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成清

（四川大学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207）

在西方艺术史中，肥胖者的形象经常见于艺术家的匠心营造中，有些是人物的真实再现，有些是讽刺夸张的艺术风格。肥胖者图像与时代和地域的社会审美文化密切相关，受到宗教、经济、道德等因素的影响。

西方艺术史中最早的肥胖者形象可以追溯到旧石器时代。现藏于奥地利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的一尊圆雕《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图1），展现了一个生殖特征明显的女性肥胖者。雕塑高约10 厘米，强调了丰满的胸部、臀部及大腿。由于该作品外形近似球状，女性身体更显肥胖和圆润。受此雕塑启发，当代波普艺术家杰夫·昆斯以色彩艳丽的玻璃钢材料创作了《气球维纳斯》（图2）。他以抽象、概括的球体和椭圆体凸显了肥胖的女性人体特征，色彩醒目。旧石器时代另有一尊浮雕作品同样表现了生殖特征明显的肥胖女性形象。该作来自法国拉塞尔，在一块岩石背景中，一个胸、腹、臀、髋等部位被夸张的女性手持着野牛角。由于原始社会人们对于生殖力的崇拜，在上述史前艺术中，女性的乳房和骨盆处比例较大，形象显得肥胖，实际象征着生育和繁衍。

图1 《威伦道夫的维纳斯》，公元前28000 年—公元前25000 年，维也纳自然史博物馆藏

肥胖者的图像在古希腊艺术中似乎难见踪迹，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来形容古希腊雕塑。古希腊雕塑力图塑造比例和谐的理想美，如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倡导的“美是数”，因此，作为古希腊艺术的典型，人体雕塑体态优美而很少显得肥胖臃肿。但仍有学者指出，肥胖是一个相对的审美概念，即便在雕塑作品《米洛的维纳斯》身上，仍可看见肥胖的端倪。这不由得让人诧异。《米洛的维纳斯》一直被视为维纳斯雕像的完美典范，但较之法国19世纪新古典主义画家安格尔画作《泉》中的少女胴体，《米洛的维纳斯》塑造的成熟女性人体显然更加丰满，以至于有人苛刻地认为其肥胖。

在比较视域中，将古希腊时期《米洛的维纳斯》视为肥胖，而将新古典主义作品《泉》中的少女视为苗条，显示了不同时代和艺术风格所追求的审美标准。这种对人物体形的审美趣味，也为解读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肖像艺术提供了理论基石。中世纪时期，禁欲主义思想广泛蔓延，对精神的过度追求及对肉体的否定使得禁食现象十分常见，因此，无论教会中的圣人还是世俗中的凡人，都经常被描绘得身体瘦弱，这也逐渐成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图式。例如，希腊达夫尼修道院天顶壁画中的《万物统治者》将基督描绘得面颊消瘦，德国科隆主教堂中杰罗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木雕，表现了身形颀长、瘦弱无力的基督。但是，基督并非总以瘦弱的面目展现于所有时期。在5 世纪早期的一件耶稣上十字架的牙雕作品中，基督被表现得强壮有力，面部和腹部甚至有些肥胖。在罗马式艺术中，1096 年，一位名叫伯纳德斯·吉尔杜因的雕塑家同样创造了一件肥大躯体的基督圣像，即便有衣袍包裹，其大腹便便的形象仍一览无余。那么，为何基督的形象会由强壮甚至肥胖演化成瘦弱？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转变。在早期中世纪艺术中，基督形象并不瘦弱，此时的圣母和贵族也经常被描绘得相对肥胖，如双下巴、丰满的胸部和肥大的肚腩等，这些旨在表明他们地位的崇高和身份的尊贵，因此画中人物比例较大，人物体形更丰满。这种大而胖的尊贵者形象也深入人心，例如，对于13 世纪奥尔良的中产阶级妇女而言，城市中教士的迷人之处正在于他们个子高大、身形肥胖，或许因为他们吃得很多，但他们在城市里备受尊崇。[1]4无疑，肖像艺术史中的肥胖者形象一方面源自现实，如亨利八世、亚历山德罗·德尔·博罗等；另一方面则出自艺术家对身份和肥胖关系的想象性阐发，如乔托1320 年后创作的圣母形象、波提切利1477 年前后圣母子题材中肥硕的圣婴形象，这些象征尊贵身份的肥胖形象刻画长期影响着后世的肖像画创作。

