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全 吴强 唐明知 肖丹然

中国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 广西南宁 530028

引言

从历史经验看，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通常与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尤其是国际能源计价结算相关，从19世纪的“煤炭-英镑”到20世纪的“石油-美元”，英镑、美元先后成为国际货币，执行货币基本职能，并先后形成以英镑、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体系。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技术进步和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全球能源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煤炭、石油为主的传统能源体系正在向低碳循环能源体系转变。

2020年9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国际社会宣布：“中国将提高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中国在碳排放权的资源禀赋方面具有巨大优势，这场由低碳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核心能源变革也给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的契机。综合世界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及中国资源禀赋优势等方面的因素考虑，碳排放权交易（以下简称“碳交易”）将为人民币绑定战略性贸易商品的计价提供一种新方式，不仅有助于改善我国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新的载体和渠道。本文从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和碳交易市场建设的国际经验出发，以理论分析结合实证分析的方式，深入剖析碳交易市场建设对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以期为推进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体系建设提供针对性政策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碳交易与货币国际化

众多学者认为碳金融市场的崛起将对国际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产生重要影响，碳交易的兴起和与之相关的低碳能源的巨大市场将是助推货币多元化格局的绝好契机。自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能源与一国货币绑定成为国家崛起和货币国际化的助推剂（管清友，2010）。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历史上“煤炭-英镑”“石油-美元”都是能源助推货币实现国际化的成功案例，一国货币与国际大宗商品（特别是具有较高战略价值的能源商品贸易）的计价、结算权绑定，往往对推动货币国际化进程起到关键作用（管清友、张明，2006；Mileva&Siegfried，2012；Eichengreen et al.，2016）。在能源转型背景下，碳排放权往往被认为是国际战略性商品，碳交易的货币绑定对推进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意义（刘力臻、王庆龙，2020）。尹应凯和崔茂中（2010）研究认为，“碳交易标的-关键货币”体系可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架构，全球碳交易市场建设将推动形成新的国际碳金融体系。陆静（2010）研究提出，碳交易作为环境保护概念下崛起的新能源贸易，其货币选择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货币体系的格局。宋晓玲和赵锡军（2015）研究提出，当前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区域性，全球超过60%的碳交易与欧元挂钩，美元次之，英镑在国际碳交易中也具有一定影响力。发达国家（地区）对碳交易货币话语权的争夺愈趋激烈化（钟小剑等，2017）。

关于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学界主要从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新能源技术发展等方面开展研究。王颖和管清友（2009）认为，碳交易市场供给方与需求方比较多元，客观上存在碳交易计价货币多元化的可能，基于碳交易的商品属性，碳交易市场份额、金融市场完善程度和碳信用额差异性等是影响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重要因素。尹硕和张耀辉（2014）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对碳交易进行探究，研究结果显示，靠近规则制定端和二级市场端更有利于一国碳交易在国际价值链中地位的攀升，并促进货币对碳排放权交易计价及结算权的绑定，加速货币国际化进程。李胜兰等（2016）认为欧盟碳交易市场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中居于主导地位，从而提升了全球碳交易欧元的国际化水平。陈卫东等（2020）研究认为，与“石油-美元”环流类似，碳交易的结算货币所产生货币环流及相关新能源技术产业链投资环流等均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

（二）碳交易与人民币国际化

一些学者研究认为，碳交易市场建设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发展契机。陈云贤（2021）认为我国应以碳交易市场为载体，与“一带一路”国家建立低碳经济合作体系，实现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新路径。刘珺（2021）研究提出，我国拥有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将人民币嵌入碳交易及碳金融体系建设，作为整个碳交易市场、碳金融的有效支付结算载体，在全球范围的使用空间巨大。但也有学者提出，当前中国正面临全球碳交易定价权缺失的不利局面（尹海员、刘妍，2014）。韩国文和陆菊春（2014）也认为，全球范围内已形成的三大国际性碳交易场所控制和垄断了国际碳排放交易计价和结算权，我国在新的碳货币角逐中仍处于弱势，争取在全球碳金融体系中拥有更大话语权是我国争取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一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2021）研究认为，我国碳交易市场存在政策框架不完善、金融化水平较低、市场效应发挥不充分等问题，导致我国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国际产业链末端，而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参与市场交易对改善碳交易市场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人民币在全球碳交易中仍处于比较弱势地位的现状，部分学者提出建设并完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是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举措。陈志斌和钱利珍（2012）探讨了货币绑定能源贸易的计价权和结算权对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并提出了人民币通过绑定碳交易计价及结算权进而促进自身国际化进程的设想。周伟军等（2010）认为，当前中国在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中的地位仍处于劣势，并提出从制定碳减排战略、完善碳交易制度、构建碳金融体系等三方面来提升中国碳交易定价地位。李增福和汤毅（2010）从优化碳交易模式、健全碳金融体系、完善清洁机制发展等三个维度提出加速人民币成为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的政策建议。钟晓青等（2015）则从碳汇市场发展的角度，结合植被碳汇、碳排放量等指标分析我国碳交易定价权影响因素，并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提出我国未来争夺碳交易定价权的政策建议。王信（2021）认为应从健全绿色低碳循环体系、完善碳金融市场建设、提升碳金融市场国际化水平、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增加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绿色低碳项目直接投资等五个方面着手，推动形成碳交易市场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之间的良性互动。

