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旗，薛 飞，付雅梅

（1.西安科技大学 管理学院，西安 710699；2.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点任务，以产业间结构优化、产业内部技术结构演化为主要发展方向，依赖于各行业创新发展以实现技术进步[1]。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和高渗透性，能够以数据为核心生产要素实现新的价值创造活动，通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新”。同时，还能够通过连接促进产业融合，优化产业组织模式，赋能传统产业“焕新”，为我国产业结构实现转型升级提供可行思路和路径。那么，数字经济究竟能否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如果该效应得到证实，数字经济驱动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结合数字经济的技术—经济特征，从供给-需求双视角入手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剖析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结合统计数据、网络数据与文本数据测度2011—2021 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构建产业间结构升级、制造业结构升级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指标，运用多种计量方法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作用机制，并进行区域异质性分析。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产业结构升级本质上是生产率高的部门逐步替代生产率低的部门成为主导产业的动态发展过程，包括产业间结构升级和产业内结构升级[2]。数字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不仅以其替代性优化了传统产业的结构，而且以其渗透性广泛应用于其他经济部门，使不同产业领域之间融合碰撞，催生新业态。一方面，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的数字产业化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能够在产业体系中不断扩张，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渗透性能够为行业技术创新赋能，实现产业结构向服务化过渡，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数字经济能够不仅能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而且能促进产业内结构升级。

1.2 数字经济、消费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数字技术进步、数据要素价值化、数字产业以及产业数字化的发展能够实现供需的跨时空匹配，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居民增收，进而提升居民消费需求层次、优化消费需求结构[3]。第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居民消费需求层次的提升。工业物联网、3D 打印等技术的应用以及互联网平台的连通性能够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与定制化需求，实现消费者潜在需求向有效需求的转换。第二，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利于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商务、社交网络等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智能设备、移动视频等产品与服务密集创新，居民消费需求向着精神层面的满足迈进，以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以互联网服务、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得到发展机遇，产业结构由此向高级化演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消费需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3 数字经济、投资需求与产业结构升级

遵循数字经济内在发展规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呈现高速增长态势。与依赖于钢筋、水泥等制造业生产的“铁公基”传统基础设施有所区别，新型基础设施投资与大数据、云计算、5G 等技术的研发活动，以及金融服务业、商贸服务业等更为密切。这意味着，数字经济通过建设新型基础设施能够增加服务业的投资比重，进而推动产业结构重心向服务业转移。在数字经济下，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并发挥经济价值。在投资乘数的作用效果下，与数据价值化密切相关的高技术行业或产业份额将持续增加，相关就业与收入也得到提升，进一步扩大了居民的消费需求，成为拉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力量。此外，数字经济下新业态、新产业投资具有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能够通过促进产业虚拟集聚与技术扩散，加强行业间研发合作与资源共享，提升产业生产率，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对此，本文提出：

假设3：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投资需求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4 数字经济、资本配置与产业结构升级

首先，互联网、物联网等技术的广泛作用为数字经济发展构筑了一个高度互联互通的、具有正外部性效应的网络化空间，为资本要素的深化、流动与应用提供了平台。经济系统内部的信息不完全性由此得到消减，资本从边际收益率低的行业向边际收益率高的行业流动，从而助推产业结构升级；其次，在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数据挖掘、数据交易等高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数据产业具有发展潜力大、预期收益高等特点，能够吸引资金、高质量人力资本等流入，带动产业结构向高级化发展；最后，数字经济以技术创新带动了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的“出新”与传统三次产业的“焕新”。资本因其趋利性将快速调整资本存量结构，促进资本流向具有经济发展优势的新兴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加速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资本配置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1.5 数字经济、劳动力禀赋与产业结构升级

劳动力禀赋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基础。相比传统人力劳动，数字技术应用设备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更加具有竞争优势[4]。这将促使企业使用机器资本来替代人力劳动，即产生劳动的替代效应。其中，数字经济的智能化设备对机械加工、焊接等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劳动力替代效应较大，但对于教育、医疗等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替代效应却非常有限[5]。因此，为了避免因数字经济的就业替代效应引发失业，部分劳动者将主动提升劳动技能，进入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数字经济的跨时空连通性创造了远程互动教学等智能教育模式，能够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普惠化，推动劳动力知识结构与技能结构的优化。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5：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劳动力禀赋效应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为检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Upindustryi，t表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产业结构升级水平，DEDIi，t表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CVi，t为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控制变量，μi表示地区i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δt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服从独立同分布。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Upindustry）。产业结构升级意味着整体产业效率的提升，其内涵不仅包括三次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的变化，即产业间结构升级。还包括产业内部技术结构的优化与生产效率的提升，即产业内结构升级。具体衡量方式如下：

