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小明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形态表现。它具有丰富内涵，既有异于中华伦理文明旧有形态，也有异于外国伦理文明形态，尤其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文明有着根本区别。探明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机理，是推进“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研究”的根本和关键。

一、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生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它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其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内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二者是相互规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催生的关系。一方面，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及其巨大成就的积极“伦理反映”，并从中吸收时代新元素来充实完善自己；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又需要中华伦理文明特别是其新形态进行规范和引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作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高度统一，其本身就内含着厚重的伦理意蕴。第一，社会主义的最终旨归是人的解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是为了人的解放，都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可持续发展；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度重视物质文明建设，其目的是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并努力推进共同富裕；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含着精神文明建设，而伦理文明恰恰构成了精神文明的重要方面和本质内容。正因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同质规定，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就内含着厚重的伦理精神，因此，中国式现代化就不只是事实维度的现代化，还是价值维度的现代化；不只是技术发展的现代化，还是伦理进步的现代化。也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中就必然表现出深度的伦理诉求：无论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还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无论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还是对和平发展的坚定执着，无不体现出浓烈的人文情愫和深厚的伦理关怀。

二、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生成致因

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其致因，都是内外致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也是如此。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一个基本的外在致因就是，我们需面对新现实解决新问题。当今世界，国际之变、国家之变踩着时代之变的节奏正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方式展开，中国的发展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国际上，我们面对着诸多新问题：和平危机、环境危机、粮食危机、南北发展危机等；在国内，我们面对的新问题也不少：平等与效率、稳定和发展、资本和劳工、城镇化和农民工等关系的处理。要正确解决这些问题，既要有合理的物质性手段，也要有合理的精神性手段。从后者来讲，合理的伦理文明规范必不可少，而传统形态的伦理文明已捉襟见肘、疲态尽显，必须有伦理文明的创新、伦理文明新形态加以应对，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基于时代的呼唤。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另一个基本外在致因是，我们需要对新时期各种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进行伦理新规范。人的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即人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思而行，现代化建设也好，市场经济发展也罢，都不过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而已，它们必有一个求利的维度，因此，否定和看轻利益的传统伦理观，在个体化不断突显的现代社会已无立足之地。可是，求利虽不可消除但却必须加以规范，见利忘义的利己主义只能导致人际关系的恶化甚至社会的崩塌，必须有一个伦理文明新形态来确证、规范、促进和实现义利兼顾。就当下中国新的经济发展来讲，它必须有一个新的伦理规范相依约、相伴行。目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出发展理想与发展现实的不平衡，高质量发展、高效率发展、中高速增长、地区间平衡发展、农村高水平发展、全新对外开放格局、不断完善市场体制等特征，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初曙表现，又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理想目标，而要实现从理想到现实的彻底“转换”，就不仅需要各方面的改革创新，也需要新的经济伦理的支持，这新的经济伦理，不只是要新在它的伦理规范层面，更要新在它的经济适应层面，它作为伦理规范与经济规律、伦理新要求与经济新态势的高度统一，必然表现为一个有内在进步的新形态。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基本内在致因之一，即它是中华伦理文明维新精神的必然表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刚毅坚强、发奋向上、永不停息，既是中国社会的维新发展精神，也是中国伦理文明的维新精神。中国传统的维新概念本身就内含着伦理发展之维，正因为如此，与“自强不息”相对应的才是“厚德载物”，即厚德载物是自强不息的重要内在规定和发展目标，自强不息则是厚德载物的根本实现方式和维新精神。

维新、发展的本质是“扬弃”，是继承和发扬旧事物内部积极、合理的因素，抛弃和否定其内部消极、丧失必然性的因素。中华伦理文明的维新发展就体现着这种扬弃精神，比如儒家思想的发展，从春秋到战国、从西汉到魏晋唐、从宋明到新儒家，每一次新形态的呈现，无不表现出因时因事而变的变通精神，无不表现出知来藏往、革故鼎新的维新发展品质。其中既有纵向自我进步的鼎新革故，也有横向学习的革故鼎新，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自成自进、兼收并蓄、乃强乃大的维新发展格局。

其实，自强不息本身就内含深厚的伦理价值，从此意义上讲，所谓社会的发展、伦理的维新都只不过是这种内在价值的外在实现。之所以如此，关键就在于自强不息的基本方式是“行健”，而“行健”的本质不仅是“健”更是“行”，是做、是干、是实践。实践既是人探索改变自然的基本方式，也是人自我成长、自我成就的基本方式；它既可以立功立言，更可以立德立道。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生成的基本内在致因之二，即它是中华民族人之发展的新时代必然表现。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人不仅是他自己所设想、所认知的人，而且还是他以此设想和认知而投入生活、志愿变成的人。中华传统伦理文明认定人具有内在善性，把这种内在善性引导出来、发展出来、推开出去的过程，就是人成为人、人成就自我的过程，内求诸己、内培善根、内扩善量是中华传统伦理文明的重要特征，当外求满足的行为原则导致人们私欲膨胀，导致生态环境破坏、人际关系紧张时，内求善性原则不免会成为照亮黑暗人生的灯塔。但是，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并不是对传统性善伦理文明的简单复归，而是要使古老智慧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新春；它不只在显象层面思考当下的伦理应当如何创新，更是在本质层面思考当下的人应当如何发展。物质人、精神人、经济人、道德人、技术人、生态人，这些简单的指称，都无以显现现世人的存在状态，更无法指明人的发展方向。既揭示人的存在手段，又阐明人的存在目的；既承认人的自然规定，又澄明人的伦理本体，做到驭术而能立本，是当下伦理新形态必须回答的问题。就此意义上讲，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生成，不过是中华民族人之发展的伦理显现新形式，是中华民族自我人性趋向完善的时代发展新表现。伦理文明新形态不仅规范新事，更塑造新人，通过努力扩展和展现人的内在善性力量之方式，实现人之存在伦理与伦理存在的内在通达。

三、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是既成与预成的统一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生成的，这种生成既不是单纯的既成，也不是单纯的预成，它是既成与预成的统一。因此，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既不是完全未成的将来式，也不是彻底已成的完成式，它是正在生成的进行式。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作为中国传统伦理文明、西方优秀伦理文明、马克思主义伦理文明的有机整合与综合创新，它首先不是一个理想设计的思想观念的产物，而是人们现实生活经验凝结的结果，是全球化条件下人们广泛生产合作和普遍社会交往的结果，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果。生活世界是永远事先存在的世界，人们确信生活的存在，既不基于某种设定的主题，也不基于某种普遍的目标，恰恰相反，一切设定和目标都得以它为前提。因此，即生既成、既成即生、生成不息的现实生活实践，既是伦理原则的生长本土，又是伦理原则的原发结伴，故此，完全离开生活实践而去主观设计伦理规范及其创新，都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不过，人的生活实践又不是完全自发的，而是意识参与之自觉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其现实的产生活动，又是被思维理解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人的生活作为被认识和理解的生活，必然是被理想被谋划的生活实践，它会充分表现出人的主体能动精神，也正因此，人类历史才是既合规律又合目的历史，这种合规律与合目的相统一的特征，当然也会体现在伦理文明的谋划与创新上。据此，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也必然有其谋划预成方面。而谋划预成只不过是无数预成可能中的所期可能，其他可能并未就此完全排除，因此，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后续演变发展空间仍非常巨大。

在全球化发展不断深入和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扩大的情境下，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建构，就可能不只是对中国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其他面对类似问题的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借鉴甚至引发、引领的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