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鹏

（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吴镇烽所编《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收录一件有铭铜戟[1]，编号1147。该戟通长28、援长20.2、内长7.8、阑长11.4厘米，重0.416千克。直援略上扬，前锋尖锐，有中脊，中胡，阑侧二矩形长穿一楔形小穿，阑下出齿，长方形内，上有一横穿。内后部饰双线勾连纹，于下角相交成鸟喙形[2]。胡部铸铭文6字：“楚王卲之行戟。”此戟当命名为楚王卲戟。

与楚王卲戟形制相类的青铜戟曾有出土。1977年秋至1978年4月，考古工作者清理发掘了位于河南淅川县城南约50千米丹江水库西岸龙山山脊上的下寺墓地[3]。其中，M2出土有王子午戟2件、王孙诰戟2件。王子午戟（M2:94），通长26.9、援长19.5、胡长6厘米，重0.4千克。直援有脊，阑侧三穿，中胡直内，援的前部宽而中部较窄，内上有一横穿。内后部饰双线勾连纹，于下角相交成鸟喙形。胡部有铭6字：“王子午之行戟。”王孙诰戟（M2:84），通长27.4、援长20、内长7.4、胡长6.5厘米，重0.41千克。直援有脊，阑侧三穿，中胡直内，援的前部宽而中部较窄，内上有一横穿。胡部有错金鸟虫书铭文6字：“王孙诰之行戟。”从形制上看，楚王卲戟的制作年代应晚于王子午戟、早于王孙诰戟，且更接近后者。这也与以王子午、王孙诰为父子关系的一般认识相符。

无独有偶，吴镇烽同书还收录有另一件有铭铜戟（《续编》1124），稍有残损。此戟现藏台北震荣堂（陈鸿荣、王亚玲夫妇），通长27.5、阑高10厘米。直援尖锋，中胡较宽，阑侧二长穿一小穿，长方形直内上有一横穿，后部饰双线勾连纹。胡部刻有“楚王之行戟”5字。据铭文，该戟应命名为楚王戟。综合比对尺寸、形制、纹饰、铭文诸方面来看，楚王戟与楚王卲戟颇为相似。但就器形而言，楚王戟与王子午戟更为接近，且应稍早于王子午戟。

楚王卲戟铭文中的“卲”字，《说文》云：“从卪，召声。”在楚国世系中，唯有楚康王名“昭”（《春秋》襄公二十八年），或“招”（《史记·楚世家》），与“卲”同音。而《说文》中昭字“从日，召声”，又有招字“从手，召声”。且以楚昭王谥号“昭”为氏称的楚国昭氏有多人作器，如昭之良距末（《铭图》［4］19917），昭之瘠夫戈（《铭图》17057），昭王之即鼎（《续编》0224～0226），簠（《续编》0515～0516）、缶（《续编》0909）以及昭之王孙即盏（《续编》0525），昭王之諻鼎（《集成》［5］02288）、簋（《集成》03634～03635)、戈（《三编》［6］1493），昭王之信戈（《三编》1494）等，在铭文中“昭”字均作“卲”。不难看出，“卲”“昭”“招”三字，因音同可通。因此，戟铭中的“楚王卲”应即传世文献所载的楚康王昭（招）。又，王子午（字子庚）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楚康王之叔，其事迹见载于《春秋》《左传》等传世文献中。其至迟于鲁襄公十二年（公元前561年）、楚共王三十年，任楚国司马；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二年，任楚国令尹；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帅师伐郑，因郑有备，再加上冻雨，凄惨而归；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卒。其子王孙诰，传世文献不载，与楚康王为堂兄弟。这也与上文从器形上得出的王子午戟、楚王卲戟、王孙诰戟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以及后二者年代更接近相符。综合对楚王卲戟器形与铭文内容两方面的分析，“楚王卲”为楚康王无疑。

