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翔

摘 要：人需要有精神陪伴，最重要的是选几部经典陪伴自己。《论语》，是一部值得陪伴一生的经典。从教学层面来说，教师和学生都要认真读《论语》，要选好版本，要有所规划。从章句解读层面来说，要掌握《论语》阅读的基本方法：师其意，不师其辞；从句法、语境的角度解读；辨析核心概念的古今义。从治学层面来说，要善于运用内证法和外证法，深入理解《论语》。

关键词：《论语》；教学心得；章句解读；治学心得

《论语》既是中学整本书阅读中的书目，也是中考、高考经常考查的内容，已经深入基础教育领域。我学习《论语》多年，从三个方面谈谈自己的学习心得。

一、 教学心得：教师和学生都要认真读《论语》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所以先从教师发展和教学的角度来谈一点心得。

从专业发展的角度来讲，《论语》是语文教师的必读书、精读书，不是可读可不读的书。语文教师不仅要读《论语》，还要读通四书五经，这是支撑专业发展的根基。毛子水先生在《论语今注今译》中说：“《论语》为中国第一书。”无论是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度，还是从古为今用的角度，或是从个体生命健康成长的角度，我们今天都要认真地学习《论语》。

《论语》的版本较多，无论是中学生，还是语文老师、普通读者，都要选择适合自己阅读的版本。我将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民国及其以前的古籍版本，收入《十三经注疏》、“四部丛刊”、“四部备要”、“诸子集成”、“新编诸子集成”、“四部要籍注疏丛刊”以及“中华要籍集释丛书”之中。它们主要包括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邢昺《论语注疏》、朱熹《论语集注》、刘宝楠《论语正义》和程树德《论语集释》。当代的《论语》注译本皆以它们为底本。但这些版本并不适合中学生阅读。第二类是当代学者的汇校集释本，繁体字排版，也不太适合中学生阅读。第三类是由当代学者加了注释和白话译文的普及本，简体字排版，是面向大众的读物，比较适合中学生閱读。第四类是特色类版本，比如专门面向少儿的图画、注音类版本等。

从教学的角度来讲，理想的状态是教师和学生都能做到以下八点。第一，理解书名的含义及来历；了解语言单位：篇、章、句。第二，做好整体规划。《论语》全书约500章。我们在授课的过程中，一般以每课时20章的速度推进，时间很紧张，所以往往会“拐个弯”；以学生自读为主，教师适当地讲解、分析，让学生背诵一部分内容。第三，学会使用序号来检索。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里边加了序号，这是我们读古书应该养成的好习惯，看到序号基本上就知道哪一篇，再看后面的数字就知道是哪一章。第四，把握《论语》中的重要概念。《论语》不是文学作品，它属于思想文化著作。既然是思想文化著作，那么它的概念就成为支撑这部书的重要框架。这是学习整本书必须要有的学习思路和方法。第五，学会运用“内证法”和“外证法”等阅读方法。这一点要求较高，会在后面展开详细论述。第六，了解相关的人和事。读《论语》，要对孔子所处的那个年代、所生活的环境有所了解，如果不懂这些历史背景，很多地方是读不懂的。因此我们读《论语》，同时也是在学历史。第七，清楚《论语》涉及的“大语境”和“小语境”，这一点与第六点有所交叉。第八，从文言文的角度学习《论语》，包括以下内容：实词、虚词，通假字、读音，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特殊句式、成语，句子翻译，历届考题。对学习文言文来讲，学习《论语》可以算是一个“捷径”。因为通假字、特殊读音、词类活用、古今异义等，都可以在《论语》当中找到典型的例子。《论语》的语言生命力非常强大，一直到今天，我们日常用的一些成语，追根溯源，出自《论语》。

二、 章句解读心得：掌握核心思想，联系语境，注重古今义

《论语》的章句解读，有一些基本的方法，现谈几种。

（一） 师其意，不师其辞

“师其意，不师其辞”这句话是韩愈说的，意思是：掌握它的核心思想，不要拘泥于某些具体字词的解释。这一思想对于《论语》的解读颇有借鉴意义。

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如果去追究这句话每个字是什么意思，再把它翻译成白话文，只能这样翻译：“天气寒冷了，我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但实际上，松柏在冬天不凋零。尽管它有自然代谢，但它不像杨树、柳树一样，天气寒冷了就凋零，它在冬天仍然是有枝叶的，叫作松针。所以孔子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在打比方。打比方一定有实际的用意：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只有意志坚强的人才能够经受得起打击；意志不坚定的人，就好像一遇到寒冷的天气，叶子就掉光了；但是意志坚定的人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挫折，仍然是坚强不屈的。这才是孔子这句话的核心思想。

