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凯

(1.郑州大学 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2.郑州大学 河南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河南 郑州 450001)

乡村振兴面临着乡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治理等多方面的挑战。偏远山区乡村振兴面临的挑战更为明显。偏远山区乡村虽然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相对丰富,但种养资源较为稀缺,整体发展普遍面临“产业弱、资源散、治理乱”的困境。一是产业弱,山区乡村产业发展大多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链条短;二是资源散,山区乡村内部稀缺的耕地等资源被分散到家户个体,集体山地、林地、水域等自然资源常被分散闲置,单个家庭资源、资金积累与村庄发展关系疏离;三是治理乱,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山区乡村传统文化体系逐渐消融,乡村凝聚力不断下降,村庄内部资源空间布局混乱、组织与管理无序。上述问题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的结果。如,从经济制度方面讲,虽然我国长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效发挥了“分”的制度优势,激发了农业领域生产活力,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高度分散化的经营模式已难以适应当前经济社会“大市场”的竞争和需求。偏远山区乡村本身资源就有限,资源的过度分散化导致其不适应反应尤为明显,造成“好山好水好凄凉”的残酷现状。因此,偏远山区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与改革迫在眉睫。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根基,乡村治理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乡村振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1]在偏远山区乡村治理体系中,宗族组织、村民自治、政府行政治理、乡贤精英治理等均发挥着重要作用[2-5]。然而,随着城镇化的持续推进,偏远山区乡村人口老龄化、村庄“空心化”、农民兼业化、农业劳动力质量退化、农村“三留守”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渐突出[6]。面对这些问题,现有治理制度应对乏力:宗族组织和宗族文化可能会干扰村民集体行动和决策,破坏监督机制,不利于乡村民主自治[7];偏远山区乡村形态复杂多元,政府行政治理信息严重不对称,照搬城市社区治理经验又常会出现“水土不服” 等问题[8];乡贤精英大多因率先致富而离开乡土,且偏远山区乡村监督机制不健全,经常出现乡村精英异化、“精英俘获”陷阱等问题。那么,如何创新治理制度来解决上述问题,推动偏远山区乡村实现振兴呢?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村(以下简称田铺大湾村)从2014 年开始,逐渐从一个藏在大山深处的贫困落后的“空壳村”成为美丽乡村中的明星村落,其发展经验可为解决偏远山区乡村发展治理问题提供借鉴。2019 年9 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田铺大塆村,了解这里打造“创客小镇”、发展乡村旅游业、推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等情况,并给予田铺大塆村“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的好做法”的高度评价[9]。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框架,尝试运用归纳式案例分析法,描摹田铺大塆村在偏远山区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具体实践及经验,探究中国偏远山区乡村治理制度的多元性及其在偏远山区乡村走向振兴中的作用。

一、偏远山区乡村振兴困境的多元治理制度解构

传统制度理论强调主导制度的单一性,而制度逻辑理论则强调制度的多元性,主张要基于组织和个体所处的具体制度情境,对其行为进行针对性分析。制度逻辑理论认为,一个社会制度情境中通常会长期并存多种制度逻辑,如家庭、社区、宗教、国家、市场、职业、公司等[10]2,而组织和个体利用不同制度逻辑间的矛盾,对相互竞争的多元制度进行选择性响应,会造成其行为的多样化和差异化。制度逻辑理论以及由其衍生而来的制度多元性概念,为解析组织和个体的差异性行为提供了全新的视角。那么,我国偏远山区乡村走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治理制度情境是什么样的? 偏远山区乡村有什么样的治理机制? 其背后的逻辑关系是什么?

