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时进 陈家愉

“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的提出,已有30多年的历史。它最初由本土学者提出,2021年因当代著名法国作家勒克莱齐奥与北京大学董强教授合著的《唐诗之路》而进入世界文学的视野。然而,唐诗之路的概念如何界定,它对唐诗、唐代文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应该如何在理论上认识、在学术上把握其内涵和本质,仍是需要探讨、阐释的重要问题。“唐诗之路”这个概念内在地确定了它是唐诗研究的一个专题方向,是唐诗研究大树上的一个重要分枝。我们既不应忽略它本有的丰富内涵,又不应无视它与唐诗、唐代文学研究的边界。这方面需要讨论的问题很多,本文由具体性向抽象性延展,从路程、生活、经验三个维度讨论唐诗之路研究的三重构境。

一、路程:唐诗创作的“现象表征”

海德格尔指出:“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可能的。”[1]作为一个概念,唐诗之路能否作为唐代诗人的行为现象在创作中凸显?答案是肯定的。迄今为止,在尚能够较为完整地描述出生平大概的唐代诗人中,很难发现某个作者始终处于极小范围的静默状态,他们总有自己的位置移动。道路山重水复,路上行人往来,这是现实社会的日常,在唐诗中得到了充分反映,并由此产生了多种唐诗意象。唐人诗题中“发、辞、过、渡、游、涉、行、经、旅、次、宿、归、赴、使”等动词以及大量地方名词表达的就是路程现象。如:“度岭方辞国,停轺一望家。魂随南翥鸟,泪尽北枝花。”(宋之问《度大庾岭》)“琴剑事行装,河关出北方。秦音尽河内,魏画自黎阳。”(薛能《送冯温往河外》)“浮云不共此山齐,山霭苍苍望转迷。晓月暂飞高树里,秋河隔在数峰西。”(韩翃《宿石邑山中》)唐代诗人因各种原因,经常处于“在路”状态,形成了重要的唐诗现象表征。

路程,是一个有关行走的总体概括,而分析是基于具体事实的,这就需要对路程有具体的理解。虽然无须做过细的分类,但基本的层级区分仍有必要。唐人行走的路程,一般看来有大区域、中区域、小区域之分,下面分别论述。

1.大区域

每个时代的文人,一般都有属于本时代的“东游记”“西游记”,或“南游记”“北游记”,唐代诗人写作最多的是“西北游记”和“东南游记”,这与唐代政治中心在西北,而休养栖息地在东南有关。如此就从宏观上见出唐代诗人“向北(西北)”与“向南(东南)”的唐诗之路,这是大区域的道路。唐代以西北为帝京所在,其南面而治天下的威严常常受到漠北少数民族或其他游牧族群的威胁,战事频发。为此许多诗人远赴边塞,其中较多部分属于大区域道路。京官外任或贬谪边远地区,其路程绝大部分也属于大区域道路,至于官员派任羁縻州的情况,自不待言。唐人往往有壮游、漫游的习惯,路程远近不同,大区域行走情况颇为常见。唐代还有某种较为特殊的行旅,如崔致远自新罗乘船西渡入唐,留唐16年后,以“充国信使”的身份东归新罗,他的履迹形成一条独特的唐诗之路,自然也应归入大区域之列。

这里需要提示的是,唐人大区域范围的行走虽然有一些属于特殊现象(如官员派任羁縻州、崔致远入唐),但绝大部分属于普遍现象。这种普遍现象中最突出的是以长安为目的地和出发地的行走路线,以及以西蜀为主要方向的行走路线。后人所说的“从古诗人多入蜀”或“古来诗人每入蜀”中的“古”即指唐代①,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甫、高适、岑参、元稹、白居易、刘禹锡、贾岛、李商隐……,唐代向西蜀行走的诗人形成了一个规模浩大的队伍,在唐诗史上留下的跋涉作品、景观作品极为丰富,几乎不少于由北方下吴越、向岭南的诗篇。