（三）文献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围绕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发展、碳交易助推人民币国际化等开展了积极探索。第一，现有文献从“煤炭-英镑”“石油-美元”等实例出发，对能源助推一国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可行性进行深入探讨，为碳交易与货币绑定的理论依据打下坚实基础。第二，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相关研究逐渐增多，现有文献研究认为，能源转型背景下，碳排放权等新兴战略性商品、要素资源的货币话语权争夺，成为推进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关键。第三，现有文献普遍认为碳交易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发展机遇，但人民币在全球碳交易货币话语权地位仍偏低，需要从完善体系建设、加强机制扩展等方面提升人民币话语权。纵观已有文献，对国际碳交易市场建设经验的梳理仍相对较少，碳交易市场建设与人民币国际化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在梳理碳市场发展推动货币国际化的国别经验及我国碳市场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碳排放权的自身特征、发展特征和外部条件三个维度研究碳交易与货币国际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并创造性构建碳交易货币国际化评估体系，实证分析碳交易与货币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分析碳交易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路径，从而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碳交易市场发展促进货币国际化的机制分析

（一）碳交易市场与货币国际化机制分析

1.碳排放权金融属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推动效应。碳排放权金融属性主要包括金融资产属性和金融功能属性。一是金融资产属性。全球碳交易快速发展，为规避风险，国际主要碳交易市场相继推出碳期货、碳期权等，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工具已经成为具有投资价值和流动性的金融资产。碳交易市场发展水平成为碳排放权金融属性发挥的关键，只有当碳交易市场发展至一定水平后，才能充分发挥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实现助推货币国际化发展的目标。二是金融功能属性。碳交易的CDM机制①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是《京都议定书》下三个履约机制之一，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通过项目所实现的“经核证的减排量”，用于发达国家缔约方完成在议定书第三条下关于减少本国温室气体排放的承诺。促进减排资金和技术在国际转移，使得全球跨境交易活跃度上升。随着碳交易规模迅速扩大，势必对本国在岸和离岸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本国币值稳定性提出更高要求。由此，提出假设H1a和H1b。

H1a:碳交易市场发展水平提升至一定程度后，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更大的推动效应。

H1b: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币值稳定性的提升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推动效应。

2.碳排放权的战略商品特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促进效应。碳排放权的战略商品特性使经济强大的国家拥有结算货币选择权。碳交易的制度设计使碳排放权成为一种具有战略意义且能够在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贸易品。作为战略性商品国际贸易的结算货币，其必定是经济实力强大的经济体的货币。随着全球各国对碳排放权的刚性需求上升，经贸实力强大的经济体间对碳排放权控制度的争夺必将演变为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从而实现绑定碳排放权的计价及结算，使货币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的职能在国际贸易中实现国际化。由此，提出假设H2。

H2：经贸基础雄厚的国家（地区）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更具有话语权。

3.碳排放权资源稀缺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碳排放权资源稀缺性使得其占有量高的国家拥有货币结算选择权。碳排放权实质上是针对温室气体的大气环境容量资源的使用权，碳排放机制设计使碳排放权资源具有稀缺性。一方面，拥有更多碳排放权资源的国家可以通过CDM机制向资源占有量少的国家出售项目产生的认证减排量（CERs），凭借资源禀赋优势在全球碳交易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出口国地位。另一方面，占有碳排放权资源越多的国家，在碳交易市场中的初始配额设置、碳价设定等方面更具有国际话语权。由于气候变化引起的环境损害不可逆，碳排放权资源将会越来稀缺，碳排放权资源稀缺程度更高的国家（地区）在未来碳交易国际贸易中可能会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由此，提出假设H3。

H3：碳排放权资源稀缺程度上升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4.能源转型背景下的外部条件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正向影响。全球能源结构变化、新能源技术进步会加速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国际化。一方面，全球能源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影响国际资本投资格局。随着新能源规模化发展和技术创新加快，新能源投资收益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不断增强，良好的投资前景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也不断增强。资本流向的改变将使国际资本结构发生重组，加速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另一方面，新能源技术进步推动全球重塑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形成“新能源-货币”的发展趋势。同时，碳排放权交易规模的扩大将带动碳金融市场发展，并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推动形成“碳交易-货币”体系。由此，提出假设H4。

H4：清洁能源使用程度的提高与新能源技术的提升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所述，碳排放权主要通过其所具备的金融属性、战略商品特性、稀缺性及能源转型的外部条件影响货币国际化发展。首先，从自身特征看，碳排放权具备的稀缺性、战略性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碳排放权资源禀赋和一国（地区）经贸地位对扩大交易规模、提升结算货币话语权具有重要作用。其次，从碳排放权的发展特征看，随着交易规模扩大、碳金融市场发展，碳排放权开始具备金融属性，这是实现货币国际化的内在要求，碳交易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的拓展是助推货币国际化的关键因素。最后，从外部条件看，全球能源结构变化和新能源技术发展将改变国际资本结构，重塑形成“碳交易-货币”体系，助推货币国际化。

