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 楠，惠 宁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西安 710127）

0 引言

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可。聚焦到文化产业，有学者认为，依托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文化、数字创意产业延伸了文化产业边界，是文化产业的新增长极[1]；也有学者立足产业链视角肯定了数字技术对文化消费、创意创作、产品定制、文化社交、文化传播等环节的积极作用[2]；还有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文化产品出口额、出口广度和深度[3]，并且对文化产业创新效率有非线性作用[4]。顾江（2022）[5]认为，数字经济时代下文化产业跨要素、跨行业、跨平台的发展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相反，一些学者则对当前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成效持保守态度，认为数字技术支撑力不足、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不高、文化产业技术路径依赖等仍是亟待解决的难题[6]。不难看出，目前学术界对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仍以理论分析为主，少量的实证研究多是从高质量发展的某一维度出发，无法全面刻画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且作用机制、特征等都有待继续探索。

本文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与新发展理念的契合性[7]，在新发展理念框架下测度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探究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对各维度的子效应，深入分析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性、空间关联性、异质性等特征，有助于更准确地发挥数字经济的融合赋能作用，带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我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竞争力。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

创新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数字经济能通过数据要素与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的融合释放倍增的协同创新效应[8]，而文化产业作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吸收能力相较其他产业更高，这意味着数字经济创新的步伐越快，越能为文化产业带来充分的技术溢出，使其衍生出更新的业态、产品和服务。

协调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涵。数字经济一是扩大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占比，加速了数字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的蓬勃壮大，促进了文化产业结构协调。二是“大平台+小微企业+长尾效应”的新生产结构能高效匹配文化供需并充分释放生产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性，促进了文化市场供需协调。三是免费的文化作品借助数字网络下沉农村与偏远地区，带动了落后地区的文化消费，也为这些地区的文化资源提供了推介窗口，平滑了文化产业的区域、城乡差距。

开放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一是数字经济能破除跨国贸易和投资活动中的信息壁垒，压缩交易各环节的成本，提升文化贸易与投资的效率。二是数字经济对有更高附加值的内容创作型产品的出口带动效应更显著，还可以提高出口技术复杂度[9]，对于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有助益。三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和质量不断攀升，为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营造了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共享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从消费侧看，数字经济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就业增收有明显的正向激励，能缓解收入的不确定性和不均衡性，使消费者更有能力、有意愿增加文化产品的消费支出。从供给侧看，依托大数据和算法，海量的长尾需求在数字平台聚合产生了不亚于主流需求的市场价值，激发了供应商向消费者提供更全面、更多元、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的动力，各类文化享受需求都将得到更好的满足。综合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1.2 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性特征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具有门槛性。在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初期，信息壁垒、部门组织结构刚性、嵌入场景的复杂性、较高的平台与技术的改造迁移成本等都可能增加数字经济赋能的难度。随着融合的加深，数字经济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场景适应、治理水平升级等，网络正外部性也逐渐显现，从而产生赋能价值的“爆炸式增长”。

进一步地，本文认为这种门槛性特征可能受到产业特征和消费升级的调节。从产业特征角度看，产业规模越大、集聚程度越高，与数字经济融合后的新产业、新业态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性越大，潜在收益也越高，密织的产业体系网络可以为数字技术创新、平台创新等提供更全面的数据集和试炼场景，从而提升数字经济赋能效果。从消费升级角度看，当前消费者对富有创新性的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倾向提高，这种观念的转变对于数字文化新兴业态的发展壮大有积极意义。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a：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门槛性特征。

假设2b：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门槛性会受到产业特征和消费升级的正向调节。

1.3 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性特征

数字经济发展拓宽了国民经济循环的技术空间和社会空间[10]。从技术上看，得益于广泛互联的网络，地理距离被高度压缩，地区间空间关联性增强；从社会空间上看，随着建设数据要素统一市场进程的加快，数字经济正逐步连接起全国统一大市场，知识、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可在区域间充分自由地流动，经济活动的虚拟集聚程度提高，加深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区域关联性。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性。

2 研究设计

2.1 变量选取

2.1.1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

借鉴喻蕾（2021）[11]的思路，本文从新发展理念下的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维度出发构建了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测度借鉴干春晖等（2011）[12]的做法；产业结构高级化以文化服务业营业收入与文化制造业与文化批发零售业的营业收入之和的比值度量。选用CRITIC-熵权组合赋权方法为指标赋权，计算得到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CHQDI）。

表1 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1.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本文从数字化基础、数字化应用和数字化创新三个维度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评价（见表2）。数字化基础度量了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数字化应用度量了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发展水平；数字化创新则反映了数字经济的人才、资金和机构支撑，度量了数字经济进行长期持续的知识创造的潜能。同样采用CRITIC-熵权组合赋权方法计算各项指标的组合权重，进而计算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EI）。

