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

党的二十大报告集中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以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等重大问题，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式现代化五大本质特征之一，也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最为密切的联系。针对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面临何去何从的历史抉择时，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将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回答世界之问和时代之问，并以此道、此理和此德、此义意即中国之道、中国之理、中国之德、中国之义来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化解日趋加重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凸显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对于自身发展目标和世界发展趋势的双重伦理意义。可以说，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和平发展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论述既是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全面总结和继承，又是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点和内在要求的科学概括和提升，同时也是对五千年中华伦理文明所形成的“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人心和善”等伦理美德的创新性发展和全面继承，凸显出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的精神要义和价值特质。

一、和平发展凝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伦理文明在现当代的创造性发展，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苦难遭遇中所得出的必然结论，有着集历史合理性、现实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于一体的进步意义。

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价值特质。中国是世界历史上唯一不以武力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大国。为什么和平崛起、走和平发展道路能够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呢？这是因为：

首先，中华文明的血液中没有侵犯别国和掠夺别国的基因。中国即使是在自己国力最强盛、国运最辉煌的时期，都没有留下任何侵略他国的殖民记录。古代中国曾经长期是世界强国，但中国对外传播的是和平理念，输出的是丝绸、茶叶、瓷器等丰富物产。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华文明和中国历史之根本价值和伦理精神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中华文明是以和为贵、协和万邦、和而不同的伦理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文明史上连续性文明的典范，维持着自身的历史发展和文明传统，靠的不是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而是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伦理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华文明的先贤早就认识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道理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强化。孟子区分了“以力假仁”的霸道和“以德行仁”的王道，主张行王道而弃霸道，并认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只有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使人心悦诚服，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价值认同、理性认同和情感认同。所以，以德服人的王道才能“化干戈为玉帛”，“变腐朽为神奇”。而“以力假仁”的霸道只能使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和国际关系日趋紧张，进而造成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中国历史上长期信奉“以德行仁”的王道政治并将之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核心价值和精神要义，浇筑出了中华文明“以德服人”的伦理风骨和精神血脉。

其次，消除战争，实现和平，是近代以后中国人民最迫切、最深厚、最强烈的愿望。中华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但近代以后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凌辱，《马关条约》签订后，英、美、日、俄、德、法等列强争先恐后地掠夺在华利权，划分势力范围，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神州陆沉”的残酷现实。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羞”的严酷的现实面前，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开始了“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上下求索和艰苦奋斗，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才迎来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不可逆转地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任人宰割、中国人民受尽欺凌的悲惨命运，开启了中华民族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历经血与火磨难的“中国人民怕的就是动荡，求的就是稳定，盼的就是天下太平”［1］（1-2）。中国人民对近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无数次战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难忘记忆，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和特别的崇尚，对和平安定的生活十分看好和珍惜。中国人民有热爱和平的伦理美德，几千年来热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近代以来遭受战争所带来的种种痛苦更使中国人民深知和平生活的可贵。拥有珍视和平、热爱和平之伦理美德的中国人民绝不会把自己在近代所受的欺凌和委屈无端地施加给其他国家和民族，那样既不符合中国人的天性和民族精神，也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最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必然要求，即坚持共同富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只能内靠团结奋斗，外靠和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决定了中国只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不认同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并且坚持认为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老路在当今世界是行不通的，不仅行不通，而且一定会在世界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中碰得头破血流。因此，只有和平发展道路才可以走得通、走得下去。只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只有在和平的发展环境中才能顺利地得以实现。中国正在走出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轨迹不同的和平崛起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旨在通过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和平发展新路，从根本上摆脱“国强必霸”的历史魔咒。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既对中国自己有利，符合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又对国际社会和世界有利，“我们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不坚持这条被实践证明是走得通的道路”［2］（267）。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和平发展道路既能发展自身，又促进他国发展，这就超越了西方野蛮掠夺、牺牲他国利益的霸权式现代化道路，开辟了人类现代化的新道路。