同时，中世纪的基督教艺术也将批判目光转向了肥胖者。在意大利摩德纳教堂中，一组由维利杰尔莫创作的《圣经》题材浮雕展现了《上帝创造亚当》《亚当和夏娃的诱惑》等情节。（图3）作品中的亚当和夏娃形象均身材肥胖，这似乎也暗示着贪食者的悲剧和原罪的由来。

图3 维利杰尔莫《亚当和夏娃的诱惑》，大理石浮雕，1110 年，意大利摩德纳教堂

中世纪艺术中的肥胖者图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宗教背景。古希腊时期，肥胖被希波克拉底看作一种疾病。古希腊文化倡导节制的饮食，肥胖者多是戏剧或绘画嘲弄的对象，如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笔下贪吃的胖子、希腊神话中嗜饮的酒神巴库斯等。中世纪欧洲教会进一步强化了对放纵饮食的批判，以至于将“贪食”视为一种“罪恶”。将肥胖由疾病的认知转变成罪行的批判，反映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身体、精神和灵魂的认知不断深化。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潮兴起，但并不妨碍宗教艺术的发展，思想进步的艺术家在宗教题材中作了更多的价值反思。佛罗伦萨画派创始人乔托在《迦南的婚礼》（图4）中描绘了一个体态臃肿的品酒师在婚礼上大肆饮食，这种肥胖者形象的出现显得别有深意。他在画面中的右侧，面向耶稣站立，其肥胖形象与画中诸人相比较显得尤其突出，他手持大杯饮酒，目光直视耶稣，而左侧的耶稣则正在布道，由此画面形成原罪与拯救两个主题的对比。西方上层社会十分注意饮食行为，直接将饮食倒入口中的举止往往被认为粗俗而缺乏教养。画中的肥胖者这一举动既反映出他的身份，又点明了婚礼宴饮的主题。在物质并不丰裕的社会中，婚礼通常是穷人暴饮暴食的最好时机。

图4 乔托《迦南的婚礼》（局部），湿壁画，1304—1306 年，斯克罗威尼礼拜堂藏

这种对肥胖者饮酒的戒喻还延伸至其他一些饮食主题的宗教艺术作品中。1605 年，亚历山德罗·阿洛里（Alessandro Allori）创作了油画《耶稣在马大和玛利亚的家中》，画家描绘了布道的耶稣和专心听讲的妹妹玛利亚，以及一旁奉酒的姐姐马大，但耶稣对饮酒毫无兴趣。1654—1656 年，荷兰画家维米尔重新创作了这一主题，画中的酒被替换成象征耶稣肉身的面包，马大端着面包打断了耶稣和玛利亚的对话，她请耶稣敦促玛利亚和自己一起做饭，耶稣则认为精神学习远比口腹享乐更重要，他对马大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路加福音》第10 章第41 节）

以刻画贪食的肥胖者形象来宣传基督教教义，延续至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创作中，如尼德兰画家耶罗尼米斯·博斯和老彼得·勃鲁盖尔的作品。博斯的《七宗罪和最后四件事》（图5）描绘了大量的贪食者形象，其中一个场景里，两个贪食者围着桌子暴饮暴食，一名站立者正在贪婪地饮酒，另一名坐在椅子上的肥胖者则一手持酒，一手持着猪蹄啃食。在其身旁，还站着一名端奉一盘肥禽的侍女，地上则散落着象征贪食罪的香肠，画中的左下角放置着一个象征贪食后果的坐便器。博斯的绘画寓意非常明显，该画题为《七宗罪和最后四件事》，实则对这种无节制的纵欲予以强烈批判，传达了基督教的节欲思想。

