卫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背驼着， 脖子缩着，穿上不太合身的保安服，感觉像是从战场上下来的败兵。姚平江却非要让年轻人看他的证件。在他心目中，已经不把那个年轻人当成门卫了。他根本不配当门卫。

梁辉给年轻人挤眼睛，年轻人笑笑，装模作样地把身份证上的照片看一眼，又把姚平江看一眼，说，可以了。姚平江说，不登记？梁辉说，各地规矩不同，他们这里不兴登记，连本子都没有。姚平江的眼角跳了两下，严肃着脸，进门去了。梁辉见状，只好跟上去。

他本是主动的、理直气壮的，是“带” 着岳父来的，现在被打回了跟班。

侧门进去，右边一幢楼，左边一幢楼，原本都属矿务局，右边是教培中心，左边的是车队职工宿舍，交给地方后，地方开始没给学校，两幢楼一直空在那里，空了多年，实在也找不到合适的用途，就干脆给了学校；但产权没给，只让代管。代管两幢楼，又不能改造，学校也不知怎么办，就还是空着。楼宇间的巷道，百余米长，以前在巷道尽头有道门，为的是把学校和车队隔开，现在没必要了，撤了。出巷道，左拐走二十米，再右拐走十米，再向右转身，上九步宽大严整的石梯，就在教学楼门外了。

双扇门大开着，却没有门卫。

正是上课时间，楼下空无一人。姚平江站在门口，一眼就扫到大厅里边，右侧傍墙处，有间小房子。那分明就是门卫的起居室。即是说，门卫是有的，只是不在岗。

他想得没错，那个名叫覃有坤的门卫，五十多岁年纪，头发花白，不把自己的工作放在白天，是放在晚上，学生下了晚自习，出了教学楼，他就把门闭了，只要不进小偷， 就算完成任务。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都是骑个三轮车，在校区内转悠，并从草市街出去，沿东西延伸的马路，骑行十余公里，在马路边的各小区停留，收购废品。有时收来当天就卖了，若遇价格回落，就拉回学校，存放在自己那个小房间里，择日再卖。

白校长知道他常不在岗，但并没计较，可就在梁辉“炫耀”他岳父的前些天，市教育局局长来视察，覃有坤照样不在岗，只像往常，把卧室门虚掩着，做出在岗的假象。局长去推开那道门，即刻扑出一股坚实的气味，像霉味儿，又像是被子衣物常年不洗的味儿。气味扑鼻，也扑眼，待能睁眼，就看见墙角堆满纸壳，连单人床上也码了半边。局长皱了皱眉。

局长一句话没说，但皱一皱眉，也就是说了。

正因此，当听梁辉说他岳父守门守得那么地道，白校长才当场就起了心。

他起了心，姚平江却要考虑了。

进这所学校，他见识了两道门。

一道门不讲规矩，一道门没有规矩。

不讲规矩也等于没有规矩。

良禽择木而栖，这话适用于智士，也适用于门卫。

他问梁辉，这学校升学率咋样？

梁辉见他站在教学楼门外不动，心里已不耐烦。升学率跟一个门卫有什么关系？他摸出手机，看了看时间，说，还有五分钟就到十点了，我跟白校长约的十点钟见面。

我看没必要见了吧。姚平江说。

梁辉已知症结，吓了一跳。不见怎行？ 说起来找个守门的职业不难，可也并非当真不难。需要工作的人遍地是，为什么非让你来？何况人家本来就有门卫，何况你都快上七十岁了！梁辉压住火气，说，爸，不见怕不好吧，跟人家约了又不来见，至少不礼貌吧。

这话是说到点子上了。

姚平江是讲规矩的人，礼貌是一种强大的规矩。

其实，梁辉不这样说，姚平江也会去見的。不仅要去，还必须去。他清高那一下， 只是做个姿态而已，他内心清楚，清高在使命面前，屁都不是！多年的走南闯北，阅尽人事，他知道某些人满腹丘壑，周身本领， 就因为清高，不被任用，本领就烂在肚子里了。本领一烂，人也就说不上价值。在姚平江看来，清高也要分情况，太平日月，你因清高被废，却也得了清高的名声和闲情，说起来至少是两不相害，可如果是破船下滩呢？如果是疮痍满目呢？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单位，这种事都可能出现，到那时，你分明有本领，却不站出来力挽狂澜，还在一旁耍清高，你的清高就变成了可耻。很显然，这所学校的景况就是需要拉上水船的， 他姚平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责任在肩，怎么能不去呢？

见岳父脸色松动，梁辉忙进门去，在前面带路。

教学楼共八层，下面七层是教室和办公室，顶层是图书室和电教室。没有电梯。白校长在二楼，也用不着电梯。楼梯是从云南拉回来的上等石头，莹洁如玉，再加上年代感，显得特别贵气。由此可见当年矿务局的风光。上到二楼右拐，长长的廊道两侧，一路传出老师上课的声音——每道门都关着，并不是防人，也不是防风，而是现今的教室里都装着空调，让学生不经热、不经冷，像种大棚蔬菜，养在温室里。走廊尽头，是个露台，站在露台上，透过掉光了叶子的槐树枝丫，能望见远处清溪河上的粼粼冷光。

露台左侧，就是校长室，也是关着门的。

梁辉走过去敲。就在指节碰门之前的瞬间，他停住了，回过头对岳父说，这里不需要出示身份证，里面让进，进去就是。尽管说得轻，却还是能听出抑制不住的怒气。他觉得很丢脸。从侧门进来，他就觉得丢脸。以前他认为岳父是个笑料，现在发现他配不上笑料。无非就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能成为笑料吗？早知如此，哪用得着洁身。洗脚坊不去也就罢了，关键是，宋敏前天也约他了。宋敏长得并不算好看，可这只是就脸而言。愚蠢的男人才只看女人的脸。宋敏的丈夫在重庆做事，东轩城到重庆，虽不足三小时车程，毕竟也有两百多公里路，常来常往，且不说劳神，油费和过路费就是一笔开销， 因此两口子基本上都是一个月才见一回，而宋敏元气丰沛，身体和心都等不了那么久。对梁辉来说，这正是她的好处。她更大的好处是除了身体，对别的一无所求，而且跟姚婷婷处得也不错。

