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许多政治争端都被框定为经济理性与被贴上民粹标签的非理性之间爆发的斗争。但政治上的非理性，并不局限于民粹主义叛乱分子。

维尔弗雷多·帕累托是政治非理性的早期现代描述者之一，在一百年前的1923年8月19日去世。帕累托出生于1848年，在目睹自由秩序的消亡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悲剧后去世。如今，他的名字最常出现于“帕累托最优”（无法采取进一步行动在不伤害他人的情况下使某人受益）或“帕累托原理”（大约80%的结果仅来自20%的原因）。

很难想象帕累托会认为他因为这些思想而被人们记住。他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给予他科学和数学教育，他将其应用于管理生涯，使自己忙到40多岁。

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参与了佛罗伦萨的自由主义政治。他与法国经济学家通信，用他们的语言发表文章，不遗余力地搞好关系。他写信给英国自由党首相格莱斯顿，后者也给他回信。在他的众多通信对象中，最频繁的是学者马费奥·潘塔莱奥尼。对方比他小十岁，但在两人开始通信时，对方的成就要高得多，也在他进入学术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893年，帕累托接替新古典經济学创始人莱昂·瓦尔拉，在洛桑大学担任教职。

在那里，帕累托积极拥抱教学，但他对经济学的热情消退了。他想转向社会学，因为他开始认为人类生活被不合逻辑的行为支配。他已经在现代经济学的正规化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很快也将成为20世纪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源头。

作为一个年轻人，帕累托认为自由贸易显然对所有人有利，而军费开支对许多人有害。然而，他自己的国家意大利放弃了自由贸易，开始了铺张、残酷的殖民活动。帕累托很快将这种行为定性为特殊利益集团影响的结果，但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同意这种行为。

在帕累托看来，政治的基本本质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服从—即使是民主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是，必须有人统治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同一个人永远统治。相反，历史是已不复存在的统治阶级的墓地。

帕累托认为，历史和政治不能从主人公自矜的叙述中加以理解。相反，对发展的研究应该超越“派生”的表面，不停留在人们所提供的解释自己行为的原因上。帕累托明白，人们的行为源于根深蒂固的动机—必须将其合理化。我们都在不断地发明理由，让非理性看起来显得理性。

帕累托认为，“理性主义”只是另一种“知识分子的宗教”，知识分子和其他人一样容易受到伪科学信条的影响。下次你浏览社交媒体时，想想那些倡导“正确”事业的人是否真的深入思考过它们。有多少人真正阅读了他们引用的所有文献，或者了解相反的观点？通常，我们的想法取决于我们对归属感的需求。

重视稳定的食租者和追求创新的投机者，都是一个国家繁荣的必要条件，但帕累托认为第二类人更有可能控制社会，尤其是在政府扩张的情况下。他们擅长大规模、雄心勃勃的“计划”—无论目的是赢得战争、减少不平等还是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

帕累托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世界的素描，类似于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他认为，为政府服务的金融工程基本上都是欺诈；他嘲笑那些认为税收是我们为服务支付的费用的人；在他看来，通货膨胀和公共债务是“掠夺”特定人口群体的工具，从长远来看，政府不清偿债务，而会尽可能多地向人们征税。投机者更善于借东风并从这些趋势中获利，而食租者（或养老金领取者和其他固定收入者）更有可能最终买单。

阿尔贝托·明加迪是意大利优尔姆语言通讯大学政治思想史副教授、米兰布鲁诺·莱奥尼学院总干事。本文已获Project Syndicate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