2.中区域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大致可以看作北方和南方的两条东西轴线,而北方与南方如何界分呢?如果要找一个标志的话,无疑就是秦岭,其为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分水岭。在普遍认知中,我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是秦岭-淮河一线,秦岭即为最显性的界线。“唐代的资料证明:当时行政体系中的南北分界位于秦岭淮河;唐人地理感知中的南北分界,西段仍在秦岭,而东段却在长江。”[2]

唐代诗人中,有部分作者(如初唐一些出生于北方的学士),平生未曾越过长江,没有在江淮以及更南向地区留下足迹,其行走路线即使偶尔涉及边庭,也应看作是中区域的行走。唐代显庆二年(657年)正式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改唐为周之后,一度以洛阳为神都,洛阳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分司东都制度的建立,赋予了洛阳特殊的政治功能,使其具有了重要地位。唐代西京至洛阳,其间数百里,是唐代诗人往还频繁之道,终唐之世“京洛道”都是最显要的唐诗之路。唐人行旅大致出于公私二道原因,主要有应举、下第、游幕、铨选、出使、赴任、迁官、贬谪、量移、访友、避事等。其中游幕、量移、避事多发生在中区域范围。另外,五代十国时期,十国文人之间有所流动,其长江流域之行亦属于中区域行走。

3.小区域

唐代历史上有许多重要的驿道、驿站,严耕望先生考证,“唐制三十里一驿,开元盛时,凡天下水陆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量闲剧置船马。……按实考之,驿距疏密无定准,交通繁忙大道或不到三十里,而边远地区,有疏距八十里以上者,平均距离当在四十里以上,则全国驿道踰六万五千里”[3]。这是考察唐诗之路的重要依据。唐代诗人经过驿站行至远方,盖归于大、中区域范围,数个短距离驿站之间则往往属于小区域。

另外,唐代运河与长江沿岸的都会往往是区域性交通枢轴②,也是文人行走、集聚的中心。由此中心向外辐射,就形成了若干唐诗之路。如韦应物、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期间,苏州成为江南诗学重镇,湖州、杭州、常州的诗人从三个方向向苏州汇集,显示出江南诗学昌盛的景观。在唐代江南,吴越文化具有突出的共轭性,其间就自然存在一条诗路。浙东唐诗之路,本质上也是区域共轭形成的文化共轭,其中一部分也具有小区域诗路属性。在小区域内,个体诗人的行走路线非常值得注意。如杜牧偏爱淮南、江南,在扬州、润州、宣城、池州、睦州、湖州等地均有履历行迹,这些地方勾连起来便是一个杜氏“小长三角”③行走版图。

以上三个区域层次的划分,大区域有数千里之广,中区域有数百里范围,小区域则为百里、数十里不等。地理范围的大小与作为一种精神生产活动的诗歌创作数量之间没有必然等约性,地理范围的大小虽然与诗人分布的密度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绝对的。然而,通过不同层次的区分可以看出,唐诗之路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也不是一种解释唐诗生成的简单工具。唐诗之路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再省思、再界定。这种省思和界定不应遵循某种既定模式,只有突破既定模式、习惯思维,才能有新发现,发掘出“路程”所具有的丰富诗学内涵。

二、生活:唐人行走的“日常”与“事件”

唐人的居处与行走,都是其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唐人的生活史,可以成为唐代社会史的凭证,因此生活无疑也具有历史性。唐代诗歌史是唐代历史的一个分支,其历史性的存在所凭借的就是那种感性的、鲜活的、具有社会性本质的诗人,而诗人是生活中的人,只有映照在具体生活影像中时,才能被看见,被写入诗歌发展史。

唐代诗人是通过现实生活来生成具有社会本质的自我,也生成兼具社会属性和文学特性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居处相比,也许行走更能表达现实生活的状态、意愿,更能突破某种日常生活的感受,激发出情感与灵感,更可能创造出新的意义。这就使行走自然走进了文学天地,走进了诗歌胜境。严羽《沧浪诗话·诗评》称:“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这道出了行走对于唐诗创作的意义,而这也正是唐诗之路的意义所在。对此应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1.“事”的世界

