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宝

近年来，受考场环境、阅读时间、试题命制及答题规范等因素制约，对高考现代文阅读文学类文本进行适当删改，成为试卷命题者采用的常规策略之一。2022年全国高考8套语文试卷，均在一定程度上对选用的文学类文本做了删改处理，其中尤以新高考Ⅰ卷对入选的小说文本《江上》进行的压缩和删改为甚。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课程标准》）倡导整本书阅读和以情境任务作为试题主要载体的改革趋势和命题逻辑下，以删改后的文学类文本作为命题材料，有其现实合理性。 根据课程标准和考试大纲要求，对符合主流价值导向、思想内容丰富、语言表达规范的经典作品做篇幅和表达上的删改，以适应命题需要，这是当今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考查中的普遍现象。但从理性角度和操作层面来看，命题者删改的标准和依据何在？删改行为是否有不尊重原作及作者之嫌？删改掉的语料是否影响作品的原生态和内在整体性？删改后的阅读材料是否有迎合答题需要的投机性？诸如此类的问题，应当引起高中语文一线教师、高考语文试卷命题者和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一、《江上》的删改情况

《江上》节选自诗人冯至1942年创作的中篇历史小说《伍子胥》，故事取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人伍子胥为父兄复仇的故事。《伍子胥》分《城父》《林泽》《洧滨》《宛丘》《昭关》《江上》《溧水》《延陵》《吴市》9章，共12万字。入选2022年新高考Ⅰ卷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材料《江上》，取自原著的第6章，原文3200多字，删改压缩后仅保留了1800多字，删去部分占原文篇幅近44%。

如此删改，看似减轻了考生的阅读负担，并未影响试题设计与答题线索之间的内在联系，但在舍弃原著8个章节的基础上，又进行如此“大刀阔斧”的删改，难免会破坏原著的原生态面貌和节选部分的章节自主性。作品的完整性和流畅性如何维护？命题者文本删改的权限和边界如何划定？是否有必要打破求稳心理作祟下的命题惯性和延续性，拓宽命题思路，将合乎命题规范、未经删改处理的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纳入选文范畴？聚焦这些问题展开追问和反思，或将有助于高考語文命题质量的不断提升，为高中语文课堂阅读教学的守正创新提供有益借鉴。

二、非如此不可吗？——从三个维度进行反思

（一）违背了阅读的整体原则

高考文学类文本阅读测试的主要目的在于考查学生的理解、分析、鉴赏和评价的能力，这四种能力的培养始于理解能力的强化，而落实这一目标的基本路径就是整体阅读。整体阅读也可称为系统阅读，它要求学生从阅读目的出发，首先从宏观上把握作品的整体形态和创作旨向，再聚焦文本局部进行细节分析，最后回到整体进行验证确认和归纳总结。这种“整体—局部—整体”的阅读模式，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又比较贴近学生的阅读能力和接受心理，因而在师生的阅读实践中使用较多。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对高考文学类文本进行删改是为了适应命题需要，这本身就存在逻辑推理的先天不足和目的先行的现实尴尬。同时，删改行为本身不可避免地抹去了看似无关紧要的文本细节，而使作品（篇章、段落、句子）的整体形态遭到破坏。

《课程标准》中明确将“审美鉴赏与创造”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并通过“整本书阅读与研讨”学习任务群的教学实践来达成课程目标的新高考改革，高考语文试卷命题不应忽略阅读的整体原则和侧重考查整体感知的命题指向，而应以“情境为载体，依据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过程和结果来评定其素养水平”。“真实情境”既包括情境的真实性，又与作品的整体形态密不可分。

（二）弱化了原文的艺术特质

《伍子胥》全书9章均以地名为标题，这些地标概念在具象空间里串连起了主人公的流亡路线图，在主人公的现实漂泊和灵魂之旅中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一面“将故事从‘情节’锻造成人物精神的一段成长历程的‘情结’”（魏源源、董蕾，《坚韧的流亡，诗意的复仇——冯至诗化小说〈伍子胥〉的精神内核再解读》，《名作欣赏》2012年第6期），一面着意书写一种融合了绚烂色彩与和谐音调的“忧郁而神秘的情调”。钟情于此种浪漫情调的冯至创造性地将中国古典诗歌的意象和西方现代主义的象征手法融入小说叙事，融合了生命思考和诗性色彩的山水风物，在伍子胥的流亡途中随处可见，“浓厚的存在主义哲学思辨色彩使得小说具有极强的现代主义特质”（陈婵，《错位与重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伍子胥〉的接受与阐释》，《中国文学研究》2016年第1期）。隐喻性场景呈现与主人公起伏无定的情绪体验互为表里，共同织就了作品散淡、超脱的艺术特质。

