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云波

文化是国之根本,是民族精神的生动诠释,是发展的最终归宿。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及其生命力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念。当前,我国正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高度的文化自信可以为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提供深厚基础和精神力量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增强文化自信。”“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在新时代的发展语境下,文化选择多样性和价值向度多维化的存在持续不断地冲击人们的思想,如何正确认知我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及其精神特质,增强文化自信,既关乎社会成员的自我确证与价值观判断,也影响整个社会发展的秩序化和凝聚力。因此,从认知维度探寻文化自信的生成机制与逻辑理路,对推进我国新时期文化强国建设、增强文化软实力至关重要。

一、文化认知:文化自信构建的新维度

根据不同的研究视角和侧重点,目前学界对文化认知主要有两种释义:一是以文化本身为研究主题和对象,挖掘并分析其认知理据,如对文化的价值、功能及其思维叙事方式等重要问题的探讨;二是强调文化框架对认知和心灵的塑造性,进而给出各种文化因素的描述和诠释。两种解释相互关联且相互融合,本文则更侧重于从认知科学的认识论角度把握认知体系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微妙关联。

1.认知研究的文化转向

自人类学揭示了认知活动的文化属性并将文化因素带入认知视野以来,学术界便开始从各种不同视角探讨文化因素与认知机制之间的关系,直接引发了20世纪80年代心理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使个体认知和行为中的文化特性得到重视,同时也影响了认知科学的人文走向,为文化与认知活动之间关联性的继续深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认知科学对文化因素在认知活动中的涉入研究是基于对传统认知范式的批判而提出的。在传统认知范式的研究中,认知被视为大脑内部对外在事物的信息加工过程,其认知理论、方法、结论等具有普遍性意义,可应用于一切认知环境。这种基于理性思维过程或“计算—表征”模式的认知观仅强调认知的中立性和客观性,认为认知结果越真实就越准确,以此达到认知的目的。这种认知观忽视了认知过程中文化、历史以及社会等外部环境变量的影响,很难体现人们之间真实的思想交流,也很难真实再现人们基于感知运动系统的认知,无法得出关于“感动”“高兴”“冷暖”等感知信息,因此遭到许多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传统研究范式之后的认知理论则不同程度地强调了认知活动的情境之维、社会之维、文化之维,论证了这些外部环境因素在认知过程中的作用及其重要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认知科学内逐渐发展形成的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生成认知(enactive cognition)、嵌入认知(embeded cognition)以及延展认知(extended cognition)等4E认知模式可以概括这些认知框架。综合来看,这些理论的研究表明:认知是一个复杂的、开放的、动态的系统,会受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认知活动的许多根本性特征必须基于社会、文化、环境等层面进行研究和揭示,而且认知心理过程“仅当与其主体头脑之外的特定环境合作时才能发挥其被设计的功能”[2]。这就肯定了外在社会环境因素与认知之间的相关性,体现了二者之间由相互独立到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

认知领域的变化趋势逐渐呈现出认知的文化论理念,凸显了认知过程中的文化底色。作为一种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文化内在于社会、政治与经济之中,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切活动领域,不仅会影响人们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显性方面,也会无意识地作用于人们的知觉、价值观以及互动模式,使认知主体形成特定的心理思维模式。在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对所处世界有了统一的认知,而且这种影响是全面的、整体的、动态的,这就决定了认知过程不可能是一个完全理性、客观的表征过程,必然承载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态度。正如著名人类学家格尔茨所言,人类社会一经产生,人们便生活在一种“‘无缝之网’的文化模式中”[3],借助文化模式中共建共知共享的标识符号系统,人们一方面可以进行社会交往、社会交流和社会博弈,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和规制。这就意味着,没有所谓的独立于文化之外的人。