再如，“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如果逐字逐句地翻译，只能翻译成：早晨听说了真理，晚上死掉也可以了。这样肯定不对。孔子所说的“道”，是指美好的社会。在孔子思想中，美好的社会是周，是遵循周礼的社会。孔子一生都在追求恢复那样美好的社会，但是太难了，所以孔子很感慨，才说：“如果有一天，那样一个美好的社会出现在我的眼前，变成现实了，哪怕我死掉也毫不遗憾。”这才是他这句话的核心意思。后来，杜甫在他的诗里就化用了这句话：“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孔子这句话影响了后代很多的仁人志士，让他们把对真理的追求、把对美好社会的追求作为自己一生奋斗的目标。所以，不能按照字句的字面意思去翻译，否则会太机械、太刻板，不能传达《论语》真实思想。

又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如果翻译成“吃饭不要吃饱”，怎么能行？翻译时要结合后面的句子，才能明白孔子的意思是：对于物质不要有过分的追求，饮食不要贪求满足，居住不要贪求安逸，物质上不要贪求享乐。那么他要引导弟子做什么？“就有道而正焉”，去和那些“有道之人”在一起，让自己能够得到教育，得到发展，得到升华，这才是这句话真正的含义。这就叫“师其意，不师其辞”。

（二） 从句法、语境的角度解读

我们还要从句法、语境这些角度去解读《论语》。

比如，“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有一种翻译，指的是对于季氏这种行为，孔子表示无法忍受。这种翻译是有问题的，现在一些学者已经提出了这个问题。“谓”，一般翻译成“评价”，也就是孔子评价季氏这个人，那么后边的整个句子就都是对季氏这个人的评价。如果翻译成“无法忍受季氏的行为”之意，就把评价的对象给换了，也就不符合这句话的句法，也不符合它的语境。所以我们换一种翻译法：孔子评价季氏的时候说，季氏这个人“八佾舞于庭”，这种事情他都忍心去干，那他还有什么事情不忍心去干？这样，前后的语境、主语、称谓就一致起来了。

（三） 核心概念的古今义

在《论语》当中有一些核心概念，我们要注意它们的古今异义。

比如，“君子”与“小人”。在《论语》中，“君子”出现107次，“小人”出现24次，其中14次是“君子”与“小人”对举，构成《论语》中一对伦理范畴。这两个词在《尚书》《诗经》《周易》中早就出现了。比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开启了中国“君子文化”的先河。

其实，“君子”最初的意思是世袭贵族或地位高的人，“小人”指的是地位低的人，或者是平民百姓。这是从身份上区分的两种不同地位的人，并没有今天的道德含义。而在现代语境中，“君子”和“小人”则是从道德上加以区分的两种人。简言之，古代多是“以位言”，现代则是“以德言”。古今差异是造成误读的主要原因。后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含义并存，于是就更加容易误读。站在语言发展的角度看，《论语》当是处在从“以位言”向“以德言”转变的初始阶段，对后来形成“以德言”为主具有重要影响。明白了这个规律，我们就能够避免不必要的误读，尤其是不被一些普及本的注解和翻译所局限。

三、 治学心得：运用内证法和外证法，深入理解《论语》

清代著名学者王引之在《经传释词·自叙》中说“揆之本文而协，验之他卷而通”，强调融会贯通的治学方法，即内证法与外证法相结合。这是读《论语》非常重要的两种方法。

（一） 内证法

文本的内洽性告诉我们：文本内部是一个封闭的内环，具有内部协调一致的性质。如果不能协调一致，那么文本本身在逻辑上是有问题的。内证法就是运用文本内部的逻辑性，用前后勾连的方法解读和证明。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一句话：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泰伯》）

前人对此解说纷纭，甚至还有人说孔子轻视人民群众。比如，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对老百姓来说，可以让他们按照规定去做，但不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一直到今天，有一些普及本还在这样注释和翻译。这一错误解读的原因在于没有从语言学的角度掌握“可……不可”这个句式。《论语》当中，“可……不可”这一句式多次出现。我们可以举一些例句：

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子罕》）

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雍也》）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