这里需要对日常生活做一些意义阐述和延伸。人生活在“事”的世界中,而“事”的生活有“日常”与“事件”之分。“日常”具有重复式、均质化的性质,体现出一般性、同类性;“事件”是日常的断裂,即打破日常,消解了均质化,具有较大的片段性、不可预见性。“常人安于故俗”④,“故俗”具有日常性,是共知而熟悉并形成长期习惯的样态,这种生活即日常生活。而诗人,尤其是有个性的、优秀的诗人显然异于常人,他们不能安于故俗,要走向新场域,探索新可能。如果说故俗多通过“时间性”证成生活,那么去俗则往往通过“空间性”证成生活。行走是进入时间流程中的空间,突破了居处的日常性,更多表现出事件性。就此而言,唐诗之路的生活视域是一个事件性视域。

那么行走是否就绝对归于事件,而非日常呢?答案并非如此,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具体、恰切的分析。如王维《辋川集序》云:“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有孟城坳、华子冈、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莱萸泮、宫槐陌、临湖亭、南坨、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坨、竹里馆、辛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4]值得注意的是,王维所说的“游止”就是一份“路线图”,本质上这条“游止”之路也是唐诗之路。尽管文学史家将王维的隐逸生活看作一个事件,但由于这种犹如“鱼龙隐苍翠,鸟兽游清泠”(储光羲《同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的隐逸生活,表现出极为明显的重复性、均质化,这种高雅的事件已经转化为另一种更高层次的日常了。其实,不少唐代诗人经常为了同样的目的,行走在相同的道路上,其结果并不具备不可预见性,这样的行走也并非事件,而应属于日常生活。由此又可以延伸出一个观点,即行走的事件性与目的达成的某种或然性,以及行走空间范围的广度有关。而唐诗之路肯认的必要性、重要性,描述的精彩度也正与此关联。

2.隐匿的力量

人与世界的关系并非主体支配客体那样简单,事实上,当人进入复杂的世界以后,人与世界的关系往往转化为人与某种隐匿力量的关系。因为那种力量是隐匿的,人的自我努力并不能必然达到预设目的,这就具有了或然性。或然性越大,事件性越突出。众所周知,唐代文人普遍追求科举的成功,但很多人总是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徘徊、挣扎。一举及第是小概率事件,3年、10年乃至30年方能登科,是大概率事件。王定保《唐摭言》卷八《忧中有喜》条所记公孙乘的求举之事人所熟知,毋庸赘述。公孙氏“垂三十举”毕竟有一个与妻阔别而再见面“后旬日登第矣”的喜剧性结局,而李昉等所纂《太平广记》卷七十四《陈季卿》篇所述半真半幻的赴举之事则充满了悲剧色彩。陈氏先有书写10年不第悲情的《江亭晚望》诗云:“立向江亭满目愁,十年前事信悠悠。田园已逐浮云散,乡里半随逝水流。川上莫逢垂钓叟,浦边难得旧沙鸥。不缘齿发未迟暮,吟对远山堪白头。”此夕陈氏即谓其妻曰:“吾试期近,不可久留,即当进棹。”又吟一章,别其妻云:“月斜寒露白,此夕去留心。酒至添愁饮,诗成和泪吟。离歌栖风管,别鹤怨瑶琴。明夜相思处,秋风吹半衾。”即将登舟,陈氏又留一章别诸兄弟云:“谋身非不早,其奈命来迟。旧友皆霄汉,此身犹路歧。北风微雪后,晚景有云时。惆怅清江上,区区趁试期。”一更后,陈氏复登叶舟,泛江而逝。兄弟、妻子恸哭于家,谓其已为鬼物矣。

这三首诗都属唐诗之路范畴的作品。陈季卿的行走从江南到西北,空间范围极为广阔,在唐代科举类作品中,这三首诗作为一组诗,空间现场特征非常鲜明,构思也相当奇幻,充满了悲情。就唐代某个举子而言,进京赶考之路和归去之路一般都是固定的。而将举子们一条条行走路线的作品汇集起来,就构成了唐人被隐匿力量控制的科举生活史,在唐代社会史中具有重要的史料证明力,其作品则因情感复杂、强烈而深深触动读者的心灵。