2.文化认知之于文化自信的价值意义

进入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进行阐释,且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就推动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出新要求。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起点,再一次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继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文化自信既是精神力量的确证,又是知行合一的选择,对其生成机制及重要性的把握需要我们首先对文化的本质功能及其发展趋势的认知提升到一个全新的境界。认知研究的文化转向旨在对人类认知活动加以文化视域的权衡和分析,使文化以“框架”的形式作用于认知主体。可以说,与传统认知范式不同,这种强调外在社会文化环境因素对认知思维具有重要影响和规范作用的文化认知模式无疑对于提升文化认知水平、生成并增强文化自信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传统认知对文化的认知过程预设了认知主体与外在环境的分离性,试图通过纯粹个体性的抽象符号运算过程探索文化的产生、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等具有普遍性的理论知识。在这个过程中,认知主体不受他人意见左右,免受外在环境影响,仅仅通过大脑内部操作获得文化知识和观念。这种基于个体内在认知视角的认知是符合文化研究发展的有效尝试,人们可以通过单向的理论学习和知识输入,增强对相关文化知识内容的了解与认可。但同时也会因缺乏基于真实语境的理解和研究而不能产生文化认同感和感染力,甚至会因阻断了认知主体与环境的关联而使人们产生对文化内容的逆反和抗拒,导致无法准确获得相关文化的真实面貌,更谈不上形成基于文化认知的文化自信。

文化认知既是对传统认知范式的反思和超越,也是在传统研究范式基础上的有益补充,其认知过程可以概括为:首先,必须要承认,大脑是信息的核心处理系统,心智是认知系统或认知过程的内在因素和核心因素,认知主体在认知系统中具有能动性和主体性;其次,还要关注文化这一环境性因素在认知过程中的参与和影响,它们既可以作为认知关注的对象,又是融入认知系统的重要外在因素,同时认知主体与文化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实践也会影响主体的心智与认知,包括认知过程与认知结果。

据此可知,文化认知使认知的动态过程得到更为完整的体现,可以为认知系统的整合、文化自信的生成与发展提供一种更优的逻辑理路与思维方法。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要真正提升文化认知水平,形成并增强文化自信,不能仅专注于大脑内部的计算表征,对人们进行术语、概念、理论等静态文化知识的传递和灌输,还要注重外在文化情境对认知的深化和推动,强调在实践情境中对文化观念的深度把握和理解,致力于通过“外在的”文化力量将关于文化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以及精神内涵等进行“内化”,使其入脑入心。

二、文化认知影响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

文化自信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增强民族认同感的必然要求,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在文化自信的生成中,文化认知是其前提与基础,如若不对我国文化的基本事实进行全面认知和深刻理解,其逻辑结果必然会失去民族自信、国家自强和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和精神基石。

1.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逻辑起点

“所谓文化自信就是文化主体对身处其中的作为客体的文化,通过对象性的文化认知、批判、反思、比较及认同等系列过程,形成对自身文化价值和文化生命力的确信和肯定的稳定性心理特征。”[4]显然,文化自信首先属于心理学范畴,然后才是其他学科的范畴。就其生成逻辑和发展路径而言,文化自信的生成发展需要按照一定的心理发展机制,在文化认知、文化认同、文化自觉再到文化自信等重要环节的有机整合中得以实现,其中,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准备阶段和逻辑起点,具有指向性作用。

首先,文化认知和文化认同直接相关。通常而言,认知的本质是对外在客观世界的反映,是认知主体通过对外在事物的信息分析整理,逐步获得相关知识的过程。由此推之,在文化认知过程中,通过对特定文化信息的加工,认知主体既可以获得关于文化内容、文化发展脉络等基本信息,还可以通过理性思维活动,把握文化所蕴含的内在深层价值及意义。与文化认知的相对客观性相比,文化认同主要体现的是认知主体对文化的内容体系、基本价值以及逻辑体系的一种肯定性的态度行为和深厚的文化情感,是在理性认知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如若没有对文化准确深刻的认知和把握,就无法激发向文化认同转化的情感动力,如若没有对自身文化的肯定性体认,文化自信就会因此失去文化认同的精神支撑和根基,成为妄自尊大的空中楼阁。