我国偏远山区乡村治理中存在显著的制度多元性特征。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等经济社会差异以及区位空间等自然条件差异,我国偏远山区乡村的治理制度情境与城市、一般乡村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对偏远山区乡村振兴和治理制度创新的研究,需要结合偏远山区乡村独特的制度情境进行针对性分析。本研究结合已有文献以及田野调查,提炼出偏远山区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五种制度逻辑。一是以村党支部等为表现形式的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逻辑。其目标是领导乡村的各类组织、安排各项工作,满足乡村公共需要并实现行政绩效,确保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乡村的实现。党领导的国家行政治理逻辑主要通过科层制的各级行政体系来实现。2001 年以来,乡村干部工资被纳入政府财政预算,村干部逐渐被行政化。在偏远山区乡村这一情境中,村党支部是党最基层的组织,是乡村治理和制度落实的主要实施者,为偏远山区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组织保障。二是以村民委员会等为主要载体的乡村自治逻辑。199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实施后,村民自治制度得到国家法律认可并逐渐被推广,村民委员会成为乡村最重要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根据2021 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截至2020 年12 月,中国有49.2 万个村民委员会、11.6 万个居民委员会,覆盖城乡所有居民。除了村民委员会以外,山区乡村还存在有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红白理事会、村治安保卫委员会等自治组织。三是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治理逻辑。其主要目标是维护宗族利益,特点是高度重视个人在乡村中的声望。近年来,随着宗族文化的没落和国家对乡村直接治理的强化,宗族治理这种非正式治理制度不断瓦解。但在偏远山区乡村,宗族治理仍具有一定的生存土壤。四是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表现的互助治理逻辑。其目标是提升同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间的经济互助水平,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偏远山区乡村农民专业合作社通过组织农民“抱团”参与市场竞争,实现劳动力、土地、山水、资金等分散资源的有效整合治理,改变偏远山区乡村“小、散、弱”的产业局面。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社遍地开花,截至2021 年4 月底,全国农民合作社有225.9 万家,联合社超过1.4 万家[11]。五是以经营性企业为主体、按照公司原则进行治理的市场逻辑。其目标是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扩大企业规模,增加企业利润。近年来,山区乡村以自身好山好水等独特资源为依托的二三产业得到快速发展,一些经营性企业应运而生,不少村民成为其员工。这些企业是独立的市场主体,需要在市场规制下参与市场竞争,其治理主要按照市场逻辑、公司形式来进行。

以上五种治理制度逻辑相互依存、相互矛盾,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并非静态的,而是在动态变化中共同对偏远山区乡村各类组织和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现有研究侧重于关注不同治理制度逻辑间的矛盾,但在偏远山区乡村多元治理制度情境下,在偏远山区乡村迈向振兴的过程中,应更关注不同治理制度逻辑如何兼容共生。在上述理论分析框架下,本研究选取田铺大塆村作为偏远山区乡村的典型案例,开展“解剖麻雀”式调研,挖掘上述五种制度逻辑在偏远山区乡村治理中破解振兴困境的实践路径,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演化对实现偏远山区乡村振兴的作用。

二、案例分析:田铺大塆村破解振兴困境的多元治理路径

(一)研究策略

本研究采用建构主义研究范式进行案例定性分析。一是在偏远山区乡村实现振兴的过程中,有多元治理制度在起作用,其治理机制受到内外部环境的复合影响。通过纵向案例分析,在梳理各类治理制度随时间脉络演变的同时,能挖掘其演变特征和内在规律,回答偏远山区乡村治理“如何发生”“为什么发生”等问题[12]。二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冲击山区乡村,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也在持续向农村下沉,导致山区乡村社会结构与治理方式发生重要改变,出现了“三变改革”等一些新情况、新问题[13]。这些问题无法从现有文献中找到解答。案例定性分析长于在案例剖析中归纳提炼理论,较适用于讨论此类复杂问题。三是在本研究案例中,五种治理制度间的互动、演化等由案例涉及的村庄中多个参与者通过亲身体验反映,再由研究人员收集整理并进行规范化解读。因此,将参与者和研究人员双方对案例涉及山村的治理制度关系进行共构是合适的[12]。

根据案例研究目的性抽样原则,选择已实现振兴的偏远山区乡村作为研究样本,以保证信息的充分性和案例的典型性。田铺大塆村先后入选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国家AAA 级旅游景区、中国景观村落、河南省省级美丽乡村建设试点,是河南省第一个以创客为主题的新型美丽乡村示范点。该村通过发展创客经济、乡村旅游等实现了脱贫,村民收入显著增加,并带动周边山村的发展,为探索偏远山区乡村振兴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典型素材。