图5 博斯《七宗罪和最后四件事》（局部），油画，1475—1480 年，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藏

尼德兰画家老彼得·勃鲁盖尔1567 年创作的油画《安乐乡》（图6）同样展现了贪食的肥胖者形象。画面中心描绘了三个来自不同社会阶级的肥胖者，身处安乐乡之中，因而没有阶级和经济地位之分，他们在物质丰裕的前提下吃得东倒西歪，酣睡在地。勃鲁盖尔通过几名肥胖者的形象再现了一个理想的世外桃源，画面表象之后却是画家的宗教关怀和人文隐忧。作为北欧地区文艺复兴艺术的代表画家，勃鲁盖尔以描绘农民这一类底层人群而闻名，他笔下的人物形象多粗俗鄙陋，与古希腊艺术和西欧文艺复兴艺术中优雅美丽、身材匀称的人物形成对比。勃鲁盖尔描绘的肥胖者也反映出欧洲北部寒冷地区底层社会的人物特征，对相对低廉、高热量食物的摄取催生了肥胖群体。这种现象与中世纪艺术中普遍消瘦的人物形象形成反照，既是经济发展和思想解放的结果，也暗示着物质发达、精神衰落的危机。

图6 老彼得·勃鲁盖尔《安乐乡》，木板油画，1567 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藏

17 世纪，伴随着反宗教改革运动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被古典主义者视为堕落的巴洛克艺术诞生。巴洛克艺术强调动感，致力于表现豪华气派、刺激感官的艺术效果。其代表弗兰德斯画家鲁本斯尤其擅长描画身体丰满甚至肥胖的女性，如《帕里斯的裁决》、《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图7）、《1600 年11 月3 日王后驾临马赛》等，“鲁本斯式”的说法由此而来。这些身材高大、体态丰肥的女性肉体形似沙漏，暗示了强大的生育能力。鲁本斯对肉体光色的细腻表现甚至带有情色意味，让人不由得想起古希腊圆雕《米洛的维纳斯》。自古希腊艺术发展以来，欧洲艺术家描绘女性身体的传统一直在延续，而形体美也一直是艺术判断的重要标准。受到鲁本斯的影响，19 至20 世纪的现代艺术中，仍可发现很多艺术家循着鲁本斯的足迹，以表现丰腴的女性人体为目标，如法国印象主义画家雷诺阿喜欢描绘外光中的丰满裸体女性，野兽派艺术家马蒂斯痴迷于以绘画和雕塑表现女性肥大的躯体。

图7 鲁本斯《劫夺留西帕斯的女儿》，布面油画，1618 年，慕尼黑老绘画陈列馆藏

作为审美对象的女性身体，经常反映出男性艺术家的性别观看视角，其包含着性、身份、阶层等多种因素。美国艺术史家琳达·诺克林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性艺术家》一文中提出女性艺术长期囿于男权束缚的历史，因此，无论是提香《乌尔比诺的维纳斯》，还是鲁本斯的《美惠三女神》、委拉斯贵支《镜前梳妆的维纳斯》，画中身材丰满的女性人体都成为满足男性审美愉悦的对象。而丰满之于女性，并非多余的脂肪，它意味着丰润饱满的肌肤，一种随体重增加而来的适意和满足。[1]88

