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平

党的二十大报告总结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观的最新阐释，展示了中国共产党选择和建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及伦理向度。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现代化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丰富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注入了新的伦理意蕴。

一、领导力量的无私性

领导力量的性质规定着政治伦理的本质。以往旧道德都是为剥削阶级和统治者服务的，而中国共产党的道德追求指向全体人民的幸福。《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1］（66）党的二十大通过的新党章指出，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无私性”是我们党与以往任何阶级和政党道德的根本区别，是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的底气之本、始终胸怀天下的正气之魂，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道德力量之源。

党的优势来自党的先进性和无私性，这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领导组织的先进性是保证政策决策科学性的重要基础，而领导力量的无私性是保证政策决策公正性的根本前提。在治国理政和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不是把党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意志之上，而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实现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国家意志有机结合，保障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正当性和合法性。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没有也不谋求自己的特殊利益，“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2］（64）。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忽视党员群体的正当利益。每个个体都要面临自身生存和家庭生活等现实问题，必然会涉及各种利益关系；毫无疑问，追求自身的正当利益、实现对美好生活向往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是，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就是要讲大公无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公而忘私，这既是共产党人的基本道德操守、崇高道德境界，更是党的性质使然、党的宗旨要求，相反，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必然“风腐一体”，沦落为唯利是图的逐利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决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3］（69）。为了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勇于自我革命，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及其制度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并以高度创造力、巨大凝聚力、顽强战斗力，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向前推进。正是因为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各项政策决策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保障最广大人民利益，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才能得到保证，中国现代化事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的真心拥护，从而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形成最大的伦理共同体。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以争取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奋斗目标，并将这一价值目标融入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中国共产党拥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先进的阶级基础、崇高的理想追求，在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了坚定的斗争意识、彻底的革命精神、严明的组织纪律、坚强的领导核心、系统的路线方针，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确立了主心骨，提供了正确路线方向、根本政治保证、强大组织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将山河破裂的旧中国一步步建设成为繁荣富强的崭新中国，并不断丰富现代化建设的内涵，经过百年奋斗，使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了历史上最恢宏壮阔的史诗，为百年来中国伦理叙事提供了最为正确的表达方式和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最本质要求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开放时期还是新时代，党的领导始终是关键和根本。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这种领导是“全面领导”，是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方方面面的领导，并非局限、单方面的领导。这种领导性质、领导地位、领导方式既表征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主体至高性、至上性和唯一性，也规定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方式，只能且必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和完成。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4］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才能保障现代化朝着社会主义方向而不变质，才能组织动员14 亿多人口热情参与现代化建设而不动摇，才能确保现代化的发展成果最终服务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不变味，才能确保现代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而不止步。要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实现新时代新征程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必须充分发挥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最大优势。

二、思想理论的科学性

思想理论是构筑伦理共同体的认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为指导，从更宽广、更全面、更伦理的视角看待现代化，既体现了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克服了西方现代化片面追求城市现代化、工业现代化或者政治现代化的“单一化”思维，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理论。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指导、理论基础是具有卓越伦理特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正确反映了由一定社会存在所决定的道德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人类自身解放以及道德发展指明了正确道路”［5］，具有鲜明的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人民性和发展性，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五个文明”协调发展，造福全体中国人民并增进各国人民福祉。这种全面关怀的伦理特性开辟了一条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的新道路，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全新选择，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了全新性文明高度。

