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红春，王欣萍

（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天津 300072）

引 言

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核心关键，在我国土地问题暴露比较严重的就是由土地权属不清引致的土地流转不畅。由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不清和产权制度的激励约束等功能的缺失，农村土地资源配置低效、农民权益受损问题较为严重[1]。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在农村全面推行农地确权登记颁证的政策，并要求于五年之内，也就是2018 年之前全部完成。虽然农地确权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但在确权的过程中，仍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确权工作落实不到位，确权之后权属依旧不明晰，农地确权的效果还需要进一步评估。

农地确权的本质目的是在制度上明确土地承包权的归属，从法律上保护农民的权益，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在土地流转方面，确权之前由于产权归属不清，为了避免纠纷很多农户不进行土地流转，确权后土地产权清晰，可以放心地进行农地流转，农地种植大户也可以更好地承包土地经营权，扩大种植面积，实现大规模经营。在土地投资方面，之前由于权属的不稳定性，农民看重的是农地能够带来的短期效益，但土地承包权时长在第二轮到期之时再延长三十年，也使得农民对于之后的农地收益更加关注。还有农地确权带来的劳动力转移效应、农地确权给农户的金融借贷抵押基础，都可以让农户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生计策略选择。

我国是农业大国，需要提高农业生产率以保障粮食安全，这与土地流转、农户投资、劳动力投入息息相关；与此同时，我国又是工业大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保持经济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行非农劳动。在新一轮农户农地确权推动下，农地确权是否改变了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农地确权又是如何改变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的？都值得进行深入的探讨。

1 文献简评

国内外学者对于农地确权与土地流转、劳动力流转、农地投资及金融借贷的研究已相对丰富：（1）现有文献表明，农地确权政策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大多数文献认为农地确权可以促进农地流转[2-3]，其中，对农地转入具有正向影响[4-6]，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是负面的或是不显著的[7-8]。微观层面，年龄结构、生命周期、经济情况等不同的农户，其流转情况也有差别。（2）目前有关农地确权和劳动力转移的研究，大多围绕着两个角度，一是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影响[9-10]，二是对劳动力转移方向的影响，促进劳动力向农业生产转移[11]。（3）关于农地确权政策对农地投资影响方面的研究，多数研究认为农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户的生产性投资水平[12-15]。（4）关于农地确权与金融借贷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从农户贷款意愿和贷款可得性的角度。大部分研究认为农地确权能够提高农户的贷款意愿，改善农户的信贷可得性[16-18]。总的来看，这类问题的关系比较复杂，由于研究的切入角度和研究对象的客观差异，得出的结论往往不一致。

多篇文章研究了生计资本对不同生计选择类型的农户的影响，例如，赵文娟等[19]利用云南调研数据得出：对于纯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对于农兼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对于兼农型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金融资本的影响最为显著。王娜等[20]发现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计策略转化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对由农业为主型转向兼农型有促进作用，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由农业为主型转向非农型有促进作用。有少部分研究了农业生产要素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例如蔡洁等[21]利用Logit 模型研究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地转出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出劳动力数量、非正规渠道贷款金额对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占比和能否获得无偿援助这两个因素对于“务农主导型”生计策略产生显著影响。孙欣等[22]也发现，耕地的细碎化程度对贫困山区不同区域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地域分异有较大影响，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大多数文献都集中在农业生产要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极少文献研究了农户生产要素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方向，但可以看出，农地规模、劳动力投入、农地投资和金融借贷对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了影响。

大多数文献研究农地确权与农户生产要素的关系、农户生产要素与农户生计策略之间的关系，较少文献把农地确权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相关研究。李星光等[23]利用调研数据研究了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发现对于苹果种植户来说，确权户相比未确权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显著提高。从影响机制上看，一方面，农地确权政策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促进农业型生计策略选择的提升；另一方面，农地确权政策通过显著改善农地的可交易性和农户对土地产权的稳定性预期，从而进行更多的农业生产性投资，使农户偏向于选择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总之，关于农地确权政策对农地流转、农业投资、劳动力转移和金融借贷可得性的影响机制，已经有比较充足的研究讨论，但是有关农地确权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关系机理尚待研究。本文则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探究农地确权是否会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从而影响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其次，已有文献针对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进行研究，但是使用的数据较为区域化，没有使用全国性的调研数据，且研究对象多为农业型生计策略，较为单一。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全国性的数据，得出大范围具有普遍性的研究结果。

2 理论分析框架

2.1 农地确权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机理分析

土地产权明晰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农地确权的本质就是对土地进行产权界定：一是通过排他性约束，提高产权所有人的权利保护，激励产权所有人对农地进行投资；二是通过规范交易，保护农地承包经营权人的合法权利，激励农户进行更好的资源配置。所以结合产权理论，农地确权不但可以促进农地资源配置，还会增加农地收益。

