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健军

一

这世界总得有个人来写悼词吧。这活儿我已经干了三年，累積下来，撰写的悼词快要上千篇了。也许我不是最合适的，可我一直在努力，以求把这活干得漂亮一些。

三年前，我还是常州亥市晚报的一名记者，主要从事社会新闻报道。我进晚报工作的时间不长，资历浅，一些重大活动或重大题材的报道轮不到我，报社自有挑大梁的角。我只能捡拾别人挑剩的边角料，残羹冷炙的，哪儿失火了，哪儿被盗了，反正都是上不得台面的杂碎。即便这样，我还不能不认真对待，晚报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万一哪天它垮塌了，我就惶惶然没有了去路。我要养活一家三口，妻子在晚报当清洁工，工资少得可怜，这还是报社领导体恤下属，要不然连清洁工都没得干。我起早摸黑，像条泥鳅似的，在大街小巷钻来钻去，收获甚微。

新媒体的崛起阻断了晚报的前程，眼见得大厦将倾，谁也不能力挽狂澜。有门道的人早已攀了高枝，鲤鱼跳了龙门，平日里的大牌没剩几个，离开都是迟早的事。置之死地而后生，没人相信后生了。像我这种根基浮浅的，无处可去，只能在这儿窝着，像干涸的池塘里的鱼一样苟延残喘。某天，报社忽然派给我一件差使，让我给一位患脑梗死猝然离世的副总编写一篇悼词。我很纳闷，虽说这是丧事，可对晚报来说是件大事，按惯例不应该落到我头上。后来，我思忖了一下，把派活给我的理由猜出了个一二。这位副总编活着时口碑不太好，贪财好色，待人苛刻，有时还爱使阴招，同事们对他颇有微词。他能够当上副总编，靠的却不是阿谀奉承、百般手段，而是过硬的业务能力，从普通记者一步一个脚印爬上来的。没想到他当上副总编后变脸了，变得让人嫌恶起来。我受到他批评的次数不比别人少，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挖苦和嘲讽。我没有记恨他，对于这样一个人，我好像恨不起来，反倒有点替他可惜。该怎么写他的悼词，没有人告诉我。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把仇恨写进悼词里，没必要羞辱一个逝去的灵魂，总之，我完成了任务，按时把悼词交了上去。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原宥的。事后，总编为此表扬了我，说悼词写得不错，只是至今我都没弄明白，他说的不错指的是什么。

我万万没想到这成了我以撰写悼词来谋生的预演。在晚报上班的后几年，我的家庭遭遇了不幸，十二岁的女儿患上了白血病，有限的积蓄耗尽了，一些好心人向我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可依旧没能挽救女儿的生命。这个打击来得太残忍了，好像摘去了我们的心肝一样，令我们痛不欲生。妻子整日以泪洗面，身体消瘦得不成人形，在晚报停办的前一年，她到市郊的仙姑寺出家了。不瞒你说，我也有过轻生的念头，可一想到为救治女儿欠下的债务，又暗暗鄙视自己，太不争气了。如果真要是轻生了，第一个对不起的就是死去的女儿。我警告自己，无论如何得把债务还清，得让女儿干干净净，让自己干干净净，不然死了也没脸皮去见女儿。那时，报社支付给我的工资已经少之又少了，我不得不找些别的活来干，以应对捉襟见肘的日常。一些老同事知道我的困境，隔三差五会介绍一些类似于打短工的活计给我，给一些机关单位写材料，先进事迹或者经验交流什么的。这类材料审阅的笔杆子多，谁的意见都要听，一个材料往往要修改上七八遍，才勉强过关。

晚报停刊后，始终不遗余力帮助我的是蒋知初，一个被晚报公认的无用之人，刚开始他在办公室打杂，半年后调到广告部，仍是打杂，因为没有业绩，一年后被扔到了发行部。用那位患脑梗死去的副总编的话说，晚报没将他辞退，已经够仁慈、够宽宏大量的了。在晚报入不敷出时，蒋知初首当其冲成了裁减对象，他也很识趣，向报社递交一份辞职申请书，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同他有过一些交往，回忆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君子之交淡如水，如此而已。在晚报，我即便不归属于无用的序列，也是个可有可无之人，彼此同病相怜吧。离开报社后，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也没人关心他有哪里可去。大家都是自顾不暇，哪还有心思去关顾别人呢。我偶然想起过他，那只是刹那间的事情，随后便放下了。在吃过晚报的散伙饭后，某天，我突然接到蒋知初的电话，让我帮忙写一份悼词。我才知道，他在殡仪馆找到了工作，当上了礼宾部的部长。我们在电话里彼此说了些近况，听他的语气应该比在晚报惬意多了。同活人打交道那个真叫累呀，同死人打交道就不一样了，他们不会折腾人。他深有感触，我也理解他的心情，应和说，那是自然。我把我的近况避重就轻，简要说了几句，他听得有些唏嘘。别做悲伤的奴隶，别让恶狼把你们的未来给吞噬了。他不知从哪里搬来几句话，拿来鼓励我说，去吧，把嫂子接回来，你们都还年轻，一定再要个孩子。我被他说到了伤心处，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可能感知到我的异样，安慰我说，别着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电话挂断后，蒋知初通过微信将对方的资料发给了我，并言词恳切地说，请我务必帮他这个忙，同时也暗示我这个忙不会白帮，对方会给报酬的。他这么说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同时也是安抚我，让我安心写，可我觉得有点画蛇添足。这份悼词我写得有些吃力，毕竟我不认识死者，对他一点也不了解，只能分析、琢磨蒋知初发过来的资料，以此推测死者是个怎样的人，他这一辈子是怎样度过的，有哪些值得肯定的地方，有哪些被人们称道的可贵之处。我通宵达旦都在干这件事情，好不容易弄出了初稿，又觉得不妥，撕掉了，重新写，如此反复，总算在规定的时间内把完稿的悼词交了出去。从这以后，我不时接到蒋知初的电话，都是要求我写悼词的。他好像成了我的经纪人，非常称职的经纪人，不断给我招揽生意。他不再用请求的口气给我打电话，而是像布置工作一样，通知我该干活了。完事后，他立马会将对方支付的报酬转给我。我很乐意这么做，足不出户，就能挣到养活自己所求不多的费用，多余的钱可以用来偿还债务。

我不分白天黑夜干着同一件事，又不是同一件事，因为死者不同，死者存世的亲人也不一样，悼词的内容自然千差万别。大多数人的命运大体相似，纵有波折，起伏也很小，仿佛一根长度有限的线段，未及伸展就被掐断了。有时也会遭遇一些奇特的人生，为了写出一份剀切的悼词，我几乎绞尽脑汁。我像一头身陷绝境的困兽，站在窗口，朝自由的街道上张望。我期望在街对面的广告牌上获取灵感，它们形形色色，五彩斑谰，上面写有各种动听而美妙的词汇。我的确从它们身上获得过某些灵感，并把它们移植到悼词中。我每次站在窗口前，总能听到一只斑鸠的鸣叫。我四下里探寻，可惜的是找不见它的踪影，只能听见不知从哪个方向传来的叫声，咕咕，咕咕——咕——

二

我蜗居在一栋楼房的二楼，楼房的北面向着小区，南面临街。楼上还有六套相同结构的房间，至于住的谁，我就不知道了。楼下是店铺，以前开的是家药店，我以为还是那家药店，药剂师是个外地女人，个子不高，身体纤细，嗓门却挺横，只要她张嘴满大街回响的都是她的河东狮吼。回音窜进我居住的房间，卷起无数隐形的漩涡，来回震荡，萦绕不散。特别是清晨或夜晚，我无数次被她的大嗓门给吵醒，再也无法入睡。久而久之，我都有些神经衰弱了。可我没有傻到去劝说她，让她放低声音。有些人就是这样，天生嗓门响亮，好像惧怕这个世界忽视了她的声音。我能做的只有关闭窗户，将女高音拒之门外。

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下楼去找女药剂师，因为药店新做的广告牌遮挡了卧室的光线，往日我站在窗前，对街的店铺以及它们亮丽的广告牌都看得一清二楚，不仅如此，连街道上奔驰的汽车，窗户底下过往的行人，也都尽收眼底。小区的南门限制进出，我绕着小区转了半个圈，来到我家楼下。这才发现药店不知什么时候搬走了，取而代之的是家广告店。挡住我卧室窗户的正是他们的广告牌，差不多有半个篮球场那么大，上面红底白字写着：广告之王，每个字足有半人高。底下还有一行略小一些的字迹：我撰一字  君得千金  非凡创意  成就梦想。隔着玻璃往大堂瞧去，大堂的东边摆着几台电脑，一个留长发的青年坐在电脑前，好像在忙碌着什么。大堂的西侧摆着一台广告打印机，往里放着一张茶台，三五个人围坐在那里喝茶。

我虽是有理的一方，可没有贸然走进去，说不定人家有客户在，那样会对别人造成不好的影响。我不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我在人行道上徘徊起来，不时瞥一眼大堂，看看那些人有没有要走的意思。走了三五个来回，可能里面的人觉察到了什么，一个高个子女人走了出来，朝我招呼，大哥，您有什么事吗？请进来坐吧。她的声音里有种啤酒泡沫似的热情，脸上浮着职业性的微笑。她比我高出半个脑袋，可身高没有遮掩她身上的妩媚，反而释放出某种令人信赖的感觉。我犹豫了一下，问，你们老板在吗？我想找他商量点事情。她狐疑地看了我一眼，表情有些诧异，但仍旧不忘微笑地对我说，在的呢，请进来说话吧。我朝她走近了两步，又停住了，觉得还是不宜当着别人的面说这事。能不能请你们老板出来一下？我尽可能把话说得客气一些，万一对方的性情有些爆烈，我可招架不了。再說楼上楼下的，低头不见抬头见，我不想把关系搞僵，心平气和地解决问题对谁都好。

高个子女人瞄了我一眼，见我没有进去的意思，便转过身退回了店里。少顷，一个年纪同我差不多的男人走了出来，他穿着黑西服，白衬衫，脖子上却没有打领带。他的头发油光可鉴，脸上也像镀了一层油光。手上握着一个手把件，油黄的一团。您找我？他的目光上下滑动，估摸在打量我。是的，我想同您说说广告牌的事。我回复他说，顺带告诉他我叫莫未来，是二楼的住户。莫先生想订做广告牌？他的脸上泛起油光闪亮的笑容。不是，是您家广告牌的事。我的声音有些慌张，好像他要强迫我订做广告牌似的。他乜斜了我一眼，皱着眉头问，我们的广告牌能有什么事？