利玛窦在《中国札记》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3］（58-59）。利玛窦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地方在于没有征服他国的野心，他们可以发动征服邻近国家的战争，但是他们从未想过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于自己的政府，并探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3］（59）西方式的现代化与工业革命、新航路开辟和全球殖民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西欧在获取主要国际贸易航线控制权之后，在美洲、非洲、亚洲等诸多地区建立起了自己的殖民地。在17 世纪，英国将北美东部海岸纳为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也在北美获取了一些殖民地，并且还一度在巴西占有殖民地。随着欧洲的海外扩张，非洲、亚洲、美洲的大部分地区都被卷入其中。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原始积累，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4］（822）。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到法国、英国、美国，都相继推行殖民政策，在亚非拉地区依靠武力征服等方式强占殖民地，掠夺大量财富，他们“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4］（861）。不仅资本主义现代化初期和中期充满着对亚非拉地区人民的财富和资源的掠夺，即便进入现代化的高级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依然是秉持“国强必霸”的行动逻辑，挑起并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对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打压、制裁和军事围剿，使得我们生活的地球危机四伏、战火不断。可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是以武力、战争到处掠夺亚非拉地区人民的财富和资源发展起来的，发展以后也丝毫不改霸凌思维和丛林法则，任意挥舞自己的制裁大棒，到处炫耀自己的军事实力，充满着对发展中国家的诸多剥削和压迫，“国强必霸”是他们现代化的必然逻辑。

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则不以武力掠夺他国资源和财富，中国的武力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并把中国和世界有机地结合起来，信奉“世界好，中国才会好”并主张中国应当对世界作出自己的贡献。世界历史也表明，弱肉强食、零和博弈没有出路，合作共赢、和衷共济才是正道。中国的和平发展标志着世界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力量进一步增长，世界舞台上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壮大。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成功超越，它昭示我们：大国崛起并非只有靠战争起家、掠夺致富一条路，以和平的方式发展、以文明的姿态崛起将是未来世界的优先选项。中国的强大意味着国际霸权格局必将走向终结，意味着“强而不霸”将取代“国强必霸”上升为新的历史逻辑，意味着人类有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二、和平发展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并贯穿中国历史过程

和平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特质不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着最为紧密的关系，而且也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的深厚土壤并贯穿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经历自古及今的历史变迁和递嬗发展并成为人类连续性文明的典范，与其始终坚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价值追求有着一种内在而紧密的联系。有着5000 多年悠久历史且内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始终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著称于世，形成了至真至诚、至深且远的和平主义伦理文化传统和精神，使得和平主义的伦理文化基因深深植根于代代相传的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的箴言。中华伦理文明崇尚和谐，中国和平主义伦理文化源远流长，蕴含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

中华文明建立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整个宇宙以及人与宇宙万物关系的根本看法。天人合一强调人原于天，天的法则就是人应当遵循的法则，天秩即人伦也，天叙即人常也，人应该遵循宇宙法则而行为，以天道义理为人之性命大端，以此来建大本、立人极，解决人之所以安身立命的人道问题。《周易·乾卦》有“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的彖辞，乾之元亨利贞四德均含有和合、中和、中正之意。元者善之长者，谓天之体性，生养万物，善之大者莫善于生，元为施生之宗，故曰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者，言天能通畅万物，使物嘉美之汇聚，故曰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言天能利益庶物，使物各得其宜而和合也，故曰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者，言天能以中正之气成就万物，使物皆得其成，故曰事之干也。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认为人可以提升自己的境界以“与天地精神往来”。孟子主张把对亲人的爱推及邻人、推及百姓，乃至推及万物万类。北宋张载在孟子“仁民爱物”的基础上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认为人与万事万物都是天地所生，从宇宙的“大我”来看，人是“小我”，因而人应当公平、公正、平等地看待大自然中的万事万物。陈献章认为“惟仁与物同体”是天人合一的最佳境界。王守仁在《大学问》中提出“大人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内含从万物相互联系出发而非孤立片面看待世界的观点，强调整个世界的有机关联。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是共生共存的关系。