思想理论的科学性是指思想理论、思维观念准确反映历史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反映客观实际并能有效指导实践活动而具有的真理性和前瞻性。作为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标准，政治伦理反映了政治理论观念所蕴含的理想追求。指导思想的科学性是一个政治组织制定出台、组织实施政策措施的保证，也是一个政党自身合法性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富含伦理意蕴的思想理论，它正确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主导的西方现代性及其多重异化现象，科学构想了未来美好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愿景，始终关怀人的解放与发展，推动改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有理想性、现实性诉求，也有伦理性、道德性追求。“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3］（16）马克思主义诉诸的共产主义理想，作为马克思预见的最好的社会形态，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6］（197），是世界性和普遍性的价值诉求。共产主义既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理想形态，具有普遍性、抽象性和价值性。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活的生命，仅仅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现成、死板或者万能的理论公式，去生硬地剪裁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不重视其现实气候，不考虑其发展阶段，或忽略其社会维度，将会窒息其内在活力，扼杀其道德进步性。对于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整套具体的规划、完美的方案、详细的描述，它只提供一种普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支撑，必须以开放的视野、创新的视角去对待它，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生动而鲜活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16）这里的“行”，不仅指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的科学性，也是对其伦理性、合理性、进步性的肯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探索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立足于基本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进行科学阐释、运用，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理论，从而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三次飞跃”。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植于时代进程，回应时代课题，进行时代探索，顺应时代要求，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3］（22），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等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道德特性和别开生面的伦理意蕴，为新时代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

三、价值追求的人民性

价值追求的指向是构建一种道德理论的核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的伦理精神，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追求。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现代化“单面”的人的发展逻辑，是追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代化，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道德本质。

任何政党和团体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和价值观，其路线、章程、纲领无不彰显着伦理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7］（411）。马克思主义肯定人作为主体性的存在，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将“为绝大多数人谋福祉”作为其核心价值追求，未来的社会要实现每个人需要的充分满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价值理念。中国现代化实践内容丰富、领域广泛、形式多样，但无不围绕着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政治主题。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根本目的就是为了人民过上好日子。“过上好日子”既是人民群众的全部期盼，也是伦理层面对执政党“人民至上”理念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人追求高尚的政治道德价值，坚持人民至上，主动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努力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为任何特权阶层站台，不为任何利益集团绑架，不为任何少数权势代言，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党的所有理论实践都是为了人民、造福人民，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旨归。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上、道德上、情感上自觉把人民作为实践主体、认识主体、价值主体、历史主体，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坚信党和国家事业、现代化事业的根基和力量在人民。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物质主义膨胀、消费主义盛行，导致人的物质丰盛而精神世界空虚，人成为追求物欲享受的单面的人。中国式现代化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其价值追求是全面的、完整的人的发展，克服和消除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单面”“异化”的人的乱象。基于这样的价值追求，要求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向度上具有全面性。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上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在政治上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在社会上以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在文化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在生态上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际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蕴含着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社会伦理、文化伦理、生态伦理、国际伦理等丰富意蕴。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将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现代化实践的道德准则，在与西方现代化的伦理追求对比中，展现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的人民性，“这是共产党道德的先进力量所在，也是先进道德的力量之源”［5］（31）。

四、利益分配的公正性

利益始终是道德问题的基础，利益分配体现着道德原则差异。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主要体现［2］（133），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色和本质要求之一。“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8］（98）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求人口规模巨大情况下全体人民享有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群体“单独”的富裕；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裕，而不是“物质”层面的“单层”满足；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是代内公平与代际公平相统一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更好地实现人民群众对发展成果的共享和财富分配的公平正义，这完全有异于自由主义、福利主义等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所倡导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帕累托最优的根本属性，它把“物质富足、精神富有”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注重个人与他者、个人与集体、集体与集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追求的是符合人民期盼、社会道义、整体公正的分配关系，彰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西方的现代化虽然也强调分配的正义性，但囿于资本逻辑的运行和个人主义的推崇，其倡导的集体富裕成为虚幻缥缈的空中楼阁，没有现实的根基和制度保障。而功利主义倡导通过个人利益最大化最终达到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设想，只能是个人主义视野下的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勤劳和智慧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正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这里的语境强调了一种先富的个人必须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带动帮助后富，处理好先富集体与后富集体之间、先富个人与后富个人之间的关系，其落脚点在于“共同”富裕，彰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主义道德观。