贵店的广告牌挡住我家窗户采光了。我仰起头，拿手朝那巨人般的广告牌指了指。

他没有跟随我的手向上看，而是用不信任的目光盯着我说，还有这样的事？

瞅他那模样，好像我在说谎，要讹诈他。我感觉受到了侮辱，有些没好声气地说，来，你站到这里来瞧瞧。

他眨巴了几下眼睛，瞥了我一眼，似乎在评估我会不会给他带来凶险。他有些拿捏不准，略微停顿一下后招手让我进店去，莫先生，里边请，咱们坐下来谈谈，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什么都可以商量不是？

我迟疑了一下，没有响应他的邀请立即走进店里，因为我从他的话里预感到事情可能不会太顺利。但后来，我还是走进了广告店，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路径。我倒要听听他的说法，更重要的是看看他的做法。

店铺的进深比我在外面看到的要长一些，到了茶台那，光线有些暗淡了。三个人围着茶台而坐，高个子女人，和两个陌生男人。穿黑西服的男人给我让座后，那两个男人冲我点点头，很识趣地站起来，离开了。高个子女人用乒乓杯给我斟了一杯茶，茶水的颜色同红酒类似，或者说更像一杯红酒。高个子女人做了个手势，让我用茶，我说了声谢谢，端起茶杯浅啜了一口，茶香醇厚，茶水滑溜溜的。穿黑西服的男人似笑非笑看着我，待我放下茶杯后，他用那种薄而稍微带点金属音的嗓子说开了。他先自我介绍，说他叫林山泉，他的合作伙伴叫邱桂芳，他们合伙经营的这家广告店开业快半个月了。他从同房东签订租赁合同说起，到店面装修，再到招聘工作人员，事无巨细，前前后后说了一遍。您是知道的，想干番事业起步总是很艰难的。他顿了顿，反问我，莫先生，您说我们的广告牌挡住了您家窗户采光，为什么早没来找我们呢？

我被他问得愕然了。林山泉他们的广告牌挡住我家窗户至少半个月了，我居然丝毫没有察觉，这段时间干什么去了？我努力回想刚刚逝去的那些日子，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每一天都在重复前一天，唯一的区别在于，我在电脑上悼念的对象不一样。也可能是因为我整天沉浸在撰写悼词中，不知不觉被悲伤的情绪笼罩，对外部世界的变化感觉迟钝了。后来，我还想到有可能是天气的缘由，八月天，俗称灯笼天，云遮雾罩的，几乎见不到太阳。太阳偶尔露一会儿脸，也是苍白的，如同贫血病人的脸庞一般。这种鬼天气，即便窗户没被遮挡，房间里也是一片幽暗，像是薄暮氤氲。

当时没怎么注意，因为我正在写……手头上正有一些事情在忙。我险些把悼词说出了口，幸好及时收住了，如果对方听了觉得不吉利，会误以为我是有意这么说的。

是那些工人不懂事……我要是在场，一定会制止他们。林山泉似乎有些歉意，向我解释说，那会儿我太忙了，太多事了，一刻都静不下来。

傻瓜都听得出他在推卸责任，可我不是来追究责任的，是来解决问题的。做生意不正需要忙么？忙是好事，忙才有收获，忙才会日进斗金。我笑着说。叫邱桂芳的女人附和着笑了，就怕赚了一场忙。天道酬勤，不会的，你们一定会赚个金银满仓。我说了些俗气得想吐的客套话，邱桂芳脸上的笑容更妩媚了，借莫先生吉言。林山泉却不为所动，只是若无其事地看了我一眼，他的注意力全在掌心的那团蛋黄上。他用双手摩挲着它，像揉搓着一个温软的面团。

林总好有雅兴。我故意问，是和田玉吗？

哪里是和田玉啊。林山泉的脸上骤然凸起一种讥诮的表情，将手把件示威似的展示给我看，这是蜜蜡，印度产的。

蜜蜡？我假装被吸引，事实上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

琥珀的一种，您可以说它是树的眼泪。

好漂亮。我言不由衷地献出赞美。

他仿佛被我勾引起了兴致，把蜜蜡的形成、产地、品种、价值及象征意义，用一种极为煽情的语言宣讲了一遍，好像他是个卖蜜蜡的商人，把我当成了潜在的客户，引诱我也买上这么一坨。

一块石头还有这么多学问。我佯装惊讶道。

这怎么是石头呢？是宝石，非常罕见而珍贵的宝石。他白了我一眼说。

莫先生，别听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来，咱们喝茶。邱桂芳适时给我斟了一道茶，解除了我和林山泉之间的紧张和难堪。

三

我都记不清楚了，贾小沫来找过我多少次。每次来，我都会劝告她，让她别来找我，但不起丝毫作用，她照旧一次次找上门来。她的固执犹如某种坚定的信念，好像她全赖此支撑着。第一次来时，她敲了起码不只十遍门，每次都是两下，咚—咚，声音很轻，轻到你不相信有人敲门，轻到让你怀疑自己出现了幻听。敲门的人该是多么胆怯，好像害怕把门敲破了。其实，第一声门响我就听见了，我没理由不听见，敲门声被房间的寂静放大了，满屋子都是敲门声。有时斑鸠的叫声也是这样，会在室内制造出许多回声，像有无数只斑鸠在啁啾，我却看不见它们的身影。

我懒得去开门，以前也有过敲门声，大多数时候是对方敲错了门。有时是楼上的孩子玩的恶作剧，等你打开门，人早跑没了影。也有时候，敲门的人敲了两遍三遍，见没人开门，带着失望离开了。贾小沫来时却不是这样，她每敲两下门就停顿一小会儿，好像等待屋里的人来开门，接着又敲两下，不急不缓，始终保持这种节奏。她好像知道我在门里边，并且相信我会开门。最终，她如愿了，敲门声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干扰，我无法安下心来写悼词，只得把门打开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双手死死地握着手提袋的提襻，有些局促不安。她怯生生地看着我，原本苍白的脸上浮起了两团红晕。我不认识她，印象中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您找谁？我颇有些警觉地问。您是莫先生吧？我叫贾小沫，以前给您打过电话的。女人忽然来了精神，目光灼灼地盯着我。遗憾的是，我在脑子里搜索了一遍，没有找到同贾小沫有关的任何记忆，不得不摇了摇头。您还记得吴月亮吗？她受到了我的打击，情绪迅速低落下去，有些惴惴不安地问。她的这句话像是火光，突然照亮了我记忆中的那些名字，不错，是有这个名字，他的悼词是我写的，大约在半年前。他是我丈夫。她黯然说。这个结果让我很意外，那些让我给他们逝去的亲人写悼词的主顾，付给我报酬后，几乎没有人联系过我，更别说来找我。谁愿意同一个以写悼词为生的人建立友谊、保持长久的联系呢？除非他脑子有问题，哪根神经搭错了。我为那么多逝者撰写了悼词，从来不会保存任何一位逝者亲人的电话，也从未受邀参加过逝者的追悼会。唯一的一次，我接到某个为安葬死者而成立的治丧委员会的电话，邀请我参加答谢晚宴。晚宴安排在殡仪馆的宴会大厅，除了蒋知初，我谁也不认识。没有人问我为何而来。席间，有个孝子敬酒的环节，一个披麻戴孝的中年男人头顶酒壶，挨桌给客人们敬酒。一个吹唢呐的，鼓着腮帮子，吹奏着哀乐。偌大的宴会厅弥漫着一种无言的哀伤，哀伤的肃穆，让我鼻子发酸，泪水差点就要夺眶而出。我承受不了那種压抑的悲伤。从那以后，大凡我接到类似的邀请，一定找个托辞来委婉谢绝。

仔细回想起来，我的确接到过贾小沫的电话，因为蒋知初把吴月亮的资料发给我时，只有寥寥数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我只好向蒋知初求助，让他补充一些资料。蒋知初哦了一声，说待会儿去找死者的亲属，后来他回话给我，说把我的电话给了对方，会有人联系我的。不久，我便接到了贾小沫的来电，因为悲伤的缘故，她的声音都变调了，说话语无伦次，以致于她站在我面前时，我从她的声音中压根没有听出丁点似曾相识的感觉。

我有些不解，她为什么来找我，这有点不太合乎情理。如果悼词有什么不得体的地方，那念悼词的人不会愚蠢到照本宣科把它念出来吧。她眼巴巴地瞧着我，等待我的回应。我一时找不出话来缓和气氛，只好把她让进门，给她倒了一杯凉开水。她在客厅的沙发上落座后，神情就没那么拘谨了，边喝水，边大胆地打量我的房间。妻子出家后，我很少收拾房间，脏兮兮的鞋袜，来不及浣洗的衣服，空的啤酒瓶，快餐盒，随手扔在哪儿，它们就在哪儿。快餐盒里甚至长出了霉斑。这让我很是难堪，好像内心一个阴暗的角落被她看到了。我恨不得她快点离开，可又不能把恼怒和烦躁表现在脸上。

您找我有什么事吗？我带着对待陌生人该有的礼貌问。

她愣怔了一下，好像忘记了自己来干什么。好半天后，才嗫嚅说，我是来谢谢您的。

她谢谢我什么呢？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就因为我给她的丈夫写了悼词？那是我的职业行为，她也没让我白干，向我支付了报酬。两下里等同买卖，谁也不欠谁的。

真的，我是来感谢您的，您说出了我的感受，说到我内心深处去了……他是爱我的，不是吗？他是爱我的。她扬起头，语气诚恳而真挚，眼睛里能看到光芒。

想不到一篇悼词会让她如此激动，这让我暗暗有些吃惊。她一再强调，她丈夫是爱她的，好像唯恐别人剥夺她被爱的权利似的。我在悼词中都写了些什么呢？赞美过他们的爱情？我努力回想那篇悼词的具体内容，想把它还原出来，可是事与愿违，我怎么也记不真切了。当时，虽说贾小沫打过电话给我，可她的情绪极不稳定，没有给我提供更多实质性的素材。为了增加悼词的篇幅，我不得已写了许多虚饰的话，这些话用在大多数人的悼词中都是剀切的。有些话使用的频率高了，我慢慢回忆起了一些，比如，“他是个好父亲”“他是个好丈夫”“他把全部的爱给了他的亲人，他爱他的妻子，更爱他的儿女”。只要不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话都是合情合理的，即便是十恶不赦的坏蛋，他心中的某个角落也必定藏着微小的爱。我猜想，一定是这些话引起了贾小沫的共鸣，让她有些情不自禁。

其实，我不只是在给吴月亮写悼词时这么干，在很多悼词中都这么干过。我会有意增加一些褒义词和修饰语，还有一些闪闪发光的词汇。这些词汇不只生者爱听，死者若是能听到，也必定会开心。我几乎把这当成了一种套路，好像古代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一样。