当然，对肥胖者裸体的描绘并不限于女性，鲁本斯最出色的弟子、巴洛克艺术的另一代表画家安东尼·凡·代克就曾在一幅古希腊神话题材的作品中描绘过肥胖的巴库斯。画中明亮的光色主要集中在恣意狂吃的巴库斯肥胖的身体上，身边众人手捧葡萄表明了酒神的肥胖原因。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都在与食物匮乏做斗争。因此，肥胖在历史上被视为财富和繁荣的标志。[2]31-36肖像画艺术中，法国巴洛克画家查尔斯·梅林创作的《亚历山德罗·德尔·博罗将军像》因生动传神地刻画出肥胖对象的雍容体态而让人印象深刻。画中亚历山德罗·德尔·博罗将军侧面而立，傲视观者，他左手持剑，右手拎起下身的长裙。从透视的角度，这种侧面画法显然能够消解将军的臃肿，而创作者将对象的姿态和目光表现为俯视，由此传达出画中人的威权。如果说梅林创作的肥胖者象征着权力，德国画家巴斯勒莫斯·范·德·赫斯特（Bartholomeus van der Helst）的肖像画《杰拉德·安德烈·比克像》（图8）则通过描绘对象的肥胖反映了其对财富的拥有。被描绘者杰拉德是1642 年荷兰阿姆斯特丹市长的爱子，家庭显赫，富甲一方。画家对杰拉德做了四分之三的侧面描绘，其脸颊白皙肥胖，下巴堆叠，没有脖颈的头部较之肥大的身体相形见小。画家精细地刻画出丝绸外衣和蕾丝领袖，以富贵之气掩盖衣服包裹下的真实身躯。由上述肖像画可见，画家通过透视角度和衣服巧妙遮掩了肥胖者的身体特质，并由此展现身份、地位、权力和财富。但这种社会学的叙述并非所有肖像艺术家的创作目标，英国超现主义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就始终强调以本真的绘画语言描绘肖像者的身体。

图8 巴斯勒莫斯·范·德·赫斯特《杰拉德·安德烈·比克像》，布面油画，1642 年，荷兰国立博物馆藏

人体是卢西安·弗洛伊德一生探寻和表现的主题，他笔下多为普通人，一丝不挂地躺在其工作室的沙发上或床上。弗洛伊德经常表现肥胖臃肿的身躯以及布满皱纹的皮肤，在他看来，这种对肉体的具象描绘真正地表达了生命的本质。如《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图9）一作，画中表现了封闭的室内空间，一个满身赘肉的肥胖女性斜躺在沙发上沉睡。画面上，焦点即女性肥胖者的肉身：巨大的乳房、冗赘的腹部与四肢。这种笔触暴露而绷紧的风格显得粗率而感性，近乎畸形。但这正是他追求的目标，他并不希望人们关注画面色彩，而是力图表达一种生命本质。卢西安·弗洛伊德将肖像画的外衣褪下，去除权力、性别、形貌，最后展现在观者面前的只有躯体的真实，如其绘画中的肥胖者，让人摈弃联想，回归对绘画性语言及肉身存在的观看。这也成为肥胖艺术史中另一种描绘方式。

图9 卢西安·弗洛伊德《沉睡的救济金管理员》，布面油画，1995 年，私人收藏

艺术史中的肥胖者还与疾病相关。1513 年，弗兰芒画家康坦·马赛思在油画《丑陋的公爵夫人》中描绘了一个丑陋而肥胖的年老女性。1989 年，《英国医学杂志》推测她可能患了佩吉特氏病的晚期。这种病使骨骼变形：她的鼻子被推高，鼻孔异常拱起，下巴和锁骨异常地变大，耳朵向前突出，额头凸起。尽管相貌丑陋，老妇人的衣着却很优雅，该画创作于16 世纪初，她的衣服已经过时多年。她那皱巴巴的乳房被紧身裙带压得往上翘，手上还拿着一朵红玫瑰的花蕾。这幅画嘲笑了那些穿着和行为都好像还很年轻的老而丑的人的虚荣心。与《丑陋的公爵夫人》相似的还有莱昂纳多·达·芬奇创作的怪异头部速写系列，二者均显示了不成比例和不太合理的脸部与喉咙。当代学者推测，马赛思送给莱昂纳多一个《丑陋的公爵夫人》的版本，被后者的学生们复制，他们改变了比例，简化了形状，并误解了离奇的勃艮第服装，由此创作出一些肥胖而病态的怪异肖像。

