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繁兴 张 恒 冯 俊 陆世贞

公平正义是依法治国的重要价值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有赖于司法公正。然而,冤假错案的发生严重侵害了群众的人身权益,严重损害了执法公信力。一般来说,采纳被告人的虚假供述作为定案依据是造成刑事冤假错案产生的根本原因。(1)参见赵雪莲:《脆弱性视角下未成年人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与阻断路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虚假供述进而防范冤假错案的发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的重要体现,也是践行党的二十大关于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重要体现。

由虚假供述引发的刑事冤假错案使犯罪嫌疑人的供述问题受到了关注。由于口供对定案依据的直接证明作用和与其他证据之间的重要印证作用,古今中外口供的证明力在案件侦破、起诉和审判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难以被其他证据形式替代。(2)参见白冬:《口供之诱与惑——基于结果、真相与权力的相关性分析》,《理论探索》2019年第4期。对已经到案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依法审讯获得的口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定证据类型之一。而在审讯中通过威胁和引诱等语言收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是造成其进行虚假供述的主要原因。

语言是审讯和供述的介质,收集和审查口供的审讯语言集中反映了审讯员的意图和策略。审讯语言的构成及其认知力量对实质性问话的效果至关重要。(3)参见毕惜茜、陈小明:《侦查人员讯问语言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严禁以威胁、引诱等方法收集证据。实际上,威胁和引诱的审讯语言是一柄“双刃剑”,既是打击刑事犯罪难以舍弃的审讯谋略体现,又具有引发虚假供述的风险。(4)参见权大国:《职务犯罪审讯“威胁、引诱、欺骗”方法的认识与把握》,《学术论坛》2014年第1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严格公正司法”,将“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作为新时代新征程的重要使命任务。对于审讯活动来讲,对审讯语言进行规范化、正当化的改造可以从源头上降低或杜绝虚假供述的发生。(5)参见孟婕:《论虚假供述的诱发及遏制——以美国Reid讯问法为研究视角证据科学》,《证据科学》2018年第6期。因此,如何增强审讯语言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如何进一步规范审讯员的审讯语言,从而降低引发虚假供述的风险,是摆在公安理论与实践研究者面前不可回避、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大背景下,本研究试图探索威胁和引诱的审讯语言引发虚假供述的框架效应机制,以期降低和防范由不当使用审讯语言造成的虚假供述风险,以司法之力维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一、现状与问题

(一)审讯与供述的语言情境

审讯是在侦查人员有理由相信犯罪嫌疑人有罪之后,以调查了解事实真相为目的,在可控环境下进行的带有指控性和强制性的对话活动。(6)参见刘涛:《侦查讯问中威胁、利诱、欺骗之限度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一般来讲,被审讯人生理和心理的个人因素对其供述决策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不可控性;而情境因素对其做出虚假供述有重要的影响,属于可控性因素。(7)参见陈欢、罗大华、薛雄庭:《虚假供述影响因素及法律控制》,《心理科学》2012年35期。审讯过程中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模式主要受到情境性因素的影响。(8)参见毕惜茜:《侦查讯问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情境因素即审讯中供述人所处的“硬”“软”环境因素,如审讯室设施、审讯语言等。相对于标准化的审讯室硬件条件而言,审讯语言环境作为审讯中主要的“软”情境,既是使被审讯人做出虚假供述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审讯员所能施加影响和提高的主要方面。作为法定侦查行为,审讯语言的使用需要结合法律要求、案件情况和犯罪嫌疑人心理特征规律辩证运用,因此对审讯语言构成特征和规律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实际审讯情境中,审讯员使用不当的语言信息是造成犯罪嫌疑人进行虚假供述的主要原因。审讯员通过主动呈现语言信息刺激的方式创设具有强烈心理意义的审讯情境,进而获取犯罪嫌疑人掌握的线索、证据及其供认书。而犯罪嫌疑人高度置身于这个由审讯员创设的特定语言信息情境当中,并在审讯员的不同问题和措辞的语言信息刺激下形成不同的心理感受和生理、行为反应(如虚假供述)。(9)参见毕惜茜:《审讯中侦查人员提问的问题编制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也就是说,审讯情境中的信息如何被语言描述和构建对被审讯人的供述行为产生重要影响。虚假供述的产生也必然由审讯情境中的语言信息所影响,是在审讯语言信息作用下产生的违背常规做法的非理性行为。