中华文明建构起了协和万邦的国际观，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国与国之间关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看法。《尚书·尧典》提出：“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从家族和睦到社会和谐，从四海一家到世界和平，凸显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抱负。中国古代的先人早就知道“国虽大，好战必亡”的道理，故主张协和万邦。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积极开展对外交往通商，而不是对外侵略扩张；执着于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而不是开疆拓土的殖民主义，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两汉时期，前有张骞，后有班超，他们开通西域，铺就了伟大的丝绸之路，为中国与西方的贸易发展与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西汉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行使者相望于途，西汉王朝多则一年之中会派遣十几个使团，少则五六个，规模大则数百人，少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需数年之久。东来的商胡贩客也是“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咸海与里海之间）、条支（Taoke，今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带）等国。盛唐时期，玄奘西行、鉴真东渡，高僧弘扬佛法，反映出我国先民善于向其他文明学习又不吝向外传播文明。元朝时期，各国商人来中国者以及中国人走出国门都达到很高水平，有人形容“适千里者如在户庭，至万里者如出邻家”。马可·波罗居中国17 年，游历了许多地方，回国后写成《马可·波罗游记》，对欧洲人了解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中华文明建构起了和而不同的社会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对人与人、人与群体乃至群体与群体关系的根本看法。中国人早就懂得了“和而不同”的道理。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命题，“和”能生成万物，“同”就不能增益，而只能止步不前。用一物匀适地融入另一物叫作“和”，因此能丰富、发展，并使万物不脱离“和”的统一。如果用相同的东西补充相同的东西，那么补充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和，是不同事物的相承相继，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承认矛盾，是矛盾发展的协调统一；同，是相同事物的叠加，它回避矛盾，掩盖事物之间的差异。表现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同”是唯唯诺诺，无原则的苟合或同流合污；“和”则是有原则的和谐相处。齐国上大夫晏子指出：“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5］（80-81）晏婴对齐景公讲的和同之别（《左传·昭公二十年》）是对史伯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孔子提出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也是这一思想的延续。君子以仁义立身处世，寻求与他人的和谐而不是无原则地与他人同一。小人以党相依，以阿比为人生原则，没有自己的伦理价值追求，故往往追随他人意愿，呈现出“同而不和”的人生态度。

中华文明建构起了人心和善的道德观，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关于人如何对待自己身心灵肉以及如何修身成己的根本看法。人心和善意即人之心灵、精神和情怀都应当追求和谐友善并将和谐友善内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质和人格操守，成就一种和善的道德心灵和伦理自我，始终能够以和谐友善待人处世，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善其所当善，恶其所当恶。“在汉字中，‘人’字就是一个相互支撑的形状。”［6］（243）“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7］（196）自古以来，对于“和”“善”的崇尚一直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孔子提出的仁爱学说立意于人心和善，要求以“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培树仁爱之心，使人心和谐友善。孟子提出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既是仁义礼智四德之端，也是人心和善的重要内容，孟子还主张要善于将和善之心推己及人，不仅善待自己的至亲挚友，更要将和善友爱之心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观念推广到社会生活中去。人心和善离不开个体的道德修养，既与明明德的道德认识或道德觉解密切相关，又与正心诚意的端正行为动机、纯洁道德意念等道德修养功夫有着内在的关联，同时也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不断修养、不断成己、不断完善自我的过程。

整体上看，中华文明建构并发展起了一种崇尚和睦、和谐、和美、和善的和平主义伦理文化，“以和为贵”“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家和万事兴”已浸入中国人的肌肤里，成为代代相传的伦理文化基因和血脉。王夫之在《周易内传》中指出：“道德之实，阴阳健顺之本体也……道本浑沦，因而顺之，健顺交相济而和矣。”［8］（621）作为群经之首的《易经》建构的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于乾坤并建中追求阴阳和合、健顺和美以及人我和谐、己群和谐、天人和谐的和谐型文化。不仅《易经》崇尚天人和谐、人我和谐、群己和谐，《尚书》《诗经》《春秋》《礼记》以及儒家《四书》等经典也莫不以和谐中正为核心的价值理念和伦理原则，深刻阐释和论述了和平、和睦、和谐、和美的丰富内涵和伦理意义，对中华伦理文明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三、和平发展建构人类文明包容互鉴的和谐谱系

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特质和价值追求决定了其在对待其他文明和人类文明的关系问题上必然要求建构“文明的和谐”并对“文明的冲突”保持一种理性的警觉和价值的防范。作为一个悠久而璀璨的文明，中华文明本质上是包容的、开放的，她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中历久弥新，不断焕发出自己魅力四射的青春朝气与生机，创造出一个个伟大的盛世，也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贡献了中华的智慧、气象和力量。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有根有魂而又不断开放的文明体系。中华民族历来注重学习特别是向创造了先进文化成果的文明学习，强调“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强调“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崇尚“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并把“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为基本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生生不息，正是得益于这种见贤思齐、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和伦理美德。

