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红瑀

（济南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22）

《铡美案》一剧自诞生之后，传播甚广，妇孺皆知，陈世美几乎成为负心男子的代名词。①如张庚《〈秦香莲〉的人民性——在第一届戏曲演员讲习会上的专题报告》（《张庚文录》第2 卷，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136-154 页），黄文虎《对“秦香莲”人民性的商榷》（《戏剧报》1957 年第2 期，第18-20 页），朱卓群《不要混淆人民性和封建性的政治界限——再评张庚同志“忠孝节义有人民性”的论点》（《戏剧报》1960 年第5 期，第32-36 页）。尽管后两文与张文在忠孝节义与人民性的问题上，观点有差异，但这些文章无一例外都认为陈世美是负面形象。但20 世纪80 年代以来，部分学者对陈世美进行原型考证，认为其人为官清廉，颇有政绩，剧中的陈世美形象乃是戏曲艺人故意丑化，②舒义顺《历史与历史剧》一文（《当代戏剧》1983 年第5 期，第61 页）认为陈世美为明湖广均州（今湖北丹江口市）人，该剧系乡里和同窗丑化。阎志和《〈铡美案〉与陈世美》（《当代戏剧》1985 年第8 期，第63-64 页）亦有与舒文相似看法。于是传统的“负心说”又广受质疑。此后虽有学者在著作中予以零星说明，但由于并非专文讨论，故传播不广。③谭正璧《古本稀见小说汇考》的《龙图公案》条、涂秀红《元明小说戏曲关系研究》的《明代包公传奇与包公小说》、黄仕忠《清车王府藏戏曲全编》的《铡美案》条等，都指出《铡美案》与《百家公案》有关系。近年因媒体传播高度发达，童德伦《陈年谷秘史》所谓陈世美原型为陈年谷的说法，经《探索发现》《陕西戏曲广播》等节目的传播推广，众多秦腔公众号对其转载传播，于是变成了“冤案说”占据主流。实则《铡美案》一剧，系世代累积型作品，其演变过程颇为复杂，所涉人物也并无具体指向。今为之详做考索，陈述于后。

一、《百家公案》之《秦氏还魂配世美》

童德伦在《陈年谷秘史》一书后记叙述陈世美原型时称：

历史上无陈世美其人，但有陈年谷（陈熟美）其人。戏剧中的陈世美是遭人痛恨的，而历史上或民间传说中的陈年谷却是一名清官。……作者倾数十年心血，创作而成这部长篇小说，目的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1]502

该书并附有《陈年谷第十代传人致童德伦的信》：

陈年谷，字丰之，号熟美。……因为清代陈年谷“京控”胜诉，曾有刑部行文在均州禁演《铡美案》，陈剧是攻讦陈年谷的戏。[1]496

可见不论是童德伦，还是陈年谷后人，都认为《铡美案》中陈世美的原型为陈年谷。

康熙《均州志》卷二《人物·甲科》栏确实有关于陈年谷的记载：“顺治乙未（1655 年），官至江西驿盐道”④党居易《均州志》，中国基本古籍库收康熙十二年（1673 年）刻本，24a。。光绪十年（1884 年）本《续辑均州志》卷十的记载更为详细：陈年谷为顺治八年（1651 年）顺天乡试举人，顺治十二年（1655 年）中进士。⑤马云龙、汤炳堃编《续辑均州志》，国家图书馆藏光绪十年（1884 年）版，卷十2a-4a。另据雍正十年（1732 年）本《江西通志》卷四十八《秩官》条，陈年谷任驿盐道是在康熙十年（1671 年），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为胡在恪接任，⑥谢旻等修《江西通志》，国家图书馆藏雍正十年（1732 年）版，卷四十八9b。知其康熙十二年尚在世。

但是陈世美形象早在万历刊本《包龙图判百家公案》第二十六回《秦氏还魂配世美》中就已经出现。故事情节大致为：钧州秀才陈世美，娶妻秦氏，上京赶考，状元及第。秦氏进京觅夫，陈世美不仅不认，反遣骠骑将军赵伯纯杀死秦氏。后秦氏复活，告至包拯处。陈世美被发往辽东充军，赵伯纯亦被遣云南充军。