无论是林泽茅屋、夕阳晚渡，还是溧水一饭、宛丘墓园，作者无不将生命的沉思灌注其中，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冯至自觉营造出一种孤独与火热交错、感性与理性缠绕的神秘氛围，并以此贯通情节前后的思想逻辑和情感逻辑，作品的完整统一、行文的参差错落和情绪的起伏变化也因此得以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伍子胥》第6章《江上》一经删改，其原有的典型艺术特色，便随着许多看似无关紧要的闲笔和意象的被剥离而弱化。吊诡的是，恰恰是因为这些闲笔和意象被赋予了作者意志和所指意义，作品风格才具备了外在典型性和内在统一性。

这里略举两例为证。《江上》的开篇部分，作者呈现了一个伍子胥出昭关后的美丽新世界，借此奠定本章舒缓的抒情基调。但可惜的是，命题者删去了下面这段具有领起功能和铺垫作用的文字——“向南望去，是一片人烟稀少的平原，在这广大无边的原野里，子胥渴望着，这时应该有一个人能分担他新生的幸福。”在作品的后半部分，命题者毫不犹豫地删去了一段兼具过渡功能和人物心理塑造作用的诗性文字——“黄昏后，江水变成了银河，月光显出它妩媚的威力，一切都更柔和了。对面的江岸，越来越近，船最后不能不靠岸停住，子胥深感又将要踏上陆地，回到他的现实，同时又不能不和那渔夫分离。”

坦率地说，命题者做出以上的删改处理，遮蔽了学生答题的潜在线索，试题的难度和区分度因此得以提升，但这种说法显然不足为据。换一个角度看，假如原文中类似上述两例的文质兼美的语句不被删除，那么作品原有的艺术特色也就不会被冲淡，考生可以在细读文本后获得精准答题的成就感，如此，何乐而不为呢？

（三）破坏了语料的逻辑结构

当高考语文命题对文学类文本的删改成为既定事实时，对删改后的语料内容体系和逻辑结构的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包括文学类文本在内的高考语文阅读材料并非不能删改，但前提是不得破坏原文的整体形态，或是建构新的独立完备的文本形态。

通过将《江上》原文和删改后的版本进行比较，并结合试题命制和答题情况综合分析，可以作出如下判断：此次删改差强人意，删改后的语料在逻辑结构的完整性方面处理得不够理想。细读原文，可以清晰地梳理出《江上》的行文脉络：作者以伍子胥出关后的行踪推动时空情境的动态变化，并通过角色视角下的所见所闻丰富外在场景的隐喻色彩、投射人物内在的情绪变化，进而建立起明暗双线交织的逻辑结构（如表1所示）。

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作为阅读语料的《江上》删改版几乎保留了上表中的所有行文要素，唯一缺失的是伍子胥离舟上岸、与渔夫告别后的一段心理描写：“子胥独自立在江边，进退失据，望着那只船越走越远了……”这样一次删减，看似无关痛痒，却扎扎实实破坏了阅读语料逻辑结构的完整性，特别是“进退失据”这种神来之笔的退场，更是带来了一系列阅读层面的连锁反应：一是导致伍子胥两次情绪起伏缺失了收束性的一环，删改版未将人物心理导向渡江之前 “局促不安”的初始状态，人物的内心冲突也因此弱化。二是打破了伍子胥与渔夫相遇并得以渡江这一情节所对应情境的完整性和封闭性。冯至在小说第八章《延陵》中写道：“渔夫的白发、少女的红颜，只不过使子胥的精神得到暂时的休息，是他视界里的一道彩虹，并不能减轻一些他沉重的负担……”因此，子胥平坦柔和的心境理应随着渔夫的远去而跌回“进退失据”的纠结状态，而不是期待再次相遇的怅然若失。三是容易将“复仇”主题悬置，导致考生对文本产生误读，伍子胥与渔夫告别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你渡我过了江，同时也渡过了我的仇恨……”结合史料记载、创作背景和上下文语境，这里的“渡过”当理解为复仇计划因顺利渡江而得以延续，“冯至将伍子胥的漫游定义为还乡，又指出只有积極的政治行动、而非向后倒退或隐匿山林才能完成还乡”。（罗雅琳，《〈伍子胥〉中的政治时刻——冯至的西学渊源与20世纪40年代的“转向”》，《文艺研究》2018年第5期）但“进退失据”这样的关键信息被删去后，“渡过”一词可能衍生出“消解”“化解”等歧义，阅读语料也因此无法和试题的内在递进逻辑形成整体呼应，进而可能对考生答题形成干扰。

从高中语文教材篇目的编制到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材料的处理，“删改”已是普遍现象。为提升命题质量、确保测试效果，命题者根据需要对所选文本进行适当删改和处理，无可厚非也不乏成功的范例。但在针对高考阅读材料的删改尚无科学、明确、统一的标准可循的前提下，删改行为有违高考的严肃性、有悖整本书阅读的大趋势、有扰考生答题等弊端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命题者删改选文当慎之又慎，切忌改变原文主旨、脉络、语流，影响原文的行文逻辑和整体形态。

单位：浙江金华高等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