（1）产业间结构升级（Upindustry1）。借鉴徐敏和姜勇（2015）[6]的方法，通过如下公式计算产业间结构升级指数：

其中，qi为第i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

（2）制造业结构升级（Upindustry2）。以制造业中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产值占比来表示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3）服务业结构升级（Upindustry3）。参考文献[7]，以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员占服务业从业人员比重来衡量。

2.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数字经济指数（DEDI），借鉴文献[8]，构建由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价值化、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构成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采用熵值—TOPSIS进行测度。

2.2.3 中介变量

本文选取的中介变量包括：消费需求效应（Consume），采用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占人均GDP 的比重来表示；投资需求效应（Invest），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值来表示；资本配置效应（Capital），本文参考文献[9]，采用资本价格扭曲的倒数来表示资本配置效应；劳动力禀赋效应（Labour），采用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占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比重来表示。

2.2.4 控制变量

为了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借鉴既有文献的做法，采用人口老龄化程度、交通基础设施、金融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2.3 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30 个省份（不含西藏及港澳台）2011—2021 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为了剔除价格因素干扰，各类货币量指标以2011 年为基期进行了平减。

3 实证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表1 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直接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产业间结构升级、制造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结构升级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上述结果初步验证了假设1，即数字经济既能够促进产业间结构升级，也能促进产业内结构升级。此外，比较模型（2）、模型（4）、模型（6）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对产业间结构升级的促进强度最大，其次是服务业结构升级，数字经济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提升作用最弱。

表1 基准回归结果

3.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3.2.1 内生性处理

为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参考文献[10]，采用1998年各省份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工具变量，同时借鉴文献[11]，将固定电话年末用户数截面数据与全国层面互联网普及率的一阶滞后项相乘，构造面板工具变量。表2为工具变量法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正向作用，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3.2.2 稳健性检验

（1）动态面板模型。考虑到产业结构升级在时间上的累积性，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模型，并选取数字经济指数的一阶和二阶滞后项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2）更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测度方法。采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重新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3）增加控制变量。进一步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技术创新水平、财政分权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略）均表明，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推动作用。

3.3 机制检验

下页表3、表4中汇报了机制检验的结果。其中，模型（1）至模型（4）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1）中数字经济对消费需求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加。模型（2）至模型（4）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需求推动产业间结构和服务业结构升级，但并未推动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

表3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效应检验

表4 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资源配置和劳动力禀赋效应检验

模型（5）至模型（8）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投资需求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5）中数字经济的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会刺激投资需求的增加。模型（6）至模型（8）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投资需求效应促进产业间结构、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结构升级。

模型（9）至模型（12）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资本配置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9）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同时模型（10）至模型（12）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资本配置效应促进产业间结构及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但未能促进服务业产业结构升级。

模型（13）至模型（16）报告了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力禀赋效应的检验结果。模型（13）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有利于强化劳动力禀赋。同时由模型（14）至模型（16）的结果可知，数字经济能通过劳动力禀赋效应促进产业间、制造业和服务业结构升级。

3.4 异质性分析

为考察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地区发展差异的影响，将30 个省份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可能在于：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起步较早，人工智能、5G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相对成熟，数字基础设施、数据价值化、数字基础产业及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更为完善，对产业结构的优化作用因此得到更有效的发挥。

表5 地区异质性分析

4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对数字经济影响产业结构升级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中国三次产业间结构优化，还能够推动制造业向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升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升级。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优化效果从高到低依次为：产业间结构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结构升级。（2）数字经济能够通过刺激投资需求和提高劳动力禀赋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但目前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消费需求提升制造业结构升级，以及通过优化资本配置带动服务业结构升级的路径均未能实现。（3）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差异。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得出以下启示：一方面，利用数据要素的禀赋优势，加快技术创新，优化体制创新，将数字产业化打造为中国产业发展的新高地。以数字经济的连接特性赋能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型。另一方面，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培养力度。重点关注现实制造能力与中高端消费需求的匹配问题，打造中国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品牌效应，增加数字经济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资本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