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

当我们把这些相同的句式放在一起，做前后比较分析，会发现这个句式需要换一种方法解释。孔子说：“对百姓来讲，有办法（或“不困难的是”）让他们遵循有关规定去做事，但没有办法（困难的是）让他们理解那样做的原因。”这个解释才是符合实际的。孔子是在提醒，作为一个统治者，一定要善于去做大家的思想工作，不仅让大家能够去做，还要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这样做，从而很乐意这样去做。其实，整部《论语》，多数情况下是在讲如何治理国家，所以古人讲“半部《论语》治天下”，是有道理的。

再举一个例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这个“立”究竟怎么解释？是生活独立、经济独立，还是人格独立？这时，我们需要看一看另外两章中的內容：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季氏》）

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

当我们运用内证法，把这些内容前后勾连进行分析，就会发现，所谓的三十而立的“立”，指的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掌握了“礼”，用“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就叫“立”。

同样地，对于“礼”，我们也可以通过内证法来解释。“礼之用，和为贵。”这句话是在讲，“礼”的功能在于它能够达到“和”。“和”也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和平”，而是达到恰当、适中的程度。那么“礼”有什么样的功能，才能让人达到恰当、适中的程度，做事情恰到好处呢？说明“礼”对人的言行具有一种节制的作用，但是又不能束缚得太过，把握这个度很重要。我们可以用这一句作为内证：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由此，我们能看出，《论语》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只有深入分析，才能有所感受。

（二） 外证法

内证法很重要，外证法同样重要。外证法是我们读古书，或者说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法国符号学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提出了“互文性”理论，认为一个文本总会同别的文本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联。任何一个文本都是在它以前的文本的遗迹或记忆的基础上产生的，或是在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换中形成的，因为任何一部作品总是浸润在该民族的文学、哲学、宗教、传统、习俗、传说等构成的文化体系之中。“互文性”理论已经被很多学者所接受，在进行学术研究的时候利用。这里的“互文性”，其实也可被看作“外证法”。

孔子“述而不作”，他教授《诗》《书》《礼》《易》《乐》《春秋》，其思想来源与“六经”密切相关。想真正地读懂《论语》，就要对“五经”中的概念、词语有所了解，从而进行关联研究，揭示其承继关系。它们之间构成了一个“话语体系”。

我们还是来看这个典型的例子。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

五十而知天命，问题在于“天命”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在解读的时候会遇到的障碍。

傅佩荣在《傅佩荣译解论语》中认为，知天命是“领悟自己身负使命，必须设法完成”。“这种使命的来源是天，所以称为天命。孔子的天命包括三项内容，一是从事政教活动，使天下回归正道；二是努力择善，使自己走向至善；三是了解命运无奈，只能尽力而为。”［1］李泽厚在《论语今读》里认为：“知天命，似可解释到五十岁，自己对这偶然性的一生，算是有了个来龙去脉的理解和认同，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明确了自己的可能性……这是个体对人类总体的责任和义务，所以才无可逃脱和推卸……生活在无可计量的偶然性中，却决不失其主宰，这叫‘知天命’。”［2］但是这二者都没有运用外证法。

现在我们用外证法来解释“天命”。《尚书》是“天命”一词的原始出处。《尚书》记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商罪贯盈，天命诛之”。这是讲朝代的更替，商革了夏的命，周又革了商的命。改朝换代的规律是什么？“革命”的合法性又是什么？《尚书》明确提出“天命有德”，统治者要“恪谨天命”，否则就会丢掉政权；又提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这就明确了政权的更迭要基于统治者是否有德。《尚书》中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把“德”与“养民”联系在一起，更加明确了改朝换代的规律在于养民还是害民——这就是“天命”的含义。

《尚书》提出“钦崇天道，永保天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读《尚书》可知，周人掌握了天机，“天命”替代“帝命”，淡化了神秘色彩。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这句话的意思是：五十岁的他懂得了治国的根本道理是以德配天，为政以德，并由此认识到自身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同时，他也由衷产生了“畏天命”之心，认为执政者当慎之又慎。

这一思想在《诗经》中也有体现，孔子是在传授“六经”过程中逐步明白这一道理的。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写道：“（古之圣人）深知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乃在德与民二字。”［3］

《左传·文公十三年》和《周易·系辞上》也有类似记载，可资佐证。由此推断，“天命”“知命”应是当时的流行语。杨朝明先生在《论语诠解》中指出：“孔子的言论应该与西周初年的周文王、武王、周公言论属于相同的‘话语体系’，那么将人们理解有争议的孔子‘语录’与周初思想家结合对比研究，应该是一条十分合理的途径。”［4］

