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炯程

《法兰西的陷落：1940纳粹入侵》

在回忆录《忧郁的热带》的开头，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为一场漫长的逃离所困。几经辗转，1941年，这位人类学家终于登上“罗勒梅赫勒船长”号轮船，去往新大陆。螺旋桨扬起带腥味的水花，而被他留在水花后的那个祖国，却已有半壁江山陷于纳粹之手，另一半，则沦为附庸，由昔时战争英雄菲利普·贝当元帅的军政府统治。国家机体的休克与死亡，就如同白蜗牛落入盐水中一样迅疾无声。

此刻，这艘远洋轮船，几乎让人联想起贩奴船，350余人挤在通舱里，通风不畅，更没有照明。登船之际，他们也无尊严，不是亲人的叮咛在送别他们，而是保安队口中喷涌的詈骂、头顶锃亮的钢盔与手上缄默的轻机枪。这些为虎作伥者形成两列，像锯齿般紧挨在一起，分割开人群。

列维-施特劳斯在1940年代的遭遇，可以说是活跃于20世纪前半叶的法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法兰西在1940年战败于纳粹德国这一事件，很大程度上是构成他们历史经验的最大公约数。战后，他们或以史学，或以哲学的角度，反刍苦涩的时代经验。而从勒内·夏尔、克洛德·西蒙到莫里亚诺的法国诗人与作家，从《弗兰德公路》到《暗店街》的现代小说，则不断地书写它，回应它。但关于法国战败，我们也有太多片面的、演义化的解读。这一事件，有时竟导向对法兰西民族特性的全盘否定，并且被深度卷入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过程。同时，这些话语常常裹着娱乐的蜜饯，使人难以分辨个中暗藏的倾向性。

不过，伦敦大学历史学教授朱利安·杰克逊2004年获沃尔夫森历史奖的著作《法兰西的陷落》，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有关1940年法国战役的研究，让我们不单看到一场场以轰炸机与坦克为主角的现代传奇，也不单只聚集丘吉尔、甘末林、古德里安等大人物。《法兰西的陷落》一如理查德· J. 埃文斯的巨著《第三帝国三部曲》，都关注历史洪流下的普通人。他们作为士兵、知识分子或平民，都是洪水下的孤岛，一点点被蚀去身躯，直到全部希望破灭，而拯救的微光如磷火，在吞噬生命的洪峰上铺展。

德国在二战期间的军事表现，尤其是所谓“闪电战”，被极大地神化了。事实上，德军坦克穿越阿登森林的军事冒险，造成了截至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堵车之一。1940年5月14日，在比利时的寒尼村，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坦克大战中，法军索玛S35型坦克取得了战术上的胜利，其性能被证明优于德军当时主要装备的三号坦克。甚至，装甲战术的潜力，也并非首先由德国人发现。早在1934年，夏尔·戴高乐上校就在他的《建立职业军》一书中呼吁将装甲部队单独编组，作为机动突击力量，而非作为步兵作战的辅助。

但《建立职业军》并没有受重视，甚至引起法国政客们的反感。在杰克逊看来，这是因为“戴高乐的书充满了对职业军队的军事使命以及它在国家复兴中所起作用的浪漫和隐晦的颂扬”。

职业军队将发挥中世纪骑士一般的作用，将这个泥足巨人似的国家黏合在一起，让它能够涉过战争的激流，如此近乎前现代的想法，在和平年代颇让人不安，人们在其中嗅到禁卫军主义的气味。而本身就被绑在一架战争机器上的纳粹，则不需要担心职业军队干涉政治。因为在纳粹的观念中，战争与政治本就是一体两面的。在第三帝国首席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看来，政治行为就是区别敌我的行为，就是斗争，而非妥协。理想的民主政体，能够透过团结塑造一个多元的爱的共同体，而极权却透过斗争话语，培育出一个基于仇恨的均质化的共同体。