(二)引起虚假供述的审讯语言

从行为特征角度来看,虚假供述(False Confession)是指供述人对自己未曾做出的某种犯罪行为或者犯下的某项罪行进行了供认。(10)Kassin S M &Gudjonsson G H. The Psychology of Confession Evidence: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Issu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2004(2):5,33-67.虚假供述的巨大危害集中表现为“无罪的人认罪”,形成严重的负面司法后果和社会后果,进而造成冤假错案的发生。(11)参见刘建清:《虚假供述的因素及其对策分析》,《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7年第6期。由于相关法律法规限制以及存在污染供词的可能性,作为非办案人员的研究者难以对已到案犯罪嫌疑人的心理行为规律开展相关准实验研究。因此,以往研究主要从三条路径探究引发虚假供述的审讯语言规律。

第一条路径聚焦于探究审讯语言的结构、表达方式、策略及其心理效果。关于语言结构,黄天铸(2022)认为审讯员需要谨慎对待策略性问题编制中可能含有威胁、引诱表征的情况,审讯问题的跳跃式编排有助于检验和辨识虚假供述。(12)参见黄天铸:《侦查讯问中问题编制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2年。关于表达方式,赵雪莲(2021)的研究表明在审讯高压环境下,威胁、许诺等不同方式的审讯语言表达激发了虚假供述生成的心理动力机制,因此审讯语言的运用应该符合未成年人的认知水平。(13)参见赵雪莲:《脆弱性视角下未成年人虚假供述的生成机制与阻断路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关于语言策略,赵东平(2014)认为运用夸大诱供策略定位被审讯人的供述矛盾、满足被其自我心理强制存在引发虚假供述的可能性。(14)参见赵东平:《论美国九步审讯法中的“夸大策略”及其借鉴意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0期。

第二条路径主要采用语料分析法或内容分析法剖析虚假供词的内在规律。Lowrey和Ray(2015)采用叙事法发现真假供词之间有意义的差异发生在话语层面。辩解和转嫁责任的语言特征在真实供述供词中体现明显,而在虚假供述供词中没有明显体现;在真实供词中被审讯人对实际犯罪事件进行了更多评价,而在虚假供词中则少有对这些事件的评价。(15)Lowrey B V &Ray S. Mitigating Murder: The Construction of Blame in True and False Confession. Discourse Studies,2015(3):17,282-298.Gaines(2018)采用定性语料法对两名审讯员在一次审讯的对话进行分析后发现他们先后采用或操纵“线索透明度”“堆叠新线索”“设置标记点”和“明确披露”的方式影响了被审讯人的话语过程,从而引发了其虚假供述。(16)See Gaines P. Discourse Processes and Topic Management in False Confession Contamination by Police Investigator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the Law,2018(2):25,175-204.Rizzelli(2019)对37份虚假供述供词和98份无争议供述供词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虚假供述供词中非人称代词的出现频率更高;无争议证词中的连词和人称代词出现频率更高,并且第一人称“我”后面通常有一个实义动词。(17)See Rizzelli L. Linguistic Features of False Confessions and Confessions not in Dispute: A Corpus Analysis. Student Theses, 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2019.

第三条路径主要采用模拟实验法探究虚假供词的特征及心理语言学规律。Appleby等(2011)在对20份刑事虚假供词分析后发现其具有深度结构化和细节化的特点。随后采用模拟实验法进一步探究细节化供词的可信度。结果表明,高细节化陈述具有更高的有罪可信度;包含犯罪动机的陈述具有更高的有罪可信度;在低细节化条件下,含犯罪动机陈述具有更高的有罪可信度。(18)See Appleby S C, Hasel L E &Kassin S M. Police-induced Confess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ir Content and Impact. Psychology, Crime &Law,2013(2):19,111-128.

上述三条路径的研究表明,不当使用审讯语言污染供词增加了虚假供述发生的可能性和可信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审讯语言可能污染供词进而造成虚假供述的可能性不了解、不重视、不谨慎,误用审讯语言引发虚假供述。另一方面,尽管夸大事实等审讯语言的组织和编排策略有助于获取线索和证据,也潜藏着因过度使用而引发虚假供述的巨大风险。基于以往引发虚假供述审讯语言类型的丰硕研究成果,本研究进一步深入解构引发虚假供述审讯语言的内在特征和规律,细化并定位具有何种特征的威胁、引诱语言更易引发虚假供述,为有针对性地合规排除或有选择地合理使用威胁、引诱审讯语言提供有力的证据支持。

