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冯玮瑜

每年的春秋两季大拍代表的都是高端市场，面对的是高端客户和市场新贵，动辄就是上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的成交价格。在春秋大拍的硝烟弥漫中，那些小拍、网拍反倒是一个机会，也最容易捡到漏，笔者就亲历了一回。今年春拍，在所有人都被佳士得香港春季大拍吸引火力的时候，苏富比一连举办了三场网拍，其中“物华”瓷器专场中，一只罕见的明末清初黄釉笔筒引起笔者注意，也成了本文故事的主角。

递藏记录不简单

当日，笔者到苏富比艺术空间看预展，一眼就相中了这只明末清初的黄釉刻花卉纹笔筒。细究之下，发现这只笔筒递藏记录真不简单：它原由英国伦敦的史博曼先生收藏，后由香港的程氏伉俪收藏；展览经历也同样精彩，1981 年参加香港东方陶瓷学会于香港艺术馆举办的“明末清初瓷展”；20 世纪80 年代中，程氏伉俪借展给英国牛津阿什莫林博物馆；后再次借展给英国伦敦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徐展堂中国展厅，展至2011 年。

徐展堂先生是何等的大名，设于英国伦敦国立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院内的徐展堂中国艺术馆，是他在全球设立的第二间展览馆，当年揭幕仪式由韦尔斯亲皇和查尔斯王子（即今天的英皇乔治六世）主持。以收藏闻名天下的徐展堂，仍然向程氏伉俪借展这只明末清初黄釉刻花卉纹笔筒，可知这只笔筒的分量和无可代替的重要性。

懂行才能慧眼识珠

明末清初一般指代明天启、崇祯年间至清顺治、康熙年间（1621—1654 年），即公元17 世纪上半叶。

明代晚期，政府与礼教的束缚愈趋无力，哲学、思想、文化获得解放。与此同时，明代经济在中晚期达至空前繁荣，商人与市民阶层地位和财力上升，流行时尚观念开始形成，奢侈消费日益普及。作为全国制瓷中心的景德镇，其瓷器制造业也经历了一次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万历三十五年以前，景德镇的制瓷业是由官窑占统治地位；万历三十五年以后，官窑急剧衰落，官搭民烧。天启官窑甚少，崇祯官窑停烧。顺治时期御窑厂尚未恢复，康熙时期才重新建立御窑厂制度。

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期，民营瓷业因国内和亚欧市场需求的刺激而渐趋兴盛，跃居主导地位。学界将这一时期称为景德镇制瓷业发展过程中的“转变期”或“过渡期”。明代万历后期官窑逐渐停烧，大量优秀的窑工涌入景德镇民窑，令民窑生产技术急速提升。大量明晚存世器物之中，不乏远超嘉、万官窑之精细之作，这类作品常在明末文献中称之为“上品细料器”。

此外，晚明文人阶层亦介入手工业的生产，景德镇民窑瓷器烧造亦然如此，使得瓷器装饰从绘画技法、题材、主旨等方面增添文人意趣。在造型方面，除了一般的盘、碗以外，较为特殊的器形是筒瓶（又称“象腿瓶”）、笔筒和五供等；在装饰图案方面，较少使用龙、风、缠枝花卉等官窑瓷器上常见的传统图案，代之以山水、花鸟、戏曲小说和神话传说等。

香港苏富比“物华”瓷器网拍专场预展现场

此笔筒刻画精美、构图严谨、画意浓郁、文气斐然，处处带着晚明时代特征的美学风格：其一，通体以暗刻为饰，刻工细腻，这种暗刻装饰手法与顺治时期的粗率不同；其二，今日我们理所当然认为笔筒就是直筒形的。其实晚明时期笔筒是喇叭口束腰形，直到康熙中期才定型为直筒。这只笔筒直口微撇，筒腹微束，口部比底部略大，形成喇叭口，可说是过渡时期器型的印证；其三，笔筒底部没有康熙常见的玉璧底，而是平底，近足底处有轻微倒角。笔筒底部可见胎土细滑，又不同于顺治时期的稍为粗疏，符合晚明“上品细料器”特征；其四，釉色与顺治黄釉不同，比顺治黄釉要均匀些，又比万历黄釉要干涩些；其五，顺治及康熙早期黄釉瓷器较粗糙，而此笔筒由修胎、刻花、上釉都较精细，完全没有清初战争动荡导致的瓷器草率，反倒有晚明文人生活精致奢华的气息。

为此，笔者专门请教香港一位古董行业著名的古陶瓷鉴赏大家，他亲自去苏富比上手鉴定后告诉我：“此笔筒当为崇祯时期烧造。”

不过大家都知道，崇祯时期没有官窑，那又如何解释笔筒一身的黄釉呢? 黄釉是皇家才允许使用的釉色，难道是崇祯晚期社会动荡，有人趁机私造朝廷一向禁烧的黄釉瓷器而自娱?

这只笔筒既是大开门，又是如此独特的器型、纹饰，或为崇祯时期烧造。如此珍罕之物，笔者义无反顾就把它拍了回来，继续研究。

明末清初瓷器是近期市场大热，加之对比5 月30 日佳士得香港春拍一只清康熙五彩通景山水图笔筒拍出510 万港元，再对比6 月10 日北京大羿一只明崇祯青花筒瓶拍出454.25 万元，笔者以53.34 万港元在苏富比拍下这只黄釉刻花卉纹笔筒，性价比之高可见一斑。

看来，想获得“捡漏”的机会，除了要具备扎实的鉴定基本功，敏锐的目光，还得看准时机，方可在大家注意力分散之下捡了个大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