他肯定是爱你的。我把瞎编进悼词中的话视为事实，拿来安慰她。很快，我又觉得不妥，这不是让她更为悲伤吗？

果然，她的脸又灰暗起来，眼眶也红了，泪水溢出了她的眼角。我不知说什么好，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只好撕了两张面巾纸递给她，她用它擦拭了一下眼睛，有些难为情地说，对不起。平静一会儿后，她接着说，别人对他说三道四，说他这不是，那也不是……只有我知道，他是个好人，一个诚实的好人。我不便再阐明我的态度，只用一些拟声词来作答。我也暗自庆幸，那些修饰语用对了地方，没有玷污它们。

四

现在，我站在窗户前朝南张望，只能看到街对面半截高楼，以及楼顶上灰色的天空。高楼是常州亥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主楼，听说底楼是太平间，我没有确认过。窗户没有被广告牌遮挡以前，高楼底部临街可见的都是店铺，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偶尔，高楼的某扇窗户里有人嚎啕大哭，可窗户太多，无法确定是哪扇窗户，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哭声不是从高楼底部传来的。殡仪馆接运死者遗体的车辆走的都是医院西门，被高楼挡住了，我无从看见。

有阳光的日子，窗口红彤彤的一片，那是广告牌过滤阳光后呈现的色彩。我被浸泡在一汪血红的湖泊里，窒闷得慌。我的感觉越来越不好，撰写悼词的能力似乎一下子丧失了，越想快点交稿，越是写不出来。那块巨大的红色幕布阻断了我同世界的通道，我站在它的背后，再也无法从那些绚丽的广告牌上获取灵感。那只斑鸠也藏匿了起来，不歌唱了。房间里空空寂寂的，空间被一只无形之手拓展了，掏空了，无穷地空旷。

我对那块广告牌生出了莫名的恐惧，它像个刽子手，正在扼杀我的什么。我逃亡似的跑出房间，下了楼。妻子刚出家那会儿，我也有过类似的恐惧，轻易不敢待在房间里。我成天在外游荡，有几次还睡在了公园的长椅上。其实，不管在哪我也睡不着，只要闭上眼，女儿的音容笑貌就鲜活起来。加上妻子悲寂的眼神，我逃无可逃。我斗胆回到那已不能称之为家的家，打开房门的刹那间，一股死寂扑面而来，把我给俘虏了。我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一样，拼命张大嘴巴，可依旧喘不过气来。我的胸口像被谁揪住了，憋闷得慌。我再次逃离了房间，无数次反复之后，我渐渐说服了自己，待在房间里，至少还能闻得到妻子和女儿留下的气息，虽然它们越来越寡淡了，越来越稀薄了。我就在她们残存的气息里，过着行尸走肉一般的生活。

我数次跑到楼下的广告店里去找林山泉，不凑巧的是每次他都不在，接待我的只有邱桂芳。她照旧给我斟茶，向我说明林山泉的去向。她的动作轻柔，声音温软，看着我的眼神很平静。也许是受到她的感染，我仓皇的心也慢慢安静下来，好像服用了镇静剂一般。她不说话，只是静静地陪着我，间或伸出手请我喝茶。有时，她可能觉察了我的焦躁，不无歉意地说，请您稍等一会儿，他应该快回来了。她完全可以打个电话给林山泉，却始终没有这么做。这种安静让我有了片刻解脱，与其回到死气沉沉的房间里，还不如坐在这里喝茶。沉默一会儿后，她又做出手势，用那种平稳而客气的声调对我说，莫先生，请用茶。

去了几次广告店都没能见到林山泉，我内心的气馁慢慢多于恼怒，另外，还没来由地滋生了一层顾慮，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是故意挑选他不在的时候才去广告店的？好像我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到他，而是接近邱桂芳。这种想法是阴暗的、龌龊的，我没法阻止别人不这么想，我能管住的是自己的腿，把不准林山泉在不在时就不往楼下跑了。

广告店装修时做了门楼，使得广告牌同窗户之间隔开了一截距离，透过玻璃窗往外看，好像一条深深的壕沟。楼上的住户不检点，将垃极从窗户里扔出来，刚好落在壕沟里。打开窗户时，一股臭气扑进屋来，熏得我直想吐。我恼恨至极，真想把林山泉揪过来，让他也闻闻，看他作何感想。我暗暗发誓，一定得逮住他。

我又去过楼下两回，假装从广告店前路过，隔着玻璃窗往里瞅上两眼，看看林山泉在不在，结果都落空了。只有邱桂芳和那个留着长发的青年守在店里。这林山泉神出鬼没的，不像个正经的生意人。忽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的手机号发来的短信，就四个字：他回来了。我以为别人发错了短信，就没有理睬，后来才想到，有可能是邱桂芳发给我的，之前她让我把手机号留给她，说等林山泉回来，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赶紧往楼下跑，果真，是我要找的人回来了。我走进广告店时，邱桂芳站在一张电脑桌旁，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见了我微微笑了笑，她那眼神只有我能心领神会。

林山泉同上次见到的那样，依然一身黑西服，坐在茶台那同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说话。他见是我，朝我招招手，示意我过去。他的嘴唇始终在快速翕动，蓝总啊，把广告交给我，您尽管放心，我敢说，这常州亥市再也找不出第二家像我们这么有创意的广告公司。那个被称为蓝总的人点了点头说，我相信林总的实力。

我在一旁干坐着，听他们一来二去说着生意，都是一些车轱辘话，没有什么秘密。我喝了三四盏茶，那个叫蓝总的人才起身告辞。莫先生，您瞧瞧，我忙啊，都分身乏术了。林山泉送走蓝总后折回茶台旁坐下，向我摊开双手说，要是能像您一样悠闲自在就好了……请问，莫先生到敝公司来有何贵干？瞧他那神情，好像在期待我会像蓝总一样，给他带来一笔广告生意，这让我更为气愤可又难以开口。

林总的前途不可限量啊。我奉承他说，其实我在内心巴不得他的广告公司快点倒闭。

莫先生过奖了。他似乎没有听出我话语中的嘲讽，略微表现出了一些谦虚。

趁着他的兴奋度下降，我把广告牌的事说了一遍，要求他整改一下，别遮住我的窗户。他的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我，盯了足足半分钟，可能觉察到我是认真的，这才说，莫先生，这是多大一个事，明天，我明天就叫人改过来。我对他的话不放心，邀请他上楼去看看，也许通过实地察看后，他不会这么不以为然了。

这敢情好，我正想去莫先生家参观呢，咱们是邻居了，得多走动走动。他的爽快让我有些诧异，但这正是我需要的，至于他肚子里怎么想的，我才懒得理会。

林山泉上了楼，进了门，却不急于往窗户边走，而是在屋子里转了一圈。客厅有点空旷，中央摆着沙发和茶几，液晶电视挂在正对沙发的墙壁上，完全成了摆设。靠窗户的那边放着几盆绿色植物，之前是妻子在照看，它们被遗留给我后，就慢慢枯萎了，好在光线昏暗，才不显得那么刺眼。房间就更没什么可看的了，女儿曾经睡过的房间门关着，余下的去处只有我和妻子共处过的主卧室，现在成了我一个人的卧室，我给它增添了一项功能，兼做我的工作室。

莫先生，您这房间有点空阔啊。林山泉无所顾忌的话语像是一把锋利的匕首，准确无误地插在我的心脏上，令我好久说不出话来。后来，他发觉我脸色不对，颇为关切地问我，您是不是哪儿不舒服？那一刻，我将他踢出房间的心都有了，可还是忍住了，冷着脸说，没什么。到最后，他只是象征性地扫了一眼广告牌，回头对我说，这房间也没您说的那么幽暗嘛。阳光好像为了迎合他的说法，从广告牌上方斜射进来，加上广告牌的红色映衬，将室内渲染得红红黄黄。

面对这种无礼之徒，我能怎么办呢？我耐心地向他解释，广告牌挡住采光只是问题之一，而最重要的是广告牌阻挡了我的视线，让我看不见外面的风景。外面也没什么风景呀。林山泉仰头朝窗外看去，进入视野的是医院那栋高楼单调的外墙。冒昧问一句，莫先生做什么工作呀？他收回目光，转头问我。

写悼词的。我直愣愣地告诉他。

还有这种职业？他听了一愣，好像不相信，不过很快恢复了常态，揶揄似的笑着说，都是吃文字饭的，咱们算是同行呢。

他的话让我觉得很别扭，在内心，我可不愿意与他是同行，一个开广告店的小老板标榜自己是吃文字饭的，这种话也只有他说得出口。可是，话说回来，我的职业并非那么高尚，虽然每天同文字打交道，说得难听一点，是吃死人饭的。

可不敢同林总比肩。我勉强笑了笑说，我是混口饭吃。

依我看，广告牌立在这儿，也许是个好事，把嘈杂挡在了窗外，屋子里安静了，您就能安心创作，不会受到干扰。他为他的无理找到了借口，忽闪着眼睛对我说，悼词么，肯定不是写写窗外那些东西，是要给死去的人歌功颂德吧？都是一些高尚的词语吧？莫先生，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

五

每隔三天，贾小沫就会光临我家一次，她来时窗外市声鼎沸，一天的热闹刚刚开始。我还蜷缩在床上，通常是接到蒋知初的微信，来活了，才会起床。如果碰巧这天没什么事，我会睡个懒觉，因为大多数夜晚我都是清醒的。只要我闭上眼睛，妻子和女儿就会手牵着手，在我眼皮上跳舞。贾小沫把门敲响时，我只得从床上爬起来，虽然一百个不情愿。我慢腾腾地套上裤子，慢腾腾地走过去开门。她像往常一样站在门口，一脸的怯弱不安，好像害怕遭到拒绝。她的手上要么提着火龙果，要么是几只梨或苹果。我把她让进门，她向我莞尔一笑，挺感激似的。

我无法回到床上安睡了。贾小沫将水果放到茶几上，挎包扔到沙发上，转身就忙开了。她抹桌子，拖地，倾倒垃极，把散乱的物品收拾齐整，分类摆放好。她干活很利索，顶多个把小时，便收拾得妥妥帖帖了。整洁的房间原本让人赏心悦目，在我看来，却是越发空洞了。妻子走时，把属于她个人的物品全部清理了，衣服、鞋子、手提袋、丝巾，甚至唇膏、牙刷等等，什么都没有留下。好像她从来没有在这屋子里生活过，如此彻底而干净地把自己清除了，像是在电脑上摁下删除键，屏幕上空白一片。我明白，女儿的离世把她的心给掏空了，只是没想到她会以这种方式来告别，当我发觉这些时为时已晚，她已悄然离开了。