肥胖的侏儒是美术史中另一种有关疾病的图像主题。欧洲一直有表现侏儒的绘画传统，如委罗内塞1573 年创作的《利未家的宴会》就描绘了一些供大家娱乐的侏儒和小丑。在西班牙绘画中，侏儒的形象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尤其是肥胖的侏儒。1680 年，西班牙宫廷画家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以一位巴塞罗那地区的5 岁小女孩为模特分别创作了两幅油画作品《尤金妮亚·马丁内兹·维耶候，穿衣服的恶魔》《不穿衣服的恶魔》（图10）。这两幅作品的描绘对象是宫廷的侏儒，其尽管只有5 岁，体重却达到154 磅（约69.85 千克），因此身形非常肥胖，画家分别表现了其身穿长裙和未着衣的状态。

图10 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不穿衣服的恶魔》，布面油画，1680 年，普拉多美术馆藏

在这两幅画中，女孩目光斜视，身材短小，躯体和面部都十分肥胖，画家的创作目的主要是再现宫廷侏儒这一供大家猎奇和观赏的对象。部分医学家认为，尤金妮亚身患普拉德·威利综合征，典型症状包括暴食、肥胖、斜视、智力和情绪问题等。[3]35事实上，创作宫廷侏儒早有先例，米兰达所就任的国王画师一职此前由委拉斯贵支担任，而委拉斯贵支1659 年创作的《宫娥》一画就描述了玛格丽特公主的玩伴——肥胖的侏儒。西班牙画家对侏儒的描绘引起后世艺术家对这一题材的关注。1899 年，巴斯克画家伊格纳西奥·苏洛亚加创作了油画《侏儒唐妮娅·梅赛德斯》，他通过写实主义手法再现了一个肥胖的侏儒。画中侏儒女童外衣掩盖着肥胖的躯体，右手怀抱一个光滑的金属球，画作通过球形与侏儒身材的彼此映衬，将女孩的肥胖和呆滞表现得更加明显。西班牙绘画史中对肥胖侏儒有着长期刻画，该类图像反映了西班牙的宫廷生活，也为疾病困扰下的侏儒留下了病史资料。

艺术史中一部分肥胖者图像可以被视为对权贵者的书写，但伴随着时代审美风尚的变迁，肥胖者图像更多成为一种嘲讽，尤其是漫画这种形式，经常以夸张、辛辣的手法表现和讽喻那些大腹便便的肥胖者。1791 年，托马斯·罗兰森的漫画《更紧一点》（图11）塑造了一名正在穿衣的肥胖贵妇，她身后的男性裁缝试图用力地将她几乎被肥胖身体撑开的衣服拉合。这件作品对肥胖者的讽喻非常明显。女性扬起短而粗壮的双臂，她的肥胖身体与帮其穿衣而东倒西歪的瘦弱裁缝构成一种滑稽的身形对比。

图11 托马斯·罗兰森《更紧一点》，1791 年，美国国家画廊藏

罗兰森对肥胖者的描绘显然不同于梅林和赫斯特的肖像创作，后二者通过对肥胖者的再现表达了对拥有权力和财富者的尊重，罗兰森则通过肥胖者的形貌和举止讽刺了其丑陋和傲慢。这种社会学意义的时事漫画并不罕见，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1756—1815 年）就曾经借由刻画威尔士亲王乔治（后来的乔治四世）的肥胖，从而讽刺其道德败坏与智力迟钝。（图12）吉尔雷描绘了这位自我放纵的英国王位继承人，在吃了一顿丰盛的饭后，慵懒地躺坐在扶手椅上，用肉叉剔着牙齿，他膨胀的肚子几乎把马甲上唯一扣上的纽扣撑开。奢靡与贪食的生活让年仅30 岁的乔治疾病缠身，画面右边的一堆诊断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吉尔雷讽刺漫画中的皇室形象基本都以大腹便便的样式出现，肥胖不仅是画中人地位的象征，同时也是对他们奢侈、浪费生活的讽刺。