（二）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构建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是欧盟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工具之一，是全球参与国最多、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近年来，EU ETS在全球交易额占比超过70%，2020 年占比达到近90%，该市场使用欧元计价结算。此外，欧元在碳排放权配额市场、CER市场和碳金融衍生品市场均占据大比例的使用空间。因此，本文以EU ETS为例，测算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以期为我国推进碳交易市场与人民币国际化协调发展提供启示和借鉴。

参考货币国际化的测度方法，本文采用熵权法从交易媒介、价值尺度和贮藏手段三个货币职能维度构造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交易媒介使用EU ETS 全球市场份额、EU ETS 交易规模两个指标来衡量；价值尺度使用EU ETS 期货成交价格来衡量；贮藏手段使用EU ETS 期货持仓量资金总额来衡量（见表1）。

表1 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指标表

如图1所示，2005—2020年，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05—2011年，EU ETS处于起步阶段，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小幅提升，碳交易市场欧元结算规模为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奠定基础。2011—2017年，受EU ETS成交价低迷等因素的影响，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整体有所下降。2017年之后，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大幅上升，说明随着全球碳交易市场兴起，国际投资者对碳交易资产信心逐步增强，EU ETS作为全球参与国最多、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极大地助推了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

图1 欧盟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趋势图

（三）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影响因素分析

1.变量选取。根据前文理论分析，从碳排放权的金融属性、稀缺性属性、战略商品特性及能源转型的外部条件角度考虑，参考陈志斌和钱利珍（2012）、王庆龙（2016）、查华超和吴昀科（2016）、李丽和董必俊（2018）等学者的研究，本文主要选取碳交易市场因素、清洁能源因素、资源禀赋因素、经贸因素、金融市场因素和币值因素作为影响因素变量，探究其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程度。各变量选取具体见表2。

表2 影响因素变量选取

一是金融资产属性——碳交易市场因素。碳交易市场发展程度直接影响到本币计价结算的全球地位，对推动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参考齐绍洲和张振源（2019）的区域碳金融发展水平测算方法，具体计算方式如下：

其中，CFt为欧盟在第t期的碳交易市场发展指标，分别计算期货交易市场和核证减排量（CER）交易市场的指标，以分析不同市场的发展情况；EUAt为当期碳排放权市场期货（核证减排量）交易量；Et为当期碳配额上限（地区实际二氧化碳排放量）；Pt为当期碳排放权期货（核证减排量）交易的结算价。一方面，EUAt与Et比值越大，碳排放权期货交易量超出碳配额的幅度越多，表示该区域碳交易市场越活跃；另一方面，碳交易价格也能体现碳交易市场发展程度。因此，本文以（1）式测度碳交易市场因素，并将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以此探究碳排放权的金融资产属性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二是能源转型的外部条件——清洁能源因素。能源转型背景下，能源结构变化、新能源技术进步均会加速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国际化。本文在能源结构变化方面选取可再生能源消耗/最终总能耗、在新能源技术进步方面选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总发电量，来测度清洁能源因素，以此探究能源转型的外部条件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三是稀缺性——资源禀赋因素。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某一国家（地区）对碳排放权资源的占有量和控制力度对于其结算货币的选择话语权具有重大影响。本文选取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面积占比指标来测度资源禀赋因素，以此探究碳排放权的稀缺性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四是战略商品特性——经贸因素。碳排放权作为一种战略商品，其特性使得某一国家（地区）的经济和贸易实力成为影响结算货币选择的重要基础。本文选取实际地区生产总值、进出口贸易总额指标作为经贸因素的测度指标，以此分析碳排放权战略商品特性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五是金融功能属性——币值因素和金融市场因素。碳排放权金融功能属性决定于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和本国币值稳定性，对结算货币选择话语权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选取金融业增加值GDP 拉动率、长期国债收益率指标测度金融市场因素，选择实际有效汇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测度币值因素，以此分析碳排放权金融功能属性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影响。

2.模型构建。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当某个经济参数达到特定数值后，可能引起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探究碳交易市场、清洁能源、资源禀赋等因素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非线性影响关系。

其中，以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发展水平（CF1）和碳排放权核证减排量交易发展水平（CF2）作为门槛变量，γ为待估门槛值，Xit包括除了门槛变量外的全部解释变量，β1、β2分别表示门槛值前后的系数值，I（·）为示性函数，μit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干扰项。为避免异方差性，主要变量作取对数值处理②CF1和CF2在计算过程中已作对数处理。CPI、LOAD和R数值较少，不作对数处理。。本研究报告以2005年4月至2020年12月③核证减排量交易市场数据从2008年起可获取，因此CF2作为门槛变量时，实证时序选取2008年3月至2020年12月。EU ETS及欧盟地区相关月度数据④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森林面积占比等部分变量无月度数据，采用quadratic-match方法转化为月度数据。作为建模对象，所涉及的数据主要来源于Wind数据库、世界银行报告、欧盟统计局数据库、路孚特数据库等。