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条件下，农地确权后，农户认为产权得到了进一步的保护，农户对于农业生产的预期提高，对于农地权属的保护提高从而进一步增加投资，并且认为土地是一个比较好的抵押权属物，会继续保有农地。

因此，本文提出农地确权主要通过交易效应、地权稳定效应和信贷可得效应来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从交易效应来看，农地确权使得农地“三权”明晰了排他性约束，使得农户更加放心地进行农地流转行为；从地权稳定效应来看，农地确权使得农户对农地权利和农业生产都有了更加稳定的预期，由此影响农业生产的各个有关方面；从信贷可得性效应来看，农地确权主要影响农民可获得的金融资源。农地确权政策通过这三个效应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2.2 农地确权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传导路径分析

2.2.1 农地确权会通过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农户进而选择更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作为一种产权的交易形式，农地流转肯定会产生一定的交易费用。何一鸣等[24]发现，目前交易费用过高是影响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农地确权影响农地流转主要是通过改变交易费用和交易价格产生的。从改变交易费用机制的角度看，农地确权降低了交易的不确定性，用法律证书明确土地的信息，改善信息的不对称情况并减少了农地调整的发生概率；农地确权能够赋予农民交易决策的自由性，增强地权的长期稳定性，确权之后，政府重申土地承包经营权是赋予农民的，减少了村集体对土地交易的干扰，农户在更大程度上有了自由决策权。从农民意愿交易价格方面看，在农地确权之前，农地流转市场的交易价格没有反映市场定价[25]，而农地确权增强了农户的“禀赋效应”，农户对农地产权有了稳定的预期，可能会提升农地转出价格，从而抑制农地的转出；农地确权之后，农地增加了抵押、担保的作用，附加经济价值提升，可能会强化农户的控制权偏好[16]，不利于农耕地的顺畅转出。因此，农地确权会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

2.2.2 在农地确权政策初期阶段，农地确权会使农户加大人力、时间的投入，偏向于选择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目前，我国多数文献认为农地确权从以下两个维度促进了劳动力转移。第一，农地确权提高了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预期，农户的务农时间和务农人数有所增加；第二，农地确权对劳动力转移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在农地确权的初期，劳动力仍选择继续留在农业部门，确权家庭更倾向于留在本地进行农业生产。所以农地确权会对劳动力转移就业概率产生影响。

2.2.3 农地确权会使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户进而选择更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地权稳定性对农地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主要有地权稳定效应和信贷可得效应两方面。从地权稳定效应来看，农地确权提高了土地权属的稳定性，降低农地调整的发生概率；其次，农地确权使当前土地权属完整性和长久性增强，影响了农户对未来的预期，“理性农户”会基于此判断投入回报，以此决定是否改变投资。从信贷可得效应来看，农地确权增加了小农户的信贷可得效应，从而增加了农户对农地的生产性投资。可以看出，农地确权政策会使得农户提高农业生产性投资，随着生产性投资的提高，也会改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预期，从而改变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

2.2.4 农地确权会提高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农户进而选择更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金融借贷可得性，取决于贷款人和借款人两方。贷款人需要评估借款人的还款能力、抵押物本身的价值和违约后抵押物的处理情况，借款人则需要评估抵押物的机会成本、抵押物本身价值的变化能否支撑借贷资金。农地确权政策对银行等金融机构释放以下信号：农地确权使得土地权属更加稳定，其价值可以更好地进行评估，并且，确权政策改变了农村土地市场交易环境，土地的流动更加顺畅；农地确权使得借款人（农户）的财产价值升高，借款人为了获得最高的收益总额，其劳动力会向更优化进行转移，从而提高其还款能力。因此，农地确权能够改善农户的信贷可得状况。而信贷情况与农户的生产性投资相关，基于此，推测信贷情况会改变农户的生计策略，更好地进行资源配置，以获取更高的投资回报。图1 是具体的分析框架。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3 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设定

3.1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部分使用的数据来自CHFS2019 年的截面数据，此调研由西南财经大学主导，采用分层、三阶段抽样的数据抽样方式，PPS 规模度量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本文使用2019 年第五轮抽样调查样本，分布在全国29 个省（市、区）、343 个县区、1 360 个村（居）委会，主要包括三个层次的数据：个人数据（包含样本家庭成员人口学特征、就业、保险保障信息数据），家庭数据（包含样本家庭收入、支出、资产、负债等数据），户主数据（包含样本所在省份、城乡类型等数据）。

本文对CHFS 2019 年的数据进行了适当的筛选，以求降低误差。将个人数据、家庭数据、户主数据匹配在一起使用。由于文章的研究内容是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户主往往处于决策地位，本文以“是否为户主”作为指标，剔除非户主样本；其次，对数据缺失的家庭样本给予剔除，最终本文研究样本数量为6 572 户。