通过外证法，我们把“天命”这个问题基本上解释清楚了。

孔子的一些表述会引起后人误解，最大的误解当属《论语·阳货》中的“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这几乎成了孔子一大罪状，说孔子蔑视女子和百姓，就连朱熹也不得不把“女子”解释为“妾”，把“小人”解释为“家仆”，似乎这样就可以替圣人圆场了。当下出版的《论语》注解读物以及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仍有人把这看成孔子的一大污点。这实在是冤枉了孔子。要想弄清孔子的原意，还需要读一读《尚书》。

《论语·公冶长》中记载孔子的话“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尧曰》中记载孔子的话“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深远意义，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价值观，其源头在《尚书》。《尚书》中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是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对于残暴的夏桀，《尚书》记载当时人们发出“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强烈呐喊。《尚书》还提出“小人难保”，这里的小人，就是平民百姓；保，就是养。统治者认识到养民不容易，《尚书》中说“在知人，在安民”，“政在养民”。《尚书》提出养民须“先知稼穑之艰难”，若不知稼穑艰难，就会出现“小人怨汝詈汝”的情况。《尚书》又提出“玩人丧德，玩物丧志”，以此警示统治者，要慎重对待民众，切勿享乐逸豫。对于妇女，《尚书》提出“至于属妇，合由以容”，强调教化。《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关于养民、敬民的思想显然源于《尚书》。“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是站在养民不易的角度提出的，是向统治者发出的忠告：要善于养民，要敬民，善待女性。

读《论语》须追根溯源，遍览群经，不仅参考《尚书》，还要参考《诗经》《周易》《礼记》《左传》等中华元典，将《论语》置于宏大语境之下，精细梳理孔子思想发展脉络，从而准确把握文本意义。这就是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提出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思想。今天，《论语》作为一部中华经典，贯穿中小学语文教学，我们对前人的某些误解应有一定的审辨力，要用科学的方法解读它。

（三） 深入理解《论语》

深入理解《论语》，对于我们个人的提高和思维的拓展训练很有意义。

比如这样一章：

或曰：“以德报怨，何如？”子曰：“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宪问》）

鲍鹏山在《孔子传》中对“以直报怨”做了很好的分析。他說：“以怨报怨，你将堕落到与你要报复的人同一境界，你将失去报复他的道德优势和正当理由。无正当性的报复不仅无助于建立道德价值，反而是对道德的再一次破坏。以德报怨，意味着一个人做了坏事不能受到惩罚，实际上就是打击好人，怂恿坏人。看似道德，实际不道德。以直报怨，用公正来对待仇怨，坏人将得到公正对待，既不特别宽恕他，更不过分报复他，让他得到他该得到的惩罚。”［5］由此可见，孔子是坚决反对绝对道德主义的。

在《论语》中还有这样一句：“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它的背后有很丰富的内涵。“非道弘人”，不是说“道”不能弘人，而是说道原本不是用来弘人的，但是在现实中“道”或者被人利用了，或者客观上具有了弘人的效果，这可能是一个意外。儒家文化强调人的主体地位，“道”从属于人；西方文化则强调道的主体地位，人从属于“道”，这是中西文化质的不同。李泽厚在《论语今读》中站在哲学的角度说：“因为它的特征正在于不同于一般的理知认知和一般的道德律令，而成为充分实现个体主体性、独特性的真正途径，这也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孔门儒学区别于许多其他哲学、宗教的关键处。”［6］文若愚也在《论语全解》中指出，“非道弘人”指的是不能用“道”来装点门面，标榜自己。［7］

人需要有精神陪伴，最重要的是选几部经典陪伴自己。《论语》，是一部值得陪伴一生的经典。

参考文献：

［1］傅佩荣.傅佩荣译解论语［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34.

［2］［6］李泽厚.论语今读［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8：105，107.

［3］王国维.观堂集林［M］.北京：中华书局，1959：476.

［4］杨朝明.论语诠解［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13：319.

［5］鲍鹏山.孔子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201.

［7］文若愚.论语全解［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151.

（程 翔，北京一零一中学，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语文学会副会长。出版专著近20部。）

* 本文根据作者在7月1日由商务印书馆主办的“涵芬楼国学系列讲座”上的讲座内容整理而成，有删改，已经作者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