3.变量描述性统计。对模型中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3。被解释变量中，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的对数（LnEURO）均值为3.606，标准差为0.487。门槛变量中，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发展水平（CF1）的均值为2.862，标准差为1.450；碳排放权核证减排量交易发展水平（CF2）的均值为-2.523，标准差为3.190。由此可见，相较碳排放权期货交易而言，碳排放权核证减排量交易水平波动较大，且发展水平较低。表3显示大部分变量标准差较小，数据具有一定平稳性。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

4.回归结果分析。经过门槛效应检验，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发展水平（CF1）和碳排放权核证减排量交易发展水平（CF2）均存在单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3.756和-4.305。具体门槛回归结果见表4⑤表4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系数正负性基本类似，本节重点讨论模型（1）的实证结果。。

表4 门槛回归结果

第一，期货交易市场发展水平和核证减排量（CER）交易市场发展水平提升至一定程度后，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促进作用将大幅提升。一方面，碳排放权期货交易发展水平（CF1）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具有正向影响且存在门槛效应，即当CF1小于门槛值时，CF1每增加一个单位，则碳交易货币国际化指数（EURO）上升22.9%；而在CF1 大于门槛值后，CF1 每增加一个单位，则EURO 上升28%。另一方面，碳排放权核证减排量交易发展水平（CF2）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门槛效应更明显，当CF2小于门槛值时，CF2每增加一个单位，则EURO下降59.4%；而在CF2大于门槛值后，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CF2每增加一个单位，则EURO上升10%。结果表明，碳交易体系发展水平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进程的影响具有门槛效应，当碳排放交易体系发展至一定水平后，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促进作用将大幅提升（佐证假设H1a成立）。有效发挥碳排放权的金融资产属性，对推动货币国际化具有重要作用。

第二，经贸因素、金融市场因素、货币因素均具有正向影响，经济基础水平高、贸易渠道畅通、金融市场完善是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的重要前提。地区生产总值（GDP）、进出口贸易总额（IMP）每增加1%，EURO分别上升1.753%、0.455%，证明经贸基础的正向影响（佐证假设H2成立，碳排放权的战略商品特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促进效应）。长期国债收益率（R）每增加1单位，EURO上升1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每增加1 单位，EURO 下降10.1%。由此可见，一方面，金融增加值的上升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积极影响；另一方面，CPI 增大，地区通货膨胀的风险上升，对币值稳定性产生不利影响，从而也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发展产生负向影响。证明金融市场发展及币值稳定性的正向效应（佐证假设H1b成立，碳排放权金融功能属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推动效应）。由此可见，只有不断深化国际经贸体系建设，扩大金融市场双向开放，才能进一步促进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发展。

第三，资源禀赋因素具有负向效应，清洁能源因素具有正向效应，碳减排力度增大可能会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产生较大的负向影响，而清洁能源技术的提升可以抵消该负向影响。一方面，二氧化碳排放量（CO2）和森林面积占比（F）每增加1%，EURO分别上升0.584%和下降8.467%。森林面积增大，加大对二氧化碳的吸收能力，加剧地区碳排放资源稀缺性程度，从而产生负向影响（佐证假设H3 成立，碳排放权资源稀缺性的加剧对货币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REN1、REN2 每增加1%，EURO 分别上升7.010%、5.025%，证明清洁能源技术发展的正向效应（佐证假设H4成立，能源转型背景下的外部条件对货币国际化产生正向影响）。因此，碳减排工程必须与清洁能源技术开发协同发展，只有不断完善以碳排放管控和清洁能源技术开发为核心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体系，才能进一步促进货币国际化进程。

5.稳健性检验。碳交易市场的成交价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碳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和发展水平，本文以EU ETS的期货成交价格对数值（LnP）和期货交易量对数值（LnEUA）替代CF1和CF2作为模型核心解释变量，进一步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根据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LnP对LnEURO仍然具有单门槛效应，且当其大于门槛值后，LnP对LnEURO的影响系数增大（0.029→0.634）；相类似地，LnEUA在大于门槛值后，对LnEURO的影响系数也同样增大（0.047→0.277）。说明当价格水平和交易量基数提高至一定程度后，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产生更大的推动作用。其他控制变量的系数符号与表4结果基本一致，本文实证分析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四）碳交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分析

实证结果表明，碳交易市场因素、清洁能源因素、资源禀赋因素、经贸因素、金融市场因素等均是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影响因素。以EU ETS为例，测算主要影响因素的门槛值，再结合我国发展现状，计算主要因素对碳交易-人民币指数的影响效应（见表6）。