贾小沫第一次打扫卫生时，我阻止过她，可是不管用，我拗不过她，再说房间也的确需要清扫。哪儿都是脏的，哪儿都蒙着厚厚的灰尘，一定是我的潦倒和邋遢让她看着不顺眼，才不顾我的反对，决意动手干了起来，好像要尽快把我从垃极堆里拯救出来。我只好由着她，同时也提醒她，除了我女儿的卧室不能动，其他地方她想怎样都可以。她尊重我的意见，清扫了女儿房间里的灰尘，其中的陈设保持原样，一动未动。女儿用过的书本整整齐齐摆在书桌上，练习簿仍旧摊开着，碳芯笔搁在练习簿上。衣服挂在衣橱里，毛茸茸的泰迪熊放在她的枕头边。她十岁生日时拍的一张照片，用相框装裱着挂在墙上，照片里的小人儿正对我甜甜地笑着。每当看到这一切时，我都会有一种恍惚，好像女儿只是离开了小会儿，并没有走远，随时都会回来。

我对贾小沫的做法有些不解，她完全没必要这么做，也找不到有说服力的理由。而另一方面，她的善解人意让我颇为感激，对她产生了些许好感。有一次，我知道她另天要来，特意在头天晚上把房间打扫得一干二净。我想，如果她发现无事可干，或许就不再来了。我不欢迎她来的原因，除了有些怕见到她之外，也担心妻子知道了会产生误会。第二天，她果然如期而至，我把她让进门，她把带来的一只火龙果放在茶几上，洁白的手提袋随手放在沙发的扶手上。我故意在客厅里磨磨蹭蹭，为的是方便观察她。刚开始，她对我的存在并不在意，环视一圈客厅后看待我的眼神立刻有了变化，她诧异地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又没有说。她接着钻进了厨房，从厨房出来时表情很不自然，两只手绞在一起，脸上洇出了苍白，用几乎绝望的眼神觑了我一眼。这让我的内心哆嗦了一下，我假装没看见，低头溜进了卧室。后来，她一个人默不作声地在沙发上坐了许久，走时也没同我打招呼，只听门砰的一声响，回声消散后，房间里又恢复了寂静。

在她走后，我检讨自己的行为，似乎有些太残忍了。讲真的，不管她出于什么目的，她的做法并没有妨碍我什么，更没有伤害到我。她抱着善意走近我，我却恩将仇报，朝她脸上泼去一盆冷水，不，不是一盆冷水，而是一盆冰。我有些自责，又有些暗自庆幸，或许她因此不再来了，这也不完全是件坏事。

出乎意料的是，三天后，她又准时叩响了我家房门。她像之前一样，脸上挂着虚弱的笑容，拎着几根香蕉站在门口。我一定是惊愕了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慌忙给她让出道路。进屋后，她像往次一样自然，不停地清扫，洗涮，将屋子里侍弄得潔净而光亮。活儿结束后，我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坐下来歇一歇。她接过水杯，顺从地坐在沙发上。一种奇怪的气息在温馨地流动。我很想同她说几句话，内心也像有话要对她说，其实我有些感激她的，她的到来给这空间增添了许多生气。你最近还好吗？我问她。挺好的。她安然地看了我一眼，微微地笑了笑。她的额头上有些细小的汗粒，大概是劳动赐予她的。她脸上的悲寂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健康的肤色。她大概走出了丧夫之痛吧。

屋子里宁静了一会儿，她低头抿了一下水杯，然后抬起头，似乎是攒足了勇气对我说，您去把嫂子接回来吧。

我被她的话给捅伤了，胸腔里噗的一声响，好像有个球状的物体给她捅破了，悲恸、思念、愧怍、自责、负罪……千万种情感瞬间迸发出来了，像龙卷风一样在我的内心旋转，激起噬人的漩涡。我说不出话来，只能维持外表的镇定。她可能没意识到她的话杀伤力如此巨大，依然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目光里流露出来的是真诚和期许。

她已经……不愿意回来了。我摇摇头，苦笑了一下，尽可能不让她察觉我内心的风暴。

您耐心一点，给她点时间吧。她宽慰我说，咱们都要有信心不是？！

或许是因为多了一个忠实的听众，我把去仙姑寺找寻妻子的经过说了一遍。仙姑寺离得不是很远，坐公共汽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我沿着盘山公路往上爬，仙姑山不高，不过一刻多钟，便来到了仙姑寺门前。来时我拿定了主意，如果妻子不答应下山，我就待在寺里不走了。我向一位正在寺前清扫落叶的中年妇女打听妻子所在，中年妇女放下扫帚，合掌向我施礼，我照葫芦画瓢还了礼。再说话，说了老半天，中年妇女才弄明白，阿弥陀佛，施主说的是了尘吧？她在菜园子里呢。我按照女居士的指点，果真在寺后的菜园子里找到了妻子，她正弯着腰，在菜地里薅草。我喊了声妻子的名字，她直起身，见是我，愣在了原地。

她皂衣皂裤，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布帽子，一脸的憔悴和苍白。我进了菜园子，朝她走去。她死死地握着那把刚刚拔除的杂草，没有半点迎接我的意思。她的样子让我很心疼。我伸出双手想去搂抱她，她抖了一下身子，把我的手抖落了。咱们回家吧。我在内心呼唤她，可一旦说出口，又像往常那么平静。你不该来找我的。她的声音是颤抖的，像被风卷动一样，我看见你，只要看见同女儿有关的……我这儿就疼。她用手捂住胸口，泪珠从她的眼眶里迅速滚落出来，叭啦叭啦砸在地上。我们作了什么孽啊？不是你上辈子作多了恶，就是我做多了缺德事……才落得如此报应。她萎坐在地上，呜呜咽咽起来。我试图去扶起她，她愤怒地甩动胳膊，拒绝我的搀扶。

我像接受惩罚似的站在她面前，站了许久。她哭泣的声音渐渐低了，休止了。寺里的钟声当当当响了起来，晚课的诵经声像水流一样漫漶。妻子从地上站起来，她脸上的泪痕已干，留下像是蜗牛爬过的印迹。我不会回去的，你走吧，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她的声音传到我耳朵里，带着晚风的凉意和沧桑。

贾小沫哑然了。

六

有一天，蒋知初给我打来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不怎么样，还是老样子。他隔三差五会询问我的近况，这是他关怀我的一种方式。我会如实回答，不会隐瞒，也没有隐瞒的必要。我同妻子的关系，贾小沫的来访，以及撰写悼词的过程中蔓生的一些枝节，我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他听后有时会说几句感慨的话，更多是鼓励我，好像我在跑马拉松，他不断给我加油，让我坚持跑完全程。你对贾小沫的印象如何？他忽然话头一转。他的问题有些唐突，但我从中听出了他的某种好意。其实我早就猜测到了，贾小沫之所以能找到我的住处来，必定是他给她提供了不少我的情况。还好吧，是个好女人。我回答说。这么说我并不是敷衍，她给我的印象的确不错，只是我了解她太少，无法说得更具体一些。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她？蒋知初吞吞吐吐说，她不下山来，可你的生活还得继续不是？！他这是在谈论，更准确说是在重新谋划我的未来，对此我没有任何想法，也没做任何准备。我含糊其词地回答，再说吧。

一席话说过，蒋知初才给我发来要写的悼词素材，还特意叮嘱我要认真对待，逝者的亲属可能会有些挑剔。我费了一些时间来琢磨材料，以锚定他的人生轨迹，合理推断他事业上的成就。我不能给他盖棺定论，但一份悼词又不能完全回避这些。我用了将近四个小时才写出初稿，反复修改，推敲，打磨，才把成品交出去。我对它还是很满意的，在我撰写的悼词中，是数一数二的作品。令我没想到的是，对方的反应恰恰相反，措辞虽然不是很激烈，可是说得轻，落得重。来人自称是逝者生前好友，喊逝者一声老哥，从他饱经风霜的嗓音中听出，年纪应该不轻。他说，老哥生前最讲究实事求是了，过分夸大其词的话还是不要说吧？别给他脸上抹黑，尽可能平实一点、客观一些。我喏喏接受了他的意见，毫无保留地划掉了形容词和修饰语，把修改后的稿子给对方发了过去。随后，给我反馈意见的却换成了逝者的长子，他在电话里怒气冲冲，大发雷霆，质问我为什么把悼词改成那样，是谁给我的权力。我不便顶撞他，把先前那位长者的意见告诉了他。逝者的长子吼叫道，改回来！我父亲的悼词应该是富丽堂皇的，得像……得像一座巍峨而雄伟的宫殿。

这篇悼词把我折腾得差点崩溃了，如果不是怕自己在这个行当里留下恶名声，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前前后后修改了五遍，按下葫芦浮起瓢，对方不是这个不满意，就是那个一腔怒火。我把面临的困扰告诉了蒋知初，免不了向他吐槽，他的回答很簡单，顾客是上帝，上帝可不是那么好侍候的，慢慢打磨，终究会磨出来的。我按照他说的，耐着性子磨，磨得喘不过气来时，便打开卧室的窗户透口气，卧室的窗户太小，我把客厅的窗户也打开了。我的目光越过广告牌，望向对面高楼顶上蓝得发灰的天空。这并没有给我减轻压力，带来创作的灵感，反而多了一重压抑。那只斑鸠肯定藏身在附近街边的某棵香樟树上，咕咕，咕咕——咕，重复而单调的叫声很是聒噪，让人烦躁不安。谢天谢地，那两位上帝最终有可能相互妥协了，在我交出第七稿后，再也没人在电话里冲我咆哮。最后一稿总算找到了平衡点，用逝者长子的话来说，半是宫殿，半是市廛。

我顾不得许多，能把悼词完成算是解放了。我下楼去找林山泉，要求他拆除广告牌，拆除不掉也得降低一些。它成了一堵高墙，不只是阻挡了我的视线，还把我给围困死了。我提醒自己，再不能听他花言巧语了，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我并非因为一篇悼词的难产把恼怒转嫁到他头上，而是广告牌的的确确妨碍了我。

我几乎是冲进了广告店，里面却空空落落的，电脑前没有人，只有邱桂芳站在茶台那。因为室内外光线的反差，我的眼睛一下子适应不过来，没有看清楚她的表情。这让我有些茫然，不知接下来该怎么办。好半天，才听见邱桂芳说，莫先生来了，请过来坐吧。她的声音不冷不热，近似于机械音，失去了之前的柔媚。落进我的耳朵，像鞋里掉进了沙子，有些硌人。这同之前她留给我的印象有了很大的反差，我踌躇了一下，还是走了过去，在茶台边坐了下来。

