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双

“悼词”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自《诗经》已有之，其时多以诗体出现。“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北宋大文豪苏东坡以一首《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将对亡妻的真挚怀念抒写得深沉而凄婉，被视为悼词的千古绝唱，苏东坡本人也成为了最早的“悼亡词”写作者。在本期小说坊中篇头条刊发的樊健军的《斑鸠入画图》中，主人公莫未来便是一位靠为亡者写悼词谋生的人。不同于苏东坡为亡妻“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泣血之作，莫未来所写的悼词多是替素未谋面的逝者，通过分析琢磨家属提供的有限的生前信息，尽力发掘值得肯定或被人称道的可贵之处，客观疏离中带着些许粉饰的味道。

正如他的名字“莫未来”的谐音所示，这是一个饱经尘世之苦、看不见未来的小城“loser”：人到中年，因所在城市报刊停业而下岗，失去为数不多的固定收入；十二岁的独生女儿罹患白血病悲怆离世，积蓄耗尽，欠下一身债务；妻子看破红尘、出家为尼，支离破碎的家庭无以为继。穷途末路之际，在一个同样被晚报公认为无用之人——蒋知初不遗余力的帮助下，他意外得到了一份为逝者写悼词的工作，并以此赚钱生存还债。

这篇小说似乎也延续了樊健军新近出版的小说集《冯玛丽的玫瑰花园》中的叙事风格，收录的故事大多聚焦于小城里摸爬滚打的中年人—— 一众被生活困境掩埋谷底仍苦苦挣扎的“西西弗斯”。这些故事里的主角大多是樊健军从小城现实生活中采撷来的人物原型，俯身聆听他们身上或身边的鲜活故事，经过文学的加工和情感的渲染，从而创造出一个个独立的虚构的心灵世界。正如他所说，“在小城里，有太多人需要讲故事，需要把内心的收藏一吐为快。在小说中，我不是在讲述，而是在倾听，倾听虚构的人物在说话。我只是把他们的心灵世界一五一十地翻译给读者。”

聆听既是叙述者的需要，也是倾诉者的被满足。在彼此的需要和满足间，新鲜好看的故事便开始在笔端生长。在《斑鸠入画图》中，作者正是通过悼词这样一个新鲜异质的窗口，向我们展示了各色小人物的人生概貌。在朋友介绍下以写悼词谋生的莫未来，平静单调的生活突然被楼下新出现的巨型广告牌所遮蔽，造成了工作和心理的双重不适。由此结识了楼下广告公司的老板林山泉及其合伙人邱桂芳，人物背后的故事在数次的交涉中逐渐显现。一方面林山泉作为创业老板的务实和精明让“我”不自觉产生距离感，另一方面他的坦荡和不拘一格也是“我”在广告牌改造之前能够继续容忍适应并与之打交道的重要原因。而在“我”与邱桂芳的交往中，她的相关讲述和态度变化让人物彼此的形象更加鲜活具体起来。从一开始招揽客户的热情大方到最后了解真相后的愤懑悲痛，作为这一支线的全程见证者，背后的故事都与“我”写的悼词息息相关：林山泉拜托“我”绞尽脑汁为大客户死去父亲写的悼词，并未助其一臂之力，反而帮了倒忙导致广告公司的巨大损失最终走向倒闭；作为曾经的客户，“我”无意间写的悼词将她的恶棍丈夫美化成流芳百世的圣人，她的愤怒委屈以及对“我”工作性质的质疑引发了“我”对悼词写作的深度思考：在长期写悼词的过程中，发现大多数人命运大体相似，纵有波折，起伏也很小，仿佛一根长度有限的线段，未及伸展就被掐断了。于是，“我”千篇一律抹去了死者的罪行，把他们变成了一个干净的人、高尚的人、荣耀的人。