(三)审讯语言框架

虚假供述反映了个人行为违背了自己的最大利益的特征。(19)Rassin E &Isra⊇ls H. False Confessions in the Lab: A Review. Erasmus Law Review,2014(4):7,219-224.被审讯人经过权衡利弊的思考之后承认了自己没有做过的犯罪行为或者相应的罪名,这种典型的行为特征与经典的“理性人假设”相悖。根据前景理论,在不确定情况下人们面对“损失”时更偏好风险追求,面对“获得”时更偏好风险规避。实际上,虚假供述的过程是对审讯员语言信息刺激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的过程。被审讯人在大脑中对审讯人的审讯语言进行编辑和加工,并考量不同表征的审讯语言可能对自己带来的“获得”和“损失”,进而做出虚假供述的决策行为,呈现出典型的框架效应特征。

框架效应(Framing Effect)反映了对同一问题采取逻辑意义上相同或相似而表达呈现方式上不同的处理后导致的不同认知和行为偏好。(20)Tversky A &Kahneman D.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1981(4481):211,453-458.框架效应表明事物呈现或表达的方式影响人们对发生的事件进行理解和回应,常被用于组织或构造事件含义的表达。在不改变事实基础的前提下,不同的信息框架表达可以使听众形成不同的看法。比如,相比“一块肉中有25%肥肉”的表达,“(同)一块肉中有75%瘦肉”的表达更能引发人们的购买行为。类似地,对于审讯语言来讲,基于相同证据或线索事实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也很有可能引发被审讯人不同的行为反应。

实际上,被审讯人在审讯中面临着进行真实供述还是虚假供述的两难选择,其行为决策过程同样受到目标风险和时间折扣的影响。(21)参见吴凡:《虚假供述形成的心理原因及防范——以认罪认罚案件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21年。基于前景理论的目标框架(Goal Framing)构建了行为与目标之间的关联。目标框架的重点是行为的存在或不存在如何与目标的实现或未实现相关联。在目标框架下,获得框架和损失框架都关注同一个目标行为(比如是否承认偷了电脑)。呈现获得框架和呈现损失框架可以对决策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获得框架聚焦关于付诸某个行为的积极后果,而损失信息则侧重于不作为的消极后果。(22)Levin I P, Schneider S L, Gaeth G J. All Frames 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8(2):76,149-188.而且,解释水平理论提出了时间距离(Temporal Distance)对个人评估事件的积极或消极程度具有重要影响。人们更倾向于以具体和语境化的方式解释关于当下的信息,以抽象和去语境化的方式解释关于遥远未来的信息。针对于不同的对象和获得、损失情况等,人们在面向现在和面向未来的时间距离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偏好。(23)Kim J. The Effects of Goal Framing on Energy Drink Consump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mporal Framing.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2019(2):12,268-287.

在审讯中,威胁语言和引诱语言并非对被审讯人的身体或生理施加压力,而是施加了认知上的强制力。(24)参见毕惜茜:《侦查讯问方法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威胁语言通常是指为获得被审讯人口供而使用损害其利益或自尊等的胁迫性语言,(25)参见赵东平、祝光红:《职务犯罪侦查五种高效讯问法(上)》,《中国检察官》2009年第2期。如“不交代没有好果子吃”。威胁语言本质上具有损失目标框架的本质特征,其含有的消极后果与否认的供述行为相关联。引诱语言是指向犯罪嫌疑人许以利益或好处来获得其口供的语言,如“如果主动交代,就可以回家”。(26)参见毕惜茜、陈小明:《侦查人员讯问语言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引诱语言本质上具有获得目标框架的本质特征,其含有的积极后果亦与承认的供述行为相关联。由于获得或损失目标框架对目标行为的影响有赖于后果发生时间的远近特征,(27)Kim J. The Effects of Goal Framing on Energy Drink Consumpt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mporal Framing. Applied Psychology: Health and Well-Being,2019(2):12,268-287.威胁的审讯语言可以被构建为“现在—损失”和“未来—损失”的表述;引诱的审讯语言可以被构建为“现在—获得”和“未来—获得”的表述。由此,威胁、引诱语言对虚假供述的影响具备了进一步解构和深入探究的条件。本研究基于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理论,探究“现在—损失”“未来—损失”的威胁语言与“现在—获得”“未来—获得”的引诱语言在不同认知主题上引发虚假供述的差异。