邱桂芳没有说话，埋头清洗茶具，醒茶，泡茶。她的动作很流畅，像是谙熟茶道。您是来找林总的吧？她将茶杯放置在我面前时问。我猜测过她和林山泉的关系，他说她是合作伙伴，在我看来她更像受雇于他，他们俩有点像夫妻，给人的印象却是关系暧昧，有些纠缠不清。林总忙财啊？好像我又来得不是时候。我端起茶杯，抿了口茶，茶水有些涩口，不知是什么茶。她觑了我一眼说，他很少落店的。

她好像冷淡了许多，还不只是冷淡，甚至我都能觉察到一种敌对的紧张。我们像候车室里两个碰巧坐在一块儿的旅客，彼此间有一股莫名的紧张，各怀心事，陌生而又警惕。我自问，她是不是被我三番五次找上门来给弄烦了？这不应该呀，过错方不是我，而是她和林山泉。

良久，她斜睨了我一眼，没话找话似的问，听林总说您是写悼词的？

她的意思让人捉摸不定，像有些好奇，又不像是，给人的感觉怪怪的。总得给自己找点事干吧。我带着点无可奈何的语气说。

您谦虚了，这活儿可不是什么人都干得了的。她像在恭维我，说话的腔调又像是嘲弄，悼词是不是有固定的模式？一个好人的悼词同一个坏蛋的悼词有没有区别？怎么区别？

我很诧异她会问出这种问题，前者不难回答，而后者我从来没有思考过。她的问题会不会有陷阱，我忽然警觉起来，下意识地瞄了她一眼，她的表情倒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眉头微微皱着。任何文体都有其规格和模式，感谢信和检讨书肯定不一样。我给出的答案前者明确，而后者只能有意去模糊它，好人的悼词和坏蛋的悼词大同小异，大体上差不多吧。

好人的悼词同坏蛋的悼词一个样？她上身前倾，紧盯着我问。

我被她凌厉的目光给逼住了。她敏锐地抓住了我话语中的纰漏，像一只猎犬一样咬住了猎物的要害部位，好在我没有把话说得那么绝对。但很快我又发现自己陷入了悖论之中，如果说大同，好人和坏蛋能没有区别吗？若是小异，在死亡面前，好人和坏蛋是平等的，小异在何处？

我觉得差不多吧……好人也有缺点，坏蛋也并非一无是处。我的底气没那么十足了，嗫嚅着说。

好人就是好人，坏蛋就是坏蛋，能一样吗？她忽然亢奋起来，义愤填膺地说。

悼词是让死者的灵魂安息，好人的灵魂需要安抚，坏蛋的灵魂也需要救赎。我不知她为何如此激动，也不想同她争论，尽可能摸着她话里的意思说，也许坏蛋压根不需要悼词，因为没有人给他开追悼会。

坏蛋就不能开追悼会？这是谁规定的？如果那些活着的坏蛋硬要给死去的坏蛋开追悼会呢？她咄咄逼人，好像故意在同我抬杠。

我佯装出满不在乎的神情，虚笑两声说，那就只能让活着的坏蛋来给他写悼词了。

莫先生就是那个活着的坏蛋？她脸上的讥诮更浓烈了。

七

我有些后悔将同妻子见面的经过告诉了贾小沫，这很容易让她产生误解，好像我在暗示她，怂恿她。对于妻子，我心里一直埋藏着很深的愧疚，我们的家庭遭遇这种变故，虽说不是我的责任，可是，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妻子义无反顾地嫁给了我，克勤克俭地操持着这个家。特别是女儿出生后，她的负荷更重了，既要照顾女儿，又要料理家务，难得有清闲的时候。在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中，女儿给了她莫大的安慰，成了她最大的希望，女儿走了，她的希望也随之破灭了。我理解她的万念俱灰，因为在我也是相同的心境。后来，我每次去找她，都只是远远地看着，不让她发现我。我尊重她的意愿，不去打搅她的平静。我像一个摆渡人，在曾经的家和仙姑寺之间，在俗世和世外之间来来回回。我天真地期待着，或许有一天她突然回心转意，愿意下山同我重续之前的生活。

我的每一天都成了苦渡。让我更为愧疚的是，我撰写了那么多悼词，竟然没有一篇是为女儿写的，哪怕是短短几句，哪怕是几个字。就连这我都没有做到，不是我不想写，也不是我不愿意写，事实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啊。我避着妻子在仙姑寺供奉了一盏佛灯，那小小的跳动的火光多像女儿亮晶晶的眼睛，把我的内心给照亮了。有一次，我为一个溺水而亡的男孩撰写了一篇悼词，进行的过程中像有刀子在我心头上一下一下地划拉着，完稿时我忍不住潸然泪下。我是把那个男孩当成了自己的女儿，悲伤和思念都倾注在那篇悼词中。我悼念那个男孩，更是在悼念我的女儿。

虽然我想找个人来倾诉，但还是没有将这些告诉贾小沫，除了前面所说的原因外，也惟恐勾引起她的伤痛。有时我会瞎想，人要是能将记忆中的不幸和悲痛清洗掉，那该多么好。我努力想去选择性忘记一些东西，可这并不能带给我快乐，相反，因遗忘而滋生的空洞和虚无远比那些沉重的记忆更可怕。我如此热衷于撰写悼词，是因为我在悼词中一次次重温失去女儿的悲伤，写一百篇悼词，就悼念了女兒一百次。女儿是一朵蓓蕾，一张画最美画图的白纸，不存在好人和坏蛋的道德区分。在一张白纸上，坏蛋是一种玷污，其实好人也会挤占她的美和希望。

贾小沫肯定察觉了我的一些心事，但完全洞悉是不可能的。有时她干完活后，我们坐在沙发上说话，话题都是浅表的日常生活，好像我们都惧怕深入下去。有时候说着说着，她会突然停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瞪着我，那神情就像钟表忘记了拧紧发条，指针停止了走动。我被她瞪得有些发虚，好像什么都瞒不过她。有时，我坐在电脑前敲打悼词，她会站在我身后观看，这让我很不自在，背部像是吸附了什么异物。我总是要找个委婉的借口，把她赶走才罢休。估计她心里很不好受，离开时脸上的表情讪讪的。

有一天，她向我讨要那些早已交稿的悼词，我很纳闷她要它们干什么，她说就想看看，没别的意思。我仍旧不解，悼词不是网络小说，还很枯燥，直接同死亡打交道，我要不是拿它来谋生，压根不会碰它。我出于恻隐之心满足了她的愿望，发了两篇悼词给她。另次来时，没想到她又追着我要，悼词中像有什么吊起了她的胃口。她想看就给她看吧，我打开文件夹，发了好几篇悼词到她的微信上。她当即捧起手机，坐在沙发上读了起来。她读得很认真，很入神，整个人都像陷进了悼词里。后来，可能是由于她的静思默想，我忘记了她的存在，待我从卧室里走出来时，发现她仍坐在沙发上，神情痴痴呆呆的，像着了魔，眼眶是湿润的，晶莹的液体已经流到了脸上。

我以为那些悼词让她回想起了某些伤心的往事，想着该怎么安慰她。谁知她见了我，慌忙用手抹了抹眼睛，有些羞赧地笑了。您写得太好了。她的声音带着些许鼻音，显然还没有完全从激动中走出来。我知道她不是在夸奖我，而是在说她的感受，她是在为那些与她不相干的陌生人的死而悲伤。你说的是哪一篇？我在想，也许是其中某一篇引起了她的共鸣。不是哪一篇，是所有的。她十分肯定地说。我哦了一声，有些怀疑她夸奖的真实性，也许言过其实了。您是个好心人……您是用悼词在安抚他们，赞美他们。她接着说，谁没有过失呢？那些都不重要了。我认同她的看法，顺着她的意思说，是啊，也许他们活着时有不周到的地方，可是人都死了，还有什么可计较的？还有什么不能放下的？

那么，您呢？放下了嗎？她盯着我的眼睛问。

我怔怔地看着她，默然了。她说的“放下”同我说的“放下”并不是一回事，这中间的差别，岂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得清楚的？

她可能看透了我的某些心事，目光不再那么灼热，少顷，她轻轻地叹了口气说，我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这让我有些难过，又有些感动。面对瞬息而逝的生命，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话要说，可是，我们竟然难以说服自己。有时，我们看见自己辛辛苦苦建筑起来的大厦在坍塌，同样无能为力，只能任由自己成为旁观者，内心荒草丛生。

之后，她便开始回忆同吴月亮在一起时的生活。我不想听她谈论这些，究其原因是我对别人的私生活不怎么感兴趣，自己的生活中尚且有那么多的核化不掉，像棱角分明的石头一样硌在心头。有时候，我在电话里听别人讲述，完全是工作的原因，如果她早一点同我说，或许有些话我会写进吴月亮的悼词中。她没有留意我的感受，自顾自地说开了。她说她同吴月亮是在深圳一家足浴城认识的，在此之前，她在玩具厂做流水线。她的工资不高，家里又需要钱，偶然的机会她听老家一个姐妹说起，在足浴城做技师比在工厂挣得多多了。她做了一些了解后，果断改行了。她应聘进了吴月亮所在的足浴城，从学徒工干起，慢慢站稳了脚跟。吴月亮在男宾部，她在女宾部，工作时间他们没有多少接触的机会，可是闲暇之时，男女同事喜欢扎堆，三三五五，要么一起逛街，要么结伴去海边游玩。男女同事中有看对了眼的，偷偷谈起了恋爱。这是不被老板容许的，一旦他们偷吃了禁果，瓜熟蒂落，就会辞工走人，返乡结婚生子，足浴城就得招募新人。

吴月亮是足浴城的老员工，技术过硬，在顾客中的口碑不错，进足浴城点名要他服务的回头客不少。这自然引起了贾小沫这个后学的注意，总想找机会向他请教。足浴城有个规矩，每个月会组织一次业务培训，利用老员工来训练新员工。除了讲课，还有现场指导，一招一式，详细讲解，反复示范。她慢慢同吴月亮走近了，是她主动的，一步一步向着他走去的。背地里，他还给她洗过脚，既是当老师给她开小灶，又是情爱升温的必然，可谓公私兼顾。最终，促使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吴月亮的是另一件事，有一天她阑尾炎发作，在医院做了个微创手术，把阑尾切除了。整个过程中全赖他的照顾，不少同事都知道了，但在老板跟前替他们保守了秘密。