贾小沫的出现则将故事引向了另一个高潮。对于这个突然闪现在“我”孤独烦闷生活中的三十多岁的陌生女人，“我”和她的链接与邱桂芳如出一辙——曾经为他们的亡夫写悼词。不同的是，与丈夫有着深厚情感的贾小沫对“我”写的悼词十分感激和钦羡，并请求“我”重新写一篇“我”从未尝试过的、“属于她一个人对丈夫的、呈现具体情感细节”的悼词。于是，她每次来家中除了打扫卫生照顾“我”的起居，都会讲述些许她和丈夫吴月亮在一起时浪漫温情的生活细节，自觉过滤了其中的不幸与不堪。“我”逐渐被她的勤劳、温善、豁达所感化，并在一种莫名的期待与依赖中确证且接受了她对“我”幽微的感情试探和成全。和邱桂芳一样，贾小沫的出现再一次深化了“我”对悼词的思考：“我”虽在创作每篇悼词时竭尽全力，去捕捉死者生前的闪光点，那些闪光的部分毋庸置疑被人们升华为精神或品德，但是“我”忽略了他们的俗世生活和日常细节。夸夸其谈的悼词只是让死者在纸页上活了一遍，同人间烟火总是隔着一截距离。

无论是“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广告店老板林山泉，抑或是作为合伙人且遇人不淑的邱桂芳，还是失去丈夫独自撑起家庭与事业的贾小沫，以及“我们”支离破碎的一家三口，这些承载着各式伤痛的底层小人物，在樊健军的笔下都是与我们有着相通情感相似体验、真实的、丰富的、具体的人，他们无处不在，彼此依偎、抱团取暖，在呈现人间百态的同时用内心的光亮凝聚成照亮他人的灯塔。这也印证着他的写作观：“文学是为弱者说话的。弱者的生命存在不只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怜悯，他们是我们的镜子，唤醒我们对人类自身的悲悯。他们的成长史是人类成长史的一部分，他们的情感史和精神史同样是人类情感史和精神史的一部分。我们与他们不可分割，他们总是被藏在无声深处，而我要让他们的故事被世人听到。”

在这篇叙事容量十分饱满的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作为核心意象的“悼词”，其内涵和意义随着主人公个体经验的增加，在不断深刻和丰富。从一开始莫未来以寫悼词谋生，目的单纯而直接，到后来逐渐“沉恋于为死去的生命安魂，殚精竭虑，心无旁骛，仿佛不是我在安抚他们，而是他们的灵魂在安抚我”，死亡的凝重被善意徐徐消解，悼词从物质上的谋生工具升华为精神上的抚慰剂，“我”也完成了从机械徒劳的“西西弗斯”到勇敢接受新生的“追光者”的蜕变。

而文中多次出现并点题的斑鸠和广告牌所承载的文本意义也随着故事的发展不断丰盈。窗外香樟树上不时啾鸣的斑鸠构成了“我”人生境遇的显示器，“我”就像一只无用且孤独的斑鸠，用一辈子的力量发出微弱的声音；从一开始为其频繁的聒噪声感到心烦意乱，到听不到声音时的寻寻觅觅，似乎就是“我”与贾小沫交往过程的映射。从厌恶到唏嘘，窗外陡然出现又消失的广告牌喻示着林山泉创业及生命的双重夭折；而窗外无数五彩绚烂的广告牌既是光线和创作灵感的有形遮挡物，也正是一道道汇聚人间烟火气、蔓生新的灵感的亮丽风景线。

这些有声有色、有血有肉、有情有泪的人与物构成了樊健军小说图景中十分珍贵的有机物，它们浸润着生活毛茸茸的质感，并在文本内部悄然发生着微妙的化学反应。这无疑得益于他善于从日常生活的微小故事中，捕获观察外部世界、窥探人心人性的孔径，并不断寻找、调整自己的定位和方向，尽力完善着小说的每一次蜕变：“朝开阔处走，朝深处走，努力将日常化的叙事上升成精神体验。”而在开阔与深远处滋养生活之花、灌溉精神之果，也正是小说写作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