楚康王在位15年（公元前559～前545年），其父楚共王在位31年（公元前590～前560年）。既然从器形上看，楚王戟与王子午戟接近且应稍早于王子午戟，那么楚王戟应是王子午之兄楚共王所作。当然，楚王戟也有可能早到楚共王之父楚庄王时期（公元前615～前591年），即为楚庄王所作。但考虑到王子午出仕应始于楚共王时期，也就是说王子午戟的制作不应早于楚共王时期。如此，楚王戟为楚庄王所作的可能性不大。

关于楚康王在金文中的称谓，过去颇有争议。上提淅川下寺墓地M2还出土有一件所谓倗戟（M2:82），现藏河南博物院，铭文原释为：“新命楚王▲[7]，膺受天命，倗用燮不廷，阳利□□䱷□□唯□□。”倗戟的制作者“倗”即“楚叔之孙蒍子倗”，学界一般认为应是来自楚国蒍氏曾任楚康王令尹的蒍子冯[8]。其于鲁襄公十五年（公元前558年）、楚康王二年，接替王子午任楚国司马；鲁襄公十八年（公元前555年）、楚康王五年，随令尹王子午伐郑；鲁襄公二十一年（公元前552年）、楚康王八年，令尹王子午卒，辞令尹之职不就；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51年）、楚康王九年，任令尹；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楚康王十二年，卒。但关于铭文中表“楚王”名的“▲”字的释读以及“楚王▲”的具体所指，一直存在争议。赵世纲指出“▲”字“从林从网从共从食从欠”，并引用了裘锡圭、李家浩的看法：“‘▲’当从樊饮，或从饮樊声，或从樊饮声。当为楚王名。”[9]李零在证实“铭文中的‘新命楚王’只能是康王而不会是其他楚王”之后，推测“▲”字“也许是以食为形旁，樊欠为声旁，疑即饭字的异体”，传世文献中所载的楚康王之名“昭”字可能是“昄”的误字[10]。李家浩在指出该戟作于楚康王二年（公元前558年）或稍后之后，推测“▲”是“‘饮樊’的合文”，“‘饮樊’应该读为‘熊樊’”，“‘昭’或‘招’与‘樊’的关系当是一名一字”，楚王饮樊为楚康王[11]。陈剑虽认为戟铭中的楚王是楚康王，但认为“▲”字与“昭”或“招”字均从“刀”声，同音可以相通[12]。

清华简《楚居》公布后，其中关于楚国先公“酓樊”、楚都“樊郢”的记载和整理者对其的释读，为确认“▲”字提供了条件。李守奎、程燕先后各自指出“▲”字从“樊”声是对的，应释为“樊”[13]。不过，与以上诸位学者认为倗戟铭文中的“楚王▲”是楚康王不同，李守奎认为“‘楚王樊’不一定是时王康王，有可能是向即将即位的嗣王（楚康王）抪命的酓樊（熊盘）”[14]。此论有待商榷。我们认为，既然倗戟是楚康王时所作无疑，而楚国先公酓樊（熊盘）既无贤能之名又距康王十六世之远，似乎没有道理向楚康王抪命。因此，倗戟铭文中的“楚王▲”应非楚国先公酓樊（熊盘）。再者，楚国先公酓樊（熊盘）并未称王，称其为楚王似与史实相悖。

综合以上所论来看，既然倗戟铭文中的“楚王▲”之“▲”字应释为“樊”，“楚王樊”即是楚康王卲（昭、招），楚王卲戟的发现又证实传世文献中楚康王名昭（招）是正确无误的，且“樊”与“卲（昭、招）”又无同音相通的可能，那么李家浩的“卲（昭、招）”与“樊”是楚康王的名与字之说应该切近实际。至于清华简《楚居》中的楚国先公“酓樊（熊盘）”，应与倗戟铭文中的“楚王樊”无涉。蔡文侯与蔡昭侯相距四世而同名“申”，相距十六世之远的楚国先公“酓樊”与楚康王名字相同也就更不足为奇了。