给岳父交代过后，梁辉又要敲门。

还没敲上，门就开了。

白校长也是看时间到了，估计人马上会来，准备去上个厕所。梁辉差点和白校长脸贴脸。彼此一惊。白校长说，来了啊，里面坐。自己先退回到座位上，厕所也不上了。

他首先看见的当然是梁辉。

但真正称得上“看见”的，是梁辉身后的人。

他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干瘦老头。

自从病了那一场，姚平江比先前更瘦，本来很小的耳朵，这时候却支棱出来，就像蘑菇被草遮住，草干死了，蘑菇就显出来了，而显出来的蘑菇也是干的。主要是那眼神， 如同沙漠里的两滴水，因为知道自己的命运，就带着警惕、怀疑，甚至莫名的愤怒。那身崭新的呢子大衣，是他用骨架支撑起来的一顶帐篷，越新、越高级，越给人荒凉的印象。尤其是那头茂密的黑发，微风里青草般摇动，使平板如碑的脸沦落为配角。

白校长想起来，梁辉说过，他已经六十七岁，翻年就六十八了。可六十八也算不上太老啊，姚平江却显得很老。他那头发是真的假的？无论真假，都是荒滩上的矮蒿。就像拉皮动刀，想让自己年轻，却总有某个地方会传递消息，一旦别人知道你的年轻是假的，就会对你的老作没有底线的遐想。这是假年轻需要付出的代价。然而，姚平江的眼神能传达那么多内容，不该显老才是，他身上的“老”是怎么来的？

白校长一时想不明白，只是在心里说，这个梁辉！

校长的宝座对面，有张黑皮靠背椅，椅子背后是张布艺沙发，可并排坐五六个人。按梁辉的意思，他和岳父都坐到沙发上去， 但姚平江没按他的意思办，直接就坐到椅子上去了。姚平江和白校长之间，宽大的写字台泛着波纹似的亮光。这坐法，那亮光，都让梁辉心里很不爽。他果然成了跟班。当了几年老板，已经习惯了自己的角色，让他换一种角色，那感觉就像爬到高处却被抽掉了梯子，脚怎么踩踏，都是一个空。

多日以后，梁辉都在为那次见面纠结。

岳父开口就说，白校长——你姓白哈？我先澄清一件事，外面到处传，说我能通过听脚步声给人算命，还能从脚步声听出那人最近干了啥坏事，这完全是谣传！

白校长可能还没反应过来，梁辉闻言，却是陡然一惊。惊喜的惊。原来是这样啊。想必也是，脚步声又不是芯片，芯片也没那么灵。可他又想，这类话以前没听岳父说过，婷婷和别的人也没转述过，现在却亲口当着他的面说，是不是放烟幕弹？这是完全可能的。说他是块石头，一个在外漂泊数十年还完好无损的人，怎么会是石头？要说是石头，也是成了精的石头。万事万物，一旦成精，就拥有了超越物种和时间的能力，所以才把精灵鬼怪连着说。

白校长开始还没听明白，可听了姚平江后面的话，心里比梁辉更纠结。

姚平江先叫了他一声白校长，又问你姓白哈，像是在突出或质疑什么。更过分的是，说了关于自己的谣传，姚平江又说，人的命哪用算？一举一动都是命，不需要算。单位也一样。像你这所学校，尽管我啥都不了解，但我敢肯定，升学率不会高。我看见了你们拉在二楼外墙上的横幅：热烈祝贺五中高考取得圆满成功。啥叫圆满成功？

这么问了，他就盯住白校长。

梁辉深知被他“盯住”的感觉。他那眼光不仅是尺子，还是把铁尺子。尽管没盯他， 可梁辉觉得浑身发冷，忙站起身，弓着腰阻拦，爸，现在不是你说话，是听白校长说。

白校长僵硬地笑着说，让他说让他说，他说得好。

姚平江被打断了一下，很不高兴，转过头盯住梁辉。梁辉骨头一紧，坐下了。姚平江才又接下去，说白了，圆满成功就是不成功。真成功，就会写清楚，清华多少，北大多少，一本多少，二本多少。成功才敢具体，不成功，就只好用大话糊弄。那横幅应该是六七月份挂上去的吧，现在都几月份了？ 还挂着，证明没有新目标，预备着明年还用它来“祝贺”。我看那布条都发白了，上面的红都脱尽了，很可能是前几年挂上去就没换过。

實在太不像话了，梁辉忍无可忍，毅然起身，对白校长说，白校长你忙，我们走了。

姚平江两次被打断，由不高兴变成了恼怒。

正要发作，白校长也起了身，说，那行， 我们以后再找机会，今天我确实有点忙， 你们来的时候，上面正叫我。说着走过来，跟梁辉握了手，又把手伸给姚平江。姚平江不站起来，那手就够不着。他像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屁股机械地离开椅子，跨前半步，把那只红润厚实的手握了一下，就被梁辉揽住后背，“拥”出了校长室。

白校长说，慢走啊，不远送啊。

估计翁婿俩下了楼，白校长才出门，去了二十米外的厕所。他刚才说“上面”叫他，其实是“下面”叫，他早就想解手。一泡尿撒过，他竟没注意到，甚至没感觉到， 以为还没有撒。回到办公室，依然觉得那个有一头黑发却又老又枯的人，还坐在对面。这时候他相信了梁辉在酒桌上说的话。毫无疑问，那是一个厉害的人。但首先，那是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一个神经上有毛病的人——他怎么说起听脚步声算命的话？

中午十二点十四分，白校长下楼，回家吃饭。刚到大厅，门卫覃有坤从那间小屋里钻出来，满脸热汗。很显然，他才收破烂回来。白校长突然来了火气。他平时叫覃有坤为覃师傅，今天直呼其名，覃有坤，你这个态度，你这个工作态度！

覃有坤是从楼梯缝隙处看到白校长，专门出来打招呼的，没想到顶头就被剐了一刀，顿时不知所措，汗水直泼，遮了眼睛，也不敢用手去抹一下。

把二楼那条横幅取下来！白校长下了指令，快步走了。

覃有坤冲着他的背影连忙答应，晓得了白校长。

午饭也没吃，他就找来一架直梯，将横幅连扯带拉地取掉。其实那并不是他的分内事。白校长也知道不是，同时还知道，覃有坤那么辛苦地“猴”钱，不是贪心，是他家有个残疾女儿，几次有机会嫁出去，他都不放心嫁，就自己养着，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女儿挣下能活一辈子的钱。正因为知道， 白校长才睁只眼闭只眼，连上级领导皱眉头，他也没对覃有坤说过半句狠话，要不是那天喝了酒，又听梁辉把自己岳父吹嘘得那样神，他也完全没有要辞退他的想法。可是今天，他已决定了不辞退他，却禁不住怒气填胸。