其次,文化自信并不意味着对自身文化的孤芳自赏和盲目认同,而是以文化自觉为基础,对自身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5],在自文化与“异文化”的接触交流和比较中所彰显出来的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肯定。这就意味着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由文化认同到文化自信的跃升,还要基于对多重文化形态的全面了解和理性审思,在接触并了解人类不同文化的基础上确定自己的位置,促进自身文化不断发展。因此,作为实现文化自信不可或缺的环节,培育认知主体的文化自觉意识至关重要,它既是文化认知与文化认同共同发展的结果,也是建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内驱力,为文化自信提供了可能。

从发生路径来看,文化自信的生成是以文化认知、文化认同以及文化自觉为基础不断演进和整合的漫长过程。作为文化自信的源头活水,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前提和起点,直接影响文化内容的理解、文化价值的认可、文化潜力的判断乃至文化自信的构建。

2.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重要构成

文化自信的生成是建立在认知主体对自身文化资源的整体构成、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以及价值理念等基本事实的全面准确认知基础之上的。这就意味着,文化自信本身也蕴含着文化认知,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背后的依据和构成部分,这其中包含两个方面的重要指向。

一方面,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文化自信可以不断推动文化繁荣发展,铸就文化辉煌,同时文化自信又来自于对自身文化资源的准确认知和定位。通过文化认知,认知主体可以结合时代特点与趋势对自身文化的全部内容要素及其深层内核进行辨别、判断与筛选,及时摒弃文化糟粕,使文化自信的生成基础仅来源于适应并有利于时代发展的优秀文化资源部分,可以说,文化认知也是文化自信的内容构成。另一方面,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保障。文化自信立基于文化认知,而由文化认知向文化自信的转化轨迹总是与认知主体的文化认知水平、认知程度和认知层次直接相关,文化认知差异会导致不同的认知效果,进而影响文化自信的实现。在一定意义上,无论是文化自卑抑或是文化自负,其实都是文化不自信的表现,大都源自于认知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偏差,也都无法彰显自身文化的真正价值和魅力。因此,如若缺乏对自身文化进行准确把握和系统分析的能力,文化认知则最终很难转化为文化自信;如若对自身文化所知甚少,缺乏深入了解,那么所谓的文化自信建设也只能是流于形式、肤浅失实,很难形成真正持久的文化自信。

从构成要素及其功能可知,文化认知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和依托,文化自信是文化认知转化的结果,是文化认知更高层次的肯定和尊崇。唯有从认知方面矫正文化自信的缺失,对自身文化拥有客观深刻的认知和觉悟,才能固本强基,形成真正的自信并将其推向新的高度。

3.文化认知是增强文化自信的不竭动力

“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在文化问题上所具有的一种积极精神状态,它体现为观察、思考和推动文化发展进程中对于优秀传统的礼敬、直面世界的从容、开创未来的坚毅。”[6]当前我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进一步推动了文化创新发展,也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伟大成就,文化认知对文化自信的重要影响在我国文化自信的重建和不断增强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具体来看,我国文化自信日益坚定得益于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三个方面的认知水平不断提高,认知层次愈发深入。

作为我国文化的主体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基,新时代治国理政仍可以从中“找到应对乃至解决一些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挑战及问题的思想质料”[7]。将传统文化置于历史语境中还原其本来面目,并以时代性为现实依据对其中的积极因素与精华部分进行深度挖掘和创造性转化,这是准确认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其可以“古为今用”的正确路径。需要注意的是,曾在革命时期发挥巨大历史作用的革命文化在新时代依然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它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革命文化集体记忆的缺失会影响红色基因的传承和红色文化的创新发展,致使虚无主义滋生以及社会价值观断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代表着当前时代正确的价值导向与文化取向,其强大的价值能量引领我国文化朝着更加健康繁荣的方向不断发展,是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根本力量。因此,坚持三种文化并举,充分认知其价值意蕴,是我国文化自信得以彰显的应有之义。如若只钟情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弘扬,则会导致文化建设陷入“复古化”沼泽,甚至引发认同危机,产生文化自负或文化自卑。

