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义伟

摘 要：《新民报》办报历史当中的出版实践及其出版思想与价值需引起重视。重新审视这份传奇报纸的创新发展路径可以发现：办报方针一以贯之确保报纸与受众的接近性，编读互动新闻联动拉近与读者心理距离，内容生产协同优秀作者形塑良性媒介文化，这些互动出版实践进路均能对现代报刊编辑部进行新型主流媒体建设、深度创新拓展探索有所启迪。

关键词：《新民报》 互动出版 编读互动 主流媒体 媒介融合

《新民报》（现上海《新民晚报》的前身）于1929年9月创办于南京，经陈铭德、邓季惺、赵超构等人的不懈努力，曾出现过两地四版（重庆版及其晚刊、成都版及其晚刊）单日发行量达10万份，一度拥有“五社八版”的“新民报系”盛况。在《新民报》发展过程中，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1958年《新民报·晚刊》改名为《新民晚报》，改革开放后1982年《新民晚报》正式复刊等重要历史节点，除了1944年赵超构参加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采写并连载了著名的《延安一月》，1945年发表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之外，其编辑部自身更多的办报实践价值，以及其中体现的出版思想，在当前媒介融合进入纵深期，传统媒体如何建设现代化新型主流媒体阶段，对于新闻出版业界和学界依然具有进一步深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意义。

一、《新民报》互动办报理念与出版实践价值

（一）办报方针拒绝“传单化”，强调报纸与受众的接近性

陈铭德在办报之初，除强调“传达正确消息”“造成健全舆论”之外，更坚决拒绝“传单化”。这个办报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囿于国民党的相关管制，实行起来困难重重。他的主旨就是要办一张不作空洞说教、代表民间声音的报纸。以重庆《新民报》的社会新闻为例，拒绝“传单化”就是防止报道照本宣科，人云亦云；要通过深入现场的文字，传达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使得新闻价值有所体现。比如，在针对民众健康的报道中，《新民报》注重新闻记者真实深入的采访观察，“一万人健康赛，只有九十一人合格”[1]。看似普通的一则常规报道，却巧妙充分地运用了关键的数据反差来控诉健康赛背后的深层矛盾，赢得了更多读者的信赖。在之后的数年里，陈铭德为了拒绝“传单化”，增强报纸与受众的接近性，一直不懈努力，不离不弃。抗战胜利后，《新民报》在南京版日刊的复刊词中再次表明办报立场：“只求反映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办报方针制定容易，坚持难。《新民报》虽然先后推出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北平（今北京）等版，有八个日、晚刊，期间还经历战火、停刊等因素，但其办报方针一如既往，得以让这份报纸保持其稳固气质，报格血脉顺畅，这也成为实现报纸与读者良性互动的关键。1929年冬天，张友鸾任总编辑。上任伊始，就为报纸确定了以青年学生为主要读者对象，着重在版面视觉呈现和文稿标题上有所革新，即版面排版齐整有变化不呆板，标题拟定充分挖掘内涵又不失文采，这些均强化了媒介与受众沟通的“无距离”。中国新闻史学拓荒者戈公振在《新民报》创刊周年时评价：“纸张少，编辑精，最合时代需要，是日报改良之先驱。”[2]我们现在看到的上海《新民晚报》具有延续基因的版面呈现风格，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都市报风起云涌之际，也都是众多报纸无法模仿、超越的一个独特存在，这和张友鸾此间在《新民报》奠定基础并由后续管理者逐渐发展形成不无关系。

我们以今天的新闻传播观来看，“传单式”的媒介内容生产缺少了对受众的融入，必定是单向度的传播，效果差强人意；强调关注、聚焦报纸受众指向明确，是面向民众、直面读者阅读诉求，能实现读者真正阅读的有效传播；同时也告知读者此媒介非宣传纸，是基于大众传播的双向传播，有效地保证其互动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20世纪50年代，针对时任总编辑赵超构谈到《新民晚报》的文章要求是“短、广、软”，“短些短些再短些，广些广些再广些，软些软些再软些”，毛泽东主席回答说，要“软中有硬”。1982年复刊后“宣传政策、传播知识、移风易俗、丰富生活”办报方针的提出，媒体“深度融合、整体转型”后一系列“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报道方式的形成，本源就在于毛主席提出的“软中有硬”嘱托。[3]由此可以看出，《新民报》在办报过程中，始终都在保持受众与报纸的接近性，编辑部与读者实际永远都“在场”，如果一方“缺位”，报纸功能就难以通过互动办报的新闻传播理念为依托，实现报纸内容传播的有效性、可读性和易读性。