白校长吃饭的时候，梁辉也在吃饭。

是一个人吃。

他和岳父从五中回来的路上，接到岳母的电话，说他们刚出门一会儿，婷婷就闹肚子痛，是在“兴产”了，但她让梁辉放心， 她已经把婷婷送进了医院。梁辉应着，也不回答“谈得咋样”，就挂了手机，且没把婷婷的事告诉岳父。快到小区，他才对岳父说，妈跟婷婷有事出去了，我马上要去公司，你自己回家，我给你点了外卖，最多半个钟头，就会把吃的给你送来。姚平江似有若无地点了下头。梁辉又说，有人敲门，你问是谁，人家会说是美团，就是给你送吃的人，你开了门，别问人家要身份证，人家不会进你的门。有钥匙吗？

他知道岳父有钥匙。昨天就配好的，他看着他挂在皮带扣上的钥匙，无非是这么问一句。问了，又说，你进小区的时候，拜托不要亮你的身份证。活到一定岁数的人，都有身份证，有身份证没啥了不起。我昨天已经给小区门卫说了你是谁，如果他们还问，你报我的名字就是了。你那钥匙扣上有门禁，小区门关着的话，你刷门禁就能打开。

没等他交代完，姚平江就说，好了好了，你去忙你的。女婿是在给他找气受。倒不是因为女婿说有身份证没啥了不起那种话，而是教他用门禁。班门弄斧的事，遍天下人都会。这么想着，心里却装着在校长室的一幕，就是离开时的那一幕。可以说，他完全是被赶出来的。没几个人能听逆耳忠言。那个白校长，跟梁辉一样，以为门卫就是守门的，不知道门卫往门口一站，就自动地成了管理者中的一员；门卫往学校门口一站，就成了教育者中的一员。他还有很多话没说呢。要不是梁辉，白校长多半不好赶他，只要把他的话听完，就不可能不聘他。坏就坏在梁辉手上。挣了几个钱，就以为是挣了天下。

最后这句话，姚平江是说出声来的。他已走出二十米，梁辉并没听见。梁辉站在原地，看着岳父移动的背影，看见的是那件移动的呢子大衣，也看见了自己账上少去的两千块钱。他不是舍不得花钱的人，可这时候他看见的那笔钱，像是他身上的一块肉。

离住家所在的华馨小区不远，傍河有个去处，名叫“遇见”，既可休闲，也可吃饭， 梁辉跟婷婷去吃过，百多块的二人套餐，鸡鱼齐全，很划算。但梁辉要的不是划算，而是清静。去那里的都是年轻人，社会总是对年轻人抱有偏见，说这不懂事那没教養，其实他们才是文明人，是文明程度最高的人， 即使多人聚谈、吃喝，也轻声细语，不会打搅旁人，旁人想独处，那些人就绝不会破坏你独处的感觉。梁辉这时候，要清静，更要独处。

他先要了杯咖啡，慢悠悠品着，挨到十二点过，也不见饿，便没点正餐，只要了一份春卷、一份虾片、一杯奶茶。吃，成了对身体的义务，也成了对时间的服从。

从五中出来，已过去将近两个钟头，他心里的气也没有消。

当他心里有气或感到委屈的时候，就想一个人待着，却又特别容易陷入孤独。这是创业留下的后遗症。一个镇上的泥瓦匠， 到城里来闯下一片天，背后的艰辛，唯本人知晓。开始，他自己能化解孤独，后来，妻子能帮他化解，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自己不能，妻子也不能，甚至，有妻子在，他反而更孤独。其中的道理他也想过，他觉得，就像憋一泡尿，憋着憋着，不想尿了，但并不是尿变成空气飞到天上去了，而是被自己的血液吸收了。孤独就是那泡尿，最终成了他的血液、他的骨头。从一开始他就没能化解。非但没化解，还成了养毒。跟妻子过久了，妻子也成了他自己，不是全部的自己，也是自己的某个器官，这个器官很可能是外挂的，盯住他的孤独看……又是被“盯住”。孤独被盯住，连孤独也不自在，便从他心里抽身出来，弥漫开，把他罩住。如此，他更难逃脱，除非有别的渠道。

比如，别的女人。

正是这时候，他发现，别的女人反而能成为他的药。

坐在“遇见”傍窗的角落，他想，要不要叫个人来坐会儿？

比如……宋敏？

有几次想到宋敏，他就有几次想到裤兜里的手机，却始终没有摸出来。吃东西的速度，却奇怪地加快了。当他喝下最后一口奶茶，便起身去了医院。

接到白校长的电话，梁辉的儿子都满月九天了。

白校长对梁辉说，这段时间我忙得很，一直没跟你联系，你岳父怎么样？

他呀——梁辉说。

“呀”字拖得很长，是把长长的一段话咽进了肚里。

他的岳父姚平江，把自己将近七十年来的所有记忆都清除了，只剩下一个事：门。同时也清除了自己除门卫之外的所有身份，丈夫、父亲、爷爷、邻居、公民，都被他清除了。

华馨小区住户少，楼层却高，梁辉住在十六楼，可从一楼到十五楼、十七楼到二十八楼的住户，都见过姚平江。他在别人家门口徘徊，主人回来，先是诧异，问找谁，他说不找谁。不找谁又是干什么？“小偷” 这个词，猛然间热辣辣地蹿上脑门，但见他年纪不轻，那个词很快被另一个词替换，便又朝他脖子上瞅：看是否挂着牌子，写着家属的联系方式。没有。于是关切地问他住哪里。他并不回答，疾步走了。后来知道他是1603 户的，他女婿还给他们做过家政，或装修过房子，碰到梁辉，就说起那件事。

梁辉一惊，以为岳父是拦在别人家门口，要查验人家的身份证。果真如此，就不仅丢脸，还是犯罪。可是法律上是否有那一条？似乎没有。归根到底，还是丢脸。但对方的话打消了他的疑虑。

——都把他岳父当成痴呆症患者了。

他也顺势这样接口。其实他心里明白，岳父清醒得很。

像他那样，清醒才丢脸，痴呆不丢脸，那就当他是痴呆吧。他并不知道岳父是否找别人要过身份证看，即使要了，也不能跟一个痴呆症患者计较。

可问题在于，那是“别人”，梁辉不是“别人”，事情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身上。姚婷婷产后身体虚弱，嗜睡，奶水也不足， 孩子不够吃，要冲牛奶添补，少了母亲帮忙， 简直不行。李萍做事，干脆利落，井井有条，要是换个人，多半就成一团乱麻了。梁辉这时候，好像才真正承认了岳母也是母亲。越是这样承认，他越是觉得，岳父实在配不上岳母。到他这一辈，尽管也吃了些生活的苦头，却已经无法从根本上理解单是为了一口饭，就可以把一朵鲜花贬为粪泥。谁配不上谁，还难说呢。姚平江是婚后十天离开的，但百花镇人都知道，要不是为了给母亲烧头七，埋了母亲的当天他就会离开。虽说姚平江是漂泊惯的，可水过三秋才结个婆娘，要是稍微往怀里放一点，想离，也离不开。但梁辉不是这样看。他觉得岳母和岳父成为一家人，是岳母对自己的人生犯下的一个错误。