《包龙图判百家公案》今存有三个明刊本。

1.《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包龙图判百家公案》，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有藏。卷末牌记题“万历甲午岁朱氏与耕堂梓行”，甲午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古本小说集成》第二辑第16 册据此本影印。

2.《新镌全像包孝肃公百家公案演义》，韩国汉城大学奎章阁有藏。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 年）万卷楼写刻本。⑦据石雷考证，序署丁酉为万历丁酉，见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 年，第9-10 页。《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第四卷有校录。

3.《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系与耕堂翻刻本。阿英旧藏，今藏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阿英《明刊〈包公传〉内容述略》一文有述，仅存上册。

据石雷考证，以上刻本皆非该书初刻本，因为第三十回“在叙及阿杨时有双行小字注：‘阿杨：第二十八回公案已判死罪处决了，此段公案系在先一起，乃是包待制为濠州守时事’也”[2]10，而以上刻本阿杨事皆在第七十七回，所以在此之前应存在另一个版本。又，杨绪容《<百家公案>研究》称：“《百家公案》的成书年代当在万历十五年（1587 年）及其前后。”[3]28

尽管《百家公案》的形成时间今人有争议，但即便以万历十五年（1587 年）计，这也是这一故事成型的时间下限。《百家公案》中已经有陈世美其人，则康熙十二年（1673 年）尚在世的陈年谷被视为“陈世美原型”，应是后人再度附会而来，所以童氏的考证是不能成立的。另据《百家公案》，陈氏籍贯为河南钧州，而非湖广均州。

二、《花部农谭》著录之《赛琵琶》

焦循（1763—1820 年）酷爱花部，在《花部农谭》中记录当时盛演的剧目，《赛琵琶》即在其中：“花部中有剧名《赛琵琶》，余最喜之。为陈世美弃妻事”[4]230。这则著录虽然学者多有引用，但由于焦循没有提及声腔剧种及剧本，故而地方戏研究者对其重视程度不够。

焦循所叙情节，简言之为：陈世美别家应试，高中后被招赘为郡马。秦香莲在家勤侍舅姑，公婆亡故后，秦氏携子入京，闯宫被拒，乃弹琵琶乞食。事为王丞相查知，假借陈府上寿之际，携秦香莲以弹词倾诉衷肠，而世美不相认。王丞相遂于黑夜携秦氏至郡马府，世美虽心有所动，仍不相认，命门官赶出，并遣人夤夜刺杀秦氏母子，幸店家事先侦知，并纵秦氏出走。秦氏至三官庙自缢，为三官菩萨所救，且授以兵法。时西夏用兵，母子因军功显贵。王丞相以世美杀妻事劾之，上命秦香莲相决，秦氏尽数世美罪恶。[4]230-231

以焦氏所著录的剧情与《百家公案》相较，二者差异主要见表1：

表1

据程毅中、杨绪容、高敏等人的研究，《百家公案》并非一人作品，该书取材广泛，小说、戏曲、词话、史料、传说等皆有涉猎，其中大多回目都能找到出处。然陈世美、秦香莲题材的小说，在此之前未见记载。而该题材的戏曲在明代也未见著录。不过，从前引小说、戏曲的著录时间来看，小说出现得更早一些。

另外，《赛琵琶》中的主要角色王丞相在《百家公案》中尚未出现，仅从侧面表现：“翰林院有一个侍讲老爷，极好弹唱”[5]77，而据赵云耕《王延龄人物原型考》一文：

明代杨家将故事中，并无王延龄这一人物。逮至明嘉靖、万历间，评书中首次提到北宋“王丞相”，特别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 年）朱仁斋与耕堂刊本《包公案之百家公案》，此时王锡爵恰好任职武英殿、建极殿大学士，似有赞美王锡爵的意思。[6]36