二、设计与实施

(一)样本来源

随机参与并按要求完成了在线问卷作答的大学生共计459人,平均年龄19.9岁(17—24岁,SD=0.061)。其中,男性252人,女性207人,分别占54.9%和45.1%。他们被要求在每个主题的四道题项当中选出最能使其承认偷了电脑的一道题项。

(二)案例背景

参照以往真实案件中虚假供述行为发生的实际情况和研究实施的可行性、可操作性编撰了盗窃案件的背景材料。具体案情为一起在学生宿舍内丢失一台价值11000元笔记本电脑的情形被警方以盗窃案件立案并开展侦查。假定作答者没有偷盗笔记本电脑而被列为嫌疑人并在审讯室内接受讯问。

基于被审讯人的认知特征和审讯员的审讯语言特征,(28)参见吴涛、彭国胜:《法律认知与我国民众的政治信任》,《青岛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并与相关领域专家讨论后确定问卷的主题结构和具体的、有代表性的审讯语言表述,将审讯语言的认知结构概括为四个主题方面:道德规范,即是否承认与道德规范间关系的认知;法律程序,即是否承认与法律行为方式和时序之间关系的认知;量刑程度,即是否承认与所应承担量刑处罚结果之间关系的认知;社会后果,即是否承认与造成社会影响之间关系的认知。

四个主题下分别包括四个审讯语言表述作为题项,即两个“现在—损失”“未来—损失”的威胁语言表述,以及两个“现在—获得”“未来—获得”的引诱语言表述,共计16道题项。例如,在法律程序主题中的“未来—获得”的题项表述为“如果你承认是自己偷的,你将不会被起诉”;在社会后果主题中的“现在—损失”题项表述为“如果你不承认是自己偷的,立即通过老师、同学和家人对你展开全面调查”。对于何种审讯语言更易引发虚假供述的研究问题,结合目标框架研究中常见的对目标行为频次分析方式,(29)Levin I P, Schneider S L &Gaeth G J. All Frames Are Not Created Equal: A Typology and Critical Analysis of Framing Effec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1998(2):76,149-188.作答者在每个主题中选出最易使其承认偷了电脑的语言表述,以辨识出何种语言构成更易引发虚假供述。

(三)测量工具

编制含有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的复合结构测量题项,并检验其科学性和合理性,为研究提供合适的研究工具。在研究实施之前对编制的题项进行预试检验,在线招募196名大学生完成了问卷,他们被要求对每个题项的表述引起虚假供述可能性的程度做出李克特式五级评分,即从1(完全真实地供述)至5(完全虚假地供述)。样本平均年龄20.7岁(18—24岁,SD=1.329)。其中,男性115人,女性81人,分别占58.7%和41.3%。

四个主题的内部一致性信度较好,α值介于0.886—0.903之间。(表1)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四因素累计解释率为81.101%,各题项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257—0.866之间。(表2)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模型拟合较好(χ2/df=1.652,CFI=0.925,TNI=0.903,RMSEA=0.083,SRMR=0.068),各题项在所属因素上的载荷介于0.156—0.968之间。四维度CR值介于0.761—0.871之间,均大于0.7,表明组成信度较好;四维度AVE值介于0.447—0.653之间,均大于0.4,聚合效度较好。其中,第9题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的载荷较低(r=0.257),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的载荷较高(r=0.812);第1题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的载荷较高(r=0.697),在验证性因素分析中的载荷较低(r=0.156),但是此两题均没有在两次因素分析中的载荷都较低的情况。由于本研究中的题项设计具有较高的内容结构性、较强的表意丰富性和较强的结构完整性,而且后经计算CR值和AVE值表明,此两题并不影响所在主题维度的组成信度和聚合效度,遂将所有题项全部纳入研究实施当中。

表1 描述分析、内部一致性和因素分析结果

(四)统计方法

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描述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卡方分析。采用Mplus8.0软件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

三、分析与结果

(一)性别、年龄、主题与目标框架间的卡方分析

性别与目标框架的交叉效应不显著,χ2=0.517,p=0.472,(表2)且两者间不存在关联,Phi(φ)=0.017,p=0.472。年龄与目标框架交叉效应显著,χ2=18.524,p≤0.01,两者间存在低度关联Cramer’s V=0.1,p<0.05。审讯语言主题与目标框架的交叉效应显著,χ2=173.551,p<0.01,主题与目标框架之间存在中度关联,Cramer’s V=0.307,p<0.01。基于原假设观察频次大于期望频次,且调整后的标化残差值大等于3时,道德规范、量刑处罚主题中的获得框架及法律程序主题中的损失框架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