岳母自己错也就罢了，可岳母的错殃及池鱼——把他也害了。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虽有岳母帮忙，他也不能不经常回家，对那个小东西，他还没真正进入父亲的角色，还难以谈到感情两个字，经常回去，是尽丈夫和父亲的义务。但他分明感觉到，尽女婿的义务似乎更重些。做岳母的女婿，他认；做岳父的女婿，不认。而恰恰是不认的这一个，使他特别在意，特别要做出女婿的样子。这让他感到委屈。

他委屈的是，在意是因为怕。在公司， 自觉不自觉地，都跟宋敏远离，后来觉得形式上远离了，可自己心里有鬼，从宋敏身前身后过，都放轻脚步，使脚步尽量不发出声音，像那声音能把他心里的鬼录下来，到时候放给岳父听。朋友们约他，也不敢出去，借口都是老婆坐月子，离不开。这尤其让他委屈，为自己，也为老婆和那个还跟他说不上有多少感情的小东西。他认为自己对不起他们。而每当他按时回到家，姚婷婷脸上浮起安详和幸福——并不是笑，而是安详和幸福的气息，又让他升起无名火，像那气息冒犯了他。

一步一小心当中，他一直在寻找机会， 等着岳父来查验他的身份证，好借机闹一场，闹得岳父自己离开，回到他的百花镇去。不回，他梁辉也就放开了，该干啥干啥，如果岳父当真有那本事，能从他的脚步声里听出花花草草，他似乎也能找到理由：他就说，这里不是我的家，天底下没听说谁进自己家门还需要亮证件；既然不是我的家，我又不是流浪狗，总得找个窝，找个能够收容我的地方。

可是岳父偏偏没把他拦在门口过。

开始七八天，梁辉拿钥匙开门，钥匙刚插进锁孔，门就开了，是岳母赶来为他开的。他推门进去，见坐在沙发上的岳父脸色暗红，目光如炬，而且两条腿绷着，是随时准备站起来的样子。梁辉包也不放，就朝妻儿的房间去，总是见婷婷从床上下来，睡衣潦草地挂在身上，慌乱地把脚往拖鞋里塞；多半也是听到外面的动静，怕有突发情况，想赶紧出来。从这些事他就知道，他不在家时，家里有过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方向和结果都有利于他，但這种所谓的有利，不同样让他屈辱吗？这是他的家，有两个女人帮他，放他跨进家门，难道他应该感激涕零吗？七八天过后，他回家时岳父基本上都不在，他以为他散步去了，甚至还幻想他是自己找工作去了，或者回到百花镇去了——原来却是守到别人家门口去了。

梁辉觉得，就算不怕丢脸，也迟早会惹出麻烦来。而惹出麻烦本身就是丢脸，又不止于丢脸。他是生意人，不能不处处小心。在众人眼里，钱魔法附身，能让鬼推磨，就算这是事实，也只是钱的事实，不是人的事实。人，包括有钱人，个个都是血肉之躯，某些时候，腰缠万贯比分文不名更脆弱，说碎，砰的一声也就碎了，连破碎之前的那声叹息也听不见。当然，他说不上腰缠万贯，无非是衣食无忧，从衣食无忧到衣食无着，只隔着一层纸。谁都有软肋，揪住你的软肋，一个电话，一张封条，你就成了哑巴和瞎子。梁辉相信自己足够聪明，能把软肋用坚硬的外壳或华丽的羽毛遮掩起来，但如果那根软肋不长在他身上呢？

他也试图利用各种关系，为岳父找个事做，确切地说，是找一道门守。但除了老旧小区，没人要他这个岁数的。而那些老旧小区的门形同虚设，守门的老人，见到小孩就像见到自己的孙子，慈祥地逗着玩，将职责完全丢在一边；有些人不带门禁卡，进门时就要他们开，为不总麻烦门卫，门就一直开着，懒得关，到夜很深的时候才关。那样的门，岳父不会去守。不去也好，去了多半会惹事。生活总是有许许多多的不如意，住老旧小区的业主，不如意可能会更多些，跨进那道门之前，就想把不如意扔在外面，谁愿意来个人添堵？

正在梁辉愁眉不展的时候，白校长的电话来了。

梁辉说，他呀……他这个人，就是口恶心善……那天跟我回来的路上，说他几十年来，走了很多所学校，还从来没见过像白校长那样有气度的领导。

白校长哈哈笑。他一听就知道梁辉说的是假话。凡言辞、口气夸张，必定都是假话；有的人高明，藏得深，以无比诚恳的面貌示人，骨子里却使着夸张的暗劲儿，即便如此，会听的照样能听出是假话。梁辉不属于高明的一类。上回喝酒，因为他能熟练运用成语和四字句，白校长曾对他刮目相看，现在这种好印象淡了一些。

但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需要一个教学楼的门卫。

覃有坤走了，是他自己要求走的。就在上个星期，他主动终止了合同，然后去向白校长辞行，说自己工作做得不好，让白校长费了心，但他知道白校长一直照顾他，白校长对他有恩，他这辈子没什么用，下辈子争取做个能报恩的人。说得白校长眼眶潮湿，说你继续干啊，没人赶你走啊。但覃有坤说手续都去后勤主任那里办好了。他是听说了局长那次来皱眉头的事，还听说后来局长召开各校班子成员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某些学校”存在随意聘人的问题和聘用人员素质差的问题，他觉得自己的失职，让白校长背了过错。

覃有坤刚离开，后勤主任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都是托人来要这只饭碗的。没有人把消息捅出去，可有只饭碗摆在那里，想要饭碗的眼睛，自己就能在瞬息之间，凭直觉搜索出来。辞退一个无关紧要的聘用人员，无须校长点头，但进人是要校长点头的，后勤主任就去向白校长请示。那一刻，白校长就想到了姚平江。

其实，一个多月来，他一直想着姚平江。姚平江说的那些话，他一句一句复原，每句话都像锥子，扎得他痛。可也正因为痛，他无法回避。就像手指上扎进一根毛毛刺，或起了个欠皮，一时处理不掉，就去摸，分明知道摸一下疼一下，还是要去摸。