评书小说中第一次出现“王丞相”，是明万历年间安遇时《包公案之百家公案》一书中。[6]28

王丞相影射王锡爵的说法，尚有待确考。该文梳理王延龄这一人物时，认为其首次出现在《百家公案》中。今查《百家公案》共出现五次“王丞相”，但都是有姓无名，可见这一人物形象尚比较模糊，直到焦循著录的《赛琵琶》中，依然以“王丞相”称之，而未称其名。另一方面，道光初年，石派说书演说此一故事，已经明确称其“王延龄”。[6]36则其定型为王延龄的时间，当在清代嘉道年间。

从焦循的著录来看，虽然戏曲《赛琵琶》对《百家公案》的主要人物、故事情节有所承袭，但二者的主旨差别较大。《百家公案》中，陈为翰林编修，并未停妻再婚，之所以不认妻子，是他与同僚宴饮，“羞脸难藏”；《赛琵琶》中，陈为郡马，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

三、《赛琵琶》与《琵琶记》

《赛琵琶》之所以有这种全新的处理，与《琵琶记》的传播有很大关系。从剧名就可以看出，《赛琵琶》争锋的对象是《琵琶记》。因而从逻辑层面讲，《赛琵琶》的创作上限，是在《琵琶记》被广泛关注之后。⑧这一说法，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早有提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191-197 页。

《琵琶记》有一个变迁及经典化的过程。《琵琶记》虽然产生于元末明初，但在民间快速传播是在明成化至嘉靖时期。⑨需要对这个观点作一调整的是，近年随着学者对善本图书的调查深入，徽派刻工所刻之书不断被发现。据《徽州刻书史长编》，成化十八年（1482 年），王充、仇以忠参刻过《程氏贻范集》三十卷；正德二年（1507 年），仇寿、仇以忠、仇以才参刻《篁墩程先生文粹》九十三卷。所以所谓“元本”的刊刻时间，在没有确切资料的情况下，暂定为成、弘、正三朝。何良俊（1506—1573 年）《四友斋丛说》云：

金元人呼北戏为杂剧，南戏为戏文。近代人杂剧以王实甫之《西厢记》，戏文以高则成之《琵琶记》为绝唱，大不然。[7]337

与何良俊所述现象对应的是，这一时期产生了诸多《琵琶记》刊本。河间长君《刻重校琵琶记序》称：

好事者竞相私锓……尝于南都，偶得国初写本及续得诸家锓本，凡四十余种（写本、京本、吴本、浙本、闽本）。[8]10-11

从“京、吴、浙、闽”来看，至少流传过四个刊本系统。

关于《琵琶记》版本及流传情况，黄仕忠《<琵琶记>研究》中的《版本篇》《比较篇》有详细论述，认为陆抄本底本比较接近原貌，并据上卷卷末所载刻工姓名“王充、仇寿、以忠、以才”，认为“陆抄本之底本也当刊于弘治年间（1488—1505 年）”[9]171。

此后，《琵琶记》刻本进一步增多，至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时，仅河间长君一人所知见者，便有不同地区的40 多个版本。明朝开国后不到200 年，就有40 余种刻本涌现，一方面说明观众对这些剧本有较大需求，另一方面也加速了《琵琶记》的传播。

《琵琶记》被上层文人圈接受，则与该剧的广泛传播有关。正嘉之前，占据曲坛主导地位的是北曲，受南曲整体地位影响，《琵琶记》的地位亦不高。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三十七引顿仁语称：

老顿云：“南曲中如‘雨歇梅天’，《吕蒙正》内‘红妆艳质’，《王祥》内‘夏日炎炎’，《杀狗》内‘千红百翠’，此等谓之慢词，教坊不隶琵琶筝色，乃歌章色所肄习者。南京教坊歌章色久无人，此曲都不传矣。”