根据河南博物院陶亮的介绍以及公布的铭文照片可知，出土时倗戟胡部铭文右起第二列首字即“酓”字为锈迹所掩；另外，在内部正面所饰的双线勾连鸟喙纹下也有一行三字铭文为锈蚀所掩，右起分别为“其”“厥”“自”[15]。结合铭文的排列布局来看，胡部右起第一列首字也应为锈迹所掩。可惜的是内部背面的铭文因锈蚀不能辨清，自发掘报告出版以来，也没有新的照片公布，但结合正面铭文布局来看，也应是8字。如此，倗戟完整铭文应为：“□新命楚王酓樊，膺受天命，倗其用燮厥不廷，自阳利□□䱷□□唯□□。”我们知道，“酓（熊）”为楚王氏称，戟铭中“酓”字的发现进一步验证了“樊”为楚王名字的看法，且更证实了铭文中的“楚王酓樊”为楚康王的结论。

引起学者对楚康王名字称谓进行探讨的还有另一件有铭铜器。1974年11月，湖北省当阳县慈化公社的一座墓葬中出土一批铜器，其中一件鼎有铭，铭文为“楚子适之飤繁”[16]，器主“楚子适”称谓属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金文中典型的“楚子某”之称。学界对“楚子某”称谓有多种看法，但一直未能定论。黄锡全曾提出“楚子某”之“子”不是爵称，“楚子某”也不是楚王某或楚国王子某，而是楚国王子王孙的后裔，属楚之贵族阶层，为楚公族成员[17]。后裴明相提出“嗣子说”[18]，张晓军、尹俊敏、赵世刚提出“楚王说”[19]，何浩提出“尊称说”[20]。田成方以楚子敦、楚子适鼎、楚子弃疾簠三组具备相对明确出土信息的“楚子某”铜器为基础，在对这三例“楚子某”身份进行详细考辨的基础上，将“楚子某”称谓分为两类：一是无姓、氏的下层贵族或庶民，以“楚+子某”的形式自称，“楚”字仅具区别国属的功能，如楚子、楚子适；二是王（公）子、王（公）孙或王（公）室在参与聘问、联姻、为质等外事活动时以国为氏铸器，以“楚子某”自称，“楚”既代表国属又“别贵贱”，如楚子弃疾[21]。春秋战国金文中冠以国名的“子”即“某子”的自称颇多，通过对此类材料的分国别综合分析，朱凤瀚认为“使用者为列国公族成员中的国君与诸公子”[22]。

其实，春秋战国时期楚国金文中的“楚子某”均应是“楚+子某”的结构，“楚”为氏，“子”为尊美之称，“某”为字，是除楚国国君及其子、孙之外，楚国贵族的一般称谓而已，并无等级或范围的限定。下面，我们主要以田成方上举出土地点明确的三例进行探讨。

关于上提湖北当阳慈化公社出土的楚子适鼎的器主“楚子适”之“适”字，学界也有多种隶释[25]。其中，夏渌、高应勤释“超”，以金文中的“楚子”是楚君为前提，进而认为“‘楚子超’，应是楚康王熊招（昭）”[26]。现在，由于已经确认了楚康王的名与字在金文中的字形写法，完全可以确定“楚子适”并非楚康王。其实，即便“适”字释为“超”准确无误，也无法确定“楚子超”一定是楚康王。

再者，1979年春河南南阳市西关（今南阳市卧龙区）汽车发动机厂出土的楚子弃疾簠（《新收》314）的器主“楚子弃疾”也一度被认为是楚平王，其实并非如此。楚平王继位前名“弃疾”而继位后已改名“居”，以“楚子弃疾”为“楚王居”显然不妥。以“楚子弃疾”为楚平王继位前之称也不妥，其作为楚共王幼子应称“楚王子弃疾”或“王子弃疾”。