性别、年龄、主题与时间距离间的卡方分析。性别与时间距离的交叉效应不显著,χ2=0.488,p=0.485,(表2)且两者间不存在关联Phi(φ)=0.016,p=0.485。年龄与时间距离交叉效应不显著χ2=4.129,p=0.765,两者间不存在关联Cramer’s V=0.047,p=0.765。审讯语言主题与时间距离的交叉效应显著χ2=123.275,p<0.01,主题与时间距离之间存在低度关联Cramer’s V=0.259,p<0.01。基于原假设观察频次大于期望频次,且调整后的标化残差值大等于3时,社会后果主题在现在时间距离以及道德规范在未来时间距离上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

表2 性别、年龄、主题与目标框架、时间距离间的卡方分析

(二)认知主题与引诱、威胁复合结构语言的卡方分析

为了探究主题与复合结构的引诱、威胁语言间的关系,本研究分别对主题与引诱、威胁语言进行卡方分析。结果表明,主题与引诱语言类型间交叉分析显著,χ2=73.171,p<0.01,(表3)表明不同主题在不同类型引诱语言上引发虚假供述的频次不同。主题与引诱语言类型之间存在低度关联,Cramer’s V=0.249,p<0.01。基于原假设观察频次大于期望频次,且调整后的标化残差值大等于3时,主题与复合结构引诱语言的关联主要体现在道德规范、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在社会后果主题上,“现在—获得”引诱语言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在道德规范和法律程序主题上,“未来—获得”引诱语言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

而且,主题与威胁语言类型间交叉分析显著,χ2=110.267,p<0.01(表3),表明不同主题在不同类型威胁语言上引发虚假供述的频次不同。主题与威胁语言类型之间存在中度关联,Cramer’s V=0.409,p<0.01。基于原假设观察频次大于期望频次,且调整后的标化残差值大等于3时,主题与复合结构威胁语言的关联主要体现在道德规范、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在道德规范主题上,“未来—损失”威胁语言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在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主题上,“现在—损失”威胁语言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

表3 主题类型与复合结构语言间的交叉分析

四、讨论与建议

(一)审讯语言的目标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审讯语言中存在框架效应。道德规范、法律程序、量刑程度和社会后果四个主题在获得、损失目标框架之间的卡方分析显著。以往研究表明,获得框架易引起更多的目标行为,(30)Liu S X, Yang J Z &Chu H R.Now or Future? Analyzing the Effects of Message Frame and Format in Motivating Chinese Females to Get HPV Vaccines for Their Children.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2019(1):102,61-67.也有研究发现损失框架易引起更多的目标行为。(31)Peng L, Guo Y &Hu D. Information Framing Effect on Public’s Intention to Receive the COVID-19 Vaccination in China. Vaccines,2021(9):9,995.究竟是获得框架还是损失框架对目标行为起作用主要取决于目标行为的特点及其发生的情境特征。(32)Krishnamurthy P, Carter P &Blair E. Attribute Framing and Goal Framing Effects in Health Decision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1(85):382-399.本研究中以盗窃案件为情境背景、以供述为目标行为开展研究,并发现利益获得框架表述中的社会线索引发了更多虚假供述(n=1176,占64.1%),呈现出了典型的情境性。

而且,研究结果表明审讯语言中存在时间距离效应。道德规范、法律程序、量刑程度和社会后果四个主题在现在、未来导向的时间距离上均存在差异。相比未来的时间距离,聚焦于现在时间距离的审讯语言更易于引发虚假供述(n=1137,占61.9%)。根据解释水平理论,相比抽象的、模糊的未来时间距离,具体的、清晰的现在时间距离影响了作答者对审讯结果价值和重要性的判断,(33)Trope Y &Liberman N. Temporal Construal and Time-Dependent Changes in Preferen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0(6):79,876-889.进而更易引发虚假供述。也就是说,对供认与否所带来后果价值的解释随着作答者对现在、未来心理距离的感知发生了变化。