表2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1.3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eco），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的对数度量；文化产业投资（inv），以文化及相关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度量，2018 年及以后的固定资产投资绝对值以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计算得到；金融发展水平（fin），以地区机构存贷额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占比度量；政府调控能力（gov），以地方政府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开放程度（open），以经营单位所在地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度量；人力资本水平（edu），以地区6 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度量；市场化程度（market），以地区市场化指数度量。

2.1.4 门槛变量

除数字经济外，本文其他门槛变量包括：产业规模（size），以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总资产的对数表征；产业集聚度（AGG），以区位熵度量；消费水平升级（l_cons），以居民实际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度量，反映各地区消费“量”的升级；消费结构升级（s_cons），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度量，反映消费“质”的跃迁。

2.2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文化文物和旅游统计年鉴》《中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各省份统计局和EPS数据库。由于海南、西藏、新疆和港澳台的数据缺失较为严重，故在研究中予以剔除。采用邻近点线性趋势法补齐缺失值，得到覆盖我国28 个省份2012—2020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2.3 模型设定

2.3.1 基准回归模型

模型（1）用于检验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

其中，CHQDIit为i省份第t年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DEIit为i省份第t年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it为控制变量，μi和Tt分别为省份和年份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回归中重点关注系数β1。

2.3.2 门槛回归模型

建立静态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用于考察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门槛性特征：

其中，Thit为门槛变量，本文分别指数字经济、产业规模、产业集聚度、消费水平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τ为待估门槛值，系数β1和β2分别表示不同门槛区间内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系数。当存在多重门槛时，模型（2）可扩展为模型（3）：

2.3.3 空间溢出效应模型

空间溢出效应的常用回归模型包括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杜宾模型（SDM）等，由于SDM 同时嵌套了SLM 和SEM，故本文构建了式（4）的SDM检验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

其中，ρ为空间自回归系数，反映关联地区与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交互依赖关系；θ1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反映关联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交互依赖关系；θ2为其他控制变量空间滞后项的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包括邻接权重（W1）、地理距离权重（W2）、经济距离权重（W3）和经济地理距离权重（W4）四种。

3 实证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基准回归的方差膨胀因子检验结果为5.72，小于10，可认为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回归结果见下页表4。其中，模型（1）为不引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2）引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年份和省份效应，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回归系数略有下降，但仍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1 个单位可引致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0.452个单位，验证了假设1。控制变量中，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说明资本市场的完善对于文化产业质量升级意义重大；人力资本水平的作用系数为负，表明当前地区人力资本水平尚不足以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充足的智力支撑。

表4 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模型（3）至模型（6）分别是以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四个分维度指数为被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模型（3）表明，数字经济可以显著促进文化产业创新，同时稳定繁荣的金融市场以及充裕的人力资本也都是文化产业创新能力提高的关键要素。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是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等的集成产物，其创新赋能性可以通过产业关联渗透、溢出至文化产业。模型（6）表明数字经济提高了文化基础设施、产品和服务的共享水平，即数字经济扩宽了文化产业的服务范围，增强了文化消费能力，促使文化产业发展成果为全体人民共享。

3.2 门槛效应分析

在进行门槛效应分析前，本文采用“自举法”（Bootstrap）重复抽样400 次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槛效应检验，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变量也一样；消费水平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不仅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还分别在5%和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双重门槛检验。因此，本文分别针对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变量构建单一门槛回归模型，针对消费水平升级和消费结构升级构建双重门槛回归模型。

表5的模型（1）表明，当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低于门槛值0.532时，其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为0.316，跨越门槛之后系数值上升了0.089 个单位，表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赋能有“倍增效应”，假设2a 成立。模型（2）和模型（3）表明，当文化产业规模和集聚程度跨越过各自门槛值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分别会提升0.088和0.094个单位，说明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度的提升会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模型（4）显示，当消费水平大于第一个门槛值（9.980）时，数字经济的作用相较之前显著提升0.107 个单位，而当消费水平跨过了第二个门槛值（10.071）后，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则有所下降。模型（5）的结果相似，当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并跨越第一个门槛值（28.658）时，数字经济的正向作用会被充分释放，而当消费结构继续优化至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29.292）时，数字经济的作用效果也开始下降。由此得出结论，消费升级会使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呈现“倒U”型特征，意味着只有处于合理区间的消费升级才能充分激发数字经济提升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效能。