3.2 模型构建

3.2.1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

首先，为了考察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本文建立了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计量经济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strategyi表示该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下标i表示第i 个人；confirm 表示农地是否被确权：未确权表示为0，被确权则表示为1；person 表示户主特征；family 表示家庭特征；land 代表土地特征；area为所在区域特征，μi则为随机项。

3.2.2 倾向得分匹配方法

结合现有的研究成果可知，农地确权会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实际上，政府可能基于某些地区特征（如经济发展程度等）优先选择农地确权区域，有一定的选择偏好，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也可能存在一定的互为因果关系，这些内生性问题会使得估计结果出现偏差。因此，本文采用PSM 倾向值匹配的方法，采用最临近匹配，平衡了数据之后，再进行回归检验，来验证模型（1）所得结论是否具有稳健型。

3.2.3 中介效应模型

近年来，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相较于常用的回归分析，中介效应检验可以分析变量间的影响路径与机制，为相应的研究假设提供支持，得出更深入的研究结果。因此，本文采用温忠麟等[26]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进一步探讨农地确权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即农地确权—农户生产要素—农户生计策略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strategyi（农户生计策略）是中介效应模型的被解释变量，confirmi（农地确权）是中介效应中的核心解释变量，APEi（农业生产要素）是中介变量，在分析农业生产要素APEi的中介效应时，会带入不同的生产要素（农地流转、劳动力转移、农业投资和金融借贷）进行具体分析，此处仅列出代表模型。此外i 表示第i 个农户，εi表示随机扰动项，β、α、γ是中介模型的回归系数。

3.3 变量选取与定义

3.3.1 被解释变量

农户生计策略。结合现有文献对生计策略的划分方式[16，27-29]和问卷相关问题，本文采用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的情况，作为农户生计策略划分的标准。选取问卷中“去年，您家销售农产品的毛收入是多少”，通过匹配农户的总收入（totalincome），得到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incomerate），从而计算出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strategy），分别是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比大于90%）、农兼型（农业收入占比为50%~90%）、兼农型（农业收入占比为10%~50%）、非农业型（农业收入占比小于10%）。

3.3.2 核心解释变量

农地确权，选取CHFS 问卷中“您家农用土地是否取得了土地经营权证书”（即是否进行确权颁证）。

3.3.3 中介变量

农地流转，对应CHFS 问卷中“目前，您家是否转入耕地”和“目前，您家的耕地的经营权是否转给他人或机构”，来分别构建农地转入和农地转出变量，综合得出农户农地流转情况；劳动力就业，选取问卷中“去年，您的家庭成员有几个人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占家庭总人数占比”，构建农户家庭成员农业就业率变量；农业生产性投资，选取“采购各类农资品（包括有机肥和种子等）和从事其他生产经营的其他成本（灌溉的水电费等）大约多少钱”作为生产性投资的指标；金融借贷可得性，对应CHFS 问卷中“目前，您家是否因农业/工商业生产经营需要借贷”。

3.3.4 控制变量

参考国内外学者关于影响农地确权、农户生计策略、农业生产要素的因素，并根据CHFS 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五类控制变量：户主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是否党员、有无社会保险；家庭特征，是否贫困户、机械价值；土地特征，耕地面积、耕地质量、是否临近机耕路；金融特征，农户对金融、经济信息的关注程度；区域特征，农户所在区域、区位。相关变量赋值方式和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汇总

4 统计结果分析

4.1 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首先利用单因素回归模型判断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生计选择是否产生影响，从表2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农地确权的回归系数为-0.227，且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即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选择有显著的影响。

表2 农地确权效应的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多因素模型回归结果表3 中，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依旧有显著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下显著。系数为负，即农地确权能够使得农户更加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表3 总线性回归模型结果

表4 倾向得分匹配法（PSM）的处理效应

控制变量方面，户主个人、家庭特征、土地特征、金融特征和区域特征也都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首先在户主特征方面，年龄越大的户主，选择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原因在于样本中有超过60%的户主，年龄在30~60 岁之间，这部分户主处于身强力壮的中年时期，大部分人会选择从事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三产业，因此非农业收入占比较高，而占比32%的60~75 岁户主，由于年龄的增大，从事农业的精力体力也越少，其农业收入就越少。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农业知识掌握得多，在农业机械化等方面的储备就越多，农户的农业收入占比越高。户主是否党员在10%的水平下显著，户主如果是党员，能够起带头作用，更加主动地投入农业生产中，所以倾向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有无社会养老保险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也比较显著，有社会养老保险的农户，农地的保障功能就可能被弱化，农户选择其他生计策略的可能性就越大。