西方现代化过程推崇一种机会均等的平等观，但只有形式上的、程序上的、表面上的平等，其现代化建设在发展中维护的是资本的权利，注重的是资本的价值增殖，推崇的是自由至上。究其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7］（403），导致其现代化进程中出现贫富分化、分配不公、社会混乱、生态恶化等问题，这凸显了西方现代化在处理公平与效率、个人与集体、政府与市场等关系时的伦理困境。

共同富裕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能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彰显其道德本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经济发展的普惠性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资本参与社会分配获得增殖和发展，更注重维护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2］（220）。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共同富裕，而不是某一群体、某一个阶级的单层富裕，它摒弃了西方现代化所遵循的以资本为中心的逻辑，不同于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金融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改变所有制结构，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模式，既激发了社会活力，又避免垄断资本逐利性、寄生性的侵蚀。通过设置“红绿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反对社会分配不正义，尤其是防范资本垄断或资本无序扩张带来的社会不平等，保证了社会主义性质，为共同富裕之路奠定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

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贯穿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价值是共同富裕和公平正义。与功利主义有着本质区别，共享发展就是要解决现代化发展成果分配的利益公正性，体现共享观在覆盖人群上的全民性、享受内容上的全面性、实现途径上的共建性、发展进程上的渐进性，避免两极分化，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社会温度上的全民性。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事业，要求14 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相和谐，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强调整体主义的发展观、财富观、分配观。“我国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觉主动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2］（123）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航、科学掌舵，把握历史大势，以问题为导向，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发展阶段，在全面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先把蛋糕做大，再把蛋糕分好，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新两步走”，注重中国式现代化覆盖的全域性，将我国部分人口、部分地域、部分领域的现代化推展到全体人民、全部地域、全面程度的现代化，进一步“续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的历史”［9］（472）。

五、政治权利的正当性

政治权利是现代政治伦理学的核心问题。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突破了西式民主“单向”模式，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是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民主”，真正追求“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社会主义民主”［2］（260-261）。现代化不是西方国家的特权，不能由少数西方发达国家来定义路径、教导方法、规定步骤。民主也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不能被僵硬固化为“西式”民主这一单向模式，而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民主不民主也不能由少数国家少数人指手画脚、肆意评判，而应该由一国人民来共同选择。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2］（259）

20 世纪80 年代至90 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推行新自由主义，巩固垄断地位，在拉美地区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华盛顿共识”，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地区的转型发展。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来看，俄国社会主义诞生后，社会主义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十年后，世界形势发生巨大转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广义社会主义”在许多政治家眼中丧失了合法性，社会主义的前景在一些人的视野中似乎更加“匮乏”“暗淡”甚至“颓靡”。以福山为代表的思想家公开宣扬，冷战结束以后，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就到达终点，“自由民主制度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10］（代序1），除了自由民主制和资本主义，人类社会没有别的进化可能，“历史终结了”。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在“历史终结”“社会主义崩溃”的语境中亦步亦趋、抱残守缺，而是坚持共产主义理想和科学社会主义信念，坚守科学社会主义原则，通过反复总结“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改革开放，带领中国现代化迈入新时期。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3）。他还明确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2］（163）中国共产党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续写了低潮中的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篇章，为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模仿到创新、从低潮到复兴，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