但姚平江的话不只是毛毛刺或欠皮。

白校长接手五中时，学校早就不是矿务局第一中学的样子了。准许企业办学那阵，东轩矿务局每个矿都有学校，一中则是全局的重点校，当年煤炭业兴盛，子弟校教师的待遇普遍高于地方，全国教师都来应聘。每年高考，没有北大也有清华，地方上的学生，也纷纷往这所学校挤。后来交给地方，成为五中，地位陡降，业绩崩塌。“圆满成功”那条横幅，事实上已拉很多年了。白校长是个有想法的人——他想重整旗鼓。然而，当他粉刷了教学楼外墙，把单扇门变成双扇门， 才发现他能做的仅此而已，无法触碰坚硬的核心。这核心就是：大家都没那个劲头。没有劲头，外表再光鲜，多看一眼也就看出暗淡，甚至败落。面对一艘下滩的船，白校长觉得，他没有力量把船拉上滩去。他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商量的人。他是书记校长一肩挑，两个副校长已在这学校任职将近十年，早就习惯了船下滩后的模样。

白校长需要新鲜的刺激。

哪怕这种刺激来自一个门卫。

听了梁辉说，白校长哈哈笑两声，问，他还愿不愿意来五中啊？

即便在急不可耐的时候，梁辉也不主动求人，依然要等对方开口。

现在对方开口了，他当然就可以说了，他说的是，他现在另一家单位，我叫他今天就辞了，明天就去白校长那里报到！

怀着无以言表的喜悦，梁辉当即回家去告诉了岳父。他不愿在电话上说，是想亲眼看见岳父的喜悦，这时候他才发现，自己的喜悦不只是可以把岳父“赶”出家门，他也是真心实意为岳父高兴。只要有一道门守，岳父就能把魂收回来。但愿一切顺利。

姚平江果然高兴，这当然是不用说的。但他脸上没有任何表示。只是，第二天去五中，梁辉要陪他，他坚决不让，是怕梁辉像上次那样坏他的事。

白校长跟姚平江谈了两个多钟头。

这样的谈话时长，白校长跟学校的班子成员也从没有过。

本来也没准备谈这么久，是姚平江的一系列建议，让白校长感觉仿佛秦惠王遇到商鞅。姚平江建议的精髓，是要恢复“礼制”，按现在的说法，是仪式感，仪式感是形式，也是内容，就像身体，既是形式，也是内容，不管人把精神说得多粗多大，生病的时候，才知道必须向身体屈服。具体来讲，五中的师生进教学楼，要有证件才能进，挨个儿查身份证、教师证或学生证，耽搁工夫，不太现实，而且教师证的颁发机关又不是某个具体的学校。

但总得有个证件。

学生有校服吗？姚平江问。他两次进五中，都是上课时间，没看见学生。白校长说有，但并没强迫学生穿，因此也就没有学生穿。那校服实在做得丑陋，女生如果不留长头发，穿上校服就看不出是女生；男生无论多么精干帅气，穿上校服就给人萎靡不振的印象。姚平江说换一家做不行？白校长说， 姚师傅你走的地方多，你看全国各地的校服，不都是一个样子？就像各类宣传海报， 分明有印刷体，不用；有王羲之、苏东坡他们的飘逸俊秀的字体，也不用；就用丑书，写个“不”字，非要把那一竖写得像根绣花针，一看就是没骨气的，是不敢说“不”的，可从电视上到生活中，都是这种字横行。

姚平江不懂书法，但他懂白校长说的道理，于是沉吟着。沉吟片刻说，丑就丑吧…… 有些时候，单个看确实丑，可要是丑成一堆，丑成气势，就美了。你说那山上的石头有多美呢？可要是满山石头，棵草不生，就成了景点。

白校长笑起来，深表赞同。

就这样，决定了学生要穿校服。

然后姚平江又问，有校徽吗？

问的时候，他盯住白校长的胸口，那里是空的。白校长老实承认，没有；听说以前有，戴过一阵，都嫌麻烦，慢慢地就都不戴了。姚平江嗤了一声，你说的麻烦，无非就是换衣服的时候，得把校徽从这件衣服别到那件衣服上，可是吃饭不麻烦？衣服不用天天换，饭却是顿顿吃，为什么吃饭不嫌麻烦？那是因为吃饭是需要。一旦成为需要，就不存在麻烦。白校长说，戴校徽又不是吃饭。姚平江说，穿衣服出门，开始也不是需要，后来成了需要，是因为有了羞耻感。不戴校徽进教学楼，同样应该感到羞耻，你没有主人翁意识吗，为啥不该羞耻？说罢又盯住白校长的胸口，白校长不自觉地，把胸口往里面窝了一下。

就这样，决定了做校徽。

既然是让他守教学楼，姚平江说，别的地方他不管，进教学楼必须佩戴校徽，无论师生，也无论领导和群众。

但这还不够。

两次来学校，姚平江都在教学楼闻到了一股食物的气味儿，确切地说，是食物被空气沤过的气味儿。沤没沤过不要紧，要紧的是，既然这是教学楼，就不能带食物进来。白校长说，学生买了包子，打了饭菜，都喜欢带到教室里吃，一是食堂座位不够，二是学生作业繁重，经常是边吃边做作业。姚平江说，结果呢？结果是“圆满成功”！白校长脸一红。他的脸本来有光，一红，光便浮动起来，如同火苗。姚平江继续说，边吃饭边做作业，不仅对身体不好，还不能用心， 真正的事情都是用心做出来的，不用心，啥都不是。

白校长觉得他说得对，于是又决定了不准学生带饭菜进教学楼。

整个谈话过程，白校长笑过好几次，但他最深的感觉，是不舒服。他一边不舒服一边心里想，有益的事，有益的人，很可能就是让你不舒服的；并进一步想，世间所谓小人，其实就是那些让你浑身都舒服的人。同时他也想到覃有坤，他同情覃有坤，可是同情有什么意义？他是领导，领导不能滥施同情，这话不好说出口，但这就是事实，否则便是妇人之仁，是成不了事的。他庆幸覃有坤到底走了，而且是主动走的，他连愧疚也不必背负。

白校长让姚平江当天就上班，姚平江没表态，只是问，做校徽要多长时间？白校长说，那快，三天就可以。姚平江又问，校服需要重新做吗？白校长说，本来都有，但多半扔在家里面生霉了，即使放在学校，怕都当抹桌帕用了，只能重新做。姚平江问，那要多久？白校长说，估计一个星期吧。