南九宫原不入调，间有之，只是小令。苟大套数，既无定则可依，而以意弹出，如何得是？[7]342

引文中何良俊所说四种，据其后文“皆上弦索”，可知为入律者。

结合这两条材料来看，传统南曲大多数是不入律的，即便偶有入律者也多为小令。⑩此处所谓不合律，即不符合北曲的演奏体系及规范，这正是时人以北曲为正观念的体现。因而顿仁自己虽能演出《琵琶记》，但对这种技艺评价不高：

余令老顿教《伯喈》一二曲，渠云：“《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后人依腔按字打将出来。正如善吹笛管者，听人唱曲，依腔吹出，谓之唱调。然不按谱，终不入律，况弦索九宫之曲？”[7]342

顿仁对于《琵琶记》依然以“终不入律”视之，那么可以推测，《琵琶记》在此时是不入教坊的。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亦认为《拜月亭》“高出于《琵琶记》远甚”[7]342,⑪何良俊如此评论，则说明《琵琶记》在此时由于快速传播，已进入了文人视域。。《四友斋丛说》，现存最早的版本为隆庆三年（1569年）本。

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玉峰河间长君所撰《刻重校琵琶记序》，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说法：

陶宗仪言：金时有董生《西厢记》，最为绝唱，然皆北音，可以比之丝管，而不可以南音歌之。独高则诚所著此记，虽云专用南音，而移之北音，亦罕称乖调。[8]8-9

尽管这一时期北曲的地位已急剧下降，但是河间长君之序仍然认为《琵琶记》即便用北曲歌之也无不可，其潜台词则是以北曲来抬高《琵琶记》，这正反映了当时尚存的以北曲为正的戏剧观念。

嘉靖之后，《琵琶记》在南曲中的地位提升，除了其自身价值及获得广泛的民间接受外，主要得力于王世贞的高度评价。王世贞（1526—1590 年）称：“元朗谓胜《琵琶》，则大谬也！”[10]34他从多个方面肯定《琵琶记》：

则成（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仿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10]33

王氏之说与何良俊相对，则其亦出自隆庆三年（1569 年）之后。

大量刊本的出现和文人层面的论争说明，成、弘、正、嘉时《琵琶记》地位在不断提高。尽管还有一部分文人如何良俊等，受传统曲学观念的影响，依然对其评价不高，但是这种第一、第二的定位以及大量传本的出现，本身反映的就是文人对《琵琶记》的持续关注和观众对该作品的喜欢。

综合《琵琶记》经典化的历程和《百家公案》的成书时间，《赛琵琶》出现的上限应是隆万时期。至于《赛琵琶》对《琵琶记》故事情节、编写方式等方面的因袭，前人已有叙述，兹不赘述。⑫从《赛琵琶》后半部分情节来看，该剧还受过《孟日红葵花记》的影响，见黄仕忠《婚变、道德与文学——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版，第175 页。

四、焦循著录《赛琵琶》的声腔归属

焦循《花部农谭》著录《赛琵琶》，以“花部”称之：“梨园共尚吴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质，共称为‘乱弹’者也，乃余独好之”[4]225。因只有情节著录而没有剧本存在，《赛琵琶》的声腔归属很难断定。

关于“乱弹”声腔，早在焦循之前，《扬州画舫录》（刊于1795 年）卷五《新城北录》便有提及：

两淮盐务例蓄花、雅两部以备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调。统谓之乱弹。[11]107

可知当时除昆曲之外的各种声腔，都称为花部。

要解决这一问题，还要从焦氏《花部农谭》本身考察：

花部原本于元剧……由来久矣。自西蜀魏三儿倡为淫哇鄙谑之词，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辈，转相效法，染及乡隅。近年渐反于旧。余特喜之，每携老妇、幼孙，乘驾小舟，沿湖观阅。[4]225

焦氏虽然没有提及声腔，但是根据他的说法，花部自魏长生（1749-1802 年）入扬州后，当地人樊八、郝天秀学习他的演法，于是波及乡村，近年逐渐回归魏长生之前的演出。