（二）重视读者来信拉近读者距离

通过读者来信，促进问题解决，进而影响相关方面的决策，是《新民报》发挥媒介舆论导向，提升编读互动实效的一个重要方式。1935年秋，邓季惺成为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邓季惺利用自己的法律优势，重视解决通过读者来信反馈上来的问题。《新民报》晚刊的“市民意见”栏目深受读者欢迎，后改为“读者之声”，读者所谈问题无所不包。《新民报》创办后开设的“读者呼声”“陈述箱”有效地实现了编读互动。1946年11月1日，南京《新民报》特辟《读者之家》，编者在开篇语文末热情鼓励读者：“好！说出来，说出来让大家听听、想想，然后才能寻出自由和幸福，热爱和智慧的道路。”[4]

《新民報》报道善于采用“读者来信+跟进报道”的方式，提高报纸与民众的互动力度，营造传播“现场感”。一些报道刊发后能迅速在社会上引起轰动和讨论，所以其社会新闻的内涵也不仅仅是民生新闻表面看上去那样浅显，甚至有时重要报道配发的读者来信会刊发在地方新闻版一版，强化了报道的舆论影响力，而连续报道在时效性、服务性迅速跟进，让读者不得不跟着编辑部的思路而持续关注，这种互动传播带来的舆论效果使得《新民报》深受读者欢迎。而这一传统也一直延续至《新民晚报》，通过读者来信版实现、加强和拓展编辑部与读者之间和谐、双向驱动的互动传播。“在其复刊的头三年，每月要收到读者来信一万多封，年来信量达到十二万封之巨，该报社在以后的十几年里，读者来信量始终保持在每年七十万多封，居高不下。”[5]

新民报系的栏目设置也别具特色，注重民情民意的汇聚与传通，主要栏目“社会服务”“文艺坛”“戏剧与电影”“政经周刊”以及张恨水、张友鸾的小说连载等都很受读者欢迎。这些栏目是史学界常常论述、新民报人也最引以自豪的标志性特色栏目。尤其是成都《新民报》“社会服务”栏目在创刊之初就设立了，其中设置的“赈灾募捐运动”“医药问答”“法律问答”“征求女友”“代邮”“运动常识”“介绍职业”等栏目，更是新民报系关注民生的开创之举。[6]

此外，抗战爆发后，重庆《新民报》与中国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之间，从人员到业务等各方面都有着密切来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应对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揭露国民党反动言行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在一些重大新闻事件上，《新民报》与《新华日报》联动进行新闻报道，及时传递出共产党的声音，并打破了国民党封锁信息的计划。国共和谈时，发生了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主任李少石被枪击致死的事件，由于当时形势复杂，事件原因尚未弄清楚，如果由《新华日报》报道此事有失妥当。石西民把这一消息送到《新民报》，最终以《新民报》社会新闻的形式发表，将事件及时公布于众。[7]

（三）打造名编辑名专栏

社会新闻的“消息眼”效应在《新民报》上具体体现为标题的“亲民力”，标题编辑处理更注意挖掘体现其新闻意涵的独到之处。张友鸞对大小消息标题都十分在意，力求“做得精练而不失文字之美”。如，“难民不能求一饱，银耳人参大畅销”让读者通过对比感知情绪激荡；征募寒衣的新闻“西风紧，战袍单，征人身上寒”展示出一种小令的文采；程大千对一则反映重庆物价飞涨，街上的烧饼油条都越做越小的消息，进行编辑处理后的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8]

《新民报》副刊是编辑部能否保住读者群“常驻”并能共同打造“自留地”最关键的版面，这里的作者因其相当于“编外记者”的身份属性，使得他们能将常规报道外的内容更多地收录其中，此互动性主要体现在团结广泛的作者，凝聚更多的读者。最关键的是，不同的编辑，不同的副刊风格，不同的读者在这里找到了归属感。在这里历练成长起来的著名新闻人“三张一赵”中，“三张”就属于当时副刊领域乃至文化界的“三剑客”：张慧剑被誉为“副刊圣手”，编过《东南日报》《时事新报》《前线日报》和南京《朝报》的副刊，无不脍炙人口；张友鸾在副刊与社会新闻领域游刃有余，规划了编辑方针和版面别具一格的新模式；张恨水当时已是享有盛名的通俗小说家，善于通过连载小说实现副刊的新闻性。