通过以上诸例的分析可知，即便可以确定“楚子某”之“某”与某位楚君的名字相一致，也不能得出“楚子某”是其所对应楚君或楚君之子孙的结论。这是因为，除金文中的“同名异人”现象外，在春秋战国金文中，楚国国君称“楚王（君）”，国君之子称“王子”，国君之孙称“王孙”。这三类称谓均不乏其例，此不赘述。

通过对金文中“楚子某”称谓的分析，不难明白金文中的“楚子某”应是除楚国国君及其子、孙之外，楚国贵族的一般称谓，为“楚+子某”的结构，并非某类特定人群的专称。因此，对金文中此类以“子”冠以国名的自称“某子”的身份，恐怕还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除以上所考楚康王、楚共王所作两戟外，目前所见的楚国国君所作有铭铜器不少，但是可以确定具体为某位国君所作的很少，多数还无法形成定论。此外，金文中的“楚子某”之称是否为楚国国君，以及具体是哪位国君，学者间还存在歧见。此种现状严重影响了楚国铜器断代与楚国有关历史研究的推进，应是今后的努力方向之一，希望本文的结论能够推进此类问题的研究。

[1]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4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07.简称《续编》,以下同。

[2]该戟的尺寸、重量与纹饰,据“先秦秦汉史”微信公众号上2017年7月24日柳洋,陈光军《楚王昭戈小考》一文增补修改。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省丹江库区考古发掘队,淅川县博物馆.淅川下寺春秋楚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本文所用淅川下寺墓地资料均来自《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发掘报告。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简称《集成》,以下同。

[6]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三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简称《三编》,以下同。

[7]此字隶定及释读不一,用“▲”代替。

[8]a.李零.“楚叔之孙倗”究竟是谁——河南淅川下寺二号墓之墓主和年代问题的讨论[J].中原文物,1981(4).b.陈伟.淅川下寺二号墓墓主及相关问题[J].江汉考古,1983(1).c.李零.再论淅川下寺楚墓——读《淅川下寺楚墓》[J].文物,1996(1).

[9]同[3]:374-375.

[10]同[8]c.

[12]陈剑.楚简“羿”字试解[C]∥简帛(第四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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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a.李守奎.《楚居》中的樊字及出土楚文献中与樊相关文例的释读[J].文物,2011(3).b.程燕.说“樊”[C]∥中国文字学报(第五辑)上海:商务印书馆,2014.

[14]同[13]a.

[15]陶亮.新命楚王戈相关问题考[J].中原文物,2016(4).

[16]余秀翠.当阳发现一组春秋铜器[J].江汉考古,1983(1).

[17]黄锡全.楚器铭文中“楚子某”之称谓问题辨证——兼述古文字中有关楚君及其子孙与楚贵族的称谓[J].江汉考古,1986(4).

[18]裴明相.“弃疾簠”与“析鼎”释略[J].中原文物,1989(4).

[19]a.张晓军,尹俊敏.谈与“申”有关的几个问题[J].中原文物,1992(2).b.赵世刚.楚子弃疾与“楚子”的称谓问题[C]∥文物研究(第七期).合肥:黄山书社,199:244-249.

[20]何浩.“王子某”、“楚子某”与楚人的名和字[J].江汉论坛,1993(7).

[21]a.田成方.东周时期楚国宗族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178-193.b.田成方.铭称“楚子某”身份考[C]∥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十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393-413.

[22]a.朱凤瀚.关于春秋金文中冠以国名的“子”的身份[C]∥古文字与古代史(第五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7:147-168.b.朱凤瀚.论春秋金文中冠以国名的“子”的身份[C]∥甲骨与青铜的王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992-1008.

[23]钟柏生,陈昭容,黄铭崇,袁国华编.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M].台北: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简称《新收》,以下同.

[24]同[17].

[25]a.同[20]:180.b.同[21]:152.

[26]夏渌,高应勤.楚子超鼎浅释[J].江汉考古,19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