为提升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本研究采取多种途径收集一手数据,以实现对研究证据的补充和印证。笔者于2021 年10 月至2022 年10 月在河南省新县大别山干部学院挂职。该学院毗邻田铺大塆村,与该村为合作共建关系。利用这一便利,研究团队前后到该村进行了多次实地调研,对部分村民、村“两委”干部、合作社负责人、农家乐业主、民宿业主、公司经理、企业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进行了现场访谈。现场访谈后,对少部分访谈对象进行了电话、微信访谈。访谈结束后,系统整理记录,形成文本资料,以补充并验证理论分析框架。此外,研究人员还查阅了田铺大塆村的地方志和区域介绍资料,并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百度、田铺大塆村微信公众平台和网站等平台收集与本研究案例相关的文献资料、新闻报道、档案记录、影像资料等。通过持续完善案例研究计划,构建了包含田铺大塆村相关录音、文献、档案、照片等内容的丰富的研究资料库。

(二)案例观察

“塆”指山沟里的小块平地,即小山村。田铺大塆村位于河南省新县田铺乡大别山青龙岭下,距新县政府27 公里、信阳市政府160 公里,是一个有400 余年历史的古村落。该村面积为4.6 平方公里,有房屋367 间,村民82 户、304 人。该村村民均为韩姓,被称为“牛拉来的村庄”①该村村头建有田牛雕塑,已成为该村“地标”“图腾”和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据传南宋名将韩世忠的后人韩荣卿于元朝末期携妻儿牵牛至此时牛长跪不起,于是韩荣卿便在此定居。到了明朝末年,韩荣卿的后人韩澜、韩梁来此定居,从此开枝散叶,连绵不绝[14]。田铺大塆村“绿色”“红色”“古色”资源都较为丰富。该村背靠青龙岭、面朝小潢河,依山傍水、风景秀丽。有获“光荣之家”称号的村民18 户、革命烈士7人,约1/3 的村民家有红色家史。村落建筑始建于明末清初,受中原文化、楚文化和徽派文化影响,形成了土坯墙体、斜顶瓦房的独特风格,建筑基本框架保存完好,是典型的豫南民居。2014 年以前,田铺大塆村还是一个藏在深山坳里的贫穷山村。当时的田铺大塆村基础设施落后、交通不便,村民主要收入来源为种植水稻、红薯、油菜等农作物,人均年收入仅为8 073 元,村集体资产基本为0,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该村人口最少的时候,仅有不足50 名老人和儿童留守在村庄,是典型的“空心村”。2014 年,田铺大塆村入选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随后在新县大力发展“九镇十八湾”全域旅游的推动下,以发展乡村旅游为抓手,与上海蔓乡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打造了河南省第一个创客小镇,使村庄面貌发生了彻底改变。2018 年,该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达到16 345 元,村集体资产达到26 万元。2019年,该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8 624 元,游客接待量突破百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8 500 万元,外出村民返乡创业,常住村民人数增长至300 余人,其中还包括20 多名到田铺大塆村投资置业的外村大学生。

(三)五种治理制度在偏远山区乡村振兴中的差异性破解作用

在偏远山区乡村这一特定情境中,多维治理制度逻辑彼此影响、持续交互。研究在厘清五维治理制度类型之后,进一步结合文献理论和案例资料,对田铺大塆村实现振兴过程中呈现的治理逻辑进行具体分析,如图1 所示。