没多久，他们像之前修成正果的情侣一样，组建了家庭，离开了足浴城，并且很快有了他们的孩子。由于带着孩子不方便，他们回到常州亥市开了家足浴城，从小到大，渐渐在这个行当里干出了一些小名气。吴月亮却起了变化，成天往外跑，有时半个月都不见影踪，把孩子和足浴城全抛给了她。他不再像她阑尾炎发作时整天陪着她，为她端茶送水。他偶尔回来一次，也是因为带出去的钱花完了，不得不回来补充粮草。后来，他丧身于一场车祸，待她看到他时，他躺在殡仪馆的冰棺里，经殓妆师化过妆的脸上倒是一片平静。

刚开始，我被她讲述的经历所吸引，听到后面，不知为什么我的胸口堵得慌，巴不得她快点离开。那只斑鸠像是伴奏似的，又像是插话，咕咕叫着，更叫我心烦意乱。它的聒噪甚至盖过了贾小沫的说话声。他要是看见您给他写的悼词，不知会怎么想。她像是在问我，又像是自言自语。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那些死者到底有没有听见生者为他们朗诵的悼词？我在撰写悼词时，依据的都是生者提供的素材，包括我有意增添的修饰。死者是被动的，他短暂的生命轨迹被活着的人修改了，塑造了，似乎每个人都逃不脱这种命运。

八

站在窗户前，从广告牌上方的空隙往外望，首先看见的是香樟树的树梢，香樟树枝繁叶茂，即便是树梢，也是葱葱郁郁，好像一片小森林。这是我从窗口观看到的有限的景色之一。很多鸟儿喜欢吃香樟树细小的果实，经常在枝叶间蹦来跳去，我怀疑那只斑鸠就栖息在香樟树上。它不知疲倦地叫唤着，咕咕，咕咕——咕，声音洪亮，很有穿透力。它像是在召唤谁，又像是为了证明自己活着而欣喜地歌唱。香樟树能看到的部分就那么多，我的目光在枝叶间搜寻，不会错过任何一块窄小的空间。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找寻它，为女儿治病欠下的债务还清了，这让我吐了口气，有了些许的解脱和轻松。后半辈子我只为我而活着。

我在窗户前站了老半天，始终没有看到那只斑鸠的身影，从它的叫声判断，应该近在咫尺。它被广告牌挡住了，这让我很是恼恨。我很想下楼去找林山泉，可一想起那天邱桂芳同我说的话，又犹豫了。

过几天，我忽然接到邱桂芳的电话，说林总回来了，请我下楼去坐坐。她像例行公事似的，不等我回复就把电话挂断了。她这种态度让我有些不是滋味，她好像在威胁我，去不去随我的便，别约你不来，到时又去找他们。我乖乖地下了楼，去了广告店。奇怪的是邱桂芳却不在店里，只有林山泉坐在茶台边，见我进门，像前几次一样扬起一只手朝我招呼。我在他的对面落座，他很快给我斟了一杯茶，汤色深红转黑。这茶估摸很浓酽，我不敢喝，只是象征性地敲了敲茶台。他依然穿着黑西服，衬衫领子边的纽扣没有扣上，露出细瘦的脖子。他的脸也瘦削了一些，眼圈周边是黑色的。

莫先生，看看这个。他从手提包里摸出一只手串递给我，您要是喜欢，就拿着。

手串不知什么材质的，拿在手上有些沉，珠子圆滑油润，颜色有点深，表面反射着幽幽的光芒。我在晚报工作时有人送过手串给我，后来不知被我丢到什么地方去了。

小叶紫檀的。林山泉脸上的每个细胞都在炫耀。

林总慧眼识珠，手上都是好宝贝。我一边恭维，一边将手串奉还给他，无功不受禄，您还是自己留着吧。

莫先生不拿我当朋友啊。一线白仿佛一条细蛇般从林山泉脸上滑过，钻进了他鬓角边的发丛里，不过他很快收起了那种惋惜的腔调，用无比期待的语调说，我正有一件事要同您商量呢。

我用疑问的眼神看着他，除了他们的广告牌挡住我家窗户采光外，想不出他有什么需要同我商量的。我以写悼词谋生，不能朝坏处去猜想，那样显然有些恶毒。

莫先生，我想邀请您加入到我们公司来，咱们成立一个礼仪服务部，由您牵头，悼词只是其中一块业务，婚慶，殡葬礼仪……这些业务咱们都可以拓展。他目光炯炯，似乎眼前就是星辰大海。

我有些警惕，大概他从什么渠道得到消息，我长年累月待在家里写悼词，获得了一份稳定的收入。他是不是怀有企图，想抢夺我的饭碗？世界上能写悼词的人肯定不只我一个，到时他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我。再有，如果加入他们公司，我成了他们中的一员，广告牌的事就更没法说了。他这一招像是请君入瓮，我才不入他的瓮呢。

谢谢林总的美意，您恐怕高看我了，我这人除了写点蹩脚的文字外，其实什么都不会干。我婉言谢绝说。

您太谦虚了，我早就说过，咱们是同行，过去的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行不通了，酒香也要勤吆喝，这广告商么，就是为别人吆喝的。您写悼词不也是为别人吆喝么？他们为您提供素材，您为他们吆喝，吆喝的范围甚至比我们还要宽泛一些，既为死人吆喝，也为活着的人吆喝。他振振有词，末了，反问我，您说是不是这个理？我说的在不在点子上？

他一连串的“吆喝”让我听着有些刺耳，略加揣摩，好像他的话又不无道理。我想找话来反驳他，又不知从哪里开始，只得沉默了。这一来让他产生了误解，以为我动摇了，默认了他的观点，嘴皮子翕动得更加殷勤了。

咱们把好的产品、优秀的产品推出去，让更多人知道，让更多人享受它们的好处。比如空调，夏天来了，天气炎热，您不能不吹空调吧？比如手机，您不可能不同别人联系吧？再比如电脑，您写悼词时可是每天都在使用。您一旦离开这些东西，那就太不方便了，甚至没法生活了。可是，按我的理解，人死了，未必需要一篇悼词，没有悼词，不开追悼会，他们的亲人照样会把死者安葬。没有悼词，死去的人不会活过来，有了悼词，死去的人同样不会活过来。悼词纯粹是多余的，画蛇添足。莫先生，您可别介意，我是实话实说，人得忠诚于自己的内心不是？

他的脸上洋溢着抑制不住的得意之色，好像刚作完就职演说一样。我算是看透了他的嘴脸，他一方面谋算同我合作，企图从悼词创作中分一杯羹；另一方面又把悼词贬得一钱不值，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真像他说的那样，这是在给我釜底抽薪啊。作为悼词创作者，或者说悼词工作者，我很想驳斥他一番，也有必要捍卫自己的职业荣誉。可是，对一个把强盗逻辑挂在嘴边的人，我能对他说什么呢？我告诉他，悼词是用来追悼、缅怀死者的？悼词是用来抑恶扬善的？悼词是用来歌颂功德的？悼词是用来勉励后人的？当然，悼词也是替一个生命，替一个时代划上句号的。我能对他说这些么？我最想干的是抽他一个耳光，而最后，我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冷冷地说，需不需要悼词不是你我能决定的。

他肯定察觉了我的冷淡，可是对同我合作仍抱有幻想，莫先生，您好好考虑一下，不用急着回复我。

我强忍着心头的怒火，敷衍了他几句，不可能答应，但也没有完全拒绝。我犯不着无缘无故得罪他，这是我做人的一贯宗旨，不能扶水上圳，帮人一把，也绝不会坏别人的好事。后来，我才发现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在林山泉跟前压根不能这样做。他误以为我是个墙头草，是个没有主见的人，一个极容易被说服的人。接下来的日子，他频繁打电话给我，问我考虑得怎么样，我也是鬼使神差，竟然没有一口回绝他，总是支支吾吾，模棱两可。莫先生，生意不等人啊，您可得尽快拿定主意，想同我合作的人都排着队，眼巴巴盯着呢。他下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尽快答复。

在电话商谈未果后，有一天，他夹着一份长达数十页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上楼了。当他把它交给我时，我从他眼神中读出来的是焦急和渴望。我装模作样地翻开报告，一页一页读下去，一直读到最后一页。报告应该出自内行之手，很翔实，从市场调查到项目细化，再到前景分析，思路清晰，层次分明，呈现出令人信服的专业水准。我读到最后一部分，投资预算，总算找到了回绝他的借口。

林总，这的确是个好项目，很有前景，祝贺您……我也想参与，可是……不好意思啊，我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投资。我不无遗憾地告诉他。

这不应该啊，莫先生。他大张着嘴，一脸错愕的表情。

我不得已把这些年的情况简单说了说，不可避免再次触摸到女儿去世带给我的伤痛，我的内心像有一把锥子，一下一下扎着某个地方。我压抑着内心的伤悲告诉他，我写悼词挣的钱并不多，偿还债务后几乎没有剩余的了。

他一脸狐疑地看着我，显然不相信我说的话，可是由不得他相信不相信。他的目光慢慢由灰转暗，见不到任何神采了。不急啊，以后还有机会。他宽慰我说，神情却是极为沮丧。

九

后来，贾小沫每次来我家，都会给我说一些她同吴月亮在一起时的生活细节。他们怎么在南国的街道上漫步，通常是他牵着她的手，这里看看，那里瞧瞧，什么也不买，纯粹观看街景。或者下晚班时，他骑着电动车，载她回出租屋，遇上下雨天，他怎么用雨衣裹住她，不让她淋湿了。他第一次亲吻她是在荔枝树下，晚上，正好荔枝树叶把灯光挡住了。在荔枝树的阴影里，他突然抱住了她，她有些不知所措，傻乎乎地让他抱着，然后脸颊上忽然一热，又湿乎乎的一团。她才知道他吻了她的脸。您知道吗？他的手劲特别大，握着我的手时从来都是轻柔的，一次也没有弄疼过我。她说这些时似乎沉浸其中，脸上浮现出绯红的羞涩，一副神往的表情。

假使我先前知道这些细节，能把它们写进悼词中吗？我的回答是不能。我几乎是信笔涂鸦，无法把吴月亮对她的爱落实到每一个实实在在的细节上。悼词只是广而泛之，夸夸其谈，死者在纸页上活了一遍，同人间烟火总是隔着一截距离。这让我有些惭愧，扪心自问，我在创作每篇悼词时竭尽全力，去捕捉死者生前的闪光点，那些闪光的部分毋庸置疑被人们升华为精神或品德。我忽略了他们的俗世生活，并把它归罪于文体局限——这是悼词所不容许的。我免不了联想，一个人在世上要怎样活着，才能留下一篇毫无瑕疵的悼词呢？