表6 指数影响系数分析

1.挖掘清洁能源潜力，强化禀赋优势，夯实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地区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债收益率均越过门槛值，影响系数分别是8.696、17.849和1.205。由此可见，经贸基础、资源禀赋、清洁能源、金融市场发展等因素对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但是，从我国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对数值）来看，略低于EU ETS 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对数门槛值（2.844），当前可再生能源使用占比的影响系数为7.561；若越过门槛值后，影响系数将增加至26.61。由此可见，我国清洁能源因素助推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的潜力巨大，应充分利用我国是CDM机制出口大国的地位，将清洁能源开发与碳交易紧密联系，这不仅是我国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强大助推器。

2.完善全国统一市场建设，发挥规模效应，解决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的短板。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趋势表明，碳交易的规模化是推动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核心要素。2021年7月，我国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交易集聚效应初显，但交易规模仍相对较小。由表6可知，相较于价格因素，市场交易量小是制约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主要因素，我国市场交易量对数值（-3.841）远低于EU ETS市场交易量对数门槛值（3.975），当前市场交易量对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指数的影响系数仅为0.047。我国碳交易市场虽然是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但仍处于初创阶段，市场整体活跃度相对较低，市场交易量规模较小。因此，探索整合区域交易市场，激活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逐步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是推进碳交易-人民币体系构建的重要路径。

3.发挥碳金融属性，扩大辐射效应，加速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由全球碳交易市场发展经验可知，碳交易市场金融化发展水平是决定碳交易货币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当前，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主要是配额现货交易，碳金融体系尚未形成，金融属性的辐射效应难以发挥。前文实证结果表明，核证减排量（CER）交易机制对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具有促进作用。当前，我国试点地区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碳金融市场，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机制也在部分试点地区实现抵消交易，促进新能源发展与碳交易有效衔接。未来，应加快推广试点地区发展经验，增强全国碳金融市场发展水平，探索重启CCER注册管理，有效发挥碳排放权金融属性，助推碳交易-人民币国际化发展。

综上所述，如图2所示，在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建立的背景下，我国应按照“发挥碳交易市场规模效应—完善碳金融市场建设—碳交易货币体系构建”的发展路径，进一步激活碳市场，释放统一市场的集聚潜力，逐步推进碳交易-人民币体系建设。

图2 碳交易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作用路径

三、碳交易市场发展促进货币国际化的国别经验

随着国际社会对碳排放约束的不断强化，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意识到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国际战略性，并采取措施提升本国货币在全球碳交易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全球各大碳交易市场沿着“扩大交易规模—挖掘碳金融潜力—提升市场国际化参与程度—绑定本币计价结算”的发展路径，逐步推进碳交易货币国际化发展。

（一）扩大交易规模，提升碳市场国际地位

碳交易参与主体越多、覆盖行业范围越广，越有利于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全球各主要碳交易市场积极采取措施扩大市场规模，有效提升市场运行的稳定性与活跃度，进而提升其碳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一是将更多行业纳入碳交易市场，扩大温室气体覆盖范围，增加参与主体。截至2021 年1 月末，全球运行中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合计24个，合计16%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被纳入交易体系⑥参考自：Emissions Trading Worldwide，Status Report 2021（Berlin:International Carbon Action Partnership，2021）。。其中，欧盟碳交易市场自2005年以来不断扩展交易主体覆盖面，覆盖行业从起初的电力及部分工业，逐步纳入航空业，并不断扩大工业控排范围；温室气体覆盖范围在二氧化碳基础上逐步增加一氧化二氮、全氟碳化合物。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egional Greenhouse Gas Initiative，RGGI）也在积极扩大成员范围，参与成员从7 个州逐步扩展到12 个州。韩国碳排放交易体系（K-ETS）在第三阶段（2021—2025年）将市场主体范围扩大，纳入更多承担减排责任的行业。新西兰碳排放交易体系（NZ ETS）、加拿大魁北克省碳排放交易体系（Québec Cap-and-Trade System，QCTS）、美国加州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CCTP）等市场已纳入主要行业超过50%的温室气体。二是积极完善一系列稳定市场机制，稳定碳价，支持市场有效运行。各主要碳排放交易体系中设计了一系列包括配额有偿拍卖、市场稳定储备和排放储备控制在内的机制，通过稳定碳价、减少价格波动和支撑价格长期趋势来提升碳交易市场运行可预测性及市场参与者对碳交易市场的信心。价格和供应调节机制（Price or Supply Adjustment Mechanisms，PSAMs）已成为碳交易市场标准组成部分，绝大部分碳交易市场至少设置一种PSAMs。碳配额拍卖的收入有利于支持气候变化领域项目发展，2020年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碳配额拍卖比例57%，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拍卖比例高达100%，魁北克省、加州的拍卖比例分别为67%、32%。三是实行总量控制机制，提出更严格的净零排放承诺，增强市场发展预期。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U ETS）采用总量交易模式，是全球规模最大、最成熟的碳交易市场，也是典型的强制碳交易市场。根据欧盟《气候法》，其2030年减排目标将从1990年减排40%提高到至少减排55%，EU ETS第四阶段将年度总量折减因子从第三阶段的1.74%提高至2.2%。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减排行动（RGGI）2021年起实行更加严格的年度总量减量因子和排放控制储备。其他碳交易市场也相继实行更严格的排放总量上限政策。