《新园地》《葫芦》《最后关头》《出师表》《西方夜谭》（首发毛泽东《沁园春·雪》），这些别有韵味的副刊名称，勾勒出了那个时代报人的文化情怀与思想探寻。这也是名编辑打造名专栏的雏形，再如，张慧剑除了主编《新民报》重庆版的“山楼一百话”“世象杂收”专栏外，还主编过重庆版晚刊的副刊《西方夜谭》、成都版晚刊的副刊《出师表》。1938年，赵超构任重庆《新民报》主笔，撰写杂文式的时评小专栏“今日论语”。张友鸾1938年创办《大时代》副刊，负责“曲线新闻”和“山城夜曲”“七人谈坐”专栏，并发表400多篇副刊文章，他在副刊中努力“研究社会实际问题，帮助青年解除疑难、苦闷……欢迎读者提出可供研究的问题，展开讨论或向有关方面呼吁”。[9]张恨水主编重庆版的副刊《最后关头》和专栏“上下古今谈”（在专栏中撰写1000多篇文章，共有上百万字），他还在副刊《战鼓》上连载《八十一梦》，揭露了重庆的达官贵人们大发国难财的丑行，[10]刊发后引起读者的持续关注。

《新民报》通过文艺作品批判现实，使这种“亲民”的方式更为大众所接受。报纸的社论“太打眼”，一出纰漏，报社就有可能封门。“而副刊，只是‘报屁股’，检查本来就不严，即便副刊文字有什么造次，顶多停掉一个副刊，还可以换个名字再来。”这一思想体现于罗承烈1938年3月5日《战时的我们需要怎样的副刊》座谈会上的发言中。

1946年，上海《新民报》晚刊创刊，夏衍曾参加过副刊“夜光杯”的编辑工作，并长期开设专栏《桅灯录》。这个专栏经常被《新民报》其他各版转载，一度几乎成为“五社八版”的“共同语言”。[11]《新民报》通过编辑精心培育副刊平台，在笼络大批优秀作者的同时，实现了内容对读者的黏合性，在此勤奋耕耘的编辑、记者几乎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文化大家。“在印刷媒介中，记者努力从简单的记者身份转向专栏作家”[12]，增强了报纸的互动功能，其副刊品牌化、专栏化的缔造是值得现代报纸编辑部学习的样本。

二、《新民报》互动出版实践启示

今天，传统媒体面对数字社会智能传播技术的推动，以传媒科技为推动力的融合改革，在“中央厨房”、智能媒介编辑部等方面有所突破，但由于社交媒介的移动化、碎片化阅读使得传统媒体难以呈现读者更聚焦的传播图景，新闻用户面临再次分流。将《新民报》办报实务置身于媒介考古背景下去考量，发现那段出版历史实践以及探索，尤其是其中关于报刊互动出版的诸多思路和实务，与当下业界在媒介发展过程中所提倡的新型新闻传播理念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蕴含着智能传播背景下互动出版理念的恒定精髓。

（一）媒介内容生产原点不可偏离

《新民报》自始至终秉持与读者形成良性互动这一理念，在与受众的接近性、与读者的心理距离强关联方面，虽受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限，但贯穿其办报过程中的出版实践思想依然一以贯之，主要体现在读者为中心的传收环境中，重点在其塑造媒介品牌过程中坚持办报方针的一脉相承，媒介内容的精心打磨和媒介空间的着力拉近，这些都在围绕传播者基于传播内容的互动传播效果提升为重点延展。今天，当越来越多的报业管理者深陷全媒体迷局，“唯大数据论”“智能传播”让报刊社上下“马不停蹄”时，纷乱嘈杂表象背后的核心问题也渐次凸显出来：何种介质承载报刊新闻才能与时代接轨，让纸质媒介在转型时期不被读者甩掉？