图1 五种治理制度逻辑在偏远山区乡村振兴中差异性作用示意图

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逻辑在偏远山区乡村振兴特别是振兴的初始阶段发挥着关键性作用。偏远山区乡村振兴的启动高度依赖国家政策的扶持,国家治理常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资金或项目支持等影响山区乡村发展。2014 年,新县启动美丽乡村建设,田铺大塆村被选为试点项目村庄。当地政府整合各方资源,基于国家规范,投入资金3 000 多万元为田铺大塆村修路排水、清理池塘、建垃圾中转站等,将其打造为“创客小镇”。在政府的支持下,田铺大塆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综合环境等得到迅速改善,成功入选中国第三批传统村落,正式开启振兴之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15]田铺大塆村乡村旅游长期处于“原生”状态,缺乏科学规划。政府在推动田铺大塆村发展乡村旅游和改造村容村貌时,坚持保护村子的原貌。此外,当地政府还组织村民外出学习并邀请专家入村授课,提升村民专业素养及服务水平,推动民宿产业从低端向中高端发展。投资200 余万元对田铺大塆村进行亮化改造。成立田铺大塆村景区管理委员会,推动乡村旅游良性发展。整体而言,正是因为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逻辑通过国家政策催化及项目与资金扶持等途径“嵌入”到乡村治理、产业发展、村民日常生活中,才有了田铺大塆村的振兴。

村民自治是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村民作为乡村振兴的主体,是乡村自我管理的“主角”和受益者,偏远山区乡村振兴需要激发村民的自治活力,引导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升自治水平。在田铺大塆村乡村振兴过程中,村委会作为村民的代理者,在村庄自治、村民利益表达和相关政策执行中发挥了独到的作用,形成了稳定、高效的村民自治体系。在田铺大塆村改造初期,村委会挨家挨户动员村民,争取村民的理解和支持。在改造规划制定中,村委会多次召开村民大会,就规划方案中涉及的农田、水利、林地、村路、建筑外观和内部结构等问题征询村民意见,达到多数村民较满意的规划效果。在后续运营中,村委会集思广益,引导村民开办农家乐、民宿、特产小店,并通过统一管理治理恶性竞争。为增加田铺大塆村村民资产性收益,村委会凝聚群众智慧和力量,探索“三变改革+”模式,将田铺大塆村集体土地、林地等资源以入股方式盘活,壮大村庄集体经济,有效破解村庄自治中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村委会还动员村民将闲置房屋、土地等整合起来,交由合作社与专业的旅游公司共同治理经营,实现村民零风险创业。村民也经历了从被强行带动治理到积极主动参与治理的转变。

宗族特别是宗族中的精英人士在偏远山区乡村人气、人心的凝聚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偏远山区乡村乡土文化浓厚,基于宗法礼制以及血缘地缘关系,常会形成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直接影响山区村民的观念和行为的生产生活规则。偏远山区乡村精英基于宗族观念以及维护个人声望等因素,常发挥着领头作用。在田铺大塆村走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宗族治理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田铺大塆村村民全部为同祖同源的韩姓。调研发现,2016 年村庄精英返乡是田铺大塆村快速发展的重要契机。村民韩光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革命烈士家属,其爷爷是老红军、父亲是老党员兼村干部、儿子是军人。因此,韩光莹在村中具有较高的声望。同时,他长期在海外大型企业工作,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与技术、管理经验。2016 年,韩光莹看到家乡的变化,出于造福乡里等方面的考虑,他选择从韩国回乡创业,创办了村里第一家民宿“老家寒舍”。在韩光莹的带动下,多位村民返乡创业致富。截至2022 年4 月,该村民宿数量多达21家、农家乐8 家。此外,韩光莹还带头成立了民宿合作社并担任理事长,带着乡亲们共同致富,并制定民宿发展规范性标准,建立村庄民宿接待中心,推动该村民宿业走上规范、高效的经营之路。