3.人生的跌宕

唐代诗人进入台阁后,有时会因遭受贬谪而走出宫廷。他们远距离行走在阔大的地理空间中,巨大的人生跌宕和心理落差也充斥于所历之时空。唐人“行走诗”中,此类例子甚多。

如韩愈《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描述自己被贬潮州的情况与感受云:“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朝奏”而“夕贬”言其事件突发性极强,“潮州路八千”形容此行何其艰难!与韩愈最终尚能重返京城相比,柳宗元等一批诗人卒于贬所,更显示出行走的或然性和悲剧感。文宗朝,相国宋申锡谋去宦官,反为宦官所构,遭贬谪而死。如此悲剧引起诗界震动,产生相当数量的作品,如许浑在《靖恭里感事》中云:“乾坤三事贵,华夏一夫冤。”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在十多年间经历了贬谪、量移、召回、再贬的过程,这构成了深烙其心境的个人的唐诗之路,不仅为唐诗史拓展了事件维度,也增加了唐诗的思想深度。

较之一般意义上的行走,唐代诗人的征戍、行旅、离别等,往往具有更大的或然性和空间感,其作为唐诗之路的特征更明显,可论性也更强。由此可以理解,唐诗之路往往与事件具有内在联系,事件性是唐诗之路的内涵属性,以事件性为基础,可以构建具有唐诗之路本质意义的知识观。

三、经验:唐诗之路上的诗人感知

“唐诗之路”本身是一个命名。命名是一种语言活动,即用某个语词概括对某些事物、现象的认知,这种概括得到普遍肯认便成为概念。但从初始命名到概念形成有一个从始端不断发展的过程,始端命名的意图是指称的起源,这个意图在后来人那里未必一定得到遵循。事情往往总是这样:已有的言说本身会被再言说,后来的言说者所具有的时代性会影响表达,再言说就成为言说链条中的新环节,时代在不断发展,新环节会不断产生。

今天作为言说对象的唐诗之路,与最初具体摹状性的唐诗之路意义同中有异。“路”是唐诗之路坚硬的物理基础,其“形”其“状”的物质性作为基本要素不可或缺。但长期以来,随着对唐诗研究的不断深化,加之知识生产、地方知识、身体美学、空间哲学等理论有新的发展,对“路”之“性”的感知和认识也会不断深化和发展。我们不必用一个新的命名对始端名加以区别,但需要用新的感知和认识去进行区别——既区别于始端名的摹状意图,又区别于一般的唐诗研究。这种新的感知和认识,形成兼有形下与形上意义的唐代诗人行走大唐的经验。“经验是完全异质性的,其中无所不包,以至于其主要的形式难以数清。经验作为沉淀下来的经历,承载着使我们的身体与其他有意义的身体相关联的意义。”[5]虽然经验的主要形式难以数清,感知的积淀源非常复杂,但它与对象的主要逻辑关系是可以从不同维度去认识的。

1.对行走履迹的感知

虽然唐人的行旅中经常有诗歌作品产生(有些已经亡佚了,有些至今尚存),但并不意味着唐人走过的所有道路都可以视为唐诗之路。唐诗之路既是唐人经历中的,也是后人意识中的。对唐诗之路的认知基础是对唐人行走履迹的确认,“履”是行走,“迹”是留痕。行走的普遍性不代表留痕的典型性,没有典型意义的留痕,需要在唐诗之路的研究中作排他性处理,否则这一问题研究的总体品质将会降低。如果将过于芜杂的行走纳入专门研究,唐诗之路研究将会混同于唐代诗人行履考证与描述,研究的专门性将会被消解。