图12 詹姆斯·吉尔雷《贪食者的恐怖消化系统》，1792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西方艺术史中还包含着对肥胖的中国人的描绘，其中最著名的描绘对象当属乾隆皇帝，如詹姆斯·吉尔雷1792 年描绘的漫画《北京朝廷接见外交官及其随从》（图13）中，乾隆皇帝被刻画成夸张的肥胖者。在这幅画中，乾隆皇帝体态臃肿、行动不便地躺坐在榻上，面前的外国使臣单膝跪地，向前呈上文书，身后则是带着琳琅货物的随从。

图13 詹姆斯·吉尔雷《北京朝廷接见外交官及其随从》，1792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事实上，这种极夸张的乾隆形象只是画家的一味想象，约翰·巴罗曾回忆乾隆的真实相貌：“虽然已是83 岁，但乾隆的外表和行动力都像60 岁的健壮男子……我猜他的身高大概是5 英尺10 英寸，而且他的体态非常挺拔。他83 岁的身体并未发福，也非肌肉发达，但不难看出他曾经体力强健。”[4]59-68显而易见，作者通过将乾隆皇帝塑造成夸张的肥胖者，力图表现一个倨傲的清朝帝王。这一类对乾隆皇帝的程式化歪曲手法还可见于《中国皇帝布莱顿宫廷》（图14）之类漫画中，均表现了肥胖而滑稽的清朝皇帝形象。

图14 乔治·克鲁克尚克《中国皇帝布莱顿宫廷》，1816 年，大英博物馆藏

西方讽刺漫画对肥胖的中国人的描绘并不仅仅限于对中国政治人物的嘲弄，也对东风西渐的中国艺术表示了怀疑。17—18 世纪，中国风开始渗透到欧洲的审美趣味中，中国的服装、建筑、园林、工艺等开始进入更多欧洲人的视野，然而，很多西方人只是以猎奇的眼光看待中国艺术文化。1815 年，《巴黎漫画》上刊载了一幅名为《今日衣着与科布伦茨大道上的中国人》（图15）的着色蚀刻版画。画面中一位欧洲女性身穿中国式服装，引起路上的两位中国男性停足注目，其中一位男性还拿着放大镜仔细审视。画中的欧洲女性衣着上有着尖角的反向扇形衣褶，右手持有宝塔轮廓的阳伞。这种中国风格在当时是一种迷人的审美风尚，然而，该画创作者笔下的女性却是一名丰颊肥体的女性，她的辫子翘向天空，表情充满骄傲。作品由此表明中国服装与穿着者的格格不入，但绘画故意选取肥胖女性，而制造荒唐可笑的效果，其创作前提本身就带有对肥胖女性的偏见以及对中国文化的排斥。

图15 《今日衣着与科布伦茨大道上的中国人》，1815 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19 世纪之后，西方世界对肥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几个世纪以来，肥胖是财富和社会地位的象征，但此时苗条开始被视为新的审美风向标。在1819 年的印刷品《美丽联盟，或布莱克本的女性改革者！！》中，艺术家乔治·克鲁克尚克批评了布莱克本女性改革者的工作，并利用肥胖作为一种手段，将她们描绘成没有女人味的人。[5]77-9319 世纪后半叶，肥胖在社会中上层人群愈加不受欢迎。1956 年，英国波普艺术家汉密尔顿在“此即明日”的画展上展出了拼贴作品《究竟是什么使今日家庭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呢？》，其中就包括了健美者的形象，这正是电视、电影等媒介不断塑造的健康形象。