文化自信同时也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辐射过程,“一种具有高度自信的文化,总是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借鉴、吸收各种优秀文化”[8]。当前,愈加坚定的文化自信也基于我们对西方等外来文化秉持包容的态度和辩证的认知,具有在推进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剔除其糟粕”“汲取其精华”的文化辨别能力,使中华文明在不断的交流互鉴中获得滋养,同时保持自身独特的精神特质。设若完全推崇西方优秀文化成果,则会导致我国文化根基被解构,陷入“西化”风险;设若简单拒斥一切西方文化,则又会走向文化封闭,这两种极端皆为文化不自信的表现。

另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力和发展前景的确认亦是不断夯实文化自信认知基础的重要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兼具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范式。我们既可以对其进行理论阐释,挖掘其内在创造力、生命力等精神力量,也需要将其置于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情境,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获得充盈的精神底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智力支持。如果仅专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静态解读而不扎根于中国实践,就会产生文化建设“教条化”问题,难以为文化自信的生成激发出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更谈不上建立更加持久、坚定、包容、与世界相携相拥的文化自信。

三、文化认知视域下实现文化自信的路径透视

文化自信是我们不断追求的应然状态而非既定事实,尽管我国文化自信正处于重建和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但作为一种心理活动,充分的文化认知既非一成不变,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形成的。文化认知的理论框架则可以为全面提升文化认知水平,实现并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模式和分析视角。在文化认知理论的观照下,认知活动凸显了人文主义的话语形态,既强调人的主体性要素,也内含着社会文化环境要素,正是这些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才使文化自信成为可能。

1.尊重文化认知中认知主体性的发挥

认知过程是认知主体面对认知对象刺激时处理外部信息的过程。就认知主体而言,作为有生命、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的存在,其认知主体性的发挥直接关系着认知范围的扩展和认知层次的深化,决定着文化自信的建立。

认知主体性是认知主体在认知过程中产生和表现出来的特性和机能,亦即人的自觉能动性。班杜拉(Bandura)曾在其研究中强调了这一核心主张:“人是自我组织的,主动的,自我反省的和自我调节的,而不仅是由外界环境所塑造或由潜在内驱力所驱动的反应机体。”[9]这就意味着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具有计划性、意向性、反思性、目的性等特征,蕴涵着人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自身价值的追求。对应到文化领域,文化认知绝非认知主体依靠一系列刻板指令对外在文化信息进行机械计算和信息转码的接受过程,而是其以主体价值和目的为认知导向,有选择的、创造性的、主动实践的结果,认知主体的文化背景、经验、情感、价值观等因素会有意无意地影响文化认知过程和结果。

一方面,文化认知过程包括注意、感觉、知觉、思维等一系列心理活动,在此过程中,作为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认知机制,注意从一开始就具有指向性和优先选择性,直接决定着认知主体对零散的文化资料的初步筛选,形成对各种文化资料的感觉和知觉,并把握其文化属性。继而,结合认知目的和认知需求,认知主体通过理性判断、推理、反思等思维机制的再加工和创造,进一步发挥其主体性作用,探知文化发展规律及其内在关联,并将其逐步转化为自己独特的文化观念和价值理念,构成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这也说明,我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抑或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肯定与认同、弘扬与践行都是人们主动选择的结果,彰显了认知主体性。另一方面,就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文化本身而言,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前提下,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或多种文化的偏倚,均是不可取的。文化本身并无高低优劣之别,也没有自卑或自信等心理认知和情感体验。文化自信归根结底是人的自信,是人们在文化认知的心理过程和基础上,赋予自身文化以认同、肯定的主观感知和情感感受。情感作为影响认知对象选择和认知发展方向的重要因素,也是刺激文化自信生成的重要媒介,如果忽视了人的认知主体性,就很难通过文化情感引起普遍持久的文化共鸣,文化自信自然也就无从谈起。