(二)不同主题下的复合条件语言表达

研究发现在主题与引诱表达的关联当中,“现在—获得”的社会后果主题表达上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未来—获得”在道德规范和法律程序主题表达上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在主题与威胁表达的关联当中,“现在—损失”的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主题表达上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未来—损失”的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主题表达上更倾向于引发虚假供述。研究结果表明,主题与引诱、威胁语言表达均有显著关联,这种关联关系主要体现在道德规范、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三个方面。对于笔记本电脑盗窃的案情,道德规范、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三个主题隐含着更强烈的社会线索信息,其在带有结果指向的获得、损失目标框架与现在、未来时间距离的复合条件语义中体现更为突出。(34)参见段锦云、曹忠良、娄玮瑜:《框架效应及其认知机制的研究进展》,《应用心理学》2008年第4期。另一方面,高、低解释水平影响人们对目标信息属性的感知。以往研究表明,在一定的情境中,不同心理距离影响了人们对获得和损失的敏感程度。(35)White K, MacDonnell R &Dahl D W. It’s the Mind-Set that Matters: The Role of Construal Level and Message Framing in Influencing Consumer Efficacy and Conservation Behaviors.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2011(3):48,472-485.在盗窃案情背景下的不同目标框架与时间距离的复合语言条件中,不同的时间距离影响了作答者对目标框架属性的感知,使得“现在—获得”“未来—获得”引诱语言表述间有相异表现,以及“现在—损失”“未来—损失”的威胁语言表述间有相异表现。

(三)研究贡献与建议

本研究构建了威胁和引诱审讯语言的目标框架与时间距离的复合条件,深入探究了威胁、引诱的审讯语言表述对虚假供述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贡献。一是发现了审讯语言表述的目标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效应。目标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效应具有情境依赖性,以往研究发现了不同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在消费、金融、疫苗接种等行为决策领域的影响。本研究率先验证了审讯语言中存在目标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效应,进一步丰富了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的应用场景,为进一步研究审讯语言框架打下了坚实基础。二是运用信息框架和时间距离对审讯语言进行解构。本研究深化并拓展了前述以往引发虚假供述审讯语言的研究路径,创造性地将框架效应和时间距离应用于引发虚假供述的审讯语言解构之中,进一步丰富了言语主题和信息类型,验证了在审讯背景下的目标框架与时间距离的新关联。并且发现需要少用、慎用、不用面向现在的道德规范和社会后果方面的引诱语言,以及面向现在的法律程序和社会后果方面的威胁语言,深化了辩证的、有选择地使用威胁、引诱审讯语言的针对性和规范性,对于科学地运用和规制审讯语言、预防虚假供述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应然价值和应用价值。

因此,审讯员需要辩证理解、威胁、引诱语言在审讯活动中的作用。既要在预审工作中发挥审讯策略的重要作用,也要合法合理地规制相关审讯语言的使用,切实提高审讯水平,根据每个案件的特点把握审讯语言在公序良俗、道德秩序和法律法规等方面“度”的界限。一是要坚守法律底线,善用法律语言。研究结果表明,面向当下的、法律程序有关的威胁语言更易引发虚假供述。要在审讯中正确运用法言法语,注意与法律有关面向当下的威胁语言的内涵和外延可能造成虚假供述的可能性,避免对法律法规做出任意歪曲的解释。二是要严守道德底线,善用道德规范语言。在审讯中少用、慎用面向未来的道德有关引诱语言等,在公众认可的道德界限内对被审讯人进行引导和说教收集线索和证据,避免道德引诱语言的误用滥用。

(四)研究局限与展望

本文率先验证了信息框架和时间距离之于本土审讯语言研究的适用性,构建了威胁、引诱审讯语言的目标框架和时间距离的复合条件,并发现了引发虚假供述的威胁、引诱语言表述类型。这对公安学和侦查学研究实证范式的创新发展具有一定的启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本研究仍具有以下两方面的局限。

首先,在研究对象抽样及其特征方面的局限。由于研究问题的特殊性,研究过程中难以对在被采取强制措施期间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任何形式可能影响案件侦办工作的抽样研究,相应地也难以对犯罪主观方面差异形成的错供和谎供类型进行操纵检验。期待未来相关研究能逐步探索和开发在真实或更接近真实情境下引发被审讯人虚假供述行为语言特征研究的方法和技术。

其次,在研究情境和材料方面的局限。本研究以盗窃案件为案例情境、以四种认知主题作为研究材料探究不同语言表述对虚假供述行为的影响。而侦查工作面向案件类型具有多样性和差异性,审讯语言表达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这都要求开展更多研究来进一步检验、细化不同审讯语言在不同类型案件审讯中对虚假供述的影响。期待依循实证范式的审讯语言和虚假供述研究在此方面开展更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