（二）强化金融创新，丰富碳市场交易功能

从发达国家碳交易市场看，碳金融产品交易的市场份额远大于现货交易份额。金融机构不但向碳交易市场参与者提供多样化金融中介服务，而且通过碳基金理财产品、绿色信贷、信托类碳金融产品、碳资产证券化、碳债券、碳排放配额回购等方式参与碳交易，或直接参与碳定价，为碳交易市场交易提供流动性，进一步提升市场价格发现功能。一是不断丰富碳金融交易品种。期货、期权、质押贷款、债券、国际碳保理融资、碳收益支持票据等产品被引入碳金融市场。欧盟已经形成包括直接投融资、银行贷款、碳指标交易、碳期权期货等一系列金融工具为支撑的碳金融体系。我国各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市场体系也在积极探索发展碳金融市场，交易产品由现货逐步向期货、期权等衍生品扩展。二是逐步加大对金融机构的开放力度。EU ETS中已有约250家投资基金积极参与，2020年所拍卖配额的43.7%被投资公司和信贷机构购买。K-ETS 在2019 年引入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中小企业银行作为做市商参与市场交易，在稳定碳价格、提升交易规模、增强市场活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三是完善碳金融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碳交易市场监管体系建设是发挥碳交易金融发展效应的保障，碳交易市场的监管机构除需要纳入行业监管部门外，还必须将金融监管部门考虑在内。如欧盟、韩国等市场实行监测、报告和核查机制，对市场参与主体交易进行全流程监管。欧盟委员会修订的《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 II）将排放权配额及其衍生品纳入金融工具范畴接受金融监管，使EU ETS的规范性、透明性与有效性进一步增强。

（三）促进市场连接，提高碳市场国际化水平

相关国家或地区通过跨国别、跨区域的碳交易进一步提升碳交易市场国际化水平。一方面，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碳交易市场间探讨通过协议等方式积极推动跨区域碳交易市场连接，使碳交易市场覆盖区域更广、体量更大、参与者市场更大，给控排企业更多的减排选择，为不同地区企业创造一个更为公平的竞争环境。2014年，美国加州碳交易市场与加拿大魁北克省碳排放交易市场对接。2018年，美国加州碳交易市场与加拿大安大略碳交易市场对接。2020年，欧盟碳交易市场与瑞士碳交易市场对接，允许在特定日期进行配额转移。全球各区域碳交易市场开始互联，推动自身交易市场不断扩大，助推交易货币地位提升。另一方面，跨国项目合作机制持续助推碳市场国际化发展。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碳交易机制。由于CDM 项目市场具有绝对的买方市场特性，欧盟、日本等作为主要买方之一，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项目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碳交易市场全球主体参与积极性。若两个碳交易市场都承认CDM，那么这两个市场就实现了间接连接。此外，日本创设双边碳抵消机制（BOCM），通过与发展中国家签署双边协议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环保技术、产品、服务及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国际援助。日本借助上述机制，对提升日元在碳交易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四）明确本币优先，提升计价结算国别比重

某一区域性碳交易市场的交易额占全球碳交易额比重决定了某一国别货币或区域货币作为碳交易计价及结算货币的比重。欧盟、美国、英国、韩国、瑞士、加拿大等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起步较早，市场发展较成熟，其本币在碳交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EU ETS 与清洁发展机制（CDM）是当前全球最主要的碳交易机制，二者所占市场份额一度超过98%。2020年，全球碳交易规模2290亿欧元，EU ETS占比近90%，使得欧元在客观上已经成为主要的碳交易计价及结算货币。伦敦洲际交易所（ICE-ECX）是欧洲首个进行碳配额场内交易的平台，2014年其成交量占欧洲各主要交易所的92.9%，使得英镑在碳交易计价结算货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美国积极深化发展区域温室气体倡议（RGGI）和加州总量管制与交易计划（CCTP），RGGI 实行对碳配额完全以拍卖方式进行分配，促使美元在碳排放交易计价结算中占据一定分量。清洁发展机制（CDM）下，虽然CER 卖方来自中国、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但由于CDM项目市场具有绝对的买方市场特性，最主要的买方来自欧盟和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欧元和日元作为碳交易结算计价货币的比重。日本创设双边碳抵消机制（BOCM），在东道国投资建设BOCM项目，为提高日元在碳交易计价结算中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