姚平江这才说，那我一个星期后再来。

姚平江守在教学楼门口的时候，操场上正召开全体师生大会。操场在教学楼背面，从侧门进来，走过两排楼宇间的巷道，向右看，就看到操场。教职工坐在前面，后面的学生，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颜色：蓝色。头稍稍一抬，就望到天，天也是蓝色。地上的蓝，像是从天上沉落的一块。真好看！姚平江从那边过来时，禁不住这样赞叹了一声。

他上身穿着那件半长呢子大衣，裤子和皮鞋，都是新买的。又是梁辉带着他去买的， 并添补了行装，包括床上用品和餐具，然后开车把岳父送到了学校。那是昨天的事。姚平江昨天报了到，签了合同，也领了校徽。那校徽古铜色，以瓦当为主体图案，中间篆字刻写着校训：立诚，求知，奉献；外围上部，是郭沫若集字校名：东轩市第五中学。

此刻，姚平江站在教学楼门口，校徽别于左胸，无须低头，他也看到那里是一团光。究竟是站在大门以里还是以外，他犹豫了片刻，决定站在里面，靠左，侧身四十五度。

会议结束，学生拥向教学楼。

这批学生有人穿过校服，但从没戴过校徽，因而都有或隐或显的兴奋。校服和校徽， 都是一种规定性，但也是一种归属感。在规定性的约束和归属感的稳定之间，重视后者几乎是本能。屈服于本能本身就是本能。他们从操场过来，像条弧形的河，在普通人眼里，只看见河水的流动，在有心人眼里，看见了河里的浪花，而在姚平江眼里，看见的是水珠，是单个的人。他就像河心的一块石头，水流到那里，或把他淹没，或从他身边淌过，都因形就势，自然得仿佛没有石头的存在；学生们不知道，自己的穿戴和举止，都被那块石头记录。

一个星期下来，一切顺利，该穿的穿， 该戴的戴。

可这如同出门旅游，一个星期成了极限，过了那极限，再好的风景也不受看，一心想的，只是“回去”，好像“回去”了，就什么都自在了。首先“回去”的，不是学生，而是老师。那老师名叫姜文生，三十多岁年纪，教高二的英语课，那天該他辅导早自习，上课铃响了三分钟，才见他朝教学楼飞奔过来。冬天，上早自习时天还没亮，路灯也不甚明，加上下着小雨，天地合盟，营造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动人图景。可姜文生作为老师，竟然迟到了。迟到这事不归姚平江管，但姜文生没戴校徽，这就归他管了。姜文生是起床后随便抓了件外套穿上的，出门后才想起校徽在另一件外套上，靠近教学楼时，他故意把左手扬起来，将胸口挡住。他不知道这就像在交警面前挡住车牌号。

姚平江适时出击，往姜文生面前一拦。

上周早上开了师生大会，晚上又开了教职工大会，除强调了佩戴校徽，还宣布了若干条纪律，其中一条，是早晚自习都要对辅导教师考勤，由教务处执行。教务处办公室跟校长室一样，在二楼，考勤员习惯从一楼开始，高二正是在一楼，姜文生想的是，他跑快些，就可能赶在考勤员之前，因此姚平江拦他时，他几乎是怒火中烧，虽没有任何多余动作，却使着暗劲，从姚平江身边撞了过去。姚平江打了个趔趄。他望着姜文生的背影，像望着在百花镇牌坊门口撞击他的秋风。和几十年来去任何地方一样，一个星期，足以让姚平江认清所有人——只要这些人要进出他把守的门。他不仅知道姜文生的名字，还知道他教哪个年级。

他朝高二年级走过去。

高二六个班，姜文生教的是三班和四班。照例，每道门都关着。姚平江先到三班，握住门锁一旋，开了，里面没有姜文生。学生们以为是老师来了，交头接耳的慌忙坐正，盯着书本念，可抬眼见是姚平江，疑惑地皱着眉头，又笑。他们已经认识了这个门卫。在他们看来，这个瘦小的老头子，总是以军人般的身姿守在门口，显得特别滑稽。姚平江又去四班。四班的门却扭不开。前门扭不开，后门也扭不开。敲，还是不开。

他本想站在那里，等着考勤员来敲门，但他拿不准考勤员是否已经来过，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件事不能简单解决。于是回到自己的岗位，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正式上班的时候，他去了校长室。

白校长开会去了，打早就走了。是去省城，要五天才回来。

那就等吧。

白校长回来那天，姚平江是第一个去见他的人。

他跟白校長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

次日上午，学生去操场做课间操，白校长则站在正门里面的空坝上，像在等人，又像是随便看看，那边门卫跑过来，白校长挥挥手，他就退回到了岗亭里。自从开了那次大会，各道门的门卫都换了模样，腰挺直了，脖子也不缩着了，走路不是正步，就是小跑。课间操快结束，白校长抽身回来，夹在学生当中进教学楼，可刚进门，就被当胸扭住了。

扭住他的人是姚平江。

姚平江在教学楼门口扭住校长，就像在自己家门口扭住老朱一样。

校徽！校徽呢？姚平江厉声质问。

白校长没戴校徽。

姚平江边质问，边把白校长往外推，推力显然超出了白校长的想象，他脚步踉跄， 几乎撞倒了身后的学生。这一幕，让学生们目瞪口呆。学生做课间操，各班班主任是要跟着的，体育老师、值勤老师、政教主任也跟着，他们同样目瞪口呆。不远处的四个老师将学生扒拉开，拥到白校长身边，伸手去揪姚平江，其中一人抠住姚平江的肩骨，咬着牙，从牙缝里呲出话来，你算个什么东西！白校长被扭住的瞬间，还是很镇定的，但老师和学生们对他的同情，让他不能镇定了。他的脸红如火炭，目光里的怒气，子弹似的射向姚平江。而姚平江依然扭住他的胸膛，几个老师掰，也没能掰开。白校长索性退后两步，退出了门。这时候，跟着退出去的姚平江才把手松了。这是他的职责：没进他把守的门，他就不管你是否戴了校徽。

学生们站着不动，想看看怎样收场。

政教主任吹着哨子，加上班主任连声呵斥，学生们才恋恋不舍地去了教室。

教学楼门口，只剩下白校长、姚平江和十来个老师。老师们七嘴八舌，指责姚平江，但白校长没言声，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校徽，别在胸膛上，进门，上楼，头也没回一下。