合作互助在壮大偏远山区乡村产业中发挥着纽带作用。偏远山区乡村产业普遍存在规模小、布局散、链条短、实力弱等问题。据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全国农业经营户有2.07亿,其中小农户达2 亿多。因此,偏远山区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就是壮大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能有效将村民联合起来,形成互助式产业发展与治理新局面,在壮大山区乡村产业中发挥纽带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就明确要求,“鼓励农民以土地、林权、资金、劳动、技术、产品为纽带,开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与联合,依法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田铺大塆村在2015 年成立了田铺大湾三色农耕园艺农民专业合作社,吸引农民将土地、林地、房屋、资金等资源入股,由村民变为股民。2016 年,该合作社与上海蔓乡文化旅游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整合文创手工和艺术、微创企业、高校、传媒等资源,打造河南省首家“创客小镇”,探索出以文化旅游促进产业振兴的新模式,现该村特色创客小店有24 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一方面公司以合作社这一主体来治理村庄资源,降低公司直接与分散村民打交道的成本;另一方面合作社将村民的力量集聚起来,改变传统“公司+农户”模式中村民的弱势地位,形成“生产在农户、利益代表协调在合作社、管理运营在公司”的新型双层经营体制,既满足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村庄治理的诉求,又可保证小农户群体利益不受损害,提升村庄的治理效率。此外,田铺大塆村还成立有民宿合作社、土特产合作社等组织。田铺大塆村各类合作社已吸纳本村及周边村265 户村民入股,实现了“人人有工作,家家有收入”的治理目标,并通过“房屋租金+工资薪金”的利益联结模式,辐射带动周边6 个贫困村的193 户贫困户实现稳定脱贫。

市场治理是偏远山区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的方向,必须发挥市场在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偏远山区乡村资源的有效配置。偏远山区乡村振兴是持久而系统性的工程,其长期稳定发展不能过度依靠政策扶持,而需要发挥好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以市场盘活乡村资源,激发其内生动力[16]。在市场逻辑下,偏远山区乡村市场开放度和村民的市场意识会不断提升,各市场主体根据市场规则进行自由竞争和平等交易,从而形成高效能市场治理的局面,实现山区乡村的自我更新。田铺大塆村的振兴过程实质上也是引入市场逻辑的过程。2014 年,田铺大塆村开始全面改造,重点发展乡村旅游业,游客量骤增。随着民宿、农家乐、土特产等店铺的大量出现,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田铺大塆村逐渐形成了内部经营主体间相互竞争的局面,甚至出现了激烈的价格战。必须对此进行有效的市场治理,统一标准、提升质量,这催生了各类合作社的成立。2015 年,田铺大塆村开始公司化运营全村旅游业,合作社代表村民把房屋、土地等资源交由旅游公司经营,从旅游公司获得稳定性租金收入,部分村民还在旅游公司工作,获得了稳定的工资收入。将资源交由旅游公司运营的村民,与旅游公司是合作关系,根据市场规则,以市场主体的身份与旅游公司进行平等交易;在公司工作的村民,与旅游公司是雇佣关系,要接受公司架构下的管理,公司按照市场规则运营。上述情况都需要发挥以自身利益为规范基础的市场逻辑的治理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市场逻辑在山区乡村的沉淀会改变其治理组织的产权基础、作用方式等,冲击原有的治理模式,甚至有可能会破坏村庄原有的宗亲关系,与原生宗族治理逻辑产生矛盾。正如卡尔·波兰尼所言,“市场经济意味着被它卷入其中的社会制度不得不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要求”[17]。因此,需要提升偏远山区乡村原生治理机制与外来治理机制的兼容性。

(四)田铺大塆村五种治理制度逻辑的实施效果

在五种乡村治理制度逻辑的作用下,伴随政府政策扶持、市场机制引入以及村庄内部资源重组、组织重构,田铺大塆村逐渐实现振兴,村域系统内外要素流动也出现明显改变。

从要素输入看,一是村庄发展资金来源更加多元化。在田铺大塆村初始改造阶段,党领导的国家治理逻辑起关键作用,其改造发展资金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垂直行政拨款。随着合作社等互助性组织的成立以及旅游公司的引入,田铺大塆村振兴资金除了原有行政拨款外,还有通过合作社方式筹集的村民闲散资金、公司资金、银行贷款资金以及招商引资资金等。此外,村庄旅游业发展所带来的旅游综合收入也在稳步提升。二是村庄人口集聚能力显著提升。2014 年以来,田铺大塆村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持续降低,外出劳动力回流明显。外来人口数量不断增加,除外来游客、经验学习团外,还有一些外来创业者和外来务工者。三是乡村振兴所需的技术、管理、信息、知识等要素来源更加多样化。随着村庄与外界合作交流不断增多,乡村旅游业持续发展,田铺大塆村已不再是一个主要依赖亲缘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封闭整体,村庄与村民的交往半径迅速向外延伸,科研机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等与村庄的互动日益频繁,技术、管理等要素逐渐嵌入村庄并对当地生产生活产生愈加深刻的影响。