习近平主席倡导的新文明观，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为指引，强调不同文明应当正视差异、彼此尊重、互学互鉴、和而不同，以文明和谐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终结”，以文明共生超越“文明优越”，点亮了通向世界和平发展的思想明灯，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而努力奋斗和主动奉献的博大胸怀与责任担当。“尽管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不竭动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国人民共同愿望。”［9］（533）世界文明的演进史表明，文明间的交流互动、包容互鉴是推动文明发展的动力源泉和重要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要求不同文明交流互动和包容互鉴，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和人心所向。如果置文明交流、互鉴的事实和要求于不顾，盲目要求文明的中心化或者单一主体化，是一种画地为牢的自欺欺人和损人利己的利己主义，也是逆世界文明发展潮流而动的反文明主义或反智主义，其结果必将造成文明的灾难性后果，而绝非文明的福音和世界的和平发展。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追求和建构“文明的和谐”，内在地要求反对孤芳自赏、唯我独尊的“文明优越论”。早期的欧洲文明优越论认为“欧洲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法国是其中最文明的国家”［10］（62）。后来的美国不仅把自己视为北美大陆上的山巅之城，更把自己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在德国，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哲学史讲演录》，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儒教与道教：中国的宗教》等著作，都无不散发出欧洲文明优越论的强烈气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欧洲人心中，尤其在我们德国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11］（157）并认为今天凡是能够满足我们精神生活和使精神生活有价值、有光辉的东西无不是从希腊直接或间接传来的。他在讲到“东方哲学”和“中国哲学”时则说“附带先提到它一下”，并认为“我们所以要提到它，只是为了表明何以我们不多讲它”［11］（115）。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导论”开头就说，只有在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产生了“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遍价值”的理性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12］（4）。迈克尔·阿达斯在其《作为人类衡量标准的机器》一书中认为，19 世纪欧洲的优越感，一方面虽然仍在强调欧洲在精神或宗教方面的优越性；但另一方面，越来越强调欧洲在科学技术方面的优势。沃尔夫在《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一书中认为西方人认知历史有其自己的特殊方式并从这一方式中推导出西方特有的系谱，根据这一系谱，“古希腊产生了罗马，罗马产生了基督教欧洲，基督教欧洲产生了文艺复兴，文艺复兴产生了启蒙运动，启蒙运动产生了政治民主制。工业又与民主一道催生了美利坚合众国，而美利坚合众国则体现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3］（9）。由此，西方历史被提升到一种世界历史意义的高度，非西方历史则被推向一种原始或静止的状态，落入没有历史的境地。“文明优越论”虽然在西方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态或方式，但充斥其中的“傲慢和偏见”却十分相近、别无二致。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追求和建构“文明的和谐”，内在地要求反对封闭隔阂、相互对抗的“文明冲突论”。“文明冲突论”者认为，多种文明不可能和谐相处，必然发生冲突和对立。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亨廷顿将世界分为七至八种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穷人和富人之间，或者以经济来划分的集团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亦即“最可能逐步升级为更大规模的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集团和国家之间的冲突”［14］（7）。亨廷顿在使用“文明”这个概念时，实际上包含了两重含义。一方面，他从文化的角度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放在一个共同的层面来讨论，强调每一种文明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念；另一方面，他又从政治的角度将“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区别开来，认为前者代表了一种“普世文明”，它基于西方政治经济力量在全球的支配实力。在前一种意义上，文明的核心是文化或者宗教，而在后一种意义上，文明的核心乃是帝国政治。文明是帝国政治的闪亮外表，而帝国政治才是文明的坚实内核。帝国政治根据文明的外表来区分敌我，因此，亨廷顿在界定每一种文明时特别关注文明的“政治结构”，即每一种文明都需要有核心国家，也就是该文明中最强大、文化上居于中心地位的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所谓“文明的冲突”本质上是核心国家所凝聚起来的帝国政治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不仅会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也会发生在西方文明与东方儒家文明之间。从西方文明的整个历史可以看出，绵延不断、遍及内外、从精神到肉体的各种类型冲突构成了西方历史的主线，深深浸透在西方文明的血液中。“冲突”成为西方文明观的核心。文明冲突论给未来世界预设了两大冲突点，一个是伊斯兰文明，另一个是中国文明。关于中国文明，亨廷顿的意见是中国崛起后势必成为霸权国家，最终将与美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之间产生冲突。“冲突文明论”学者尼尔·弗格森认为竞争、科学、财产权、医药、消费社会、工作伦理为特征的西方文明应该始终居于世界领先地位［15］（7-10）。“文明冲突论”错误的根源是用西方排他性、对抗性、集团性的思维方式来看当代世界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将文化差异的作用推到极致，强调不仅文明差异将成为国际冲突的深层原因，而且文明板块内部将形成国家集团并与其他文明对抗，犯了把“相关性”当作“因果性”武断立论的逻辑错误，使得“文明冲突论”无法解释后冷战时代国际冲突的真实原因，更无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和谐。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追求和建构“文明的和谐”，内在地要求反对故步自封、僵化保守的“文明终结论”。“文明终结论”是由日裔美国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来的，即自由民主体制尽管在现实中遇到各种挑战，但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自由民主的理想则已尽善尽美”［16］（9）。一方面，他从“经济人”的视角总结了科学技术进步为自由民主政体提供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他从“激情的人”的视角总结了人类寻求承认的斗争如何推动自由民主政体的最终实现。“自由民主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化的终点’和‘人类政体的最后形式’，并因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6］（9）《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的第五章为“最后的人”，描述历史终结后的人类生存状态。“最后的人”这一概念来自尼采。尼采痛惜地感到，所谓的现代化只是欲望战胜了精神，优越意识在伦理上被霍布斯和洛克的自我保存理论瓦解掉了，“财富”替代“光荣”成为现代人的第一追求，尼采要力挽狂澜，重新确立精神对欲望和理性的优势。“最后的人”指的就是那些放弃优越感，只有欲望、只求舒适和自我保存的人。福山无奈地预言，当人的认可最终得到满足后，就只剩下欲望和理性，失去了精神、目的、道德、勇气等一切可贵的美德，沦为“最后的人”。这就是自由民主的致命内伤，这一制度解决了认可问题，但人却不能没有这一问题而有价值地活着。美国历史学家沃勒斯坦的文明终结理论既提出现代文明是“世界的资本主义化”，却又担心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受到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挑战［17］（8）。