人民是文化的创造者、文化强国的建设者、文化自信的承担者,唯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并尊重其主体性的发挥,提升全民族文化意识,才能谈得上人们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情感与坚定信心。一方面,可通过鼓励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参与文化建设,真正把“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落到实处,提高全社会的文化力量,促进文化繁荣,激发文化自信的动力;另一方面,可通过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对接人民群众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在精神思想上给予人们相应的指引,厚植全社会文化自信的认知基础。此外,还可以通过运用各种信息技术改进文化的宣传和传播方式,使文化以喜闻乐见的方式“飞入寻常百姓家”,促进人们的文化认知,培育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2.注重文化认知中社会文化环境的构筑

每个社会的文化系统都有其独有的文化特质,以这些文化特质为核心会逐渐形成各自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并提供“一整套解释和理解人类行为的原则”[10]。因此,环境因素作为认知的对象或现实条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认知的方向和强度。提升人民群众文化认知水平,树立文化自信,既要强调个体认知主体性的发挥,也要正视文化环境变量所给予的影响与冲击,要将文化认知过程置于一个更加广泛的个体心理和文化环境之中。

在特定的文化模式和文化环境中,社会成员往往会逐渐趋于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系、较为一致的道德评价以及行为方式,其最终还会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文化认知图式。文化认知图式在认知过程中有助于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使其可以继续对新事物进行判断、推理、回忆等心理活动,达到文化认知的目的。当前,我国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变迁、发展和积淀,已经逐渐形成了开放包容、独立自主、和谐创新、科学合理的文化内核和文化模式,营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这种文化模式和良好的文化氛围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个体认知图式,使个体对国家整体文化的认知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形成和发展,个体价值观在逐步的文化认知过程中得到启发和引导,整个社会的文化自信在熏陶影响中逐渐树立、增强。

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提升社会文化认知水平并形成文化自信,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文化在具有继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亦具有跨民族、跨地域的差异、碰撞、渗透与互融等特性,尤其是在新时代语境下,文化碰撞更加频繁。因此,个体认知图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具体外在文化环境的影响而不断调整变化。具体来看,就当前各国之间文化互动与较量不断升级的现状而言,面对一些外域文化与我国本土文化的碰撞,各种观念交相陈杂、多种思想同时并存、不同声音激烈交锋,这种纷繁复杂的文化环境会导致认知主体认识模糊、思想迷惑、道德滑坡,威胁认知主体既有的文化认知图式,导致其对我国主流文化的认知存在偏差和误解,甚至陷入文化焦虑。

鉴于人们的认知图式受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影响而总是处于不完善的状态,其认知活动也因此呈现为多维度的、动态的过程,打造良好外部社会文化环境,提高良好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信息量,就成为构建并完善文化认知图式,增强文化自信保障能力的应有之义。从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需要通过系统、立体、多方位的教育和文化治理,从多种视角引导认知主体理性认识社会中所呈现的多种样态文化的特性、功能及其精神内核,形成正确的价值选择与标准,为实现并坚定文化自信打牢基础;另一方面,要通过社会多样化的宣传与传播继续完善主体文化认知体系,持续性地向社会成员渗透我国主流价值观,并以此为基本价值向度对庸俗的消费主义、精致的利己主义、诡辩的相对主义等错误价值观进行匡正,深化人们的文化认知。此外,还应注重文化产业的载体作用,在国内进行文化传播的同时,也要注重通过国际文化市场进行产品输出,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这样一来,当认知主体面临复杂的文化环境或观念冲击时,大脑中既有的认知图式和已形成的稳定的、正确的价值观就能使其澄清思想误区,扫除认知障碍,在多重文化形态的交相呈现中保持对自身文化价值和生命力的高度认同。