从要素输出看,在多维治理下,资源与组织重构后的田铺大塆村向外输出的主要要素实现了重大转变。2014 年以前,田铺大塆村向社会输送的主要是廉价劳动力和初级农产品,现在则主要是休闲度假景点、高附加值农产品、创客平台、特色体验、传统民居文化等。此外,田铺大塆村还通过“三变”改革将村庄内分散的土地、民宅、林地等资源统筹起来向外输送,激活了各类“沉睡资源”。2014 年以前,田铺大塆村资源分散、“空心”严重,村民资产性收益几乎为零,小农户资源分散、村集体资源闲置。随着田铺大塆村多维治理的深入,村民分散化的发展思想逐渐被统一起来纳入到村庄整体发展中。通过整合村内零碎的林地、民宅和耕地等资源,引入旅游公司,田铺大塆村实现了资源的重组和模块化输出,以市场为途径将资源转变为有效资产。

总体而言,田铺大塆村多维的乡村治理制度设计成功将村内资源、外部公司资源以及国家资源等统筹纳入村庄发展中,让全体村民参与并分享村庄高效治理的成果,通过制度化治理路径削减了发展成本,盘活了村内外资源,逐渐构建起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集体资产增值的长效机制,为偏远山区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与制度创新范本。

三、结论与讨论

偏远山区乡村“产业弱、资源散、治理乱”的现状一定程度上是其原有乡村治理制度难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结果,亟须通过创新治理制度激活偏远山区乡村资源。田铺大塆村提供了一个偏僻落后的山区乡村如何通过治理制度设计成功破解“好山好水好凄凉”等难题而实现振兴的生动案例。本研究基于制度逻辑理论,通过对田铺大塆村进行案例剖析,发现偏远山区乡村并存“党领导的国家治理、村民自治、宗族治理、互助治理、市场治理”五大维度治理逻辑,其在山区乡村振兴中的作用可以提炼为“启动靠政策”“管理依自治”“凝聚需宗亲”“壮大须互助”“持续唯市场”五大核心构念。因此,要以国家政策扶持为偏远山区乡村的首要激发因素,发挥好村党支部的领导核心作用;完善村民自治,设立不同形式的村民自治组织,体现村民意志,保障村民权益,激发村民自治的创造力和活力;开发利用好新发展阶段宗亲资源,增强山区乡村宗亲凝聚力与黏合度;积极发展专业合作社,推动山区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壮大产业规模;扩大市场开放度,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实现山区乡村的内生性高质量持续发展;提升多维治理制度的融合度,形成多维治理共存的偏远山区乡村治理格局,兼容并包促进乡村振兴。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采用的是归纳式单案例研究,在为偏远山区乡村以多维治理推动振兴提供新视角和典型模板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因研究方法导致的局限性:无法实现大样本分析,单案例研究方法所得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其他地方。田铺大塆村仍处在探索开发阶段,尚无法完全评估各维度治理制度的效果。随着大量雷同的乡村文旅项目的出现,田铺大塆村的优势面临严重冲击,其规模扩大受阻,辐射能力受限,客源散点化,人员出现再次流失转向,治理有效性面临新的检视。未来将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更多案例进行比较分析,以提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持续观察田铺大塆村发展趋势,补充评估其在治理方面的制度设计成效;与更多理论展开对话,将鲜活案例与更多经典理论结合,更好挖掘我国偏远山区乡村走向振兴的独特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