无论是“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抑或“文明终结论”本质上都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论，都是将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定于一尊，并认为西方文明是具有普遍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其他的文明都是“低等的”“劣质的”文明，都是应当接受西方文明改造和教育的文明。无论是文明冲突论，还是文明优越论，其核心都是将西方文明放在其他文明之上，认为世界上不同文明之间必然爆发冲突。

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形成和发展的以包容互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文明观，才能妥善弥合文明分歧，缓和乃至规避文明冲突。以和平发展助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新型文明观既是一种应对全球挑战的全新解决方案，也是一种立足自身、面向全球的新型文明观。这一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平等交往、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中形成的文明体系，是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出发，以文明和谐为目的，进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最终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宏伟目标的文明观。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数千年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强大生机与活力，关键在于其面对异域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不是采取绝对的抵制态度，而是兼容并蓄，积极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部分从而不断创造中华文明新的理论形态。植根于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等价值理念的中华文明，是中国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文化基因与理念源泉，也为各国携手战胜现实生活的各种挑战并赢得未来注入强大精神动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仅将带来自身的繁荣富强、文化兴盛，也将推动不同文明的平等对话和革新。这种对话，意味着打破文化的单方面输入或输出模式，破除归于一尊的自我中心论，顺应文化多元的时代潮流和历史大势，拓展文明现代化的道路选择。这种革新，意味着避免西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干涉主义的老路、邪路和歪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8］（62）只有世界各国秉持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并行和谐发展、和睦相处、合作共赢的天下之大道，才能真正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一种应对全球挑战的全新解决方案，也是一种立足自身、面向全球的新型文明观，其所具有的巨大的价值合理性和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进步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的推进会越来越凸显、越来越集中，必将赢得世界上有良知、有理性和有人类意识的进步人士越来越深刻的价值认同、情感认同和思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