魏长生至扬州时间，《扬州画舫录》云：“年四十来郡城投江鹤亭”[11]132。焦循《里堂诗集》卷六《哀魏三》诗云：

丁未、戊申间，余识其面于扬州市中，年已三十余。壬戌春，余入都，魏仍在，与诸伶伍，年五十三……未一月顿没。[12]498

可知魏长生至扬州，时在乾隆丁未（1787 年）。

早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乾隆皇帝于扬州设局禁戏，并派两淮巡盐御史伊龄阿严查。伊在奏折中称：

臣奴才更有请者，查江南苏、扬地方昆班为仕宦之家所重，至于乡村镇市以及上江、安庆等处，每多乱弹，系出自上江之石牌地方，名曰石牌腔。[13]77

据此可知扬州乡村等地之前盛行的戏曲为石牌腔。这正合《扬州画舫录》“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11]130之说。

据张志峰《秦腔相关声腔辨析——兼论二簧腔与秦腔之渊源》一文，魏长生演出的声腔是以乱弹腔为主的秦腔，这种新型乱弹腔是在梆子腔和昆山腔基础上改进而来，以胡琴为主要伴奏。石牌腔系乱弹腔的一种，以笛乐为主要伴奏。[14]133-148

事实上，焦循对魏长生的不满，主要在其“淫哇鄙谑之词”上，而非在声腔上（声腔上二者相近），结合其前文来看，这一意思更加明显：

花部原本于杂剧，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气为之动荡。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间，递相演唱。[4]225

此句后接对魏长生的批评，则“近年渐反于旧”是对魏演出题材的感叹，而非声腔本身。

据拙文《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引魏荔彤《怀舫诗别集》，梆子腔早在康熙时已传入扬州。[15]230然依焦循此处的语气，似不能追溯如此之久，因而其所看剧目，应为乱弹腔之二簧腔。又据焦氏《花部农谭》自序，该书作于嘉庆己卯（1819 年），此时正徽部兴盛、秦腔低落之时期。

五、从《赛琵琶》到《铡美案》的声腔变迁

如果焦氏著录二簧腔《赛琵琶》为该题材最早的戏曲演出，那么新的戏曲矛盾会随之而生。从现存京师道光以来报班文书看，二簧腔经常与昆腔一起演出，起初二簧艺人多依附昆班，二者并无争胜的必要，而且二簧腔在这一时期也不具有争胜的实力。

在明清戏曲史上，与昆腔争胜的主要有两个时期：一为晚明的昆弋之争，二为清代中期的昆梆之争。

据叶明生《政和四平戏<陈世美>与清传奇<赛琵琶>渊源述考——兼议<赛琵琶>之声腔归属》一文，四平腔存有光绪六年（1880 年）张香国抄本。[16]100-117从其中著录情节来看，《陈世美》与《赛琵琶》基本相同。

此本就《陈世美》标名来看，有早期南戏的特点，⑬早期南戏皆以人名命名，如《蔡伯喈》《苏秦》《王十朋》等。且叶氏引文有齐言滚词存在：

（净唱）幼年苦难言，曾记助读在寒窗。磨穿铁砚，坐破寒毡，才得移步到如今。（白）常言道：（唱）身在帝王边，如羊伴虎眠。有朝龙心怒，无处可容身。[16]112

据笔者统计，这种曲中滚大量出现在晚明弋阳腔系统的戏曲中。至乾隆时期，《缀白裘》所收梆子腔、高腔还有少量遗留，但呈逐渐消失之势。[15]215-276

四平戏《陈世美》共二十四出，应非出自明代。因为据胡忌《从<钵中莲>传奇看“花雅同本”的演出》的研究，二十多出的传奇出现在康熙时期。[17]63-74另外，传奇固有体制，第一出副末开场介绍剧情时，要念长短句的曲子。而四平戏《陈世美》则为齐言唱词：