事实上,在唐代历史上已经形成一些成为经验意识的唐诗之路,如南北贯通的汴河道,北方的京洛道、商洛道、塞上道,南方的向吴路、剡溪路、岭南道等。有学者认为,在唐代存在着多个以都城为中心,以区域名城为支点的交通-文学三角,它们既是稳定的交通框架,也是唐代文学的空间构架,还是研究唐代交通与文学之关系的视角⑤。这个空间架构和关系视角中包含着原生性的唐诗之路,学界已有认知。但我们并不应局限于唐人的意识和经验,研究中发现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唐人行走履迹如果与唐诗(尤其是经典性作品)的生成紧密关联,也可以认作唐诗之路加以命名。

2.对行走空间的感知

唐诗之路具有空间概念的意义。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象限,“空间从来不是空的:它总是体现出一种意义”[6]。这种意义具有多种内涵:一是自然地理的意义,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在一定心境下经过或流连某地,能够体察地理环境与人类情感相通而形成立体感受。二是社会历史意义,体现人与社会的关系。人行走于一个空间,就走进一个社会网格,成为社会的主动或被动的力量⑥。三是人地相须意义,体现主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文学作品不能简单地视为是对某些地区和地点的描述,许多时候是文学作品帮助创造了这些地方。”[7]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前文提及唐诗之路的成立与行走空间范围的广度有关,这是指的一般情况,也有某种特殊情况,即小空间的行走也可能成为唐诗之路。在西方有著名的海德堡“哲学家小路”,在日本有闻名遐迩的京都“哲学小道”,“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相距遥远,但意境相同,都是在一条静谧的小路上漫步着人类最活跃、最智慧的头脑,孕育着启迪人类灵魂的伟大思想”[8]。那么,在唐代,有没有这样的“唐诗小路”呢?我们已知的有杜甫的草堂小路和天台山的寒山道,应该还有其他。这方面的研究,颇有意味。

3.对行走目的的感知

作为事件的行走总是具有某种背景、动因、目的,行走绝不是一个无意识、无因果的行为。唐人的壮游、漫游既有认识世界、深化对自然的了解的目的,也有积累人脉、扩展人际网络的目的。具体来说,南人北上往往与干世求名、愿为世用的意识有关;出塞征戍多出于驱胡卫疆、立功报国的志向;贬谪远方则有某种政治事件或党派之争的背景;避难趋行显然与国家、家庭、人身的严重困境相关。这些都属于常识,即便如此,我们也未必能够展开历史大帷的皱褶,真正走进当时社会的“无知之幕”,共享其中所有的信息。我们还需要从历史史料中勉力发现一些沉寂的真相,使对行走事件的认识更加清晰。

但越是既成的唐诗之路,学者对于“路上人”的背景知识掌握越多,对其目的性了解越清楚;而对一些有待发掘的唐诗之路,相关认识和经验并不充分。如安史之乱中到江淮逃避战火者甚多,一些诗人的行走情况昭然,一些诗人的行迹却较为隐晦。唐代诗歌史上,还有一些诗人生平的末端已是传说,他们是否还曾有过行走,这种行走与唐诗生成是否具有关系,与他们曾经走进的唐诗之路是否衔接,我们无从了解和把握。在对历史的考索中,如果有新的发现或合理推断,都是对唐诗之路的经验的丰富。

4.对行走美学的感知

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着行走美学,“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是最典型的表现。行走美学的生发主体是人,利用不同的交通工具(或徒步)行走在不同的道路上,使身体的感知进入心灵,产生美的感悟,用一定的文学体裁加以表现,美学感知便得以传达。唐诗之路,是表现唐人行走美学的极佳工具。人们熟悉的陈子昂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是行走中孤独而坚韧情感的生发;许浑的“红叶晚萧萧,长亭酒一瓢。残云归太华,疏雨过中条。树色随关迥,河声入海遥。帝乡明日到,犹自梦渔樵”(《秋日赴阙题潼关驿楼》),其中表现出的凄凉而壮阔的中原秋景非有目的和忧郁感的行走不能道出。