表5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门槛效应回归结果

3.3 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为检验设定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的适用性，本文计算了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都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LM 检验也显示存在空间溢出效应，LR和Wald检验则拒绝了SDM退化为SLM 和SEM 的可能性，表明本文所设定的空间回归模型是适宜的。下页表6分别报告了以邻接权重、地理距离权重、经济距离权重和经济地理距离权重为空间权重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地区间既存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交互效应，也存在数字经济外生交互效应，假设3成立。在除经济距离权重外的三种空间权重下，自回归系数ρ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目前关联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会对本地区文化产业产生“竞争效应”和“剥夺效应”，本地区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会被高质量发展地区“虹吸”。通过偏微分方法计算得到的空间关联性下的数字经济直接效应系数和总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无论是否考虑空间依赖性，数字经济都能稳定地促进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次验证了本文的假设1。间接效应系数为正但不显著，表明目前数字经济发展对于关联地区，尤其是地理邻近地区的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未见明显促进作用，张英浩等（2022）[13]将其归因为我国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和阶段性使得数字技术不能充分发挥其渗透性，存在一定的“数字隔离”。

表6 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检验结果

3.4 区域异质性分析

下页表7 进一步对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区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异质性进行探讨。其中，模型（1）、（3）、（5）为不考虑空间关联性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数字经济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了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对西部地区的作用也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且东部地区系数值远高于西部地区和全国层面，但对中部地区文化产业未见显著影响。模型（2）、（4）、（6）为在空间关联性下以经济地理距离为空间权重的SDM回归结果，三大地区的自回归系数ρ均显著为负，与全国层面回归结果一致，支持了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区域竞争性的结论，并且西部地区的文化产业竞争最严重。东部、西部地区数字经济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系数均显著为正，间接效应系数不显著，表明目前数字经济仅能促进本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并未对经济地理关联地区的产业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综合来看，无论是否考虑空间关联性，数字经济都能显著为东部、西部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而对中部地区的作用并未达到预期。

表7 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检验

3.5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以下两种方法对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

第一，处理内生性。本文采取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处理。由于数字经济是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到现代的产物，而历史上邮电行业发展较早的地区通常被认为更具有数字经济先发优势，满足内生变量相关性的假定。同时，历史上的邮电数据对于当今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已微不可察，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假定。因此，本文借鉴黄群慧等（2019）[14]的做法，选取1984年各省份每万人邮局数为工具变量，并将其与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交乘构造面板工具变量。工具变量的不可识别检验P值为0.04，显著拒绝“不可识别”原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也通过了10%显著性水平的检验，表明本文所选的工具变量合理有效。内生性检验结果如表8 模型（1）所示，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系数值大小与显著性皆与基准回归近似，假设1依然成立。

表8 稳健性检验结果

第二，替换变量。为了避免测算方法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本文还使用主成分分析法重新测度了因变量和自变量。主成分分析法的KMO 检验值分别为0.867 和0.839，Bartlett球形检验结果也均显著，表明使用该方法测度两个变量是适宜的。表8 中模型（2）和模型（3）分别是以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的因变量和自变量重新回归的结果，数字经济的回归系数依然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本文得到的数字经济可以提高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结论稳健。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新发展理念框架下，采用CRITIC-熵权组合赋权法测度了2012—2020年我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实证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与特征，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数字经济是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稳定动能，在系列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依然成立。在三大地区中，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效果最强劲，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作用不显著。（2）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的创新、协调、开放和共享维度作用具有非均衡性，对文化产业创新和共享的激发效果显著，而对协调和开放的作用未达到预期。（3）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的门槛性特征，并且产业规模和产业集聚程度的提高会强化这一特征；消费升级则会导致数字经济与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呈现“倒U”型关系。（4）数字经济对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仅限于本地区，未能对关联地区文化产业产生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为数字经济赋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助推释放数字经济“倍增效应”。着力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布局以填平区域、城乡间的“数字鸿沟”。增强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抑制数字经济无序竞争对赋能效果的侵蚀。围绕文化产业发展需求打造更多功能性、专业性数字平台，为文化产业推介提供更广的渠道和窗口。差异化实施数字经济发展政策，侧重激发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适度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帮扶。

第二，坚持经济和社会效益并重原则，量质并举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坚守创新和共享维度的既得成效，紧抓产业数字化转型机遇，鼓励传统文化产业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和数字空间迁移，加快数字文化新兴产业与业态的内容创作与行业创新。重视文化产业发展的协调性，增进文化全产业链的整合与协同，引导区域构建文化产业一体化、集聚式发展合作框架，倡导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文化产业精准帮扶，形成“以邻为伴”的空间格局。

第三，释放消费升级牵引力，实现文化产业供需高水平均衡。“双循环”格局下，在内循环一侧，发挥数字经济时代消费理念、消费能力、消费方式转变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深化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新业态等与文化消费场景的融合，引导新消费形态平稳有序发展，以更稳定的内需牵引产业升级；在外循环一侧，深化数字文化产业对外交流合作和同频互动，文旅融合助推文化产业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