四、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2011年，我国批准设立7个碳交易试点地区⑦7个试点地区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此外，2016年12月四川和福建碳市场相继开市，目前形成“7+2”个区域碳市场。，交易范围覆盖电力、工业、建筑、交通、国内航空等行业32%温室气体。截至2021年6月末，7个试点地区共有电力、钢铁、水泥等20余个行业近3000家重点排放单位参与交易，累计配额现货成交4.8 亿吨，成交额114亿元，碳交易市场初具规模。2021年7月，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上线运行，首批纳入交易体系的是2225 家电力企业，其碳排放量超过40 亿吨二氧化碳。截至2023年7月14日，全国碳交易市场碳排放配额（CEA）累计成交量2.3999亿吨，累计成交额110.3 亿元，未来将逐步纳入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金属、造纸和国内民用航空等行业，有望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人民币作为其结算货币有望成为全球碳排放交易的重要货币。整体上看，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碳市场发展初级，交易量国别占比较小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碳交易市场潜力巨大，但其成交额却在全球碳交易市场成交额中占比很小，与欧美碳交易市场的交易规模差距较大。2020年，欧盟碳交易市场碳配额交易量达81 亿吨二氧化碳，是其配额总量的4 倍多，在全球碳交易总量中约占90%，交易额达到2010亿欧元。相比之下，中国7个试点区域2013年至2021年6 月累计交易量4.8 亿吨，平均每年交易量6000 万吨，仅相当于我国配额总量（12 亿吨）的5%。究其原因，一是参与市场的主体类型和产品种类较为单一，行业范围较小，市场存在分割。2021 年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启动，但只纳入电力行业企业；7个试点地区的碳交易市场虽然纳入了电力、工业、建筑、交通、国内航空等多个行业，但是这些市场分布于不同的地区且不连通，存在市场分割，交易规模较小且流动性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二是碳配额的计划分配机制导致碳交易市场交易规模较小且不活跃。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推动，配额以免费发放为主，不利于激发企业自主减排动力，加上部分试点市场的碳配额被少数主体集中持有，导致市场缺乏流动性。碳市场大多时间交易冷清，而在履约周期临近时才较活跃。三是减排目标约束力不足。部分地方政府由于担心碳减排会影响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等，导致减排内在动力不足。此外，疫情期间企业生产活动收缩、碳排放下降，控排企业对配额的需求低，加之疫情期间碳价低迷，市场主体基于碳配额开展投融资的动力不足，碳交易市场功能未能有效发挥，也导致交易规模较小。

（二）碳金融发育不足，市场国际影响力低

我国碳交易市场以现货交易为主，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仍处于酝酿和探索阶段。从试点地区市场来看，交易量主要以碳排放权配额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⑧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是指对我国境内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项目的温室气体减排效果进行量化核证，并在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注册登记系统中登记的温室气体减排量。等现货为主，碳金融产品交易规模占比不大。碳金融市场虽然有初步发展，例如金融机构陆续开发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跨境碳资产回购、碳排放权抵质押融资等产品，但这些市场主要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缺乏系统的碳金融市场及配套设施，未能有效满足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从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来看，中国碳交易市场对金融主体的开放不足。由于中国碳排放权金融资产属性尚不明确，金融机构被排除在全国统一碳市场之外，不能在其中充当做市商等角色，导致碳交易不活跃。从碳金融服务体系来看，碳金融服务水平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专业化碳金融投资机构、信用评级机构等中介机构尚未发展成熟，碳交易代理、碳资产管理、碳顾问与信用评估等增值服务和碳理财投资咨询服务体系不完善，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的资金支持和金融服务支持。从金融监管层面来看，国家层面尚未有相关碳金融监管规则，碳金融监管主要以试点地区政府出台的操作指引、业务指引等文件为依据，制度位阶不够高，导致碳金融市场稳定性、透明性不足。

（三）标准体系不完善，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低

中国碳交易市场的政策标准尚不完善，各方面的标准体系设计未考虑市场对外开放、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碳交易市场国际化程度低。一方面，总量设置、初始配额分配等方面的标准与国际标准不一致。我国总量设置较为宽松、初始配额分配以免费为主，市场稳定储备机制不完善，容易导致碳交易市场供给过多、碳价过低、交易不活跃。研究显示，我国碳配额价格在50元/吨上下波动，在国际上属于显著偏低水平，中国控排企业的实际度电碳成本远低于欧盟，不利于中国与国际市场接轨、吸引低碳技术投资⑨梅德文：《完善中国碳市场定价机制破解发展和碳中和的两难》，《阅江学刊》2021年第3期。。相比之下，国际市场碳交易市场机制相对完善，如设置较严格的总量控制、实施市场储备稳定机制、逐步提高初始配额的拍卖比例等，其碳价格信号作用发挥更明显。另一方面，中国碳交易市场未实现跨区域连接。目前，国内各试点碳市场尚未打通，碳价格、交易量存在显著的区域特征，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尚未与国际市场建立连接关系。市场连接的基础是价格、总量、产品等系列要素趋同，标准体系相似，而中国碳交易市场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政策标准尚不完善，国际化程度不足。