姚平江并不需要表扬，但说实在的，他等着白校长的表扬。

白校长出差回来那天，他去校长室，说了姜文生的事，白校长很生气，但姚平江劝他，叫他别生气，并且说，这事情他只是反映一下，万万不可处罚姜老师。不处罚，你来反映干什么？规矩立在那里有何意义？ 将来还怎么管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何况五中的堤坝，才刚刚开始修。白校长这是说到点子上了，姚平江连连点头。他点头，除了同意，还希望白校长继续往下说。可是白校长没再说，于是他就说了。他给白校长讲了个故事，就是孙武练兵杀妃的故事；讲了，觉得不妥，又讲列宁和卫兵的故事。白校长听明白了：姚平江是要他当主角，来演一出戏。这时候点头的是白校长，而且白校长还发表了他的看法，说，处罚下属，只是头痛医头，头医了，脚还会痛，但如果从上头做起，就像下雨，湿一大片，也像太阳，晒一大片。对的对的。姚平江说。两人就这么定了。

在白校长看来，既是做戏，就是假的，你姚平江可以提醒我没戴校徽，且要温柔地提醒，谦卑地提醒，策略地提醒，比如你可以这样说，不好意思白校长，你工作忙，忘记戴校徽呢。这样说了，我会笑一笑，把校徽摸出来戴上，还会像列宁表扬卫兵那样，表扬你几句。可是姚平江劈手就扭住我的胸膛，厉声质问不说，还使劲把我往外推……

正是在这一点上，白校长和姚平江走岔了道。在姚平江那里，虽然知道是做戏，事到临头却又不是戏：你没戴校徽，就要扭住你，就要质问你，就要推搡你。他只看重事实。他是在事后才想起那是做戏，觉得自己做得真好，所以才盼白校长表扬。

遗憾的是，白校长非但没表扬他，还对他冷眼相待，他给白校长打招呼，白校长也不搭理。白校长的情绪，明显感染了师生。有些教师，把校徽拿在手上，跨进教学楼大门，才往胸口上别，且不是马上别，是看见姚平江要冲过来时才别，别的同时，很轻蔑地扫视姚平江一眼。教师这样做，学生也跟着学。这让姚平江非常为难。他手上的肌肉， 总是在紧起来的瞬间就必须松弛下去，刚松弛下去，又迅速紧起来，就像一块铁，刚在炉膛里变软，刺啦一声，就丢进了冷水。如此从早到晚，他的手也变成了铁。

他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与自己的辛苦无关，与规矩有关。既然要求的是戴着校徽进教学楼，就不应该是进了教学楼才戴校徽。于是他又去找白校长。

白校长说，这些事情，你找江校长。

江校长是五中的副校长。

按理，也应该找江校长，他分管校风校纪。可是，江校长，还有分管教学的洪校长， 完全就是两个隐形人，只要白校长在，就没人进他们的办公室；白校长不在，某些部门又有急事处理，才会去找他们。而他们总是说，搁一下行吗？意思是等白校长回来。若说不行，他们就会给白校长打电话请示。这是因为，有回按工作日程，学校该评业务先进，洪校长组织评了，白校长回来后很生气，说缺乏公信力，要重评。江校长也遇到过类似情况。从那以后，他们就知道请示了。再以后，各部门都懒得多出那道中间环节，白校长不在，也直接打电话过去。江校长和洪校长，由此彻底隐身，就像被大水埋住，没人看见，也没人想起。

尽管来这学校的时间不长，但凭借无与伦比的嗅觉，姚平江把这一切都看得很透。他明白，白校长让他去找江校长，意思就是他说的事不是事；如果是事，也是你姚平江多事。

可是姚平江到底是姚平江。

他去办公室，查找那次的会议记录。记录上写着：师生员工进教学楼须佩戴校徽。这话有一定歧义，他也懒得管了，就按戴着校徽才能进教学楼去理解，也这样去执行。凡是进了教学楼才戴校徽的，他会嗖的一声，挡在你面前，扭住你胸口。他干瘦而有力的手，很多人都见识过了。你能把他怎样呢？骂他？当然是要骂的，当面骂他老不死，背后骂他祖宗八代。骂人，属另一种校规管制，不是姚平江的职责，因此他无动于衷。骂不起作用，打？确实想打，但是不敢，要是弄出个三长两短，就宣告自己这一辈子完了。

当众被门卫扭住，到底是不体面的。最糟的是，分明几个人约好，说跨进教学楼两步才戴校徽，但姚平江扭住一个，其他人不仅不帮忙，还迅速退出门，边戴校徽边朝被扭住的人笑。因此，姚平江的强硬成效显著，教學楼门口，又有了规矩刚刚制定出来的样子。

但这只是假象。

或者说，这只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是不准带食物进教学楼。教师当然不会，有家的，一日三餐都在家里吃； 单身汉有房子，说不上有家，中午那顿往往懒得做，就去食堂打了饭，端进房子里吃。学生尽管也有宿舍，但宿舍人多，睡在上铺的，不可能端着碗爬上去，就都坐在下铺，往嘴里刨饭，稍不小心就碰着别人，把碗碰落，饭菜倒了一地，也是有的；更别说某些男生宿舍，再香的饭菜，吃进去也是一股臭，那是鞋臭袜臭，臭把香剿灭，只剩了臭的味道。因此不回宿舍吃，就在食堂吃，食堂坐不下，就在食堂外面吃；食堂外面有个坝子，坝子中央一个花台，花台里有棵巨大的黄葛树，浓阴铺地，他们就围在浓阴下， 站着吃。

可站着吃到底不如坐着吃更像吃。要是能去教室里吃就好了，教室里干净、整洁， 每个人都有个座位。而且确实作业多，想边吃边做作业。

那就去吧……

过些日子，就放寒假了，春节也跟着到了。

除夕的前一天晚上，梁辉请白校长喝酒。他的生意越做越好，钱越挣越多，但自从岳父到了五中，他没再请过白校长，其中的微妙心理，他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但不愿面对。他是觉得，岳父去那里，多半是要惹麻烦的。他所谓的麻烦，就是丢脸。岳父不知社会，不知人心，不知变通，古往今来，这样的人几乎都会成为笑料。他不闻不问，别人的嘲笑他听不见，脸就丢不到他这里来。他原以为周末要接岳父去家里住，结果根本不必——岳父走不开。很多学生是住校的，周末也不回去。连放了寒假也走不开，学生倒是离开了，但领导们还经常去办公；也可能不是办公，就想去办公室坐坐，那里才能体现他们的价值。

直到三天前，姚平江才回了女儿女婿家。平日里，婷婷会不定期给她爸打电话，每次电话都说不上半分钟，因为爸爸忙。电话的内容，无一例外，都是这边轻言细语地叫注意身体，那边急急慌慌地说自己忙；有时婷婷会把电话递给母亲，叫他们说几句，说是说的，但还是那些话。所以梁辉不知道岳父的状况。这很好，他本来就不想知道。