3.重视文化认知中文化实践活动的开展

环境因素之于认知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但认知并不单纯来自于主体经验,也不纯粹产生于外在环境,它是在认知主体与具体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建构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对认知问题研究的继续深化,无论是维果茨基的内化理论、吉布森的知觉心理学理论,还是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等,都强调了这一观点,并试图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阐释认知活动。实际上,就文化的产生与发展而言,文化本就不是静止的、形而上的产物,它依托生动的实践活动,源于现实生活以及人们与外在环境要素的交互作用中。因此,“文化不仅是一种表征系统,更是一种具有内在规定性的实践系统”[11],只有在特定的文化实践活动中,文化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方能有效彰显,只有在特定文化实践活动的持续交互渗透中,文化认知水平方能不断提升,文化自信方能实现。文化实践活动是通过运用实践活动的形式来表达或创造观念形态文化及其精神的对象化活动。借助文化教育活动、艺术作品、文化产品等物质载体,认知主体可以身临其境,在实践中加深对文化理念及其精神力量的体验和实际性影响,如若缺失了文化实践的推动,则很难实现由观念形态的文化向文化自信的转化。

具体而言,实现并增强文化自信的落脚点是培育一代代文化自信的文化主体。共享文化成果可以在推进文化传承创新的同时,提升文化亲和力,使全体社会成员参与进来,融入进去,在文化浸润中获得精神力量,增强并坚定文化自信。就文化实践的参与主体而言,其范围几乎涉及包括教育行业、新闻媒体行业、文化产业以及普通社会群众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而且“文化实践作为一种‘绝对创造性活动’是与文化以及人的现实的历史活动联系在一起的”[12],对社会影响至深,直接关系几乎所有社会成员对文化的深度认知与文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反观以文化实践活动为载体的文化认知过程,其并非认知主体对客观事物进行完全表征的映射过程,而是主体和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动态耦合过程,社会相关部门、机构或工具等都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各自承担着增强主体认知水平的功能。各种社会力量在文化实践过程中的普遍参与和相互作用,体现了认知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分布及其与社会各系统的融合,这种融合既涵盖了社会成员在认知过程中的主体性及实践作用,也强调了外在环境在文化认知过程中的参与和强化作用,这就最大限度地保障了所有社会成员在文化共建的同时也能共享文化实践成果。

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需要更高质量、更丰富、更多样的文化实践活动,需要在掌握观念形态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具体实践活动感受文化的实质性内涵和深层次的精神要领,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向,以满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要求和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为基本要求,防止文化实践活动因为偏离正确方向而失去意义。二要根据具体的文化内容及其价值意义,实现文化实践活动形式与内容的紧密结合,凸显其针对性和实效性,以防因重形式、轻内容等作风问题而使认知主体难以达到由内至外、内外兼修的学习与认知目的。三要凸显文化实践活动的特色和风格,根据时代特点进行不断创新,彰显文化自信,避免因为丧失吸引力而陷入千篇一律的尴尬模式或成为迎合潮流的标语。

结 语

文化既关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与气质、凝聚力与向心力,也关系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与话语权。因此,当前多元文化共存语境下,文化自信的重建和提振从来不是纯粹文化领域的问题,它始终和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紧密联系在一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置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形势错综复杂,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加,在世界秩序重塑过程中,“文化权重上升已是国际共识,这一变化深刻影响了权力结构体的构成”[13]。因此,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我们不仅要在社会经济发展赛道上持续发力,还要以文化自信焕发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扩大中华文化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提出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论断以及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的“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方向,都是从不同视域聚焦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发展的使命担当。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深化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坚定文化自信,是新时代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华文化传统、价值理念、发展道路、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撑,也是新时代凝聚精神力量,努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争夺世界文化竞争制高点,抢占先机,赢得主动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为此,既需要我们在理论方面不断深化研究,也需要在实践领域持续深入探索。鉴于此,从微观的认知维度探寻文化自信得以生成的有效路径是符合文化发展规律的理性选择,具有坚定文化自信和促进文化发展的先导性作用。通过搭建通向文化自信的桥梁,一个个认知个体文化自信的实现会逐渐上升为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最终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