然而，仍有不少当代艺术家以肥胖者为创作主题，如珍妮·萨维尔和费尔南多·博特罗。萨维尔以巨幅裸体女性而著名，她笔下的女性看似肥胖，实则强壮，传达出她以不同视角观看女性自身的态度。另一位当代以肥胖者肖像闻名的哥伦比亚画家博特罗，一直表现着“膨胀”风格的肥胖者。博特罗笔下的人物充满了戏剧性的夸张造型，身形丰满而和谐，肥胖而准确，这些人物是变形的、荒诞的、不真实的，却具有独特的造型意趣。在解释创作肥胖者形象的原因时，他回答：“既有风格上的考虑，更为传递他对社会种种邪恶的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批判认识”[6]61。博特罗的肥胖者图像充满了独立的批判色彩，他的讽刺和批判对象包括拉丁美洲社会中的独裁军阀、无耻政客、为富不仁的富豪、招摇过市的贵妇、性欲如兽的嫖客、麻木寡廉的妓女等，他用膨胀的人物形象塑造出鲜活的社会，这也是他对拉丁美洲地区的政治和现实的深刻洞察。例如，博特罗以阿布格莱布监狱丑闻为题材创作的《虐囚》系列作品，血淋淋地揭示出现代政治中的丑陋和罪恶。画中人无论是施虐者还是受虐的对象，其躯体和四肢都像圆柱体，画家对这些身体造型进行了夸张化的“膨胀”处理。这些受虐者形象与米开朗基罗《奴隶》雕塑中的健美身躯风格迥异，却都表现了人类的堕落和普通人在政治时局中的悲惨命运。事实上，博特罗对肥胖者几何化的艺术描绘与立体主义艺术风格不无相似之处，曾对立体主义有着深远影响的后印象派画家保罗·塞尚声称：“整个世界都是由球体、圆柱体和圆锥体组成”[7]410，毕加索1921 年的油画《人体》和莱热1927 年的油画《持花瓶的女人》，无不是这种立体主义绘画的反映。博特罗绘画中的肥胖人体就像不同圆柱体的联结，只不过他进一步简化了几何语言并将之放大和变粗。这是他对现代社会中肥胖之美的重新认识，也是他对身体语言的艺术提炼。（图16）

图16 费尔南多·博特罗《马戏团女孩与宠物》，布面油画，2008 年，奥佩拉画廊藏

西方艺术史中的肥胖图像，以身体为媒介，将肉体观看转化为艺术创作，从身体与环境的联系中传达思想。在禁欲主义之风弥漫的中世纪，人们常常将肥胖者与罪行相联系。在贵族社会中，肥胖的形象是一种身份、阶层和财富的炫耀性展示，但在现代性的商业世界中，肥胖者往往指涉的是那些收入低下的普通人。在民主意识浓厚、文明思想进步的时代，肥胖者因被视为不节制的德行而遭受批评。

在不同时代、地区和风格的塑造下，艺术史和服装史共同显示了裸露和遮蔽的肥胖者躯体，如鲁本斯和弗洛伊德笔下的人物，这些裸体艺术仍然保留着衣服的印记，正如安妮·霍兰德所说：“尽管衣服已经被脱掉，裸体的身子是从自己的模子里铸出来的。时尚可能总是会影响身体的表现形式，而任何时候不时尚的东西都可能被简单地删除”[8]271-286。肥胖者图像同样与性别及性相关联，西方艺术史中不乏对女性裸体的情色表现，很多艺术家描绘的肥胖者都强调了肉欲，艺术家对女性裸体的大量表现也引起了女性主义者的不满。

肥胖者图像见证了艺术和医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知识间的联结。艺术史中的肥胖者究竟是何病因引起？肥胖究竟是一种罪还是一种病？为何西方漫画中的中国乾隆皇帝如此肥胖？博特罗描绘的美洲肥胖者是否源于现实？这些问题都让人们重新思考肥胖者图像的历史成因，也促使艺术史研究以此为切入点，进入更开放的议题空间，通过更丰富的史料和图像来揭橥肥胖者图像史中隐含的艺术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