家庭特征方面，“家庭是否为贫困户”和“家庭拥有的机械总价值”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有显著影响。家庭如果是贫困户，更倾向于选择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以提高收入。家庭拥有的机械总价值对农户生计策略也有显著影响，家庭拥有的机械总价值越高，意味着农户对农业生产投资越多，农业生产的期望越高，更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土地特征方面，“耕地面积”“耕地质量”和“是否临近机耕路”分别在1%、10%和5%的统计水平下显著。耕地面积越大、耕地质量越好，意味着规模化经营的条件越充分、农业产出越好，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越多，就越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临近机耕路便于进行农业生产，能够节省时间、劳动力，效率更高。也有文献研究得出这一点，农地临近机耕路能够减少农地抛荒的概率，提高农户对农业生产的预期。

金融特征方面，农户对金融、经济信息越关注，就越倾向于选择非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关注金融、经济信息的农户，在选择农户生计策略时，有更高的自主性和自由性。

区域特征方面，“农户所在区域”和“农户所在区位”均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从农户所在区域看，东部的农户处在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区域，有更多的生计策略选择，其选择第二、三产业的工作机会更多，选择非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可能性相比中部和西部更大。从农户所在区位看，处在乡村的农户相比城镇的农户，农业收入占比更高，更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的生计策略，这与农户能够接触到的就业机会相关。

4.2 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PSM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采用“最邻近匹配”的方法。经过匹配后的样本，平均处理效应（ATT）可以达到2.964，t 值远大于1.96，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之间控制变量没有显著差异性，排除其对主效应的影响，通过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PSM 模型的处理方法，继续对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平衡检验，从表5 的匹配和未匹配样本的数据中可以看出匹配后的标准化偏差小于10%，说明整体匹配后的数据是平衡的，通过最邻近匹配有效地解决了样本选择偏误的问题。

表5 匹配后的数据平衡检验

进一步看表6，可以看到Pseudo-R2值，匹配后的数据远小于匹配前，几乎等于零，MeanBias 下降幅度也很大，说明倾向得分匹配基本消除了显性偏差，也进一步印证了PSM 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健性。

表6 匹配质量的平衡性检验

4.3 基于中介效应检验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前文分析得出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且结果具有稳健性。在这个过程中，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性投资、金融贷款可得性是否发挥中介效应呢？

从表7 可以看出，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性投资、金融贷款可得性的中介效应均显著存在，即存在农地确权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四个传导路径：（1）农地确权—农地流转—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成立，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户进行农地转移，影响农户倾向于选择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其中农地确权政策显著影响农地转入，对农地转出行为产生无显著影响。（2）农地确权—农业劳动力转移—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成立，农地确权可以促进农户增加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进而影响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向农业型的生计策略。（3）农地确权—农业生产性投资—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成立，农地确权政策的实施提高了农户的农业生产预期，农户进而提高了农业生产性投资，从而影响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向农业型的生计策略。（4）农地确权—金融贷款可得性—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效应影响机制成立，农地确权后农地的禀赋效应增加，银行对于评估土地价值、农户的可偿还能力方面都有提高的可能性，所以农户的金融贷款可得性有所增加，与农地投资效应一起，影响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向农业型的生计策略。

表7 中介效应效果汇总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2019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农地确权政策和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之间的关系，利用PSM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农地确权政策对农户生计策略影响的中间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产生显著影响，确权后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而且农地流转、农业劳动力转移、农业生产性投资、金融贷款可得性中介效应明显，农地确权通过促进农户进行农地流转、促进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劳动力资本、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以及金融贷款可得性增加，影响农户倾向于选择偏农业型的生计策略。基于此，本文提出建议：

第一，继续积极推进农地确权颁证的后续工作，系统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首先，农地确权效果的落地，取决于政策执行的水平，在实际的政策执行过程中，要按照明确的政策要求执行，确保农地确权落实到位；其次，政府要继续积极推进农地确权的后续完善工作，确保所有农民的合法土地权益都得到保障；最后，不断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加快构建相关的法律体系，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

第二，努力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目前，我国农地租赁的相关法律比较少，在制度失灵的情况下，侵犯产权行为得不到惩罚，就难以提高农户的生产预期。因此，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农户对农地产权的稳定性预期，能够助力农村土地租赁市场的建立。

第三，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完善补贴机制，鼓励农户加大农业生产投资。农业基础设施是影响投资规模的重要因素，良好的农田水利设施为农业生产提供保障，这是农户农业投资的重要基础；其次，加大财政投入力度，让财政补贴发挥助推效应，为农业生产创造动力，吸引农户加大生产性投资。

第四，积极培育农村金融借贷市场，发挥土地的财产性功能。虽然农户生计策略会受到金融贷款的影响，但目前还有部分农户无法打破农地抵押贷款的僵局。在培育农村金融借贷市场的过程中，需要让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土地协会参与进来，降低交易费用，真正让土地发挥其财产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