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普遍性同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结合起来，把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契合进去。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1］（81），为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障眼法蒙蔽，没有直接穿起西方制造的均一尺码的鞋子，而是清醒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社会土壤，吸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的民族特征、时代特色、实践特点，坚持用中国人民自己的脚去丈量中国的土地，使科学社会主义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走出了一条现代化的新路，使现代化建设极大地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中国共产党非常注重政治制度的善性问题，发挥政治制度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示范作用，并以制度建构来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推动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共产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不断完善民主制度程序，不断扩大人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双向性，“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3］（37），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性，彰显着中国民主广度上的全程性。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已逐渐沦为“金钱政治”“富人游戏”“精英权术”，其民主只是形式的民主，无法维护社会公正秩序，难以充分维系公共福祉。美国将民主政治工具化，并对外进行民主扩张，在全世界强行输出所谓“民主”。例如，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地区依靠军事和强权强行移植所谓“美式民主”，给这些地区带来战争创伤、资源破坏和民生凋敝，造成西方国家交织着内部“信任危机”和外部“信任崩塌”。西方单向性民主从最初的惺惺作态到凶相毕露、丑态百出，充分暴露其非道德性、非法性、虚假性。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就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中国式现代化要求实现的人民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是要求全体人民的民主、全链条的民主，是直接的民主、全覆盖的民主，从制度设计、程序选择、参与路径等方面体现中国特色，不仅突破了西式民主“单向”的局限，也摆脱了西式民主的金钱把戏的痼疾。特别是在新冠疫情的世纪大考面前，“西方之乱”将资本主义的制度沉疴和治理弊端表露得淋漓尽致，而“中国之治”的显著成效更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和生命力。中国的民主，真正把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落到实处，充分调动起人民的主观能动性，这是中国之治的“密码”，是中国民主的力量，也是中国政治伦理稳定的根本原因和内在机理。

六、国际行为的道义性

国际行为也是道德哲学考量的问题。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以“单边”世界为表征的西式现代化逻辑，打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全球单一化模式，为贫穷落后国家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借鉴参考，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争取国家富强树立了典范，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道路。中国共产党积极与各国政党交流现代化建设经验，举办各类国际盛会，对外讲好中国式现代化的精彩故事，彰显大国的情怀与担当。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向国际社会毫无保留地全景式展示中国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带来新机遇，为动荡的世界提供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为世界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为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展示了中国道德力量。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人类共同的正义事业，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西方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建立在对亚非拉地区自然资源掠夺与意识形态破坏的基础上，是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现代化之路。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现代化建设中处于先发和优势地位，只关注自身利益的发展，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视为最高伦理目标，在维护和促进全人类的整体福祉方面言多行少。西方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推崇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的西方政治伦理，并试图把这些理念演变为全球政治伦理，借以获得全球性政治认同与价值认同，面对疫情危机、气候变暖、粮食短缺、非可再生资源减少等全球性问题，其不可能将“利己”与“利他”有效结合，造成全球政治伦理观念与实践之间的内在张力失衡，导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加剧。一些发达国家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依照其现代化经验评判中国，甚至攻击、污蔑中国现代化不可能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一定会谋求在世界称王称霸，必定会在全球掠夺资源，给全球带来灾难。事实上，我国现代化人口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但中国式现代化要求走高质量发展之路，人均资源消耗、能源消耗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我国以年均3%的能耗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GDP 增速，单位GDP 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4.4%，绿色逐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高度看待现代化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全球化实践，不走战争、殖民、扩张、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而是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不断塑造新型全球政治伦理新秩序，在维护促进世界和平中谋求自身发展，在自身发展中展现出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主持国际公道、伸张正义、造福人类的伦理担当。中国式现代化所要求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谋求制度更迭、文明替代，而是追求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互利共赢。

党的二十大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写入党章。全人类共同价值体现了世界各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公共善，是国际关系的重要伦理规范，是弥补发展鸿沟、化解矛盾纠纷的最大公约数，是构建国际交往新秩序的伦理遵循，是凝聚不同文明价值共识的伦理基石。习近平指出，“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2］（475）。当前，虽然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但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联性密不可分，共生性日益加大，命运相依、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难以攻破，需要以宽广的胸怀理解不同文明的价值内涵，以全人类共同价值牵引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推动国际社会在世界伦理问题上形成共识，并成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中国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践行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坚定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世界和平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中承担大国责任，展现大国担当，生动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在国际维度上的道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