在经过漫长的回忆之后，有一天，贾小沫向我提出了一个请求，让我重新写一篇吴月亮的悼词。这让我很是诧异，又充满疑惑，这有必要吗？一个人，两篇悼词，他是活了两回，还是死了两遍？她不像在开玩笑，她的眼眶里积满了哀思，脸上的神情肃穆而庄重。是我一个人的悼词，我一个人对他的悼词。她惟恐我没有听明白，把话说了两遍。我愣住了，这是我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一对一的悼词，而不是多对一，往常我撰写的那些悼词都是亲朋好友、同事邻居，所有人都在场的，对某个死者集体追悼时的悼词。我被她的恳求给卡住了，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悼词有意义吗？况且吴月亮去世了这么久，她为什么坚持要写这样一篇悼词呢？

一瞬间，我怀疑她接近我的真实目的，仅仅是为了这个。很显然，在她这个请求背后，是对我先前写的那篇悼词不满意。然而，我在一篇悼词中能满足每一个人的情感需求吗？在死者的亲属眼中，一百个人有一百篇不同的悼词，我把他们概括了、归类了、同质化了。我们常说求同存异，而在我撰写的悼词中明显是求同去异，把其中的差别给抹杀了。我没有区别对待每个个体，而是一视同仁，面对大家，一个聚散无常的集体。

我不为难您了……她的声音因为极度失望而哽咽。

小沫，不是为难，是我从来没有这样写过……我向她解释，而且，我没有拒绝她的意思。她根本不听我解释，低着头，快速朝门口走去。

贾小沫走后，我的耳边莫名其妙出现了那只斑鸠单调而孤独的叫唤，咕咕，咕咕——咕。我凝神谛听，发现并没有斑鸠的叫声传进室内，而是我的幻觉，也可能是听到它的叫声太长时间了，那种声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静寂时忽然就鸣叫起来。它像是提醒我，又像是在抗议。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贾小沫毫无动静，既没来找我，也没有电话和微信联系。在她眼里，也许我的拒绝太冷漠了，伤着的不只是她的自尊。在我这边，她何尝又没有弄疼我？她讲述的与吴月亮热恋的那些细节，让我不由自主想到了我的妻子，以及我和妻子在一起时具有相同温度和热度的细节。我带着这种疼跑去了仙姑寺，在寺外守了一整天，才见到妻子一面。她当时从大殿中走出来，在一棵银杏树下站了两三分钟，转身穿过大殿一侧的廊檐，消失在拐角处。我没敢去打扰她，如果她已经平静了，没必要让她再次坠入悲恸的深渊。

从仙姑寺回来，我一直恍恍惚惚，好像丢失了魂魄一般。有时，我暗自苦笑，是不是该为我支离破碎的家庭寫篇悼词？当我萌生出这个荒唐的念头时，真的在电脑上敲下了几行字迹，尔后光标就停留在最后一个字节上，一闪一闪地跳动。那好像不是光标，而是女儿可爱的脸庞，一下子活灵活现，一下子又成了空白的虚无。

就在我堕入这种痛苦而颓丧的无望之中时，贾小沫再次敲响了我家的房门。我开门时，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仿佛被吓到了。她在沙发上落座后，脸上的表情像是隐藏着某种不安，好半天都没有看我一眼。在我转身准备回到卧室去续写中断的悼词时，她叫住了我，我想请您看看这个。她从手提袋里摸出几张对折的打印纸，我接过来把它打开，纸页上的标题是“给吴月亮的悼词”。她在开头模仿了我写悼词的格式，但正文的内容我敢说它根本不是一篇悼词，而是她写给死者的一封情书。我在文章中读到了大量诸如“你是我的骨头”“你是我的心脏”“你是我的血液”之类的句子。还有，“你的掌心是我温暖的世界”“你的怀抱是我生命的殿堂”“你的呼噜是我的安眠曲”等等。我怀疑它们不是她写出来的，而是东拼西凑，从哪里抄来的。还有一些更肉麻的内容，我就不便详述了。那些内容只有热恋中的男女，躲藏在属于他俩的私密空间才说得出口。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他们鲜活生活的真实记录。结尾部分，是她对他的希冀，希冀他在另一个世界过得好好的，没灾没病，享受在尘世没有得到的乐趣。她也承诺她会好好地活下去，但并没有许诺，有一天到了那个世界她会去找他。

我花了几分钟把文章浏览了一遍，整个过程中，她始终用征询的目光注视着我。她在期待我说点什么，可是，我能说些什么呢？这封情书的语言相当漂亮，那些浮华的句子让我想起了一些什么，但终究没有感动到我。她分明受到了我的影响，把我惯常使用的浮华得有些苍白的语言当成了一种追求，并用来表达内心的情感。事与愿违，这反而给我一种虚假的感受，是做作和虚构。是不是炽热的情感一旦搬移到纸上，原有的浓度就被稀释了？被过滤了？举个具体的例子，比如肉体的快感，写在纸页上时实在是隔靴搔痒，怎么也抵达不了心痒之处。思想，精神，脱离了它们存在的现实，还能鲜活如初吗？我故作沉吟了一下，用一种我认为非常肯定的语气说，挺好的。

真的吗？

真的。

我看见她眼眶中的液体泛出了晶莹之光。

十

接连几天，我都没有接到蒋知初的电话，这种情况之前也有过，正好让我轻松一下。对于悼词这活儿，有些死者的家属出于多种考虑，不放心把它交给外人来完成，何况还是一个陌生的职业悼词写作者。有些死者生前在单位上班，他所在的单位自然无条件把这活给包揽了。正应了那句话，生是单位的人，死是单位的鬼。

我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屋子里是静寂的，没有一点哪怕微小的声音。那只斑鸠的啾鸣似有若无，它一定飞得很远，同我隔了几百米的距离。这种缥缈没法填充房间，相反，它会把房间变得更加空旷，虚无得没有边际。我的耳朵却格外灵敏，不放过任何细微的声音，内心也虚空得慌乱起来。我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内衣内裤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不知要去哪儿，这有限的空间里没有明确的目的地。这在我忙于创作悼词时是不曾有过的，我沉恋于给死去的生命安魂，殚精竭虑，心无旁骛。现在我才意识到这一点，不是我在安抚他们，而是他们的魂灵在安抚我。

把我从这种慌乱的虚无中拯救出来的是林山泉，他忽然给我打来电话，莫先生，您在楼上吗？我不假思索回答，在！我已经不在意他来找我干什么，哪怕他想把我家的窗户全部封闭，至少此刻有一个鲜活的生命来打碎这快要固化的阒寂。房门很快被叩响了，林山泉立在门口，腋下夹着一只鼓鼓囊囊的鳄鱼皮手包。也许是刚上楼的缘故，他的呼吸有点粗重，脸色有少许红润。他进屋后像前一次那样逡巡了一圈，还推开了我女儿卧室的门。女儿的卧室依旧维持原样，连床上的被子都没有换过。在那些思念入骨的夜晚，我曾躺在女儿床上，抱着她睡过的枕头，呼吸着她残存的微弱的气息。

瞧瞧，窗户有广告牌挡着，您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林山泉转到我卧室时朝我暧昧一笑。

他的玩笑让我有些不适，但我容忍了他的存在。转遍了每个角落之后，他主动回到了客厅，把自己投进沙发里。他的一只手搭在沙发的扶手上，几根指头像弹钢琴似的跳动着，一双眼睛左顾右盼，似乎还想发现点什么。如此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莫先生，我有件要紧的事情想拜托您帮个忙。他的声音轻飘飘的，全然没有重量感，脸上却是恳切而真诚的表情。我有个朋友的父亲去世了，想请莫先生写篇悼词。他边说边拉开手提包的拉链，从包里拿出两张写满字迹的A4打印纸。我接过来细细看了一遍，去世的是位姓蓝的老人，一辈子务农，青年时娶妻生子，中年时丧妻，晚年一个人在乡村度过。这正同大多数人一样，除了茹苦含辛、勤劳本分之外，几乎看不到什么辉煌之处。给这样一位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老人撰写悼词不是什么难事，此前我就给不少类似的对象写过悼词，无非增加一些形容词和修饰语。

我答应了他，正好借此排遣此刻的清闲和空虚。我很快完成了初稿，之后反复推敲打磨，前前后后弄了三四次，才最终定稿。虽说同林山泉之间有些龃龉，可对待悼词我向来是认真的，这事关我的职业荣誉，自己的羽毛得自己爱惜，况且也不想让他看笑话。我当晚就把悼词通过微信发给了他，之后安然睡了一晚。每次完成一篇悼词之后，我都是这样，深度入眠，好像悼词成了我的安魂曲。第二天早上，一阵急促而响亮的敲门声把我给吵醒了，来人好像拿拳头在砸门，每一响都惊天动地。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痛苦，疑惑，恼火，可不得不起床去开门。没想到敲门的是林山泉，他将我发给他的悼詞打印出来了，拿着它兴冲冲地站在门口。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他压根无视，不等我邀请几乎冲进了屋，甚至还撞了我一下。然后，在电视机前收住脚步，照着悼词朗诵了起来。令人惊奇的是，他的声音一改之前的轻飘，有了金属的重量，像是压在我的耳膜上，沉甸甸的，连带我的恼怒也给压住了。

这是很荒诞的事情，一个人被另一个人叫醒，被迫倾听给第三者写的悼词。这好像是死者缺席的追悼会，又像是我的追悼会在预演。

他终于把悼词朗诵完了。他的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像有话要说。其实他不必说出来，我猜得到他要说什么。结果却出乎我的意料，他说，莫先生，哪天我要是没了，悼词一定请您来写。他说得很郑重，表情却是笑嘻嘻的，像在开玩笑。

林总，这话可不能乱说。我皱着眉头制止他。

怕什么，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他依然笑嘻嘻的，带着好奇问，我就想知道您会怎么写？要么现在说一句给我听听？

当着一个活人的面念他的悼词，那不是诅咒他早日归西吗？他同我没有十冤九仇，我才不会这么缺德而恶毒。但林山泉的玩笑的确影响到了我，此后的许多天，我抑制不住胡思乱想，如何用一句话来归纳一篇悼词，或者说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个人的一生。我拿自己作为范例：一个给世界撰写悼词的人。刚开始，我对这句话还是挺满意的，甚至有些得意，可是有一天，当我听到那只斑鸠啾鸣的时候，忽然悲从中来，酸楚的眼泪忍不住淌得满脸都是。我给自己写下了另一句话：一只无用而孤独的斑鸠。后来，我把那只斑鸠也纳入了范例：它用一辈子的力量在发出声音。因为这句话，此后每次听到它的鸣叫时，我都心怀愧疚，好像无形中侮辱了它，伤害了它。对于林山泉，由于我不了解，始终无法为他写下一句精准的悼词。这是一种遗憾，但也很宽慰，我没有伤害到他。