（付末唱）宋古能士陈世美，占育金枝不认妻。带子寻夫有烈女，放生自缢神自知。曲直难堕包公判，善恶分明会尤期。（白）登台者陈世美，见妻相量。（下）[16]104

该剧正文唱词亦有大量齐言句：

（生科，白，叹）（唱）不好了！只因金殿一语错，连累骨肉丧残生！（白）香莲妻，东哥，英妹儿！（唱）非是为父良心丧，官场结（击）掌罪非轻，害你母子三条命，为父不忘超度心！（叹）妻呀！[16]108

虽然从所引来看，有些地方为长短句，但是已经失去了曲牌名，这与以曲牌为主夹滚的弋阳诸腔绝不相类。相反，这些特点皆符合笔者《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所总结的乾隆时期梆子腔两大特点：唱词为曲牌兼诗赞混合，唱词中间夹杂大量滚词。四平腔此剧极有可能据梆子腔改编而来。如果从梆子腔程式来看，上引诗赞体唱词“不好了”为叫头，亦名挂号，以此起板。“香莲妻，东哥，英妹儿”则为三哭头滚白。

梆子腔该剧，早在嘉庆十二年（1807 年）甘肃省靖远县老君庙铁钟上有铸目，题“铡美案”⑭《甘肃省靖远县老君庙铁钟上的秦腔剧目》，原件已毁，1956 年抄本现藏中国秦腔博物馆。。同治三年（1864 年）本《都门纪略》中，双顺和班“一声雷”下有“《铡美案》包公”。[18]922梆子腔剧目的这种前后相承，从目录学角度正说明梆子腔演出该题材早于焦循著录。虽然老君庙铁钟仅著录了剧目，现无早期梆子腔剧本存在，但是从题目的“铡”字看，这个剧本不同于焦循著录本。

据笔者考察，焦循著录本与川剧清末演出本相近。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三个版本：《陈世美别家》，卧龙桥文明书社本，索书号：Ch01—004；《香莲闯宫》，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邛州双发堂刊本，索书号：Ch05—040；《琅琊府大审世美》，光绪八年（1882 年）泸州三星堂刊本，索书号：Ch01—005。版心皆题“三官堂”，可知此剧别名《三官堂》。以上三种，《俗文学丛刊》第104 辑俱有影印，均为“审世美”，而无“铡”之情节。

尽管梆子腔《铡美案》著录较早（1807 年），焦循著录二簧腔次之（1819 年），但是从陈世美题材戏曲与小说和《琵琶记》的关系来看，《铡美案》应该较《赛琵琶》后出。

另外，虽然笔者推定焦循著录本为早期二簧调剧本，但在同治三年（1864 年）本《都门纪略》中，嵩祝成班《奎官》条有“《铡美案》包文正”的记载。[18]921嵩祝成班为昆腔班社，该班昆曲、二簧兼演，昆曲并无《铡美案》一剧，因而奎官演出应为二簧。

《故宫珍本丛刊》第677 册也有《铡美案总本》，包括《过府》《前三对》《后三对》三场折戏，卷端题“刘春”，正文有“西皮摇板”[19]205、“西皮正板”[19]206，应为皮黄名伶刘永春演出本。所以，从二簧本身来看，也是《铡美案》逐渐取代《赛琵琶》。

事实上，据张志峰《秦腔相关声腔辨析——兼论二簧腔与秦腔之渊源》及笔者《明清梆子腔源流研究》，二簧腔系乱弹腔流传至安徽本土化后的声腔。如果前文推定四平腔底本为初始之梆子底本成立，那么此处声腔变化也在情理之中。即在新型西路秦腔（梆子腔兼乱弹腔）流传至安徽后，《赛琵琶》逐渐被本土化为二簧调。而在秦腔发源地之一的甘肃，又对此剧进行了二次改编（改编工作或在陕西完成）。改编本最大的变化就是改赵伯纯杀庙为韩琦杀庙，《故宫珍本丛刊》第677 册影印刘春主演皮黄本《铡美案总本》、早稻田大学藏聚魁堂本《十二红》（1862—1921 年）、盖陕西（1856—1929 年）演出梆子腔《杀庙》都是如此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