（四）定价话语权缺失，碳交易绑定人民币基础薄弱

从国际看，碳交易市场定价权被发达国家牢牢掌握，我国在碳市场定价和交易中处于从属地位，欧元是现阶段碳交易计价结算的主要货币，人民币计价结算比重低。碳交易市场发育程度与交易量、交易价格密切相关，与欧盟碳交易市场相比，我国碳交易市场的交易量、市场活跃度等方面的发展比较滞后。同时，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也处于价值链低端位置，定价话语权较弱。根据《京都议定书》，中国是最大的CDM供给方，但中国企业不能直接与发达国家需求者进行交易，减排项目必须依托欧美国家交易平台，交易者在一级市场向国际交易中介购买经第三方核证的减排量，交易方式、计价结算方式、价格、程序及手续只能由第三方代办而中国不能自主决定。

五、政策建议

在碳交易市场兴起与全球货币体系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为实现我国“双碳”目标，并积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战略，需将我国碳交易市场发展与人民币国际化统筹谋划，积极构建对外开放且有全球竞争力的碳交易市场。

（一）完善机制建设，增强碳交易国际化发展动力

碳交易市场的规模发展是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核心动力。因此，要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部署，持续发展我国碳交易市场。一是探索扩大交易主体引入机制。推动将其他高耗能行业，如石化、化工、建材、钢铁等逐步纳入碳交易市场；探索将甲烷等其他污染气体纳入管控范围；整合分区域交易模式，完善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逐步扩大市场规模。二是培育活跃的市场交易机制。在碳排放权配额免费发放制度的基础上，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向有偿竞拍和免费发放的混合阶段推进，不断提高有偿竞拍比重。同时，完善配额拍卖机制，保证市场供需的稳定，从而为碳价提供支撑。三是强化约束考核机制。建立健全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双控”制度，压实地方政府主体责任，将控制目标细化分解至各行业、各地区，增强各行业、各地区参与碳交易市场的积极性，逐步扩大碳交易市场规模。

（二）深化金融创新，释放人民币碳交易市场活力

碳金融发展机制是推进碳交易货币国际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要系统研究构建碳金融市场发展架构，不断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建设。一是完善碳金融监管政策体系。加快立法确定碳排放配额及其衍生品的金融属性，并推动将其纳入金融监管体系。规范碳金融市场信息披露机制，明确各类信息公布的时间、内容及风险提示。建立跨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对潜在风险和异常情况做到及时预警、应对及化解，打击市场中的过度投机、欺诈、操纵等违规行为。二是创新碳金融工具和产品。重点发展碳排放期货产品，探索推出以碳排放权为标的物的期货、期权、远期、互换等各类碳金融衍生产品，发挥价格发现和风险规避功能。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拓宽控排企业节能降碳资金来源，为碳交易市场提供流动性，提升碳交易市场融资吸引力。三是助推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市场。适当放宽准入，有序增加市场主体，鼓励银行、保险、证券及相关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参与碳市场交易，引入更多机构投资者提升市场交易活跃度。四是培育碳金融基础服务体系。积极引入国内外先进的碳金融交易第三方评估机构，逐步扩大碳金融交易市场主体范围。支持和鼓励国内发展一批咨询、评估、代理、评级等第三方中介机构，并推动与国际企业接轨，形成碳金融发展新业态。

（三）优化标准体系，促进碳交易市场国际化衔接

碳交易标准国际化体系建设是推进跨国、跨区域市场交易，进而促进货币国际化的重要手段。因此，要系统研究优化标准，促进我国碳交易市场国际化发展。一是推动标准体系国际化。完善国内碳交易市场体系设计，推动价格、总量、产品等系列要素与国际标准趋同，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促进碳交易领域的国际合作，积极参与交易、结算、交割、监管等规则的国际化标准制定，提升国际化水平。二是推动跨国项目连接。发挥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平台效应，推动跨国CCER项目合作有机衔接。对内，研究出台相关CCER 项目全流程管理的配套细则，加快CCER项目重启，形成稳定的市场预期；对外，借助抵消机制推动跨区域碳交易市场的连接，为“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实现以人民币计价的低碳项目合作提供更多选择。三是推动跨区域市场连接。探索建立跨区域碳交易市场单边连接机制，逐步推向双边、多边市场连接，提升我国在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链地位，促进碳交易市场国际化纵深发展。

（四）推进对外开放，提升人民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话语权

碳交易市场定价能力与碳交易市场发育程度、国际碳交易机制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要不断推进对外开放，提升人民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话语权。一是持续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支持上海、香港分别建设在岸、离岸绿色金融中心，提高碳交易市场人民币资产流动性，为人民币碳交易计价结算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二是探索并适时设立“国际板”。借鉴上海黄金交易所“国际板”相关经验，探索设立我国碳交易市场“国际板”，提升国际投资者使用人民币投资中国市场的便利性，以及参与中国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吸引更多国际投资者、产业链布局中国，增强人民币在国际碳交易中的计价结算话语权。三是推动人民币“走出去”。在推进跨区域市场连接基础上，利用CDM项目市场具有绝对的买方市场特性，支持有条件的控排企业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购买核准减排量，提升我国在买方市场的国际地位，增强人民币在项目交易计价结算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