后来，我才知道，我绞尽脑汁创作的悼词没有助林山泉一臂之力，反而给他帮了倒忙。这个结果我是从邱桂芳那里听说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没再去过他们的店里，这期间，我偶尔从那里经过，朝店内扫描一眼，每次所见都是空空荡荡的。我推测他们的生意并不怎么样，结局可想而知。有一天，于我也是空闲的一天，百无聊赖之际，我接到了邱桂芳的微信，莫先生，有空下楼坐坐不？我应邀下楼，广告店的现状让我有些吃惊，几台电脑全不见了，广告打印机也给搬走了，只剩下一张孤独的茶台。邱桂芳坐在她惯常坐的椅子上，正用一块暗红的搌布擦拭茶台。她的脸色很平静，看不到丝毫波澜，见了我，微微点了点头。电热壶里的水开了，醒茶，冲泡，把茶奉给我，整个过程都是默默进行的。

店内的空气有些凝滞。我很想问问她这是怎么了，就怕问到人家的伤心处。也许我所见的败颓不是真相，他们要搬迁到别的地方去。一杯茶入口，她很快给我斟了第二杯，好像有些迫不及待要把这待客的礼数完成。泡的是绿茶，有些陈了，茶汤偏浊，杯底还能见到一些沉淀的微尘。莫先生，您对您写的悼词是不是很自信？她放下茶海后若无其事地问。我像脑袋上挨了一记重锤，不疼，但足够让我发蒙。我怔怔地看着她，听她话里的意思像是要兴师问罪，又像是真诚地同我交流撰写作悼词的经验。在没有摸清楚她的意图之前，我什么也不能说，既不能解释，更不能替自己辩护。

您知不知道您写的悼词并不那么受欢迎？她问出了第二句话，随之目光锥子似的盯着我。

我听出来了，她这是在打击我，贬损我，甚至诽谤我。在我看来，事实恰恰与她说的相反，我创作的悼词受到客户普遍欢迎。即便当时有个别地方不满意，但经我修改润色后，他们再无话可说。这几年，我靠着撰写悼词糊口，且偿还了债务，这是最好的证明。除此之外，我也拿不出更有说服力的证据了。悼词这玩意儿，不可能有售后服务，也不可能进行满意度调查。正因为如此，我没有足够的底气去反驳她，也不想同她争辩。

也许吧。我说。

我就知道您是这种态度。她的目光没那么凌厉了，好像软弱了下去。随后，她告诉我，林山泉让我帮忙写的那篇悼词，被死者的亲属当废纸给扔了。那个死者是蓝总的父亲，那个蓝总是他们要发展的客户，之前我在他们店里见过他。我记起来了，在我把那篇悼词交出去后的某天，林山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我摁下接听键后，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说，静默一会儿后就把电话挂断了。我当时觉得莫名其妙，只是没有朝这方面去想。

莫先生，您以后写悼词还是要慎重一些，不要信笔而来。她忠告我。

她的情绪有些激动，声音都扭曲了，冲撞进我的耳朵时挟带着一股野蛮的巨力。紧接着，她为了堵住我的嘴，不容许我辩解，哒哒哒地向我射来一长串话语。

您把一个恶棍美化成流芳百世的圣人，您不觉得这是莫大的讽刺吗？

草鸡就是草鸡，死了也是草鸡，死了也不可能变成凤凰。

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死者有知也会无地自容。

死者正以恶棍而自诩。

我的前夫就是个恶棍。她愤怒地盯着我，眼眶内火光闪闪，好像我就是那个恶棍，他的悼词就是您写的！

这叫我有些目瞪口呆了，我还能替自己辩解什么呢？我被曾经的客户指着鼻子臭骂了一顿，不，她是戳着我的脊梁骨在谴责我。这不是我的疏忽，在经年累月的悼词写作中，我千篇一律抹去了死者的恶行，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干净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荣耀的人。在邱桂芳跟前，我成了另一个被诅咒的恶棍。她受到她前夫的伤害，那简直是一定的，否则她也不会如此义愤填膺。

好了，明天，明天您就解放了，明天我会彻底拆除广告牌。她几乎咬牙切齿地说。

十一

穿过香樟树与香樟树之间的空隙，我看见对街黄金首饰店金灿灿的招牌，两行竖排的字迹仿佛从天而降的巨人：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紧挨着它的是家服装店，招牌走的不是首饰店气宇轩昂的路线，而是都市丽人的风范：最美  最靓  最高贵  最典雅，每个字都足够妖娆。还有名为第一夫人的婚纱摄影店，婴儿用品店，鞋店，蛋糕店……它们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每当我站在窗前，内心总有一种不可遏止的感动，这就是我生活的人间，我向往的人间啊。曾经为了获取创作悼词的灵感，我一遍遍欣赏它们，从它们身上找到那个让我内心沸腾的热点，把它转嫁到悼词中。我不是为死亡撰写悼词，而是为活着而歌唱。

广告牌被彻底拆除了，我的房间无比亮敞。

生命的幻灭何尝不是另一种开始？

我曾为林山泉和邱桂芳惋惜，一次创业就这么夭折了。我记得那天邱桂芳指挥工人拆除广告牌时的情景，她站在香樟树的阴影里，仰头看着天空，阳光透过香樟树叶，在她脸上印下一块光斑。完事后，她冲我做了个OK的手势，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广告牌拆除后的那段日子，我几乎处于真空状态，其实当时我已经失业了，只是还不知道。趁着空闲，我又去了一趟仙姑寺，找到了住持静尘法师，请她帮忙劝说妻子下山。静尘法师行了个合掌礼，道了声阿弥陀佛，她的尘缘已尽，施主就别勉强了，还是请回吧。

从仙姑寺回来的第二天，我接到了蒋知初的电话，他照例询问了一番我的近况，还问到贾小沫怎么样。我回复我的情况时，还是此前N多次使用过的那种腔调，那种轻描淡写的语言。说到贾小沫时我迟疑了一下，最后还是把她给她丈夫写悼词的事告诉了他。电话那端哦了一声，大概蒋知初也愣怔了一下。过后，我听到的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不知他要说什么。这是一个过渡。后来，他才吞吞吐吐告诉我，殡仪馆已经开始给客户提供撰写悼词的服务，往后再也不能给我介绍业务了。我感受到了他说这番话的艰难，为了让他释怀，我回答得尽可能轻快一些，我感谢他这么多年对我的帮助，请他不要担心，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我会尽快找到别的工作的。活人不会被尿憋死，车到山前必有路，总之，我会有另外的活路，会有另外的活法。

贾小沫似乎没有发觉我失业了，仍旧按照惯有的节奏上我这儿来。她给我买来水果，打扫卫生，让屋子里始终维持着家的形象。我适应了她的存在，对此还有了些许依赖。开门时，我会说些简短的话来欢迎她，你来了，或者进来吧。她干活时，我就站在客厅的窗户前，朝外张望着。香樟树的树龄快二十年了，树冠冲到了三四层楼的高度。风吹进屋里来，携带着香樟树特有的香气。有一天，从香樟树繁茂的枝叶间突然传来斑鸠的轰鸣，咕咕，咕咕——咕，好像一种特别的鼓声。我循着声音搜寻过去，可是香樟树叶太茂密了，总也找不见它。我挪动了一下位置，变换了一个角度，所见仍是香樟树叶。贾小沫不知什么时候也跑了过来，隔着防盗网朝外打量。您看，在那儿。她小声告诉我，因为这个发现，她的脸蛋一片酡红。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终于在香樟树叶的缝隙里看到了那个不知疲倦的歌手。它的身体被香樟树叶遮蔽了，只露出一颗小小的脑袋，摇来摆去，好像也在探寻着什么。

我们并肩静立在窗前，被那喜悦的歌唱所包围。而在下一刻，贾小沫突然抱住了我，她的双手穿过我的腋下，十指交叉，搂住了我的胸部。她身体上的热量洪流似的奔向我，温暖着我的背部，并迅速向我的全身扩散，我的身体热烘烘的，好像被暖阳照耀一般。

有一天，她干完活后见我站在窗前，将我拉到沙发上坐下。她静静地看了我一小会儿，然后才说话，您得帮帮我，我一个人都应付不过来了。她的表情挺认真的，好像迫切希望得到我的帮助。她仍旧经营着同她丈夫一块创办的足浴城，同时还得照顾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我知道这有多么不易，仅凭一个单身母亲的力量。我也体会到她的良苦用心，她這么说是为了照顾我的面子，维护我的尊严。她需要帮助不假，而我也的确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我答应了她。在去足浴城上班之前，她提议让我见见她的孩子。她说得小心翼翼，可还是刺疼了我。这种疼是发生在内心的，我尽可能表现得正常一点，不让她有所察觉。她似乎在谋划着未来，而我的内心也像有什么东西被她唤醒了。在她的安排下，我见到了那个叫元元的孩子，他是个健康的小男孩，圆脸，眼睛很大，睫毛很长，有点女孩子的气质。我同他单独相处时，他一个劲地眨巴着眼睛，莫伯伯，我有个问题。我说，你问吧。他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郑重其事问，您是不是爱着我妈妈呢？

瞅着他专注而天真的模样，我不由自主笑了。事实上这是个不好回答的问题，爱与不爱，好像都不是此刻该有的答案。我拿手刮了一下他的鼻子，我是喜欢上这个男孩了。

他没有躲避，反而更加严肃起来，老师说做什么事都得认真。

你的老师说得对。我附和说。

同元元见面后的第二天，我来到了足浴城上班。足浴城的规模不小，面积有五六百平方米。我什么活都干，会计，保安，清洁，有时还得维修一些损坏的小物件，比如水龙头什么的。我早上八点上班，晚上让贾小沫先走一步，去照顾元元，而我会守到凌晨一点，足浴城打烊才下班。有一天，贾小沫暗示我，想再要个孩子。我没有明确答复，只是用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尔后亲吻了她一下。后来，她再也没有提起过此事。

日子风平浪静了。有时，我一个人独处时，免不了会胡思乱想，如果女儿没有遭遇厄运，我们一家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呢。这是一种谵妄的幻想，始终断绝不了。后来，记忆慢慢被琐细的日常风化，瓦解，掩埋，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在这种日复一日的平静中，某一天，我忽然接到邱桂芳的电话，她的声音有着我曾有过的悲痛，一定是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了。

他走了，她呜咽着说。

她说，您答应过他的，他的悼词由您来写。

责任编辑  吴佳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