可就在岳父回来那天，他碰到五中的工会主席了。工会主席姓伍，梁辉此前请白校长喝酒，白校长每次都专门点到要伍主席参加，可见他跟白校长关系很近。梁辉不仅跟伍主席喝过酒，还给他装修过房子，因此很熟，可这天碰见，伍主席却对他爱理不理。或许，那是身份变化引起的自然反应？先前，他是梁老板，现在，他是五中门卫的女婿，作为五中的领导，对这两种人，当然会有不一样的态度。虽然这样想，梁辉心里还是有疙瘩，很想通过一场酒，既表达对白校长的感激，也探听一下岳父的情况。

酒还没喝开，梁辉就彻底放了心。

白校长对姚平江赞不绝口。

参加酒局的，五中这边跟上回一样，有工会主席、教务主任和两个教师，只是，两个教师都任了职，一个当了教务处副主任，一个成了团支书。白校长上桌就问梁辉，为啥没把你岳父叫来？立即又自问自答，不叫是对的，年纪大了，少在外面吃喝。接着就说，像姚师傅那么尽责的，现在比黄金还珍贵。说这话时，他没看梁辉，只看着自己的下属。几个下属当然都知道白校长被姚平江扭住胸膛的事，也知道从那以后，白校长对姚平江不待见，现在听他这样说，一时不知道该拿出怎样的表情。但白校长很严肃， 说，一个单位，就该有姚师傅那样的人，做事业，就该有姚师傅那样的劲头。几个下属听了，便也跟着严肃起来，他们这才知道，白校长受再大的屈辱，也是以工作为重，因此越发敬佩自己的校长。

对白校长说的，梁辉毫不诧异，他想听些别的。

最想听的，是岳父是否有传说中的特异功能。这些日子，他非常收敛，在公司，跟宋敏完全就是工作上的联系，连玩笑也很少开，最根本的原因，是宋敏的丈夫回了东轩，不再去重庆了。宋敏这人很怪，丈夫不在身边时，眼睛里总会爬出钩子；丈夫一回来， 突然间就变成了淑女。也就是说，两人不再有以前那种往来，是因为宋敏，但梁辉觉得是他的自律。私底下，他才承认是宋敏“强迫”他自律，并心生怨气。但同时又想，这样也好，万一呢。

是怕万一被岳父“听到”。

但白校长开始说了岳父那些好话，就再也没提到过他了。梁辉心里活泛起来，跟白校长干杯的时候也在盘算：开年过后，公司再招个人，当然，要个女的……

这边喝着酒的时候，梁辉的岳父姚平江已躺到床上去。他很快就睡着了，并开始做梦。梦里是敞开的双扇门，门外，几个学生端着饭碗，边说话边吃，吃上几口，突然，一个人的脚伸进门里，他正要去拦，那只脚又收了回去，且平和如初，自在地说话。姚平江想，是我多虑了，人家无非是伸伸腿， 并没想进来。正这么想，另一只脚伸进了门里，伸得很有力，完全是冲关的架势。他又要去拦，却又收了回去。如此反反复复，他在梦里大汗淋漓。

春节期间，他每天都做这样的梦，每顿饭都吃得很少，本来就瘦的身体，又瘦了一圈，以至于开学过后，白校长以为他是油水过重，肚子吃坏了。白校长还是不搭理他，像他在酒桌上赞扬的那个人，不是姚平江。姚平江当然也无所谓，现在，他没有精力顾及别的，梦里梦外，都是伸进门里的腿。他在想，一个国家，除了有领地，还有领空，一个单位同样如此，那些腿占据了教学楼的领空，就可以视为侵犯，就要坚决打击。

可是，他还没想出打击的方案，就病倒了，住进了医院。

住院第四天，白校长抽空亲自去看他。白校长是跟梁辉联系的，梁辉开车来接的。路上，白校长问病人怎样了，梁辉说，并没查出多少问题，更没查出大问题，可是看上去又很不好，自从住进医院，他就没再说过一句话。

两人来到病床前，守在那里的李萍连忙起身。

姚平江闭着眼睛，梁辉弯下腰说，爸，白校长看你来了。姚平江的眼皮跳动了两下，随之睁开，看着白校长，看了几眼，突然字字清晰地说，白校长，你的脚步声是空的。

然后，他把头缓缓地转向了女婿。

注：

①  未燃烧完还能再烧的炭。

原载《万松浦》2023年第5期

原刊责编  张  林

本刊特约编辑  朱旻鸢

创作谈

可见和不可见

罗伟章

界限和界线，前者不可见，是个哲学概念；后者可见，是个区域概念。但认真追究起来，两者的分野又并不是那么清晰，因此我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到底是用“界限”还是“界线”，有过一番踌躇，最后决定用“界线”，是觉得，我要写的故事，得有个落脚点，能赋予人物实实在在的动作，让我自己能见，也让读者能见。事实上，写到最后，界线已经成了界限：由秩序过渡到标准，由标准过渡到限制。人因此步步紧缩，自己紧缩，也使别人紧缩，却又无能为力，于是连最初的秩序也可能丧失了。

写这个小说，是因为一次偶遇。那是我离开故乡大約十年过后，有天回去，在街上走，背后突然被一双有力的手抠住了肩膀，使我差点仰面跌倒。还没来得及回头看清是谁，一个苍凉的声音就对着我耳孔说：我已经是个死人了。尽管是大白天，尽管阳光照耀，我却感到阴风四起，寒毛倒竖。好在他站到我面前来了，而且我认出了他。他是我以前在故乡的一个熟人，不在一个单位，但彼此有业务往来，现在他退休了，退休半年了。他似乎并不比我记忆中的样子更老，但是更瘦，我心想他是得过一场大病吗？结果没有，他啥病也没有。可是为什么要那样描述自己呢？我没问，他也没说，彼此寒暄几句，就各走各的路了。

但这件事我一直记得，主要是记得那种感觉。当时我们要去同一个方向，但我没跟他同路，让他先走。他走在人群中，越走越瘦，最终消失于人群。而人群本身，包括人群中的我，也是这样的吧。这感觉就固定在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了。又是十年过去了，我打算写出那种感觉。即是说，我想写出可见的部分，更想写出不可见的部分，尽管题目用了《界线》。

罗伟章，著有小说《饥饿百年》《大河之舞》《太阳底下》《世事如常》《谁在敲门》《尘世三部曲》等，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长篇非虚构《凉山叙事》《下庄村的道路》。作品多次进入全国小说排行榜，入选新时期中国文学大系、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当代》长篇小说五佳、《长篇小说选刊》金榜领衔作品、《南方周末》好书榜、亚洲好书榜、《亚洲周刊》十大华语好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