唐人的送别诗,颇似远行人与送别者共同进行的一种行为艺术表演:近景在周边,远景在前方,诗人利用目击与想象将一实一虚组合起来,构成美学空间,而行者与送者的肢体语言与表情为这个美学空间作出诠释,达成了完美的统一。唐诗之路的研究,应向哲学思想表达的最高境界努力,至少应有显示思想倾向的观点。美学感知介于这两者之间,使唐诗之路研究在历史性之外增加了审美意义,这恰恰是唐诗研究不可或缺的。

以上四个方面是唐诗之路概念形成的主要经验,单独来看具有基础性,组合来看具有递进性。以往研究者在讨论唐诗之路时,是以唐诗文本为据的,是在纸上山川中寻找唐人行走的踪迹、路线、规律,但这是唐诗之路研究的一般路径,而不是特有企境。只有充分认识唐人的行走目的、行走履迹、行走空间、行走美学,对其加以思想性和美学性的思考,才能由形向意,构成唐诗之路研究审美形态层面的意义。唯有如此,唐诗之路的命名才具有真正的诗性。

结 语

雪莱说:“诗人是世间未经承认的立法者。”[9]这是诗人的荣耀,也揭示出诗歌这一文体的重要意义。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典范,从最高意义上说,唐代诗人是一种文化乃至一种文明形态缔造的参与者。从这一层面来看,唐诗之路研究独特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在研究唐诗之路问题上,只能适当吸收、借鉴研究唐代诗人和一代唐诗的理念与方法。对唐诗之路研究,我们不必过度高置其位,以其摄引唐诗学的发展,而是要实事求是将其作为唐诗研究的一个部门、一个方向,回到专门化研究的实际上来。

宇文所安认为,中国文学最为独特的属性之一就是“断片形态”,“作品是可渗透的,同作诗以前和作诗以后的活的世界联结在一起。诗也以同样的方式进入它的读者生活的那个时代”[10]。笔者认为,唐诗之路研究是典型的唐诗“断片形态”的研究,对于唐代诗人来说,学者研究的是其生命中的一个“断片”;对于整个唐诗研究来说,唐诗之路也是一个“断片”。我们不要期待这一研究涉及所有唐代诗人,更不能期待这一研究能覆盖全部唐代诗歌。在研究中审视全部作品是必要的,试图调用全部作品则无必要和可能。如果那样,就是唐诗研究的泛化,而过度泛化会消解唐诗之路研究的学术建设意义和特殊价值。

笔者做这样的分析、判断,并不是要降低唐诗之路研究的重要性,恰恰相反,这正是基于其价值性的考量。傅璇琮先生在《唐诗之路:中国文人的山水走廊》中指出:“在世上所有的路中,唐诗之路是一条浪漫而特别的路,是一条隐匿在历史中的山水人文道路。”[11]这虽然是针对浙东唐诗之路而言的,但其强调的“特别性”对我们今天探讨更广义的唐诗之路仍然具有重要意义。“特别”的唐诗之路需要“专门”的研究方法,我们期待这种专门性、特色化的研究在唐代文学整体研究格局中自成其类:通过唐人的行走路程,表现唐人丰富的生活和情感,抉发唐诗书写的经验贮存和审美意识。相信路程、生活、经验作为唐诗之路的三重构境,可以使唐诗研究“依类成化境”⑦——开辟出一片新的人文天地。

注释

①如宝廷在《偶斋诗草》中云:“从古诗人多入蜀,前有杜高后黄陆。”陈衍《石遗室诗集》亦称:“古来诗人每入蜀,少陵玉溪及放翁。”②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唐代历史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13页。③这里的“长三角”是借用现代区域地理的概念,江、浙、皖正在“长三角”范围内。④司马迁《史记》卷六十八《商君列传第八》。⑤具体论述参见李德辉:《唐代交通-文学的三角形架构及其文学意义》,《唐代文学研究》(第20辑)2021年第3期。⑥列斐伏尔指出:“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参见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王弘志译、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8页。⑦“依类成化境”为唐君毅先生之语,参见唐君毅著、黄克剑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第四章《依类成化境——观类界》,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