1940年的状态，让法国政治家们想起1870年的普法战争。同样是在自认最辉煌的年代，败给刚刚恢复元气的德国或其前身普鲁士王国，同样是在色当遭遇巨大的军事危机。

而1870年第二帝国崩溃后的无政府状态，让法国的政治精英们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如果与纳粹的战争持续下去，潜伏在国家内部的“公社分子”就会再次夺权。法国军队中的一部分高层早已不再信任第三共和国。他们中的一些与右翼关系暧昧不明，宁可选择希特勒，也不愿意再让左派当政。出身优渥，兼为花花公子、犹太人和社会党党员的莱昂·布鲁姆，在1936年的一次竞选活动中遭遇袭击住院。一战时那种因战争而生的阶级和解，那种基于民族主义的神圣团结，只是一个未谙现代战争之残酷的年代的短暂现象。凡尔登战役使得法国人民无比厌战。那片被无数炮弹犁翻过的土地上，树木吮吸着死者的尸骨而长得愈发茁壮。法军采取轮替制，以保证凡尔登前线的士兵能够得到休整。但正因此，整整一代法国年轻人都几乎涉足过这个地狱。对战争的恐惧深入他们骨髓，他们再也不希望成为政治棋盘上的弃卒，为虚无缥缈的观念而死。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不仅仅士气消沉，受政治分裂掣肘，其外交环境也十分恶劣。面对一步步吞食鲸夺邻国的希特勒政权，它最后所必须依靠的盟友竟是它的百年世仇：英国。事实上，1940年代的法英联盟一直相当脆弱，双方的政客之间，往往互相厌恶，不屑于学习对方的语言，导致沟通效率低下。

1920年代的一天，当英国的寇松勋爵在巴黎北站与法国保守派政治家雷蒙·普恩加莱道别后，车窗甫一关上，他就低声咒骂普恩加莱 “可以下地狱了”。17世纪，当英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天主教会，莫城主教雅克·贝尼涅-波舒哀便称英国为“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这个词，在1940年代仍能发挥效用，并因从拉姆齐到张伯伦三届英国内阁的绥靖政策而愈发深入法国人的心里。1935年6月18日，英国在滑铁卢纪念日当天与德国单独签订海军协定。也是在这一年，法国记者亨利·贝劳德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英格兰应该沦为奴隶吗？》，在历数从中世纪到近代英吉利海峡两岸种种对抗后，他几乎咬牙切齿地下结论：“我恨这个民族……我再说一遍，英格兰必须沦为奴隶。”

不过，尽管有以上的种种原因，法国在1940年的战败就是必然的吗？《法兰西的陷落》的第二部分，试图反驳一种极为常见的历史决定论。这种决定论要么认为是法兰西民族精神上的颓废与道德上的堕落，招致上帝的惩罚；要么认为是低效的民主拖累了这个国家。前者往往是T. S. 艾略特式的保守主义者，倾心于以天主教的秩序反对现代性的无序，后者则通常推崇卡里斯玛式的领袖。对1940年的看法，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法国人的政治光谱。在本书最后，朱利安·杰克逊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戴高乐主义的矛盾之处：“戴高乐主义一方面是要吸取1940年的教训；另一方面是要假装1940年没有发生，或者至少否认1940年对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任何重大影响。法国可以而且必须仍然是‘伟大的（戴高樂最喜欢的词）。”

由此，我们也能猜测，为什么戴高乐愿意以年老和曾经的战功为由赦免贝当。1951年，这位近百岁高龄的老元帅最终于法国西部领海的约岛上病逝。或许，在戴高乐看来，贝当以近乎耻辱的方式保全了法国。戴高乐与贝当都有一种偏向保守主义、浪漫主义的贵族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会被一种当代僭主制吸引，只不过他们由此生发出来的政治图景，更接近马克斯·韦伯笔下的拥有一定超越性、但仍须受民意监督的领袖。戴高乐主义历史叙述更大的悖谬在于，一种抵抗的神话被制造出来，以洗刷维希政权时期亲纳粹的法国人与反法西斯的法国人互相敌对的耻辱；而戴高乐基于政治理性的考虑，仍然赋予法国总统超然的权力，这使得他缔造的第五共和国不同于战败的第三共和国。

不过，在哲学家阿甘本眼中，“例外状态”，即超然权力的滥用，是现代西方民主的痼疾之一，所有民主政体都十分脆弱，都有迅速转变为极权的可能。如此看来，1940年的回声依旧在如今世界的政治图景中依稀可辨，我们仍需要时间去咀嚼那漫长的战败的苦果。