如果一味地将现阶段的报纸编辑部与读者保持良性互动寄托在所谓先进的传播中介上，忽视了报业所特有的内容承载体——负责“招人”的新闻和决定“留人”的副刊，就容易陷入自我制造的新媒体漩涡中。这不是老调重弹，一些都市报只做新闻，丢弃（放弃）副刊（或只做点缀）已经存在了超过10年光景。基于当前的特殊转型背景，报业通过加强互动留住读者的出路需要更多回到原点做历史性考察，才能找到拓展的支点，进而实现转型发展。

（二）编读互动触点不可忽视

编辑部平台效应决定着传播效果提升空间的可能性。新民报社工作场景中编辑和记者的报道选题、采访与刊发效果协同推进编辑部平台的凝聚效应，这种良性互动的和谐氛围，使很多作者都乐于为《新民报》供稿。新民报编辑部本着开放的思想和态度接收稿件，刊发稿件。《新民报》毕竟是一份商业报纸，刊发各类文章，是为了扩大读者群体，提高利润。但是，能让每个人在报纸上找到自己想说的话，让每一个没有话语权的人找到自己思想的出口，实现了敞开大门式的互动办报，让《新民报》成为一份真正的能提供公共空间的报纸。这与我们今天算法赋能的大数据平台，传统媒体寄于其中的媒介环境有了很大不同，但也恰恰是平台型媒体的增多，使媒体在技术推动变革过程中容易忽略中台的建设，甚至过多重视平台建设的硬件升级，忽略算法底层设计，导致编读关系缺少“软件”支撑。

如果悉心全情培育，报纸上的新闻报道、副刊文章等内容，实际就是为读者精心烹制的“精神食粮”，读者能否“爱吃”并“消化”，取决于报纸内容生产者——编辑部是否真正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并满足读者的阅读期望。也就是说，报纸编辑部与读者能否实现和谐互动决定着报纸的核心生命力。

（三）价值传达落点不可离场

报纸对读者呈现的状态，实质上是编辑部内部编辑合力的外现。新民报社内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群怀揣梦想的知识分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彼此讨论、交流自己的想法，并最终尊重彼此，各抒胸臆。这份报纸并不是按照陈铭德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来办的，编辑和记者也不必跟着陈铭德所想来写文章。著名文学评论家王元化评价陈铭德的这种办报文化时说：“顺着现实的种种冲突去调和理想，将文化表现为时间变迁中的历程，落实为具体集团与群体的生活情境。”[13]

编辑部构建的良性媒介文化会形塑与受众的接近性、互动性、亲近性，从而使《新民报》有效地实现了传播辐射面广，读者拥有量大，办报过程始终保持与读者实现良性互动的趋势，我们也因此得以重新审视这份报纸在报刊互动出版层面对媒介转型发展所起的不可忽视的意义。

三、結语

《新民报》编辑出版实践价值及启示的关键在于内容生产过程中不断培育并构建编辑部平台互动效应，形成有利于编读互动的媒介文化。今天，媒介环境发生改变，在媒介生产基础上进行编辑部的跨媒介传播变为常态。传播介质的增多，新闻用户的崛起，其实更对关注传播内容与读者的深度报刊编辑部的互动出版理念提出了更多面向的要求，转型期媒介自身亟需关注编辑部长效发展，尤其是媒介传播力、引导力的再加强。

今天的媒介环境不会让新闻传播受到阻隔，报业在第三方平台上的各个新媒体号或自有开发的新闻客户端已经实现了新媒体传播的智能化推送，但在不断更新的“追逐”过程中缺少了叙事动力，附着于其中的情感表达便会缺少想象与共鸣空间。在此前提下，通过加强新型网络读者来信方式强化舆论引导、孵化知名专栏推动深度沟通、提供公共空间促进平台深耕等方式，实现办报出版过程中与读者用户界面层面、精神层面的畅通与畅达，保证了报纸在新媒体时代传播效果的最大化。同时，在编辑部优质议题提出的前提下，读者的亲身参与引导了媒介用户的心理参与，报纸内容与品牌都得到了强化，而新闻报道、副刊文章则成为互动桥梁，增进读者对报纸的感情与依赖感。

对于面临智能传播新时代的出版从业者来说，探析《新民报》这份传奇报纸的互动出版路径，以期对现代编辑部进行互动机制建设有所启迪，如能有点滴值得新闻工作者、媒介研究者和学习者探讨并订正完善媒介创新探索，也是我们研究新闻出版传播史的最大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系黑龙江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